<em id='wlmdCYoxe'><legend id='wlmdCYoxe'></legend></em><th id='wlmdCYoxe'></th> <font id='wlmdCYoxe'></font>

				

			

    • 
      			
      			
      
      				
        
        						
          <optgroup id='wlmdCYoxe'><blockquote id='wlmdCYoxe'><code id='wlmdCYoxe'></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wlmdCYoxe'></span><span id='wlmdCYoxe'></span> <code id='wlmdCYoxe'></code>
            
            					
                
                  • 
                    					
                    • <kbd id='wlmdCYoxe'><ol id='wlmdCYoxe'></ol><button id='wlmdCYoxe'></button><legend id='wlmdCYoxe'></legend></kbd>
                      
                      			
                      			
                    • <sub id='wlmdCYoxe'><dl id='wlmdCYoxe'><u id='wlmdCYoxe'></u></dl><strong id='wlmdCYoxe'></strong></sub>

                      孽欲隔墙花在线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24

                      字号

                      孽欲隔墙花在线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孽欲隔墙花在线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八旗军的头颅在关宁铁骑脚下被踢得滚来滚去,血污和沙砾凝固在一起,糊得死人的五官难辨。八旗军惨败。只见明军骑兵在城下发威,炮兵在城上发威,袁崇焕令士兵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一块上。激战中两军尸横遍野,从早晨到中午,明军死战不退,后金伤亡很大,死几千人。满桂也身中数箭,坐骑受伤。后金军无法靠近城池,甚至无法打到城下,死伤惨重。袁崇焕率军杀出,其部下一箭射中阿济格右肩,阿济格险些落马。皇太极说:“这个袁蛮子是厉害,怪不得我爸败在他手里。”随后他下令停止进攻。当后金军在宁远城下激战时,锦州守军趁后金主力不在。势单力薄之际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大破后金,获胜后迅速退回城内。皇太极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于是他率军从宁远撤退,全力围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一声令下,数万后金军发起冲锋,明军用红夷大炮和滚木礌石来对付后金军,后金军经历惨痛的伤亡后才打到城下壕沟边,壕沟很深,必须将云梯架在壕沟上,晃晃悠悠踩着云梯才能过去。后金军密集地拥挤在壕沟边反倒成了城上明军的活靶子,在火炮轰击下纷纷倒毙,尸积如山。农历六月相当于公历七月,此时东北的天气虽不像现在这样炎热,但身穿铠甲的情况下冒着炮火发起进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最终皇太极只得下令撤军,此战结束,史称“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欣喜地奏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分崩虏骑如潮泻,鼓声雷动宁远下。长围虹亘百余里,靴尖踢处无宗罅。将军神武世莫伦,怒须张戟双目眦。剑锋扫虏秋箨卷,纷纷聚蚁无坚屯。尸沉马革亦何畏,流矢薄身惊集猬。大呼直欲尽敌止,风雷疑是军声沸。胡奴走尽壁垒开,一城士女欢如雷。十年积馁一时破,虏马应自忘南来。捷书飞入明光里,天子披之当色喜。安得将士皆如此,恢复两河须臾尔。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战前手忙脚乱,想搬救兵,等到敌人真的大军压境时,他却能坚决抵抗,并用正确的战术将敌人击退,可见有时候,人是需要压力的,只有把他的所有指望都堵死,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让他去拼。总之,此战袁崇焕不救锦州,有过,守住宁远,有大功。但是战后,魏忠贤将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功劳排在第八十六位,且朝中东林党人都被魏忠贤诛杀殆尽,袁崇焕愤然辞职。说到这,我们该好好讲讲魏忠贤了,明宫三案中的移宫案跟魏忠贤有关,熊廷弼先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得到启用,后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杀,孙承宗也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前文丁卯之役的时候,全国都在为魏忠贤建生祠,人死后才建祠庙,除非大家对于特别爱戴的人才在生前修建祠庙,像对一个人进行全国性建生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忠贤这一个例子,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神通广大呢?第十二章“爱国贼”魏忠贤的兴衰1625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五个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胆气壮了不少,高声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霉!”其余四人一听这话,谁也没敢多说话,胆小的一位还劝他谨慎,没想到这个人却说:“魏忠贤虽然横,难道还能把我的皮剥了吗?我怕什么?”其他几个人没说话。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数十名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照诸位旅客的脸,然后把在一起喝酒的那五个人都捉走了。其中四个人被摁着跪在地上,只见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的那个客商手足四肢都被钉在一块门板上。魏忠贤对这四个人说:“这小子说我不能剥他的皮,现在姑且一试。”魏忠贤让手下的小太监用沥青把那个人的全身浇了一遍,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煳味、肉香味飘散于空气之中。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魏忠贤让人用锥子把人皮剥下来,整个人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此刻,另外四个人被吓得都快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这时,魏忠贤并没杀他们,而是给他们每人五两银子压惊,然后把他们放了。此事出自明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的下卷,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这个算卦的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魏忠贤,1568年出生,河北肃宁人,农民出身,但精通射箭,能左右开弓,喜欢骑马。十七岁那年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按理说男人自从当了爸爸,应该有责任感了吧,可是魏忠贤却从此开始天天赌博,几年下来就把家中财产输光了,一次债主逼上门来要债,魏忠贤环顾四周,发现家徒四壁的家中并非一无所有,因为还有两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被自己玩剩下的女人自然没人要,于是魏忠贤把女儿卖了,还清赌债。如果说到此为止,魏忠贤从此金盆洗手,老老实实种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赌博这种事让人上瘾,只要有一次尝到甜头,就会赌下去,多次失败后,就会想着只要再赢一次就不干了,可是等到真赢了之后,就又欲罢不能了。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对赌博严厉打击,李斯制定的秦律规定,赌博的人轻者脸上刺字,重者“挞其股”,把你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坐着赌博了。宋朝赵光义则规定只要赌博,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忽必烈规定赌博者轻者杖刑,重者流放,他对赌博的人说:“朕已用我的兵力征服你们,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赌博,你就是拿朕的财产来做孤注一掷的输赢了。”《金陵锁志》记载朱元璋为了治赌博,把南京城所有赌徒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秦淮河畔赌博,赌徒们都很高兴,有人赌赢了一大笔钱,要出去买吃的,此时却被朱元璋的士兵挡住,士兵说:“皇上有令,只许赌,不许吃饭。”最后所有赌徒都被饿死,从此南京城没赌博的了。明朝前期一直禁赌,到了魏忠贤所处的明末,辽东烽烟四起,中原流民遍地,压根儿不会有人禁赌了。赌博成了所有想不劳而获的人发家致富的捷径。继续赌博的魏忠贤终于有一次输光了所有,连裤子都卖了,他躲进街上的酒馆,被人揪出来当街痛打一顿,差点丢了性命,魏忠贤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作为一个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挣扎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黯淡,参加科举吧,自己不识字,靠辛勤劳动致富吧,自己吃不了苦,靠其他方式往上爬吧,自己在上面又没人。此时,也许,“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这句话倒是唯一的出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还不如进宫当太监,把这也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但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阉了下边,第一,你不是爷们了,这辈子再也无法享受女人了,也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如此失去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第二,据说当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地方随便埋了,做永远的孤魂野鬼。但是,假如入宫当太监,魏忠贤有希望逐渐接近皇上,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依旧这样下去,则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命运与命根二者中,魏忠贤选择了命运。魏忠贤最后决定阉割当太监。许多人对这方面感兴趣,但又无法亲身经历,下面让我们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来介绍一下当太监的过程。关于太监阉割过程,历朝历代都差不多,无论如何都是割去关键部位,所以清代记载的明朝太监阉割法照样靠谱。愿意当太监的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然后立下婚书,把自己当女人嫁到皇宫,交十两银子。在春末夏初做阉割手术,因为手术后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还不能感染,所以选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净身前要斋戒三天,做手术前操刀者问:“你是自愿净身吗?”“是。”“假如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绝不后悔。”“那么你断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关系吧?”“毫无关系。”随后被阉割人把《自愿阉割书》念一遍,然后被蒙上眼睛,手脚像“大”字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于是手术开始了。先给被阉割人喝臭大麻汤麻醉,之后用胡椒汤将被阉割部位清洗消毒,然后就把该割下的地方砍下来,再用麦秆插入尿道,手术就结束了。被阉割人醒来后一开始感觉自己全身跟没了一样,等麻醉劲逐渐下去后就发现自己其他地方都还在,只有下边跟没了一样,其实也的确没了,当麻醉劲完全消失后会感到剧烈疼痛,操刀者用猪苦胆敷在伤口上缓解疼痛,之后让被阉割人再喝臭大麻汤,让他泻肚,减轻小便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手术后三天内不许喝水,再往后被阉割人胡须脱落,声音变尖,就成了太监了。这是变成太监的急性方法,还有慢性方法,那就是在男孩还是婴儿时,揉搓男孩的睾丸,每天三次,每次用力到男孩痛哭为止,这样做就破坏了男孩的生殖机能,时间一长生殖器就萎缩了,也成了太监。太监的玩意儿被割下后用油炸透,包好,再放进器皿里,太监死后跟身体一起埋了。中国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这个东西跟自己一起下葬,也勉强算完整的人。做手术共需要五两银子,合人民币大约四千块钱,魏忠贤连裤子都输光了,还能做得起手术?所以他只能挥刀自宫。通过我的介绍,您会感到阉割手术是很复杂的事,然而魏忠贤却做成了,可见此人如生在现在,有进医科大学学外科的潜质。挥刀自宫后的魏忠贤入宫当了宦官,注意,不是太监,因为要想当太监可没那么容易,太监是宦官的最高级别,明朝宦官级别分为:太监、中监、少监、监丞、长随、当差、火者。宫内历来按资排辈,初来乍到的魏忠贤自然是当火者了,火者的工作当然不是救火也不是放火,火者的工作是扫地、打水、刷马桶、开大门等等。魏忠贤“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酌中志》)。这正是魏忠贤的优点,在宫中傻吃傻喝,看起来还傻实在,长相忠厚老实,比自己级别高的太监让他干吗他干吗,别人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乎。他的做法看起来傻,其实这是最精明的表现,宫中关系错综复杂,即便你反抗又能如何?只有看起来厚道,能被人信任,别人才有可能把机会给你,你才可能借机改变命运。果然宫中负责伙食的太监魏朝看中了魏忠贤,把魏忠贤拉到自己门下。魏朝负责伙食的人是王氏,也就是王才人,王才人后来生了个孩子,叫朱常洛。朱常洛二十三岁时有了儿子——朱由校,此后魏忠贤就天天陪着朱由校,和朱由校在一起玩耍。假如历史就这样平静地发展下去,那么估计现在就没有人听说过魏忠贤这个名字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立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成了太子身边的太监,顿由熊市变为牛市。二十九天后,朱常洛吃红药丸吃死了。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三十天内换了三个皇帝,魏忠贤由皇孙身边的太监升级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三代人的辈分升迁只用了三十天,这其实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快的皇位更迭。战国时秦昭襄王死后其子继位,三天后秦昭襄王之子暴卒,秦始皇他爸异人就继位了,三天内换三个皇帝。对于这种速度的皇位更迭,想事先投机者压根儿不可能,受益者往往只能靠运气,魏忠贤就是如此。其实如果单单是陪明熹宗一起玩大,魏忠贤不可能日后代替皇帝批奏折,因为陪明熹宗长起来的太监多了,魏忠贤绝非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关键时刻魏忠贤跟一个女人拉上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客印月,史称客氏。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从小明熹宗就吃着她的奶长大,自然奶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朝宫中有一种叫“对食”的传统,就是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妇,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这样。深宫寂寞难耐,宫女又不能出去,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跟太监做个伴。毕竟,身边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一般是会寂寞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既然皇帝离自己太远,找个太监在一起生活也不错。当然,“对食”一段时间后就出事儿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氏、吕氏与太监“对食”,朱棣勃然大怒。贾氏、吕氏惧祸,上吊自杀。朱棣并不罢休,拘捕与贾氏、吕氏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最终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朱棣下令将这三千宫女凌迟处死,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的妙龄宫女被剥下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随后被刽子手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雪白的皮肤上鲜红的血格外刺目,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直到被砍得露出白骨和内脏朱棣才罢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有宫女临死前当着朱棣的面说:“你年老体衰,不能照顾我们(他照顾得过来吗?),宫女与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此时雷电打到宫殿檐角,宫女以为苍天有眼要阻止朱棣暴行。然而朱棣不为所动,继续屠杀。此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对食现象已基本不存在,再往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懒,管好自己床上能睡的女人就完了,剩下的宫女与太监“对食”的事就都充耳不闻了,到了魏忠贤时代更是如此。一开始与客氏对食的太监正是魏忠贤的老上级魏朝,魏忠贤把这些年在宫中挣的全部家当拿出来去搞定客氏,隔三岔五请她吃饭,“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每顿饭六十个菜,酒足饭饱之后,魏忠贤便与客氏翻云覆雨了。有人会问,魏忠贤一个太监,有何本事颠鸾倒凤,其实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魏忠贤同时代的人宋起凤在《稗说》一书中记载,“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换句话说,魏忠贤没有割干净,有时还是能干一票的,毕竟是他自己阉割的,不像宫中其他太监那样经过了严格手术,就靠这一点,魏忠贤就比魏朝有竞争力。很快魏忠贤拿下了客氏,与客氏一起将魏朝充军,并派人在半路干掉了魏朝。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搞定了客氏就彻底搞定明熹宗,自然,贪玩的明熹宗就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魏忠贤代替自己处理朝政。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身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文,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明熹宗朱由校跟元顺帝一样,都喜欢干木匠活,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绝伦。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里工匠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一个人就能搬动,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表情各异,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明熹宗做完后还派太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明熹宗更加有成就感,此后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为了干木匠活而废寝忘食。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于是自己就亲自动手做傀儡戏的道具。他做的傀儡戏木像有男有女,约高二尺,均涂上五色油漆,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异地扭动,宛如一条条粗大的白色蟒蛇向我们盘缠挤压过来。虽然如蛇般扭动,但树干依旧坚实似铁,无论用轮锯还是快斧都无法将它们砍割开。“趴下!”莫炎高声喝道,我和S伏身趴在了地面,一片树干立即盘在了我们的身上。莫炎的腰间直了直,身上的黑色火焰狂飙数尺,双臂上下张开,徐徐在身前划了一个圆形,继而两手合十指尖向前用力击出。“灵火狂龙诀!”一声断喝,莫炎全身的火焰沿着前伸的手臂化出一条黑色的火龙盘延飞出,耳畔隐隐响起高亢的龙吟声。火龙甩动身体在白色树干间飞速回旋,所到之处树干逐一灰飞,不多时整片树林便全部化作了一地白灰。束缚一去,我和S立刻爬起身来,跟着莫炎向晖儿走去。这时的晖儿已不像先前那样温和婉然,神情略略有些恍惚,身体开始不住的晃动,看来她身上的猎魂巫已渐渐失效了。我正要上前扶她,身边的莫炎却噗地喷出一蓬鲜血。血雾中腾地燃起鲜红的火焰,只见他双手掌根对抵,手指蜷在掌心,猛地向晖儿推出:“灵火灭神诀!”我闻声还未来得及阻拦,鲜红的火焰在晖儿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光中响起阵阵凄厉的叫声,晖儿浑身顷刻间已被烧成了焦炭!“你他妈的疯了!”我嘶吼着扑向莫炎,一把捏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掐了下去。S在一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上前想扳开我俩,但却被我狂怒地挥开。摆手顺势脱身,莫炎后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口中咳嗽了几下,不住喘着粗气。“不是说有救吗?!不是说制服了就有救吗?!”我疯子似的冲他大吼着,眼前漫起了一片血红,“你就这么下手杀了晖儿,那是人干的吗?!”莫炎坐在地上,满脸虚脱的样子,毫不闪避地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中竟有着笑意。这不由激得我杀心大起,一排满是尖齿的狼牙棒聚在了他的周围,只消几下就能解决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亦凡。”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一个瘫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背上。我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晖儿奇迹般地依在了我的跟前。她身上满是焦黑的块状物,行动间不住剥落,但却毫发无损,只是看上去精神十分的萎靡,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烧掉的是她身上附着的巫灵。”莫炎坐在地上缓缓道,“现在可以收掉这些棒子了吧?”面颊一阵发热,我立刻散去了包围着他的狼牙棒。一时间歉意和感激的复杂地交错在脸上,莫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自顾休息着,方才的激战也确实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晖儿的精神稍许恢复了些,S帮着我将她扶在地上坐下,一边揭去她身上残余的焦黑物。“刚才那个干尸一下出现在面前,我都没来得及叫你就被它喷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似的。”晖儿心有余悸地说道,“接着身体就不听指挥了,那些包住身体的东西可以控制我的行动,但我却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到这里晖儿的眼泪纷纷落下,看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她是完全清醒地看到了,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却不能控制自己,这种感觉简直是生不如死。“滇王那只老乌龟还在里面,现在就进去解决了它!”S忿忿地拎起猎枪,狠狠地推开开了石门。我和莫炎立刻起身,却听到舱内连续两声枪响,只见那滇王和身边的妃子早已成了无头干尸。S怒气未尽地又踢了滇王几脚,转身走到边上捡起了那把吊人矛。莫炎紧跟上前,手上闪出灵火将地上的干尸将军焚毁,又走到石案边探视起滇王和妃子的干尸来。“这个就是四牛贮备吧?”晖儿扶着我,指向案边一个精巧的青铜器皿道。那是个类似铜鼓的器皿,下部有三个兽脚支撑着,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上部的顶盖铸着四只长角膘牛,逆时针地形成了一个围圈,正中有根铜柱,顶端方形铜片上站着一个骑马的男人。“奇怪了。”S在一边叫了起来,“我找遍了这里,根本没看到滇王金印。”七、古墓机关“公孙的枪法不错。”莫炎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扶起地上的无头干尸,将它们靠在案边。“那是……”干尸的身上散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昏暗的火光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断裂的颈项上飘舞着许多红色的细丝。舞动的红丝落入了一双笼着淡淡火光的手,莫炎抬手牵动了几下,两具干尸竟手脚曲张地动作起来。虽然心中明白这如同牵线木偶的原理一样简单,但那两具干尸却并不是牵线木偶,更诡异的是那些红丝决不是一般人能看见的。晖儿和S的表情再度证实了我的想法,惊讶中带有几分怀疑,仿佛正在观看大卫·克伯菲尔的奇幻魔术。“夸张!你手上有吸铁石?”S走到近前看着莫炎的手问道,“不对啊,这干尸也不是铁做的。”莫炎松开红丝,手上火光大亮,眼前的景物更为清晰了,晖儿和S应该也已看到了那些红色细丝。“这红丝是什么东西?”滇王如此轻易地倒在了S的枪下,这原本就令我有些疑问,而莫炎发现的这些红丝更是将疑问升华到了神秘的程度。“我也很难相信。”莫炎似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S道,“公孙的运气很极端。”这话一出口便轮不到我继续发问了,S直接穷追猛打地盯住了莫炎。“越人鬼丝。”随着这个奇怪的名词,莫炎简洁地揭示了谜底。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群越国的遗民,被称为“越人”。这些越人手中掌握着一些奇异的技法,但却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全部失传,而“越人鬼丝”便是其中一种。施术者用自己胸前剜下的血肉加上冰蚕和特殊药物饲养,四十二日之后施术者会自杀,并由他人将其脑髓作为最后一次的饲料。第四十九日时,饲养的冰蚕便会化蛹、产子、死亡。将蚕子混入饮食,人食用后蚕子便会孵化成形,血红色的蚕丝则会附着控制人的神经。更为诡异的是,施术者的思想会原封不动地驻入这人脑中,完全取代原本的思想,有如鬼魂附体一般。在必要时,鬼丝还会附带着蚕子,从被附着者口鼻间喷出,传染并控制与之接触的人。“如果公孙不是第一时间轰掉干尸的头部……”莫炎话语一顿,寒栗的感觉无声地包围了过来。“还好我经常玩CS,习惯了爆头~~”S抹了抹额上那并不存在冷汗道。“越人鬼丝怎么会在滇王的干尸里?”疑问将我引向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越人是受楚国管辖,这阳穴阴墓也是楚国的风俗,那个争论了许多年的疑问难道是真的?”“是庄蹻王滇的那个争论?”晖儿问道,文物展览会上一位黄姓教授曾做过此类的古史演讲,那精彩的史实分析确实印象深刻。“庄蹻是越人,传说古滇国是他建立的。”莫炎点头道,“但他的家族比古滇国消失的还早。”噗地一声,石案上的布帛不知怎地化作了碎片,靠在一边的滇王干尸顿时嵌入了石案内。众人下意识地闪在一边,石案面上缓缓出现了一片凸起的石刻,那形状似乎是一座城池的模型。错落有致的方形石屋聚集在隆起的城池中央,蜿蜒而上的阶梯环绕至城外,酷似玛雅金字塔的建筑紧靠着中央巍峨耸立,一侧高大的城墙内则围建着圆型的环状建筑。原来石案的侧边有一处隐蔽的机关,莫炎丢开越人鬼丝之后,滇王的干尸便斜靠在了附近。重力的牵引使得原本歪斜的尸体在光洁的石板上滑动了起来,恰好压在了机关石板上,从而巧妙地触动了机关。在那座金字塔般的建筑平顶上,摆放着一颗金色的印章,上面盘铸着的蛇形动物正向我们表明着它的身份。“滇王金印!”我不由失声叫道,这印章的样式与那天文物展上的滇王金印分毫不差。S激动地呆了片刻,正要上前拿下金印,却被莫炎拦住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鼻子在金印边地闻了几下,眉尖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挑。金印下面有机关?莫炎那细微的动作预示着什么。伸手间我聚出一块薄薄的金属片递去,莫炎头也不抬地接过,一手扶住金印,将金属薄片轻轻地插入它与金字塔建筑的缝隙间,转手又接过我再度递来的金属块压在了上面。金印入手的那瞬间,熟悉的细微声响立即传入耳中,山鬼不失时机地开始与S交流了。“食人的猛虎为带来王权的使者开道,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带领你继续寻找。”S小心地复述着山鬼的话语。滇王金印、吊人矛、四牛贮贝器,这些山鬼提及的东西就摆放在面前,循着那两句迷一般的提示,众人不住地思考着其中的深意。贮贝器的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阔张的大口像在吞噬着什么,但扳动拉拔中却纹丝不动,脚下完全是与贮贝器铸为一体的。那骑马男子的打扮似乎是汉朝模样,应该就是代汉王御赐金印的使者,可这使者身上又蕴藏了什么玄妙呢?莫炎在那里翻看着金印,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沉闷,似乎也被困在了某个环节上。吊人矛则在S手中,渐渐急躁的查看下长矛不断被翻覆着,从边上看去像是在舞弄着长矛。铛!长矛重重地扎在了地上,响声将其余三人吓了一跳。S自地上拔起长矛,认真地检查了下矛头,口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别心急,我们一起看看。”晖儿拉过S柔声道,“秘密会不会在矛头上?”“矛头?我看了半天了,除了它边上的小人是挂上去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S似乎想起了什么,扳过矛头又仔细看了一下,伸手拉住其中一个吊在矛头上的人像左右晃了晃。人像被铜环挂在矛头两侧的小孔上,S在拉动中发现了什么,双手捏住铜环拧了两下,环体应手而开,自一处横向折成了九十度。原来这铜环是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的,一段由扣齿绞住可以左右转动,另一端则是密合较好的阴阳扣造型,粗粗看去混为一体。如法炮制下,另一个铜环也被取了下来,两个青铜人像并排地躺在S的手掌中,满脸的痛苦表情栩栩如生。“古代人的腰还真细。”S嘀咕了一句,两指搓着人像的腰肢,眼光却落在了贮贝器侧边的猛虎身上。晖儿顺势望去,转而一脸兴奋地与S对视了一下,两人各拿起一个人像来到了贮贝器的左右。仔细对比了一下后,人像被轻轻塞入了猛虎的口中,阔张的虎口恰好卡在了人像的腰上,一副猛虎食人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咯咯两下,贮贝器两侧的花纹处落下了一层淡淡的灰土,猛虎向外弹出了些许。原来它们脚下连着的铜片是后期贴合在贮贝器上的,但接缝处与铜壁上的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秘密。晖儿和S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捏住猛虎的身体小心地向外拉动了一下,两块铜壁被拉出两公分左右便不再移动。而与此同时,贮贝器的底部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碰击声,我探手一挥,一片巴掌大小的方形金片落入了手中。“是什么东西?”S口中问道,急急探头过来。那金片约有七八公分见方,其中一面精细地刻着一些弯曲的纹路,正中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似乎原本应该卡嵌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骑马使者的身上应该也有机关。”猛虎机关的发现提醒了我,刚才一直在端详金印的莫炎也立即起身走了过来。捏住铜马身上的人像,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扳动,但手中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动。莫炎在另侧观看了片刻,伸手在马鞍上轻轻拔出了一个物件。我手下一动,人像顺手向马尾滑动了两三公分。仔细观看,马鞍的璎珞饰品下竟隐藏了一根细细的铜柱,正是这根穿透马腹的铜柱卡住了人像在马腹内的机括。人像移动后,马背上现出一个两公分见方的凹槽来。莫炎小心地将金印卡了进去,轻轻按紧。嗒地一下,铜马晃动着脱离开来,莫炎则一把接住了铜马,随即取下金印。原来铜马站立的那块方形铜片是个极扁的铜盒,铜马脚下的是上盖,铸在贮贝器顶端铜柱上的是下托,一块圆形的金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下托中。从莫炎手中接过圆形金片,其中一面同样刻着弯曲的纹路,正中位置是一个不大的孔洞,我下意识地将孔洞对准方形金片的凸起处,两块金片完全地卡在了一起。手指间轻轻推动,圆形金片便转动了起来,那样子倒像是我之前用过的方形罗庚。“看看这些纹路之间的规律。”莫炎一边提醒,一边仔细地看着圆盘的转动。两块金片上的花纹十分奇特,无论怎么转动似乎都可以在它们之间组合出连贯的图案,这不由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了。“360°旋转就有三百六十个组合图案,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答案。”晖儿看了一会说道。天圆地方,两块金片代表天地,山鬼说的“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应该是指它们花纹的组合。似是而非的组合显然是用来掩盖真实秘密的,看来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金印的印座上有刻痕。”莫炎将手中的金印递到我面前,上面盘曲着的蟠蛇是诸侯王权的象征,靠近蟠蛇头部的印座右侧和上部分别刻着“∟”和“⊥”两个标记。“蟠蛇的形状似乎扭曲的有些过头吧?”S盯着金印看了半晌,“这蛇会不会是方向标?”我立刻在方形金片上搜寻,花纹中果然暗藏着这两个标记,可与金印印座方位对应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转动圆形金片,酷似蛇头的花纹落入眼帘,对应标记的位置将蛇头花纹转至正位,蟠蛇的形状顿时呈现。“用纸笔拓印下来。”S掏出纸张炭笔迅速拓下了金片的上花纹,炭黑的底色上隐约的纹理构成了像是地图似的图案,那条蟠蛇在图案中弯曲盘折地形成了一条行进路线。“蛇尾的位置好像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滇池。”晖儿一眼认出了图案上的地点。“像是云南中南部地图。”莫炎从S手上拿过地图,眯着眼仔细分辨了一下上面的图案,拿过炭笔在另一张纸上写画了起来,并不时地对照着地图。那纸上罗列着几个奇怪的文字,奇诡的字体和先前灵骨之匙印出的文字有些类似。按照金片地图的指示查询下去也就是找出龙脉和解救S的线索所在,但这张地图目前仅能看出下一步的大致行进路线,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除非莫炎写下的文字可以解决关键问题,否则单猜解谜语就足够耗尽原本宝贵的时间了。“蛇头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目标。”莫炎放下手中的笔,“地图花纹的提示倒是很清楚。”“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提示又是怎么说的?”S被莫炎吊足了胃口。“沾益的天坑森林。”莫炎看着文字说道,“在石盘上用灵骨之匙就行。”既然目标已经明确地放在眼前,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亦凡,石舫怎么好像在动。”晖儿奇怪地望着主舱外。“我们算漏了金印的重量。”莫炎看着石案上的城市模型道。模型中的金字塔不知什么时候已沉入了石案,用来压住机关的金属物斜斜地盖在原本的位置上。原来是重量双重机关,记得曾经在电影里见过。靠物体重量压住一个机括,抬起物体就会触发机关。物体的重量是限定的,如果用其他重于它的物件代替就会压动另一个机括触发机关。奔到石舫一侧,舷窗外已是一片泥沼。石舫的头部某处正喷射着一种黄绿色的液体,溅在石壁上不断冒起阵阵白烟。烟雾过处厚实的石块竟不断腐蚀碎裂,正对石舫的石壁上兀然现出一个大洞,石壁连着一旁的大地石室,汹涌的河底泥浆顿时注入。“这酸液快赶上王水了!”S大叫道,“莫炎,让遁鬣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变干尸。”“遁鬣受伤被我散成精气了。”莫炎如实答道,“现在没虚灵能像它那样带我们离开。”一句话等于给众人判了个死刑,石舫头部的酸液不断喷射着,石壁上的孔洞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泥沼就会全部填满整个石室。情急之下,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搜寻着脱身的方法。大地石室里的河泥正源源不断地自滇池底部涌入,速度和数量已是无法阻挡。石舫底层的暗舱内还有近一半的酸液在流动,暗舱的四壁应该是陶瓷构筑的,坚固致密的程度足以抗衡酸液的侵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莫炎,你有没有丹鱼?”莫炎眼光一亮,手中抛出几条朱色怪鱼。在他怪异的手法下,鱼身在众人头顶全部爆开,一片水红色的液体洒落在我们身上。“丹鱼的血可以保证我们在水里如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哦?”荀林父陷入沉思。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

                        孽欲隔墙花在线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上的空隙。”我抬抬手,示意她继续。“晚上,他们伤害我们以后,他们会把我们放在一间暗暗的房间里。这时候就换我出来。”爱丽丝不再说话。我想,她以前也许不曾像这样跟别人聊天。“还有呢?”我问道。爱丽丝动动身体,找不到舒服的姿势。“我们没多少时间准备上学。我会冲个澡或泡一下,穿上制服,准备做弥撒。我会假装什么事也没有。之后换安出来上教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当时你几岁?”“当时卡伦10岁,不过我只有8岁,所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那些伤害大多发生在卡伦10岁到12岁之间。”爱丽丝微微垮下肩膀,第一次直视我的双眼,“你觉得我邪恶吗?”“不,我不觉得你邪恶,爱丽丝。卡尔跟我说过同样的故事——他们如何给你们洗脑,让你们相信自己很邪恶,所以你们会认为自己活该受伤、受惩罚。不过这些都不是真的。”爱丽丝点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安也这么说。以前我们常常在一起,可是现在她消失了。”“那么我想现在正是你加入安、卡伦还有其他人的好时机,”我说,“你准备好了吗?”她飞快地点头点了3次。可怜的爱丽丝似乎真的难过极了。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向卡伦介绍爱丽丝,并简述她的角色。爱丽丝靠向卡伦,表示她想跟大家在一起。我请卡伦描述她的模样。“她很娇小,黑发,蓝眼睛,”卡伦说,“看起来大概八九岁。她的脸圆圆的,很可爱,眉毛颜色很深……爱丽丝有点退缩。我握住她的手,让她坐在我腿上。”卡伦暂停描述,我看见她在挣扎。“我正在把爱丽丝拉进来……我好冷。”我带卡伦回到办公室。她感觉头重脚轻,好像快昏倒了,另外她也想吐。她觉得很吵,光线刺眼。我请她再坐一会儿才让她回家。1997年3月27日与爱丽丝融合3月24日,礼拜一,我和爱丽丝融合。这次融合进行迅速,也比前几次更温和、更顺利。我确实一度对光线、声音很敏感,行动也不协调,但这些症状在融合完成后便立刻消失了。不过那天晚上,我头痛得要命,筋疲力尽。爱丽丝令我想起我曾在短短几秒钟内,从受伤转变至行为举止完全正常的状态。我总是有办法表现得像个对家庭、对学校适应良好的孩子。我想起自己曾听过一些彼此矛盾的记忆,但我迅速调整自己、适应并接受它们。先不管我相信什么,我必须支持每一个人的看法,我得永远活在单纯天真的谎言中。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没事,我很开心,我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我尽一切所能去掩盖那些男人的真面目。一周后,我与卡伦见面。她表示和爱丽丝融合的过程一切顺利(她原本以为可能会很糟糕)。催眠后,凯瑟琳告诉我卡伦1频频惹麻烦,企图掌控所有大小事务。她知道接下来换她融合了。凯瑟琳哀悼离开的孩子们,尤其是迈尔斯、爱丽丝、西娅和卡尔。她觉得失落又空虚。“你期待自己的融合吗?”“噢!嗯,期待也不期待。我想留下来维持秩序。霍尔顿和我是存在最久的两个人,我做过很多决定,让每件事井井有条、顺利运行。”“现在要你融合,心里一定很难受。”“对。我听见卡伦的想法,但我非常不喜欢现在的她。”“为什么?”我很惊讶。“我不喜欢她有主张,也不喜欢她更坚强。”“你担心会失去你原本的角色吗?”“我已经失去得差不多了,”她稍微往后退,“卡伦不再是卡伦了。”我点点头,同情却也赞同她的看法。我说我们稍后再聊,然后请卡伦1出来。凯瑟琳退去,卡伦仿佛立刻融化,原本直挺的背变得软绵绵的,脸上掠过一丝不确定的表情。“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卡伦1。“我很害怕。”她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视线在房里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停在我身上。“我明白,”我说。“你何不跟我聊聊你自己?你怎么诞生的?”“我是为了帮忙,为了让事情进行下去而诞生的。我2岁出生,现在10岁。我不想再长大,所以就长不大了。我参与部分学校生活,也帮忙照顾我弟弟。我负责学走路。”“你好勇敢,”我说。卡伦1微笑,但连忙说下去,“可是我很安静。我不想长大,不想当女生。女生会受伤。拿绷带缠住胸部的人是我,这样男人就看不出我是女生了。”我向卡伦1解释融合程序。进入催眠状态后,我们大家相聚在卡伦的小房间里。我向卡伦介绍卡伦1,表示她是有勇气负责开始行动的部分;我还没说完,卡伦1便已融合了。“她环抱我的腰,”卡伦说,“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进去了吗?”“对。我觉得很怪,有点紧张。”“记忆方面呢?”“我坐在足球场边看军乐队练习。那个乐队指挥有点眼熟……”程序结束后,卡伦再次受光线与噪音所苦,并且又开始抱怨头疼。1997年4月2日与卡伦1融合1997年4月1日,礼拜二,我和卡伦1融合。卡伦110岁,金发褐眼。我原本以为她很胆怯,不愿配合,但我立即明白她只是非常敏感,而且很害羞。尽管害羞,她却是为我们跨出第一步的人。她拥有开创人生的勇气。卡伦1想永远当小孩,她不想成长为女人。尽管这次融合看似顺利,我却仍然无法理解与爱丽丝融合所遗留的种种影响。那天,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如何到达你的办公室大楼,却发现自己坐在大厅的长凳上等待,我不怎么关心自己是怎么来的,但我很高兴我没有迟到。“骤然现身”对我来说好像是平常之事。等你也进入大厅,开门让我们俩进去时,爱丽丝的记忆突然闪现。我和你一同踏进电梯,我骤然想起化学工厂里的载货电梯,于是我仿佛再次经历当时那段路程——我,或是爱丽丝,搭电梯前往举行邪教仪式的房间。我记得,那时我曾紧紧盯着你,希望你能解读我的思绪;你没说话,但这样的沉默却像极了那些虐待我的人——他们也不说话。我试着不让你看出我感受到的恐惧,而爱丽丝正是最擅长这个的。离开电梯,我几乎已没有力气跟着你走向办公室;感谢老天,你叫我在等候区先坐一下,正好让我有时间消化这段记忆。我完全不记得你和卡伦1在融合前说了什么,但我记得那些光线和声音,一切都变得好刺眼,好吵,好刺耳。这次融合有个地方很不一样。卡伦1一碰到我就马上开始融入,动作好快。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我正从校车上下来,而我才刚经历一整夜的虐待。卡伦1听见乐队演奏,茫然走向草坪,坐下来,享受他们的表演。我想起好多卡伦1的事,我知道她为我做了好多接受新鲜事物的尝试;希望我们开始接受治疗的也是她。有个名叫盖尔·琼斯的女孩住在离我家一条街远的地方。我和她弟弟是朋友。她常常故意刺激我,羞辱我。盖尔比我们大5岁,她很会找我们麻烦。有一天,她吹嘘她已经会骑单车了,卡伦1说她也会,但她其实根本没骑过车。我跨上车,踩下踏板,仿佛我已骑过上千次;我们就这样学会骑单车了。接下来那个礼拜,我继续接收许多卡伦1的记忆;而她的记忆多数都能与爱丽丝的记忆相连。任何时候,只要爱丽丝带我们来到某个地方,卡伦1就会出来做某一件事,然后其他人再从这儿接手、继续完成。“卡伦1的记忆大部分介于爱丽丝与迈尔斯之间。”离上次见面又过了一个星期。“许多记忆中断、空白的部分都补起来了,”卡伦说。“那么,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卡伦看看窗外,一只手托着脸颊。“最后这次很不一样。我不曾适应得这么快。刚开始只有轻微的沮丧,但现在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人;卡伦1令我感觉更接近自己了。”“也许这是她叫‘卡伦’的原因?”我眼前的卡伦变得不一样了。她更趋近于一个完整的人。她说话越来越有内容,仿佛她在说话或回答之前已能思索和过滤更多想法,或产生联想。她的人格越来越有深度,越来越丰富完整,好似她又多了一层灵魂。“我想起好多童年回忆——想起我们的朋友,还有一起玩的游戏;以前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其中有些是卡伦1喜欢的,有些她不喜欢。她的融合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不会进行融合,”我说。我必须给她时间,让她确实完成前几次融合。“那么来试试催眠吧,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出来说说话。”卡伦想了一会,点头同意——她并未马上服从我的建议。这是第一次。“沮丧的人是我,”凯瑟琳说。“这不像你,”我说。“再也没有人需要我了。没有孩子们,我觉得好孤单。”“我了解。但融合似乎让卡伦越变越好了。”“你不明白。我一直扮演卡伦母亲的角色,而我也是里头这些孩子的母亲。她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父母。假如我融合了,谁来当她的母亲?”“一般成年人如何面对丧母的事实?”我问她,凯瑟琳没回答,她只是瞪着我。“母亲永远活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说。“你只看见卡伦一部分的改变。我一直拉住她。卡伦本来想在愚人节那天捉弄你,但被我阻止了。她越来越轻松愉快、越来越幽默,而且她也更认真投入她的生活,哪儿还有我存在的空间?我不喜欢这些变化,我希望回到过去像以前那样。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必须尽快让你融合,”我说,以温柔的眼神看着她。“那我得先安排一下,”她说,“我有好多事要处理。我得把每件事都安顿好。”“这样可能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我说。我们继续讨论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凯瑟琳担心自己会留下未完成的工作;她认为自己如果不善尽职守,她就是个一文不值的人。于是我只好告诉她,她的责任感和组织能力将会继续留在卡伦体内,延续下去。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她将在下周进行融合。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3章凯瑟琳“我有点紧张,”凯瑟琳说。她挺直背脊,急切地倾身靠向我说,“我整个礼拜都没有干涉卡伦的作息。她不太需要我。我想做点事,但想想又决定不管了。一想到要离开就令我浑身不舒服……好像我快死了,但又不完全是这样……我担心卡伦没办法处理我带给她的改变。”“融合比较像是加入或参与她的生活,而非离开,”我说。“这样想好多了。起初,我希望大家来融入我,而不是我去融入别人。我想要最后一个融合,你知道的,看看最后会是怎样的局面;但现在融入对卡伦比较好。她真的需要更有条理、更清醒一点。”“你会赋予她这些能力的。关于卡伦的内在系统,你能再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吗?”“诚如你所知道的,贝尔医生,她几乎不曾参与自己过去的人生。当卡伦还在襁褓中,我们就开始分裂了。甚至,这些虐待行为早在她出世前——她母亲怀孕期间——就开始了;卡伦的母亲在怀孕时经常遭卡伦父亲殴打。我们这些分裂人格合力构筑了她的人生。我们之中有许多人是为了特定理由而诞生的,他们只在需要时出现;至于谁该出来,通常由我或霍尔顿决定。”“为什么选卡伦3作为所有人格融合的对象?她是核心人格吗?”“她是最顺从、最没有主见的一个,几乎不排斥任何事情。”“噢,我懂了。她是最佳容器。”我想起她是那个“装载”其他人的人。“对,你说对了。卡伦3也是你最常见到的人。卡伦1和卡伦3几乎是同一个人,就像双胞胎,只是年纪不一样……这有点难解释……但我们没有核心人格。卡伦3也有童年的部分,也需要融合。不过,诚如卡伦所说的,她一直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凯瑟琳,你是在什么状况下诞生的?”“我生来是为了照顾卡伦,作她的母亲。当时她只有一岁,但我出生的年纪却比她大了好几岁。我的工作是接收信息,让她的生活井井有条、完整无缺。长大以后,我开始看百科全书、看字典和《圣经》,从头读到尾。我为大家补充新知识,好跟得上时代。我也会完成卡伦或其他人格未完成的工作。我知道如何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也知道应该派谁出去处理特殊任务。高中毕业后,卡伦当秘书,但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我做的。莎拉出生后,我们的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渐渐无法团结一致来解决问题;就在这时候,卡伦1跳出来,决定我们必须寻求帮助。”凯瑟琳陷入沉默,望着我,下巴微微仰起。“我们可以开始了吗?”我问她。“可以。请吧。”“那么先请你稍后,我为卡伦准备一下。”我不确定4个月大的婴儿有没有分裂人格的能力,因为这个年纪的宝宝应该还未发展出完整人格;但凯瑟琳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按照往常程序,让自己进入卡伦的小房间,简要介绍凯瑟琳的角色。卡伦开门让凯瑟琳进来,形容凯瑟琳的模样给我听。她很瘦,肤色苍白,个子比卡伦高一点。她的笑容很温柔,像母亲一样;她握住卡伦的手,看着她。“你可以自己决定融合方式,”我说。“我可不想弄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凯瑟琳说。“她想抱我一下,就在门口,”卡伦含糊地说,“一下子就好,然后再走进我体内。她有话要告诉你……她说她会怀念与你聊天的时光,还有,谢谢你一直耐心对待她。”“我也会想念她。不过,我将会看见一个崭新的她。”“我拥抱她。她在哭。但我已经感觉到她了,她正在融入……声音变得好大声。我觉得有点焦躁,胸口好痛。我感觉到她的紧张了。她进来了。我觉得怪怪的,脖子好僵硬。现在我还没想起以前的事……也许她在等待时机。”“你何不回到小房间,把门关上?”我说。“我忘了说,”卡伦说,“门口有几个人在看我们。”“那我先离开好了。”“不要走!还不要,我很紧张。”“好,那我留下来。”“一下子就好……以前都是她在照顾我……”卡伦突然不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等待。“好了,现在我没事了。”我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她开始发抖,表示好像有只钳子紧紧夹住她的脖子。她再度对光线和声音十分敏感。我告诉她,这次融合也许会不一样,因为凯瑟琳是她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视力变差了……视线变得好模糊……噢!我忘了!”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给我。“你能自己开车回家吗?”我问她。“朋友会开车送我回家。凯瑟琳事先安排好了。”1997年4月15日最亲爱的卡伦:现在是清晨4点。今天,我们要融合了。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但碍于时间紧迫,我只求你能顺利接收我所知道的一切。融合之前,我要把几件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告诉你;为了让你更容易了解,我会逐一列出来。1.关于贝尔医生。我始终认为他是非常诚实、乐于助人的人。他包容我们这个系统,接受全部的我们,我们每一个。等我融合之后,希望你一直担心他会遗弃我们的感觉能慢慢消失,就算真的很难,也请你一定要给他机会。他很看重我、珍惜我。你能想象我们害他吃了多少苦?希望我们能一起继续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2.杰里米神父。我们每隔两周会去拜访他,寻求宗教上的协助。我们并非不信任贝尔医生,但我们必须更了解你我在天主眼中的意义。我们曾经怀疑天主,并因此体验,杰里米神父帮助我们。3.请不要借钱给哈丽雅特、母亲、两个弟弟以及任何亲戚朋友。他们永远不会还钱。我留了一个档案夹给你——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所有必要文件都在里头,请你仔细阅读,好好认识自己。4.我列了一张清单,上头都是我想买的东西。我原本打算一个月买一样。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可能的话,请你逐项完成。请你试着忘掉过去,重新开始。请你要有信心,记得所有真正关心你的人。你必须学会离开我,靠自己展开你的人生。请你记得,我永远都会在你心里。我很高兴曾经是你的一部分。我爱你,凯瑟琳这封信附了一张凯瑟琳留给卡伦的物品清单,一目了然,包括卡伦的出生证明、领洗证、领受圣餐证明、结婚证明、高中制服衬衫、剧团及乐队证书、高中文凭及纪念册,还有她先生的出生证明,祖父、祖母与父亲的死亡证明,孩子们的出生证明、领洗证、领受圣餐记录等等。这张清单完整且详尽,最后还列出卡伦每一次接受咨询治疗的日期。※※※※“我跟不上这些新念头!我原本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

                        克子能活下来,都多亏了姨姥姥。不然的话,我们母女俩就要为书一起送命了。”这些都是信子的真心话。对克子而言,这通抱怨早就听过无数遍了,自己生下来就好像为了听这抱怨似的,也早就厌烦透顶了。信子的语气很激动,然而在克子听来却是过时的车轱辘话,勾不起她任何兴趣。“爸,你要逃去哪儿?”克子问道。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父亲不可能跟自己往同一个地方逃难,而且克子也深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才这么问。只是对父亲会去哪儿逃难有点兴趣而已。“你有可以逃难的地方吗?”信子继续攻击道。亮作缩了缩脖子,脸上浮现出困惑而又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哪里都没必要去吧。皇军差不多该开始整体反击了,没准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让敌人用物资建一个半永久性的机场,我们再把机场夺回来。虽说会花点工夫,但要想节约物资就必须这么做,作战都在按计划进行。”日本的反击也是亮作的反击。他的脸上现出那么一点点得意的光彩。这是他能实施的唯一且执拗的反击,是他的报复。克子对这种孩子气的报复不感兴趣。“那,你不逃难?”克子只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因为没有地方可逃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死要面子。”“有什么关系嘛,我就是想问问。”“光问问就很不识趣了。”“可是人家想问嘛。”“问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要托人保管这些书吗?谁能帮他保管这堆毫无用处的废物呀,你说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亮作从龟壳中探出头。“人需要梦想,没有梦想就活不下去。哪怕知道分文不值,也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你们是不会懂的。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就又能跟书在一起生活了。时代会变,可能我这种老书生也会通过考试,在新时代东山再起。虽然很傻很荒唐,关键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什么呀,真没意思。”克子马上就予以否定,“等仗打完了,考试通过了,你也该退休了啊。哪儿还有什么梦想?”“克子你没有梦想吗?”亮作说话很淡定,但那种弱小而执着的反抗却畏畏缩缩地轻轻抬起头来。克子轻声咂了咂嘴,掸掉了这小小的反抗。“你是看不起我吗?当然有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没有梦想?到了爸你这种年纪,还成天想着什么要通过考试呢。后年连我都要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了,虽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中学教师吧。”克子这番感想并没有什么深意,却粉碎了亮作的勇气,使得他丧失了言语和反抗。亮作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书保住,似乎这是抵抗两个女人的唯一手段了。他也是真的非常爱惜书本。他终日只挂念着书本。“我想拜托总经理您一件事。”亮作求野口。“其实吧,是关于逃难……”“您要逃难吗?挺好的呀,最好趁早,您要去哪里?”“不,这个嘛……”“是去您夫人的姨妈家里吧?听说她老人家相当富裕。真是羡慕您呀,您也让我这边沾点光嘛。”“嗯。我让妻子和女儿去她那里避难,不过对我来说那边就有点远了。”亮作隐瞒了家庭不和的真相,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您说什么远不远的,这可是持久战呀。得去有物资的地方才行。我是因为有这家小破工厂才没法想走就走,真悲哀呀。我真想躲到乡下,吃一肚子新鲜的美食,把这些烦心事儿都忘个精光呀。”“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租用您家伊东别墅的一丁点地方。”这出乎意料的请求让野口脸上霎时间失去了笑容。没过多久,野口露出了苦笑,摇了摇头,说:“我没法答应您啊,那边就四间窝棚,光我们一家人住,就快住不下了。”“轻井泽也行。”“那边我租给别人了。”野口撒了谎。他在轻井泽和伊东都有别墅。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夏天在北方的山庄避暑,冬天在南海的别墅迎来新年。这梦想轻轻松松就实现了。轻井泽那里房子无人居住,野口就低价买下了,是一座中产阶级的气派别墅。伊东那边没有价钱合适的别墅卖,所以野口买了块带温泉的土地。那块地在平原深处,成年男性从车站至少要走四十分钟才能走到,三面环山,只剩下中央一点点平地,几乎没有人烟。田地里一直有温泉涌出。野口就买下了这露天温泉和周围两百来平方米的田地。伊东车站附近人口密集,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未来的繁荣跟未开发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越往里走,泉质也越好。虽然现在这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死胡同,等战争结束了,人们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就没有什么地区能比游乐地区发展得更快了。野口深思熟虑,连土地带温泉都买了下来,打算以后建个大旅馆,边赚钱边泡温泉。因此现在只凑合盖了个小别墅,留了人看门、种田、喂鸡,拿来当战争期间的营养补给基地,也是个一石二鸟的战略。然而,在伊东车站下车后,还要走四五十分钟路才能从这片有尽头的原野到达山脚下。就算日本打了胜仗,全国上下疯一般的蓬勃兴旺,伊东的繁荣能不能蔓延至此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呢。也正因如此,野口才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两百多平方米带温泉的田地。野口也曾经招待亮作去过这处别墅一次。因为是临时凑合,所以就随便盖了盖,只有四间房。鸡棚有两间。大一点的养着二三十只鸡,小一点的就废弃着。亮作走投无路,就想起这间鸡棚来了。反正有地方放就行,亮作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记得您家还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啊?怎么了?”“是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噢,您说鸡棚啊,是空着呢。您提这个,有什么事吗?”“您能把那鸡棚租给我吗?”“鸡棚!”野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亮作,“您是说那间小的,没在用的鸡棚是吧?”“当然就是那间。我怎么能拜托您把正在用的屋子腾给我用呀。”“那个小屋的话,只有一间,四尺五寸,也就是不到一坪[5]大呀。您要拿它来干什么?”野口注视着亮作,兴味愈浓。亮作被这种眼神盯着,简直就像只快要融化的鼻涕虫似的,就快眯起眼睛一脸哭相了。然而他那弱小却执拗的反抗又微微抬起了头。“没,那个,我就是想转移一下我那两千来本书。虽说也有别的值钱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转移财产。打仗嘛,我要死守岗位。我不会离开东京的,我打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手头的家产也不会动,打算一起带进坟墓。可是书籍是文化财产啊。我这些书又是特殊的专业书籍,有些书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这些书如果保留下来,也会有人高兴的,而且应该也会给后人派上用场。这么做不是为了我呀,我这一辈子庸庸碌碌,可是我起码也想做一件能被后人赞扬的事呀。虽说也不过是临死之前的感伤罢了。”这话惹得野口不高兴了,他若无其事地微笑道:“这可了不得,这么国宝级的东西可不能寄放在我这里。我这人吊儿郎当的,可没法负责帮您保管。”“不,不需要您负责。”“不行,不行。即便您这么说,您试试看要是被战火烧了,或者弄丢了呢?被后人唾骂的可是我呀,他们会说野口为了自己那点破烂东西,害得别人托付给他的国宝级书籍都被烧了。要是这些书这么有学术价值,应该托文部省或是大学这种地方保管呀。这么棘手的高级东西,实在不能跟我这种凡人、我们这种悠闲的家庭同居呀。虽说看起来像是在为难您,但我实在不能答应您。”亮作无语了。野口对他消沉的模样投去慈爱的目光。“我说,梅村啊。您是不是有哪里没想明白?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我是不知道您手里有多贵重的书籍,恕我无礼,您身为小学老师,不,您别多想啊。您既不是大学教授,又不是专业学者,就您收集的那点书籍,但凡有点学问的人书架上就多的是。您可不能逞强呀。我知道,您这辈子的感情都放在这些书上了,可是现在在打仗呀,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碍事的书本就卖掉吧,用卖书的钱在偏僻的小村买间小房之类的,准备好逃难的地方才是明智之举。我不是在为难您,您要是想转移书本的话,那间鸡棚我是绝不会租给您的。不过,如果您要是为了以防万一,想事先转移锅碗瓢盆、被褥铺盖,事到临头好逃难的话,我就把那间鸡棚让给您。”亮作在泫然欲泣的脸上撑起微笑。“不,不用了。我没考虑逃难,我打算跟国家共存亡,这是我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而且,日本是不会输的,最后一定会打赢,虽说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到时候我留下的书,总会有几本派上用场,这样我就满足了。其他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梅村,战争就像万钧雷霆一样,不饶人的。就算你有那么点不服输,有那么点顽固,也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不,会有用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军已经做好了秘密武器,一旦敌人得意,发起总攻,我军就会用撒手锏一举取得胜利,这是我军的既定战略。”亮作嘴中都泛起了白沫,喷着无数的唾沫星子说着。野口微笑看着亮作这副样子,像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要是被褥、衣服、锅碗瓢盆,那我能帮您放鸡棚保管。您就尽量事先分散一下吧,毕竟是必需品嘛。至于书籍,您就趁还值钱的时候卖了吧。不过,说不准回头还能烧了来取暖呢。”“嗯,烧来取暖呀。战国乱世那会儿,人们还烧过皇居的围墙和身为国宝的佛像来取暖。没办法,老百姓嘛。我的书可能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野口越来越佩服亮作了,他摇摇头,不打算再说什么,转过头去。信子和克子过年放假去了姨姥姥那里,给学校寄了一份诊断证明,就没再回东京。三月十日那场空袭把亮作和野口的家都烧没了。不过,命保住了。亮作一直相信大本营公告[6]和报纸上主张经济繁盛的言论,因为之前空袭受灾程度轻,所以就没当回事,连防空壕都没建。不过,他住的那一带往下挖两下就会冒水,轻易也建不了防空壕。亮作连一件财物都没能抢救出来。话虽如此,能保住小命也真是不可思议了。空袭那天晚上,飞机开始投弹,处处烈火弥漫,空袭警报渐渐响起时,亮作还没穿好衣服,轰炸弹巨大的下落声就开始逼近了。即使如此,他也还不知道空袭有多可怕,所以只穿好了衣服,还把一小包现金绑在了肚子上。到了外面,火舌已经越来越近。眼前是一片火红,灼热的烈风飞速吞没了大地,一团团热量忽然砸在他的脸上。他发出了悲鸣,一下子跳了起来,疯狂地哭着往下风方向奔跑。他完全不知道逃跑的路线。幸好他跑得快才保住了命。他一直被火追着,被火挡着,只顾一个劲儿地四下奔逃。而且幸好他逃到的那些地方都没有足以给他安全感的结实建筑,也没有防空壕和开阔的公园,所以他才能侥幸得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跑了多远的距离,就已经站立在海岸边,迎来了黎明。自己家已经烧光了。在崩塌的瓦砾之下,还有仍保持着书籍形状的灰烬,所有的书都烧没了。东京还有很多房子幸存,日本各地还有更多房子幸存,但他已经无家可归了。短短半天,他看过了无数烧死的尸体。看习惯了,连停下脚步的心情都没有了。然而,看到自己家的废墟,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流不止。这一带路上和防空壕里也遍布着焦黑的尸体,但站在各自房屋废墟前的,却只有他一人。野口的家和工厂都被烧了。亮作去废墟那边看了看,只见野口夫妇和孩子们像从坟墓中爬出来似的,脸上和手脚上都沾满了泥,僵立在那里。大家默不作声,转过身来,就连出于礼貌的微笑都没有浮现在脸上。“都被烧光了呀。”野口低声说。听得出来他什么都不想说,心情糟透了。“我也都被烧光了。剩下的只有我现在身上这套衣服。”“有命在就万幸了,振作点吧。”阴森的表情,声音中满是怒气,但听在亮作耳里,却饱含着人情味。亮作想要抱紧野口,但光是握着野口的手就已经用尽全力了。这份熟悉感让他感到心口都快裂开了。他呜咽着,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振作点吧。”野口温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我是个笨蛋。”亮作抽噎道。“现在说这种话也无济于事呀。你看见那一大堆尸体了吧,聪明人多半也都死了。”野口心情还是糟透了的样子。他跟死搏斗过,这可怕的一夜全用来挣扎逃生了。亮作也忘不了被死亡追逐的这一夜有多可怕。然而,事到如今,活下来却是更可怕的事。“请您把鸡棚租给我吧!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个笨蛋!”亮作玩命地抽噎着,继续叫喊道,“请别丢下我一个人!求您了!我光是想想就要喘不上气了!仆人也好,长工也罢,我什么都干!求您带我去伊东!求您让我住在鸡棚里吧!”野口的孩子们都大吃一惊,挪开了眼神。“您的被褥和衣服都没转移吗?”“没,我,我不需要。我害怕一个人!我只要有个能挡风遮雨的屋顶就足够了!求您别把我留在这么恐怖的地方!”“我们当然得互相帮助了。不过,您不用去您夫人那边吗?看来您是太激动了,什么都忘了吧。那边不光有屋顶呀,应该还有被褥和锅碗瓢盆呀。您夫人在等着您呢,她应该很担心您吧。”“不,我必须干活儿!如果总经理您不要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工厂被烧了,伊东只有间小破房子。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求您别丢下我!”亮作疯了似的呜咽道。野口皱着眉,别开了脸,然而又转念一想,低声说道:“总之我还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四五天,处理工厂最后的事宜。有些事可能也需要你帮忙。之后会怎么样,你我都不知道。我会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做事,也就当一个普通工人吧。”他回过神,开始挖废墟和防空壕,翻找东西了。

                        买卖

                        亮作得到了野口的允许,在鸡棚住下了。铺了地板,用木板做了围墙。靠着灾民的救灾物资和他人给的东西,亮作好歹过上了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他身上有现金,却不在食物以外的东西上花一分钱。因为没有毛巾,所以泡了温泉以后,就在浴室里一直站到身体风干为止。野口的家人没有同情他,也没有给他援助。“梅村,您考虑一下把东西善加利用如何?擦身体不一定要用毛巾,就算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替代品可用。您看,比如说您成天到晚缠在腰上那块包袱皮,那块包袱皮不就可以拿来当毛巾用吗?”野口家一直传言说那块包袱皮里包了大量现金,不知道有多少。野口继续嘲讽亮作道:“您一直拿我家的柴刀削铅笔吧。虽说柴刀是用来劈东西的,如何?您削得好吗?您跟我家人说一声他们还是会借您小刀的呀。不过小刀没几个钱,不如您买一把?我看到有些店铺还有卖的。”“不,我不买,我不想买。并不是因为我舍不得钱,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虽然我那些总结了考古学的资料和重要文献都被烧光了,但我发现了比文献更好的资料,就是让我现在的生活回归原始时代,把这段经历作为资料来进行实验。以往的学者都是从地底下发掘石器时代的遗迹,我现在打算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这也符合八纮一宇[7]的精神。发掘遗迹充其量是美英那边的科学,我这则是学问的真髓,是最后唯一符合日本精神的实践。不做到这个地步,就不会明白考古学。而且,就像我在考古学方面发现了通过日本精神来取得胜利的方法一样,美英的科学思想终究也会败给日本的复古精神!在日本全境化为焦土以后,美英的科学思想反倒会被日本抓住弱点。日本的胜利不远了。”“原来如此。您是要体验石器时代啊,原来如此。您没有毛巾呗,我记得您沐浴后都是靠太阳晒干身子的呗。不过容我说一句,石器时代人们不都生吃东西吗?叫什么贝冢[8]的。不过我们吃的东西也没有调味料,跟猪饲料没什么两样,可能不比石器时代好到哪儿去。那时候不还有穴居一说吗?住鸡棚多奇怪呀,您需要居住在防空壕里才行。”亮作无语。野口恶劣地继续说道:“您应该赶紧穴居。搬到防空壕里住吧,您应该体验一下真的石器时代,拿鸡棚充数可不行呀。”亮作无力地笑了笑。接着,他嘴中又堆起了白沫。“您说得对,不过这事急不来。因为我们早晚都会穴居的。日本会成为一片焦土,这里也会被烧毁,或者被炸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孽欲隔墙花在线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他最后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情况,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只有女人才能穿的鞋子。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4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长本人提出的。虽说它并非无可挑剔,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在这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以防进一步传染,而传染一旦出现,病例就会成倍增加,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按几何级数递增。Quoderatdemostrandum,卫生部长总结说。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这是部长的原话,听起来用意深刻,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词而显得故弄玄虚,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四十天,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部长先生,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为此事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并为他们提供给养;眼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部长问道;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正等着派用场,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置不用,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的超市;你的意见呢,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安全性而言,兵营条件最好;那当然了;但有一点不合适,就是军营太大,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超市,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么,工业品市场呢;部长先生,至于这个市场,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为什么;因为工业界肯定不会高兴,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这么说就只有精神病院了;对,部长先生,精神病院;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另外,从各方面看,精神病院条件最好,除了四周有围墙围得水泄不通之外,还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由两排房子组成,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另一排可以住被怀疑受感染者,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姑且称为无人地带,那些在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可以穿过无人地带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到一起;我看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部长先生;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而我想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部长先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说看;如果一个被怀疑受感染者失明了,当然,这迟早会发生,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其他人,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说得对;同样,如果一个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想得好;谢谢,部长先生,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好,你可以放手去干了。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还有一些可能的受感染者,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确定并找到的可能受感染者。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大门开了一条缝,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你们往右边走走,那里有条绳子,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台阶,台阶共六级,一位士兵告诉他们。进了建筑物内之后绳子一分为二,一股往左,另一股往右,军士大声喊着,注意,你们在右边。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这间屋子很长,像古代的病房一样,里边放着两排床,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但现在早已开始剥落。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对他说,你不要离开,我出去看一看。还有几间宿舍,又窄又长的走廊,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一个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一个摆放着锌面桌子的大食堂,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离地两米高的墙面从下及上塞了一层棉絮,再往上直到屋顶钉上了一层软木板。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到处垃圾狼藉。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半敞着的衣柜中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她来到丈夫身边,问道,你能想象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我想象不出来;她刚要说是一座精神病院,丈夫却先开口了,你没有失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对,说得对,我没有失明;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没有用,他们听不见你说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可是你看得见呀;暂时看得见,但完全可以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失明,也许在一分钟之内;你走吧,求求你了;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再说,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我不能强迫你;是啊,亲爱的,不能强迫我,我留下来帮助你,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其他人,什么其他人;你肯定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吧;这简直太疯狂了;大概是吧,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抓到,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随后是偷汽车的人,还有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有所不同,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从医院被带走的。母亲没有和他一起来,因为那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会说谎,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这里没有绳子可扶,手便在空中摸索着,他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学会生活。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他,你妈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因为戴着墨镜,那姑娘可能失明了,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但什么也看不见,而姑娘戴着那副眼镜,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仿佛她真的看见那失魂落魄的母亲正从门外走进来。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医生低声问;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医生说,这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嘛,根据你说的长相,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小男孩是斜眼,那女人戴着墨镜,好像长得还算漂亮;这两个都去过诊所。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大概以为除了他们便没有别人,再说刚刚失明不久,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最后,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但他们并不知道。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不要哭,你会看到的,妈妈不会耽搁太久。随后是一阵寂静,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话了,声音很大,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我们这里是两个人,你们呢,几个人。忽然冒出的喊声让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那个姑娘答话了,我想我们一共是四个,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还有谁,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医生的妻子问道;我在这儿,一个男人嘟嘟嚷嚷的声音,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还有我,又是个男声,满心不快的样子;医生的妻子心里暗想,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她看到此时这两个人眉头紧皱,神情紧张,伸长了脖子,好像在闻什么气味,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相似,威胁中都带有恐惧,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不同,威胁的神色也各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想。这时候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听口气出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注意,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然后开始讲话,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晚安。刚刚安静下来,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我要妈妈,但这句话说得毫无表情,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医生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命令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被隔离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孽欲隔墙花在线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关键词 >> 孽欲隔墙花在线

                          评论(32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