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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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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九九少妇视频—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卷五)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明史·袁崇焕传》)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九)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文皇(皇太极)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啸亭杂录》)总之,虽然各种记载多有所出入,但此事在乾隆年间的《清太宗实录》和《明史》里是有记载,在清朝原始资料《满文老档》也有记载,明朝这边《崇祯长编》《石匮书后集》等也都有记载,清朝时大学者、治学严谨的昭梿《啸亭杂录》有记载,所以反间计的问题是靠谱的,可以采信。以崇祯之精明,单凭这两个太监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但结合这些天来的情况,再加上这个证据,使得崇祯最终认定袁崇焕是暗通后金。十二月初一,崇祯决定利用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的机会拿下袁崇焕。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此时城门紧闭。因为崇祯怕袁崇焕带兵冲入。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下来,袁崇焕和祖大寿坐在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以后,崇祯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提了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袁崇焕沉默,这个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袁崇焕沉默,这个事更复杂,没有地图的话我解释不清。“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满桂不是袁崇焕打伤的,是被德胜门上的守军用火炮误伤的,怎么也怪我?这三个问题袁崇焕一个也没答,崇祯以为袁崇焕是默认了,于是一声令下:“来人!脱去袁崇焕官服,押入大牢!”袁崇焕入狱后,他带来保卫北京的关宁铁骑备受歧视,城上的明军用石头打,甚至用箭射广渠门外的关宁铁骑,致使不少人死伤。本来城外是三支勤王部队:袁崇焕、满桂、侯世禄,侯世禄所部溃败,袁崇焕被押入大牢,于是崇祯命满桂来统率这三支部队,满桂跟祖大寿过去在辽东时曾经有矛盾。他的军队因为没有粮食就在京郊地区抢掠,却谎称是袁崇焕的军队,使得京师百姓多误认为是袁崇焕军来抢他们的粮食。本来百姓就认为是袁崇焕把后金军队带来的,于是对这支关宁铁骑更是人人喊打。处境不妙,遭人误会,长官被捕,祖大寿决定率部出走。十二月初四日清晨,祖大寿带着关宁铁骑离开京师,向山海关进发。敌人兵临城下,你去山海关干什么?一句话,祖大寿反了!其实,就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二天,十二月初二日,当时也在平台受召的兵部职方司官员余大成就提醒兵部尚书梁廷栋(明朝同时担任一个部门尚书的有时不只一人):“现在敌寇如此嚣张,关宁铁骑的主将被关押,再打下去不是战败也是溃退了,现在应该释放袁崇焕以安军心,让袁崇焕戴罪立功。”梁廷栋:“关宁铁骑有祖大寿在,祖大寿很能打,怎么可能溃败?”余大成:“覆巢之下无完卵,袁崇焕一开始入狱时,祖大寿可能以为是误会,没几天袁崇焕就会被释放,几天下来他就会知道上意不可挽回。袁崇焕与祖大寿功罪都分不开,袁崇焕已经被关押了,祖大寿能放心吗?他不造反还等什么?”(余大成《剖肝录》)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崇祯得知消息后,深为震动,余大成提议说祖大寿就是怕袁崇焕的事牵连到自己,此时只要有袁崇焕的手书,就能让祖大寿回来,崇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袁崇焕已经被押入大牢了,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所以不愿意写,余大成说:“袁公您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靠的都是命,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之人,莫不佩服袁公您的忠义,体谅袁公您的爱国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死于敌人之手与死于国法之下,哪个更好?现在圣上并没对您的情况定性,请您好好考虑吧!”袁崇焕最终还是写了这封信,劝祖大寿回来,祖大寿看了老长官的信,最终回心转意。崇祯得知后更不高兴,袁崇焕的部下只听袁崇焕的不听我的,这更坚定了他除掉袁崇焕的决心。就在袁崇焕被押入大牢的这些天,皇太极在干什么呢?皇太极制造了反间计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城下撤走了,他派阿敏率兵攻陷了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其中攻永平时守将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他以父母年老为借口请求回故土。皇太极居然恩准。陈此心说:“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臣决心彻底跟随您。”然而不久陈此心要逃走,他被抓住后,群臣都主张杀他,皇太极却平静地说:“朕不杀你,随你去吧。”与其父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显然是个宽容而不好杀的人,在此赞一个。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失守后,崇祯派孙承宗带兵收复,孙承宗毕竟原来是袁崇焕的领导,指挥祖大寿当然更好使,接受孙承宗指挥收复永平四城的部队除了祖大寿的关宁铁骑外还有一支由一个川妹子所带领的部队——白杆兵。白杆兵是因为手持白杆枪而得名,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蜡树(天津的市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白杆兵的统帅是重庆女人秦良玉,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在列女传出现的(她出现在《明史》将相类列传)称得上女军事家的人。关于一个女人从川妹子到军事家的涅槃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此处先说她与后金的作战。此番已不是她第一次跟后金作战,前文沈辽之战中,秦良玉派其兄秦邦屏、秦邦翰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从重庆出发,参与保卫东北的战役,沈辽之战,秦氏兄弟率白杆兵血战八旗兵,大战中杀八旗兵数千人,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秦邦翰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此番己巳之变,崇祯召天下各路兵马进京勤王,秦良玉从重庆星夜兼程赶往京师,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在收复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的战役中,孙承宗用红夷大炮炮轰城池,几十炮下来,城墙就被炸塌了,然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秦良玉率白杆兵冲锋。秦良玉手舞白杆长矛,好似瑞雪飞舞、梨花纷飘,锋刃所过之处,后金骑兵纷纷身首异处,一战即胜,就这样把这四座城池全部收复。阿敏在城池即将被明军收复前把城内投降后金的汉人全部杀死,然后带兵逃跑。皇太极一看,据守城池是没戏了,孙承宗和祖大寿太厉害,干脆咱们趁着孙承宗和祖大寿一时半会儿无法回师北京城下(红夷大炮太重,不方便运输),咱们再杀回去,于是皇太极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起永定门之战,此时孙承宗和祖大寿都没能赶回来,崇祯慌了。还好此前袁崇焕还在广渠门作战时,翰林院官员推荐一个叫申福的游僧,说这个人会制造战车,崇祯就让他来造战车,此时战车造得差不多了,崇祯便让他出战。申福带着许多和尚、流氓、乞丐组成战车队出城,战车队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突然间皇太极一声令下,八旗铁骑冲向战车队。申福催促战车前进,可是推车的这帮人见铁骑冲来,赶紧撒腿就跑。八旗铁骑从马上挥舞大刀和战斧将战车纷纷砍倒,把申福手下这帮人就像削瓜切菜一般纷纷砍杀,申福也战死。这些人太不靠谱,崇祯急忙派满桂、黑云龙率军四万出战,杀得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天黑。皇太极看一时难以取胜,便让部下穿上明军军装,趁着黑夜混进明军军阵。满桂不曾防备,误以为来的是城内援军,结果满桂被杀,黑云龙被俘,但后金军最终也没能攻破北京城。永平、遵化、滦州、迁安被明军收复,皇太极有被断后路的危险,而眼前北京城显然不可能攻下,于是皇太极下令撤退,此次北京保卫战结束。在城下,皇太极临撤兵前说:“城中痴儿,朕取之易如反掌,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我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啸亭杂录》卷一)皇太极班师沈阳后,以阿敏在临撤退前将永平四城投降汉人全部屠杀为由将他终身圈禁,后阿敏死于狱中,至此四大贝勒还剩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三人。这次北京保卫战,后金十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后金十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后金也必定元气大伤。假如崇祯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让祖大寿戴罪立功,告诉他只要率辽东兵北攻下后金老窝,就释放袁崇焕。祖大寿带兵北伐,引后金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也就是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捅进后金心窝,后金势必一战即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朱可夫就是指挥苏联红军先守住斯大林格勒,然后派兵抄德军后路,最终把斯大林格勒城一带的德军困死,歼灭德军三十三万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绝非朱可夫。皇太极走了,该论功行赏、论过斩杀了。崇祯亲自接见秦良玉,封她为一品夫人,并赋诗赠给她。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孙承宗、秦良玉等功臣受封赏后,该收拾袁崇焕了,袁崇焕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在监狱中写了几首诗。其一是《狱中对月》: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囹圄中,袁崇焕更忆亲人,故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读书多年终成进士,机缘巧合效命辽东,最终却也因辽事而丧命,他也知道由于杀了毛文龙,自己“国法难容”,此时母亲已经不可能与自己见面了,思前想后,自己与母亲只能黄泉再见了,昔日郑庄公黄泉认母只是模拟一个叫黄泉的地方与母亲再见,而自己却真的只能跟母亲黄泉再见了。想到此,袁崇焕作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从崇祯将袁崇焕逮捕,到最终处死袁崇焕,其中隔了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九个月崇祯在干什么呢?本来崇祯还在犹豫如何处置袁崇焕,此时,想加盟内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为了扫清障碍——内阁大学士钱龙锡,于是就拿袁崇焕下手了。钱龙锡跟袁崇焕关系不错,此前咱们交代过,袁崇焕就是跟钱龙锡最先说自己要杀毛文龙的,而袁崇焕此时在狱中,只要往死里整袁崇焕,钱龙锡必然受牵连,然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就能成功加盟内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于是他们组织御史言官集体弹劾袁崇焕、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相互勾结,袁崇焕贿赂钱龙锡几万两银子,等等。其实在明朝,大臣收受贿赂,除了朱元璋时期必死外,剩下的时候就那么回事儿,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可是,袁崇焕是边境大将,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边境大将和朝廷重臣走得太近意味着什么?可能要谋反啊,要里应外合啊!最终崇祯下定决心杀袁崇焕。之所以崇祯从逮捕袁崇焕到杀他用了九个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皇太极此番虽然撤兵,但他留了一部分余部在关内,直到袁崇焕被逮捕七个月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才全部退出,在此期间崇祯还要用祖大寿的关宁铁骑来抗击敌军,所以一时不能动袁崇焕,直到后金军完全退出长城,祖大寿领兵回到辽西,崇祯才对袁崇焕定罪、动刀。崇祯以如下罪状给袁崇焕定罪: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那么袁崇焕这些罪名都是真的吗?咱们逐一分析。一,付托不效。这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按:这个事嘛,崇祯的确苛责了袁崇焕,因为后金军是绕过了袁崇焕的直接防区杀向北京的,而袁崇焕在得知了皇太极大军杀到之后,就立即阻截,先后在遵化、蓟州、通州拦截后金军,可惜的是都没碰上,或曰都失败了。因此这一条不算数。)二,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按: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是“专恃欺隐”,在己巳之变时,袁崇焕上奏说:“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结果皇太极却成功突破了这些地方,袁崇焕的“拨兵防守”形同虚设,这条可坐实。)三,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袁崇焕提出要救济蒙古人,说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但崇祯不让。因为崇祯认为把粮食给蒙古人相当于“资盗”。那么此事究竟是谁正确呢?袁崇焕认为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而事实上蒙古人此时已经倒向后金,看看蒙古喀喇沁部跟满人的盟书吧: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可见此时蒙古已经完全倒向后金,因此袁崇焕给蒙古人粮食就是资敌。而且袁崇焕的观点也并不对,他认为如果给蒙古人粮食,他们就会不倒向后金,事实上,谁强他们就听谁的,按袁崇焕的逻辑,实际上连努尔哈赤起兵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久久九九少妇视频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久久九九少妇视频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久久九九少妇视频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怕漏掉一个字(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当年不给他做饭的嫂子,匍匐在地,爬到苏秦身边,向他道歉(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前后两次待我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他的嫂子说: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还那么有钱(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听完之后,仰天长叹:人穷了,父母都不认儿子;富贵了,家人都害怕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富贵怎么能不重视呢(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而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学成之后,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但是,周显王身边的人一向看不起苏秦,周显王也不信任他。苏秦没有办法,只好西行奔赴秦国。此时,秦孝公已经去世,于是,苏秦对秦惠文君说,秦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东面有华山、黄河,西边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是代地,这是一个纯然的天府之国。秦国凭借众多的士兵和百姓,凭借精锐的军队,完全可以称帝而统治天下。秦惠文君因为刚刚车裂了商鞅、非常忌讳说客,他一看苏秦又是一个说客,一来就劝他称帝,便婉言谢绝了苏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对苏秦至少可以了解三点。一是读书为君。苏秦是一位说客,他读书就是为了能为某一位君王服务。至于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周天子还是秦惠文君,他才不在乎呢!二是苏秦曾经想为秦国服务,因为秦国当时强大,有实力,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三是苏秦有着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其实这也是其根本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原先君臣父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所以说,苏秦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时代因素,二是个人因素。前者指当时天下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像苏秦这样的谋略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从而谋取富贵的巨大平台;后者则是指苏秦如果不能成功,在家中都毫无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上立足。在秦国没被接纳的苏秦又来到赵国,赵国国君这时候正用他弟弟为相,这位赵相也不欣赏苏秦的主张。就这样,苏秦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这是他寻找工作的第四站了。见到燕国国君,苏秦先夸燕国的富有,再夸燕国的军队:“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结论是:“此所谓天府者也。”然后接着谈到,燕国富庶是因为连年太平,燕国连年太平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方,挡住了秦军的进攻之路(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如果没有赵国作为屏障,燕国早就深受秦国之害了。所以,对于燕国来说,和赵国处好关系远比和秦国处好关系重要得多。如果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进驻东垣了,再不出四五天,大军就能直抵燕国都城。秦国攻打赵国是在千里以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现在贵国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关注午里之外的战事,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因此燕国必须和赵国联合抗秦,燕国才能平安。苏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燕国与赵国联合,整个六国结为一个联盟(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天下为一”,就是苏秦针对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而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这也是秦惠文君即位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苏秦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叫“合纵”。“合”,就是联合;“纵”,指南北,当时六国从燕至楚,是从北至南。“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秦国,所以也叫“合众弱以攻一强”。但说“攻一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合众弱以抗一强”,是联合六国应对强秦,而不是进攻秦国。燕国国君对苏秦的这个主张非常感兴趣,但是,燕国国君非常现实。他指出,燕国是个小国弱国,西边是强大的赵国,南面是强大的齐国。你说得很动听,但是,燕国参加合纵,是为了保证燕国的安全(合纵以安燕),所以,必须让赵、齐两国不侵犯燕国。只要能保证这一条,我愿意举国参加。于是,出重金资助苏秦。这是苏秦得到的第一笔创业基金。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原来讨厌苏秦的赵相已经死了,于是,苏秦对赵国国君说:当国君的最大任务是“安民无事”,而要“安民”,最重要的是“择交”,就是要选准自己的朋友。如果朋友选不准,百姓就不安宁。对赵国来说,西边是强秦,东边是强齐。如果赵国把齐、秦都当作敌人,民不能安。而不论是依靠齐国攻秦,还是依靠秦国攻齐,民也都不能安。秦国在六国中最担心的是赵国,但是,秦国却不敢集中军力攻打赵国,因为秦国担心出战后韩国,魏国切断它的后路,所以,韩国、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韩国、魏国和秦国接壤,又没有天然的山河作屏障,一旦受到秦国的蚕食、很容易让秦国打到国都。所以,韩、魏如果不能对抗秦国,一定会成为秦国的附庸(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国要是不受韩国、魏国的牵制,一定会将赵国定为头号敌人。苏秦又说:看看天下的地图,六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如果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六国为一),全力以赴对抗秦国,一定可以打败秦国。而现在却相反,主张和秦国友好的人,都劝说六国国君向秦国进贡,事奉秦国(今西面而事之)。我的主张是:让六国结为盟友,一致对抗秦国(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让六国的将相白马盟誓:秦国若进攻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锐之师联合作战;诸侯中如果有人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有权联合讨伐它(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赵王听了苏秦这一番颇为新颖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而且也给了苏秦一笔重金。苏秦得到了第二笔创业基金。苏秦对赵国国君所说的,正是当时六国对付强秦合纵之术的完整表述。燕国是一个弱小之国,赵国是当时的强国之一,所以,赵国投的这一赞成票对苏秦完成合纵非常重要。苏秦的下一站是韩国。苏秦对韩国国君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讲利害。韩国若向秦国让步,秦国一定会索要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成皋,韩国如果把这两个军事重镇给了秦国,明年秦国又会来要求割地。如果你继续割地,你很快就会发现无地可割;如果你不给秦国,秦国一定很恼火,那等于是“弃前功而受后祸”,前功尽弃啊。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以你有限的土地,去填补秦国无休无止的欲壑,结果必然是“不战而地已削矣”。二是讲荣辱。以韩国的强大,却“西面事秦”,让国家蒙受耻辱,没有比这更让天下人耻笑的了(为天下笑莫大于此)。而且,我苏秦听过一个谚语:“宁为鸡尸,无为牛后。”宁做鸡中之王,也不跟在大牛后边作小牛犊。你现在如此低三下四地事奉秦国,和尾随在大牛后边的小牛犊又有什么区别?我都为你感到羞耻!苏秦这番话把韩国国君羞得满脸通红,他挽起袖子,仰天长叹:我就是再没有才能,也不能再事奉秦国了(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经过逐一的不懈游说,苏秦终于组成了六国的反秦联盟。苏秦一人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六国合纵的领袖。苏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各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苏秦生活的时代,秦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余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唯有六国联手,才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东扩。这种自身利益的诉求,是苏秦合纵成功的客观基础。其次,是苏秦等纵横家的个人努力。苏秦顺应了六国联合抗秦的现实诉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促使六国结成了反秦抗秦的联盟。苏秦个人的努力绝不可低估。作为一位纵横家,必须熟悉天下大势,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必须懂得各国国君的心理,必须明晓各国的强弱,必须了解各国的软肋。这些条件苏秦都完全具备,因此,他的游说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完成六国合纵之后,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协约送到秦国,秦国在十五年内没有敢出兵函谷关(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合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遭羞辱张仪负气西入秦连横破纵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然而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封堵了,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才行。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而张仪的飞黄腾达又是苏秦一手造就的。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著名学者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张仪学得比苏秦还好。张仪学成之后,也像苏秦一样在诸侯中游说。可是,很不幸,他成功得比苏秦晚(有的学者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后)。张仪未发达时,曾经和楚相吃过一次饭,饭吃完了,楚相的一块玉璧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要查找。楚相手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张仪偷了,理由是“仪贫无行”,因为张仪贫穷,所以肯定没有道德底线。结果,他们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张仪暴打一顿。张仪不服气,因为他确实没有偷楚相的玉璧。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最后把白白挨打的张仪给放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仪回到家中,遭到妻子的嘲讽:你要不读书,不去结交权贵,你能挨打吗?张仪听了妻子的嘲笑,不卑不亢地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在。张仪回答:这就足够了(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对于苏秦、张仪这类纵横家来说,只要舌头在,能说会道,一切就够了。因为,他们靠的就是这三寸不烂之舌。苏秦在已得到赵国国君全力支持的时候,张仪还没有成功。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诸侯而破坏他的合纵之谋,于是他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老同学张仪。于是,他派人暗示张仪:你和苏秦是老同学,如今苏秦已经发达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老同学呢?张仪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张仪就来赵国求见苏秦。苏秦事先安排他的手下,张仪来了之后,不要替他通报。这样,张仪来到苏秦的官邸,一连几天见不到苏秦,而且还拖着他走不了。等他好不容易见到苏秦,苏秦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给张仪吃的是仆人、侍女吃的那种饭。而且,苏秦还数落、挖苦张仪:你就那么点本事,才成为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是不能让你富贵,可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收留,回去吧,回去吧(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一听这话,张仪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他这次来,满心以为老同学一定会念及旧情,帮自己一把,万万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受了一肚子气,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思来想去,诸侯中没几个能成气候的国君,只有秦国可以收拾赵国。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又深知这位老同学是个贤士,各方面比自己都强。苏秦为什么要引诱他来赵国?为什么张仪来到赵国又要羞辱他呢?原来,这是苏秦的一计。张仪一走,苏秦立刻跟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士,我都比不过他,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先取得成功。将来能够掌握秦朝朝政的,只有张仪(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但是,他比较穷,我怕他贪小利而忘大业,所以,召他来,激怒他,让他奋发有为。苏秦马上向赵王汇报,让赵王立项、批钱,准备了车马,让一位门客暗中跟随张仪,做张仪的贴身管家。这位门客先和张仪住进同一家宾馆的客房,似乎是偶然相识。然后,再逐步接近他,把赵王特批的这笔钱给张仪用,一路上他这个贴身管家当得尽职尽责。张仪有了这笔巨款的资助,一路全住高级宾馆,舒舒服服地到达秦国,面见秦惠文主。一席话后,秦惠文王立即任命张仪做客卿,和他商量对付六国的谋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一在秦国当了高官,苏秦派的这位门客就前来告辞。张仪非常惊讶:靠你的资助,我才有了今天,正想报答你,你为什么走呢?这位门客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毁了合纵,认为天下英才中只有你才能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所以,他才有意激怒你,并让我担任你的贴身管家,一路上照顾你。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秦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该回去交差了。张仪一听,大为感慨:我处在苏秦的计谋之中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比不上苏秦(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秦明矣)。何况我刚受到信用,怎么可能去算计赵国呢?你替我好好谢谢苏秦。有苏秦在,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但是,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这一手并不高明,他把比自己还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针锋相对。张仪到了秦国,虽然因感谢苏秦,短时间内不会攻打赵国,但是,张仪毕竟是一位天下奇才,而且备受秦惠文王的重用。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张仪的能量之大远远超出苏秦的估计。况且,张仪即使要报苏秦之恩,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他一旦成为秦惠文王的重臣,必然要将秦国利益置于第一位。秦国当时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打破苏秦的合纵,张仪怎么能够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施展才华呢?张仪的努力最终会使苏秦所有的心血化为泡影,而苏秦恰恰又是送张仪登上这一历史平台的人。张仪的连横是苏秦合纵的掘墓者,苏秦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张仪怎么攻破六国的合纵呢?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合纵的链条上先找一个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个链条断裂。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魏国。他对魏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一是明任魏相,暗中为秦服务。他选中的是和秦国接壤的魏国这个薄弱环节。张仪是秦国重臣,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相却是要为秦一国谋取利益。他的目的就是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他国家仿效魏国(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可是,张仪在魏国期间,颇费唇舌,也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二是军事高压和政治利诱两手并用。一计不成,张仪改变策略,先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魏国与他国作战,先败于秦,再败于齐,而此时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使得天下“诸侯震恐”,也让魏主惊恐不已。在连续受到军事重创之后,魏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结盟。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而再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屈服(魏复事秦)。魏国尊秦之后,张仪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一国呢?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国背叛盟约。颇有意思的是,张仪飞黄腾达以后,仍对当年楚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久久九九少妇视频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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