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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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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视频观看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黄色视频观看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乐羊的隐忍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西门豹治邺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实,要是有蔬菜,用水煮一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至于吃肉,同样也遇到问题,除了过去常吃的兔子和母鸡,逮到狗和猫也能下肚,不过,经验是生活的导师,此话不假,就连这些过去家养的动物现在也学会了提防人们的抚摸,成群结伙地觅食,成群结伙地防备被猎取;感谢上帝,它们还长着眼睛,所以现在更善于躲避,如果有必要还善于进攻。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都使人们得出结论,人类最好的食物是罐头,这不仅因为大都是熟食,打开之后立即就吃,而且由于携带方便,食用也方便。当然,无论是洋铁皮罐头,玻璃瓶罐头或者其他包装的罐头,上面都标明有效期,过了这个日期不宜食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危险,不过人们的智慧无穷,一句无可辩驳的谚语很快流传开来,它与另一句早已不用的谚语类似。老谚语说,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则说,眼不见,胃麻木,照样享受,因此,胃里才装进了那么多肮脏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在这伙人前头,她正在计算他们现有的食物,最多够吃一顿,还不把狗包括在内,但是,狗自有办法,它不是灵巧地掐住母鸡的脖子,咬断它的喉咙,结果了它的性命吗。如果她记得不错,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人曾闯进他们的家,家里贮藏着数量不少的罐头,就他们夫妇二人而言是足够了,但现在是七个人,即便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也支撑不了多久。明天,或者这几天之内,她必须再去一趟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是独自一个人去还是请丈夫陪她一起去,要么请第一个失明者一起去,他年轻,动作敏捷,选择的标准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而且行动迅速,还要考虑到撤退时的困难。街上,垃圾似乎比昨天增加了一倍,原来的人粪被大雨浇成了糊状,和他们一样在街上走动的男男女女刚刚拉的屎有的黏稠,有的清稀,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像浓浓的烟雾,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穿行。一个绿树环绕的广场中间有座塑像,一群狗正在贪婪地吞噬一个男人的尸体。此人大概死去时间不长,四肢还未僵硬,这从狗用牙齿撕扯骨头上的肉时尸体的四肢还在随之晃动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一只乌鸦在旁边蹦来跳去,寻找机会钻进去分享这美味佳肴。医生的妻子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阵恶心从五脏六腑涌上喉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难以忍住呕吐,仿佛自己尚活着的躯体也在被另一些饿狗摇晃撕扯,这群疯狂的饿狗,现在轮到我了,她难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在这里。丈夫问,你不舒服吗;绳圈里的其他人也一阵惊慌,往一起挤了挤;怎么回事;吃得不合适吗;莫非吃了坏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感到什么。他们情况还好,只能听见动物的骚动,忽然传来一阵乌鸦异样的呱呱声,原来是一条狗在混乱之中不经意咬到了乌鸦的翅膀,只是轻轻一咬,并非蓄意作恶。医生的妻子说,我实在忍不住,请原谅,是几条狗在吃另一条狗;它们在吃我们那条狗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怎么会呢,我们的狗还活着,它正在那些狗周围转圈,但没有靠近它们;吃了那只母鸡以后,它大概不会很饿,第一个失明者说;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医生问;已经好些了,我们走吧;那,我们的狗呢,斜眼小男孩又问道;那条狗不是我们的,只是一直跟着我们,也许它会留在这里,它本来就跟这些狗在一起嘛,现在又遇到它的老朋友们了;我想拉屎;在这里拉屎吗;我憋不住了,肚子疼,小男孩急不可耐地说。他就地方便了,也只能在这里方便,医生的妻子又呕吐了一次,但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他们穿过宽阔的广场,来到树荫下,医生的妻子朝后看了看。那里的狗又多了一些,已经开始争夺尸体上的残肉。舔泪水的狗正朝这边走来,鼻子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循着气味的踪迹,这是习惯使然,因为这一次只要抬头望一望就能看见它要找的那个女人。他们接着前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家已经被甩在后面,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大马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豪华的高楼。这里的汽车都昂贵宽敞舒适,所以才有许多盲人来这里,在汽车里睡觉,看来一辆巨大的老式汽车真的变成了常住的居所,可能因为回到一辆汽车里比回到一所房子里更加容易,住在车里的人大概像住在检疫所里的人找自己的床位一样,从街角开始摸索着数汽车,第二十七辆,右侧,好,我到家了。老式汽车停在一座银行大楼前面,是送银行董事长来参加每周例行的董事会全体会议的,这是宣布白色眼疾流行以来的第一次全会,汽车还没有来得及开进地下停车场,它本应在那里等到会议结束。董事长按习惯从正门走进大楼的时候,司机失明了,还大喊了一声,我们说的是司机大喊了一声,但是他,我们说的是董事长,他没有听见。不过,会议并没有像其名称那样成为全体会议,近几天来已经有几位董事先后失明。董事长也未能宣布会议开始,其议题之一正是讨论一旦董事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全部失明时应采取何种对策,董事长甚至没有能走进会议室,因为电梯本应把他送到十五楼,但升到九楼和十楼之间时断了电,电梯再也不动了。常言道祸不单行,就在此刻负责维修内部电力系统的电工们失明了,因此,早该更换的老式非自动发电机也没有启动,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电梯停在了九层和十层之间。董事长亲眼看着送他上楼的电梯工失明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本人也丧失了视力。由于没有恢复供电,由于这一天银行职员中失明者人数倍增,最可能的是他们俩死在了电梯里边,尸骨到现在还在那里,无须说,由于封闭在一个钢铁坟墓之中,有幸未遭饿狗吞噬。既然没有证人,即使有他们也显然不曾被叫到这些小汽车跟前来为我们讲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会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若是如此,就可以回答说,所有的故事都像《创世记》一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没有任何人目睹了一切,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曾经问过,银行里出了什么事呢,虽然她在其中一个银行有些存款,但对银行的事并不是很关心,之所以发问仅仅出于好奇,仅仅因为想到了银行,仅此而已,她也不指望人们回答,比如像这样的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倒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在沿着大马路前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据我在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得知,一开始便一片混乱,人们害怕失明以后一无所有,纷纷跑到银行取钱,认为应当早为未来打算,这无可厚非,如果某人知道不能再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在衣食无忧的时期因眼光长远而积攒下的钱财,假设人们确实都有此远虑,一点一滴节约,有了点积蓄,那么突然间都去取款的结果是一些大银行在二十四小时内倒闭,于是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人们镇静,呼吁公民表现出爱国精神,政府的声明最后庄严宣布,它将为当前面临的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但这番话未能缓解危机,这不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明,还由于仍看得见的人一心想挽救自己宝贵的金钱,其必然结果是所有银行,不论是已经破产还是尚未破产,全都关门停业,请求警方保护,但这也毫无用处,聚集在各家银行门前大喊大叫的人群当中也有些便衣警察,他们同样要求取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了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中几个甚至通知警察局说他们已经失明,退出现役,另外一些还身着制服的现役警察举起武器瞄准了发泄不满的群众,但突然间看不清准星,眼前一片白色,这些人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不仅失去了一切希望,还被指控与当局狼狈为奸,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所有银行都遭到已经失明或尚未失明但同样疯狂的人群袭击,人们不像平常那样走到柜台前,心平气和地递上支票,对银行职员说,我想把钱取出来,而是不顾一切地见钱就抢,当天的现金,放在抽屉里的钱,由于粗心没有关上的保险柜,老一辈祖母们装零钱的那种古老的小口袋,通通被洗劫,当时的情景实难想象,无论是带天井的豪华总行还是街区的小储蓄所,无一例外地目睹了这些确实让人胆战心惊的场面,不能忘记那些自动取款机上出现的小小插曲,机器被砸开之后,最后一张钞票也被抢走,有的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板上还莫名其妙地显示出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本银行,如果说这些机器背叛了其主人不够确切,至少应当说它们愚蠢透顶。总之,整个银行系统像纸牌搭成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坍塌了,这倒不是因为拥有金钱不再受到重视,有钱的人不肯放弃财富这一点就是证明,他们说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同样,在各银行地下室里住下的盲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他们在等待着里边的大保险柜那笨重的镀镍钢门奇迹般地敞开,因为与巨额的财富仅这一门之隔,他们盘踞在地下室,只有寻找食物和水或者满足肉体其他需要的时候才肯出去,并且很快返回,回来时使用口令和手作暗号,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入营垒,当然,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但这无关紧要,这种失明症患者眼中一切都是白色。戴黑眼罩的老人讲述银行和金融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时,他们慢慢穿过这座城市,偶尔停下来,让斜眼小男孩减轻一下肠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老人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语中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例如,在地下室生活的盲人们的故事他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既没有掌握通行的口令也不会用手指打暗号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来到医生和他妻子居住的街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与其他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一片狼藉,一群群盲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里,他们头一次遇到大老鼠,此前不曾遇到纯属偶然,大老鼠有两只,在街上游荡的猫也不敢与它们较量,因为它们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可以肯定比猫更凶狠。舔泪水的狗看看猫,又看看老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成为属于人类的动物了。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医生的妻子没有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忧伤,她本来会想,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时节多么幸福,而令她吃惊的是心头涌上一阵绝望,原来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她的街道,应当干净整洁,邻居们眼睛失明,但相互之间的理解还在。我太傻了,她大声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丈夫问;没有什么,是我在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力气已经耗尽,他们上楼梯时走得很慢,在每层平台上都停一停,他们的家在五楼,医生的妻子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尽力往上爬,舔泪水的狗时而跑到前头,时而回到后面,仿佛生来具有牧羊犬的天赋,得到命令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有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说话声,涌出阵阵让人作呕的气味,对这种气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两次遇到有盲人站在门槛上用空漠漠的眼睛向外张望,来的是谁呀,他们问;医生的妻子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是这栋楼里的人;我们原来住在这里,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邻居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出熟人的表情,但没有再问一声是医生先生的太太吧,也许回到屋里以后会说,五楼的人回来了。爬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还没有踏上平台,医生的妻子就大声说,门关着。看得出,有企图撞开门留下的痕迹,但门很结实,顶住了。医生把手伸进新外衣里边的口袋,掏出钥匙,但拿在手中,等待着什么,妻子轻轻扶着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孔。15家里的尘土利用主人不在的时候轻轻落下来,模糊了家具的表面,顺便说一句,这是它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些日子的唯一机会,没有掸子或者吸尘器骚扰,没有孩子们奔跑,在空气中搅起涡流。除此之外,家里还算干净,如果说有些不整齐之处,也是由于匆匆忙忙出门,在意料之中。尽管如此,那一天,等着卫生部和医院的人来叫他们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表现出了智者们的远见卓识,这些人在生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免死后给别人留下整理乱摊子的繁重负担,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床收拾好,把洗手间的东西放整齐,虽然算不上无可挑剔,但当时她双手颤抖,眼泪汪汪,如果人们还要求她做得更好,那就近乎残酷了。因此,这七个跋涉者好像来到了天堂,这种感觉极为强烈,我们称之为石破天惊,也不会对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构成亵渎,他们在门口停下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家庭气味惊呆了,其实不过是关门闭户的屋子里的气味,若是在往常,我们会跑过去把所有窗户全打开,说一声,通通风,但今天还是关得严严实实为好,不让腐臭钻进来。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们会把一切弄脏,她说得对,如果他们穿着那些沾满泥巴和粪便的鞋进去,顷刻间天堂就会变成第二个地狱,据权威人士说,在地狱里,罪恶的灵魂最难以忍受的不是烧得通红的钳子,滚烫的油锅和其他火烧油烫的工具,而是腐臭瘟疫等令人作呕的气味。自古以来,家庭主妇们习惯这样说,进来吧,进来吧,没关系,弄脏了擦干净就是了,但这位主妇和她的客人们一样,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只要弄脏便会更脏,所以请人们把鞋子脱在楼道里,当然,他们的脚也不太干净,不过与鞋子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戴墨镜的姑娘家的毛巾和床单起了一些作用,把大部分脏东西擦掉了。于是他们光着脚走进屋里,医生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所有的鞋全都塞到里面,打算洗一洗,她不知道怎样洗,什么时候洗,后来她把塑料袋拿到阳台上,外面的空气不会因此而更加污浊。天开始暗下来,乌云密布,但愿能下一场雨,她想。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转身看着伙伴们,他们正一声不响地站在客厅里,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找地方坐下,只有医生随手在家具上摸索,留下一些手印,这算是开始了第一次清扫,一些尘土已经沾在了他的指尖上。医生的妻子说,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待下去,衣服和鞋子一样脏;脱衣服,第一个失明者问,在这里脱,当面脱,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每个人单独领到家里的一个地方,医生的妻子以讥讽的口气说,那样就不会难为情了;我就在这里脱,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回答说,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我,即使不这样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看到过我比赤身裸体更难堪的样子,不过我丈夫太健忘了;我不明白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有什么意思,第一个失明者嘟嘟嚷嚷地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曾有我们的遭遇,就不会这样想了,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开始给斜眼小男孩脱衣服。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从腰部以上已经脱光,现在正解裤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扶着你,把裤子脱下来。这两个人蹦蹦跳跳,既可笑又可怜,简直让人想落泪。医生打了个趔趄,两个人一起摔倒了,幸好他们没有在意,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副模样,身上一块一块的各种污垢,阴部成了糊状,白色阴毛,黑色阴毛,让人顿生怜爱之心,一个是长者,另一个从事备受崇敬的职业,但两个人的尊严和体面都已丧失殆尽。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他们扶起来,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谁也没有再感到难为情。家里有蜡烛吗,她问自己,这时想起家里有两件照明用的古董,一个是带三个喷嘴的老式油灯,另一个是老式煤油灯,就是上面带玻璃灯罩的那种,今天用油灯,家里有橄榄油,灯芯可以临时做,明天到附近的杂货店去找找有没有煤油,找煤油比找食品罐头容易得多。更何况我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找,她想,此时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开玩笑。戴墨镜的姑娘正在脱衣服,动作很慢,使人觉得她一直在脱,但身上总是留着一件遮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此刻哪来的羞怯,但是,如果医生的妻子离得更近一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黄色视频观看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①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②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出自北部中国的文宫集团最为庞大,占总人数近1/3;其次是东北的军官,他们约占20%,如下面按大区所作的统计所表明的一样。表A-2大区出身统计:
                      地区文官武官共计
                      满洲里2626
                      中国北部411556
                      中国西北部31518
                      长江上游33
                      长江中游527
                      长江下游11112
                      东南沿海11
                      岭南11
                      云贵11
                      总计6560125
                      尽管“贰臣”中文臣稍多于武职,最终从清廷统治中获地位最为显赫的却是武职,这从他们之中最后成为各部尚书或侍郎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在60名武职降臣中,有23名成为尚书,23名成为各部侍郎。在65名文职降臣中(包括56名进士),只有3名成为尚书。拥有各部尚书或侍郎之称,并不意味这些人实际上在那个部里供职过。如下表几个著名的汉旗人(他们并非都列入了《贰臣传》)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通常一个人在中央政府拥有了某部门的官职,与他在该部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表A-3部分汉旗人的事迹和官职: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三七卷,第10页。③同上。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二六五卷,第8页。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七九卷,第122页。③同上书,第二四九卷,第11—12页。④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8页。⑤同上书。第二四三卷.第7—10页。⑥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11页。⑦《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6—47页。⑧《国朝耆献类征》第二七二卷,第4页。⑨《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3—44页。⑩《清虫稿》第二四○卷,第17、20—21页。侍郎之职(通常是刑部)照例是由在外作战的将领担任。尚书之职,常常给予主要满洲首领,而1644年与多尔衮入关的汉“旧人”中被任为此官的却屈指可数(孟乔芳,1645年为兵部尚书,是一个例外。正如康熙所言,这是北方平定初年清廷最重要的担任了指挥官的汉人)。另一方面,后来投降的汉人,如下表所示,积官至尚书之职的人数颇为可观。表A-4
                      降附时间任尚书职人数
                      1644年前2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饶命,皇帝李晔见宦官已经知晓,于是让崔胤有事走正规程序上疏奏明,不必偷偷摸摸地面见自己。而韩全诲为了彻底摸清情况,又找了几个貌美的女子送进宫中,让她们暗中留意崔胤写给皇帝李晔的奏章,所以崔胤无论怎么做,宦官们对其行踪都是了如指掌,而皇帝李晔对此却全无知晓。当时崔胤密谋除掉宦官,宦官们也在暗中策划反制崔胤,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韩全诲等人便鼓动禁军在宫中聚众抗议,控诉崔胤减损士兵们的冬装,皇帝李晔无奈之下,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这在崔胤看来是个敏感的信号,他误认为皇帝李晔开始倾向宦官,所以急忙写信向朱全忠求助。当时朱全忠和李茂贞见到朝廷内部纷争不已,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朱全忠想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而李茂贞则想将其接到凤翔。崔胤在信中告诉朱全忠,说已经奉皇帝李晔的密诏,让朱全忠领兵火速赶来京城长安迎接车驾,如果来晚了皇帝就会被李茂贞挟持走了。朱全忠当时正在河中,得到崔胤的书信后,唯恐李茂贞将皇帝掠去,于是急忙赶回大梁,准备发兵京城长安。事实上,朱全忠当时十分清楚崔胤在朝廷中受到宦官集团威胁的危险处境,所以他这次出兵京城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目的也是为了剪除宦官。不过此时对宦官束手无策的皇帝李晔虽然盼望朱全忠前来能够剪除宦官,但是他又担心朱全忠会和李茂贞发生冲突。为此,他让韩偓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全忠与李茂贞联合,韩偓给出的回答是,由于利益不同,两个人联合是不可能的。十月二十日,朱全忠自大梁发兵挺进关中。韩全诲听说朱全忠将要到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带领禁军,准备劫持皇帝李晔前往凤翔,而且宫内各门增加守卫力量,断绝了皇帝李晔与外界的联系。皇帝李晔得知韩全诲等人想要劫持自己的想法后,秘密派人为崔胤送去书信,告诉他带着文武百官出京城长安,催促朱全忠火速赶到长安解救自己。十月二十五日,韩全诲逼迫皇帝李晔召见百官,废止了正月颁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的改革条令,重新恢复枢密使与百官同典议事的旧制,而且当天便重开延英殿,韩全诲等人侍立两旁,与朝臣共同议事。在此后的五天内,李继筠带领神策军将内库的财物洗劫一空,又将诸王以及大批宫人秘密送往凤翔,并派兵锁上宫门,禁止人员出入。当时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内大肆劫掠,民财被抢劫一空,满街逃窜的百姓不计其数,不过崔胤所在的开化坊因为李继昭不肯与韩全诲等人合作,所以得到了李继昭的派兵保护。十一月四日,韩全诲带领神策军陈列殿前,逼迫皇帝李晔跟随自己前往凤翔,他告诉李晔说朱全忠已经大军逼近长安,想要劫持皇帝陛下前往洛阳,事实上是有篡位之心,现在臣愿意奉送皇帝陛下前往凤翔,是为了保护陛下。连日来韩全诲等人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李晔明白了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所以他拒绝了韩全诲的要求。而且他手持宝剑想要登上乞巧楼进行抵抗,但是他四眼望去似乎并没有保护他的卫兵,因此他只得丢下宝剑,与何皇后以及诸嫔妃跟着韩全诲出了宫城。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刚刚出城,他背后的长安城内便是一片火光,李晔回身望去泪流满面,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痛,从心底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新回来。当天夜里,皇帝李晔一行人到达了长安城南六十里的户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接,就这样李晔在回到长安没多久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皇帝李晔跟随李茂贞去了凤翔,而此时的朱全忠依然还在路上。他要想进到长安,必须经过韩建的领地,而韩建是李茂贞的盟友,不会轻易让朱全忠通过。因此朱全忠率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兵马进驻河中,准备攻打韩建。十一月一日,当李继筠封锁宫门洗劫内库的时候,朱全忠带领四镇兵马七万余人进攻同州。同州留后司马邺望风投降,朱全忠让司马邺前往华州告诉韩建如果不尽快投降,自己将会立即领兵攻打华州,而且当天朱全忠就从故市领兵南渡渭水进逼华州。韩建自知实力悬殊,只好派部将李巨川请降,并献上三万两白银犒劳汴州军。韩建的归顺使得朱全忠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他领兵进驻赤水,接着向长安进发。当他赶到昭应县的零口(历史上鸿门宴的所在地)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离京西行,朱全忠担心再这样一路追下去,恐怕会落个挟君的罪名,所以便暂时撤回赤水以观时变。当时闲居在长水的张浚见朱全忠按兵不动,立即赶到赤水劝朱全忠将韩建除掉,理由是韩建除了是李茂贞的盟友之外,还曾经上疏皇帝李晔请求前往凤翔。朱全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包围华州,韩建立即出来示好,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上疏的时候没有考虑态度,希望朱全忠能够原谅自己。韩建诚恳认错的态度,最终使得朱全忠原谅了他。但是朱全忠担心他在华州经营时间太久会生出祸乱,于是将其移往陈州赴任。同华地区经过韩建多年的治理,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帝李晔身在华州时期,随着四方商人的云集,一时间商业极为繁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全为朱全忠所得,因此在经济上朱全忠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补助,最关键的是同华地区距离京城长安较近,为朱全忠日后出兵京城长安以及征讨凤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皇帝李晔西行之后,文武百官在崔胤的安排下,大多留在了京城长安,出现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崔胤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向朱全忠求助,希望他能尽快出兵迎回皇帝陛下。十一月四日,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王溥等人前往赤水与朱全忠商议迎接皇帝李晔回京事宜。朱全忠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目前目的还没达到,现在有了崔胤的召唤,所以他不用再担心落个挟君的罪名,可以继续西进。两天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长安,然后在崔胤的建议下,朱全忠派人到凤翔宣布自己进京的消息,同时让韩全诲等人护送皇帝李晔立即回到京城长安,韩全诲当然是拒绝了朱全忠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朱全忠决定将大举讨伐凤翔。第十一章遇害身亡困居凤翔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到达凤翔,在城东安营扎寨。李茂贞登上城楼向朱全忠解释,说天子到他这里是来避难的,并非被自己劫持来的,朱全忠是受了奸人的蛊惑,所以才兴兵讨伐他。而朱全忠则全然不理会李茂贞所说的话,要求李茂贞立即奉送皇帝李晔回京,自己会既往不咎。朱全忠的态度等于是要讨伐到底,李茂贞眼见朱全忠不肯退兵,于是和韩全诲连连逼迫皇帝李晔下诏,让朱全忠赶快退兵。朱全忠见凤翔城池坚固难以立即攻下,于是移兵攻打邠州。邠州在凤翔东北方向的二百里处,当时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徽镇守,与凤翔遥相呼应。十月二十七日,朱全忠对邠州发起猛攻,李继徽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两天后被迫投降。朱全忠攻下邠州后,又立即兴兵攻打盩厔(今陕西周至),两天后又将盩厔攻下。邠州、盩厔相继失守,让李茂贞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当时镇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昭信军节度使冯行袭见汴州军队势强,于是将韩全诲派往各地途经金州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杀掉后,向朱全忠投降。西川节度使王建也趁火打劫,与朱全忠修好,并派部将王宗佶、王宗涤领兵五万攻打李茂贞的山南诸州。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朱全忠自三元移驻武功,再次进逼凤翔,当时韩全诲让皇帝李晔下诏征李克用前来救援,同时李茂贞也以个人身份写信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得到消息后,派部将李嗣昭领兵五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从沁州攻打晋州,以缓解朱全忠对凤翔的压力。皇帝李晔也派人充当岐、汴和协使,对李茂贞和朱全忠加以劝解,并赐朱全忠“李姓”,想让他和李茂贞结为兄弟。但朱全忠却断然拒绝,他一方面让部队继续包围凤翔;另一方面回军攻打李克用,击败正在攻打晋州的李嗣昭后,乘胜进逼晋阳。面对强大的朱全忠,李克用锐气大减,自此之后很多年不敢和朱全忠交战,就这样李茂贞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救援自己的强援。朱全忠在凤翔外围不断地攻城略地,皇帝李晔则在凤翔内再次组织起流亡政府。鉴于文武百官都留在长安的现实情况,皇帝李晔对朝廷官员重新进行了整合,不过由于李茂贞极力推荐自己的心腹,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任官职,而皇帝李晔也不愿意任命李茂贞的心腹,所以即便是流亡政府,皇帝李晔也组建不起来。当时有大批人上疏皇帝李晔,指出李茂贞推荐心腹担任朝官,是徇私舞弊行为。李茂贞得知消息后,鉴于朱全忠压力颇大,而且朝廷内部局势不稳,于是就想将皇帝李晔挟持到蜀中再作打算。而崔胤等群臣听说李茂贞要将皇帝陛下挟持到蜀中,全都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崔胤便前往河中,再一次向朱全忠哭诉,希望他赶快解救皇帝陛下。在崔胤的催促下,天复二年(902年)六月,朱全忠亲自领兵抵达位于凤翔府南边三十五里的虢县。李茂贞闻听朱全忠再次前来,不再采取闭门不战的策略,而是出城主动迎战。六月十日,李茂贞亲自领兵在虢县北部与汴军交战,结果凤翔并大败而归逃回城内。朱全忠乘胜进驻凤翔城下,并分兵五寨将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李茂贞的堂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见凤翔被围,于是领兵屯驻三原想要解救堂兄。朱全忠派部将康怀贞、孔勍攻打李茂勋,李茂勋抵挡不住汴州军队的攻势狼狈向东逃窜。李茂贞在城内得知堂弟战败,并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六月十七日,李茂贞领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俘虏了汴军将领倪章和邵棠,他看到汴州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干脆在二十二日倾巢出动想要与朱全忠一决胜负。这场战役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交战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分胜负,只是因为李茂贞兵力有限,所以在日暮时分才主动收兵回城,结果汴州军队随后追击,几乎攻陷了凤翔西门,自此之后李茂贞不再出城交战。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汴军中很多士卒身染疾病,朱全忠见李茂贞坚守不出,凤翔城一时间难以攻下,如此下去对己十分不利,便想带领军队回归本镇。部将高季昌、刘知俊得知朱全忠的想法后,极力劝阻其不要撤兵,并建议选派得力的间谍混进城内,用诡计引诱李茂贞出战。骑士马景主动请缨,伪装成凤翔军战败的士卒进入凤翔城内,进城后马景散布消息说朱全忠已经撤兵,只留下些战斗力不强的人马,而且今晚也将撤走。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茂贞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当天利用夜色偷袭汴军营寨。当夜,李茂贞带领大批人马出城偷袭汴军。朱全忠见李茂贞中计,于是命令中军敲响战鼓,让伏兵四下杀出,又派数百骑精骑兵堵住城门,凤翔兵进退维谷,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李茂贞拼死杀出条血路才得以逃回城内。李茂贞战败后,朱全忠命令士兵环绕凤翔城广挖战壕,形如蚰蜒爬行之状,而且在营寨四周安置了大量犬狗,如果敌军来群犬齐吠,同时绕营设置木架,用绳挂铃将其连接,敌军来便出动铃响,从此用这种方法切断了凤翔城与外界的联系。凤翔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粮食以及各种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内开始出现以人肉充饥的现象。皇帝李晔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处境也极为艰难,粮食断绝后李茂贞只能供给其一些猪狗之肉食用,其随从每天都有饿死的。皇帝李晔虽然知道朱全忠绝非忠臣,但是为了早日解脱困境,他还是要求韩全诲和李茂贞迅速与朱全忠和解。韩全诲和李茂贞对此置之不理,而此时朱全忠却主动示好,原因在于李茂贞的很多部将在看到李茂贞大势已去后,纷纷带着人马出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担心李茂贞穷极无路之下会与城俱毁,自己落个挟君的罪名不说,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也会化成泡影,因此朱全忠表示愿意和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朱全忠派部将司马邺进入凤翔,向皇帝李晔奉呈和解的奏书,而且不断派使者入城呈贡食品衣物,甚至允许城中百姓出城打柴。不过,韩全诲和李茂贞并不买账,依旧想以武力对抗朱全忠。十月二十一日,李茂贞领兵突袭汴州军队西寨,结果大败而归。朱全忠见李茂贞无意和解,于是派部将孔勍、李晖乘虚直捣李茂勋的老巢鄜州和坊州,并于十一月十日攻占了坊州。次日,汴州军队冒着大雪连夜行军,于拂晓抵达鄜州城下,守军来不及迎战,汴州军队攻入城内,与城中八千守军展开巷战,直到午时鄜州守军抵抗不住,于是举城投降,孔勍、李晖安抚李茂勋家属及其部将。李茂勋得知鄜、坊二州已失,而家属部将无恙时,遂投降朱全忠。失去了堂弟李茂勋的支持,已经内外交困的李茂贞直到此时才想与朱全忠议和。不过李茂贞明白,眼下必须要表示出自己的诚意,而且这个诚意要足够能打动朱全忠,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可以诛除宦官。为此,李茂贞亲自修书一封送给朱全忠,他在信中强力为自己辩护,说这场挟持天子的祸乱都是宦官韩全诲一手造成的,并重申自己将天子迎到凤翔,是为了让天子避难。现在朱全忠既然有匡扶社稷之心,自己愿意护送天子回京,并愿意率部为朱全忠效力。朱全忠面对李茂贞的和解态度,也表示不计前嫌,愿意通力合作。不过这样一来,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坐不住了。韩全诲得知李茂贞与朱全忠暗通书信之后,自度难免于难,于是互相之间开始推诿指责,而且凤翔城中的人全都将矛头指向宦官,导致李继昭与韩全诲当面互相对骂,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海前往朱全忠营寨商议回京事宜,同时李茂贞也派遣心腹与朱全忠签订议和条约。正月六日,李茂贞秘密觐见皇帝李晔,请求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奉迎皇帝陛下返京。当时皇帝李晔得知李茂贞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诏令将韩全诲等人斩首,并让李茂贞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任命御使第五可范、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左、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上、下枢密院使,当晚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相继斩首。次日,李茂贞让人将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装在袋子里,然后让韩偓送到朱全忠的营寨。不过,朱全忠虽然见到了韩全诲等人的首级,却依旧围困凤翔城,李茂贞怀疑是崔胤从中作祟,于是写信央求崔胤劝说朱全忠撤兵,并请求皇帝李晔下诏让崔胤等百官来到凤翔。虽然宦官集团已经被除,但朱全忠依旧想让李茂贞出城投降,为此他写信让崔胤从中调停。崔胤告诉李茂贞,诛除宦官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如果继续顽抗朱全忠,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凤翔城门放出了皇帝李晔。当李晔走进朱全忠的营寨时,朱全忠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救驾来迟,让皇帝陛下受惊。而皇帝李晔对朱全忠救驾有功,表示由衷的赞扬,君臣二人在营寨中稍事休息过后,朱全忠即令部将朱友伦护送皇帝李晔起驾回京,自己则留下负责善后工作。正月二十七日,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久违的京城长安。表面看上去李晔又重新恢复了自由之身,而事实上,对比先前诸多挟持他的人,成功解救他的朱全忠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儒将风范朱全忠与李茂贞争夺皇帝李晔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晔被困凤翔时,韩全诲曾以皇帝的名义向诸道发布诏令,命令各路藩镇前来勤王,不过各路藩镇对此反应不一。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与朱全忠的长期争战中,逐渐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其争锋,所以李克用接到诏令后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千人;西川节度使王建则全力经营自己的巴蜀之国,而且企图占有李茂贞的山南之地,朱全忠与李茂贞相争,他正好是坐收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黄色视频观看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尽可能地用臂膀给她些支撑。晖儿拂去额上的汗水,一手拉过S,两人不由相拥而泣。稍事休息片刻,我与莫炎探查起周围的环境。按他的说法,古滇国是以骑兵略地冲锋,步兵列阵守护的方式战斗防卫的,两间重兵把守的墓室之后便应该是主墓室的所在,滇王也应该就在那里。整间墓室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设计,也许是自信阴墓隐蔽,水银阴毒,或是仰仗兵卒骁勇。墓室后方那坚实的石门开启之后,我们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一个偌大的中堂墓室,甚至连机关暗箭之类的设施都不曾遇见。中堂墓室那高大的石壁上有着一大两小三扇石门,正中的大门上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矛头,左右小门则分别雕着太阳和大地的图案。“大门后面是水银池,估计储存的量比先前多很多。”门后那奇怪的汩汩声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嗯,太阳门后面是火硫磺。”莫炎的鼻子不住地嗅着,“大地门后面通着河底泥浆。”“那这里不就是死路了吗?”S有些纳闷,“这么多干尸兵把守的墓室后面怎么没有滇王的墓室?”众人四散查探,中堂墓室的石壁全是固实结构,内部没有任何机关,除去三扇门后存在开启机关和一定空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厚实的地层。难道是先前的墓道墓室中我们遗漏了什么?我对着石门不由有些茫然。“土、金、火……”我不甘心地在门前来回探视着,从右向左的五行顺序突然带来了一种预示。古代右为最先,最右是土,土生金,最左是火,火克金,我似乎已找到了其中的玄机。“土生金而固之,火克金而抑之。土火两行平衡了水银金性的锐气,加上它自身又聚阴魂养生气,那个滇王就在正门里。”我一股脑地将方才的思考陈述了出来,其他三人被我说的有些发愣,但不多会各自都明白了些什么。莫炎走近正中大门,仔细嗅了一阵,眼睛忽地一亮:“说的对,水银上有东西。”我立刻走上前,静心聆听,在水银微动的汩汩声中还有着一种难以辨别的碰触声,水银上漂浮着的形状渐渐在脑中清晰,那东西是……船!“古滇贵族多兴土葬,只有花腰傣族兴水葬。”莫炎沉思道,“花腰原就是古滇王族,这船里应该就是滇王。”兴奋之余一个莫大的难题却出现在了面前,滇王虽然就在门后的水银池上,可该如何避开水银安全到达船内。这个石室中储存的大量水银已不是我驭金的能力所能控制得住了;遁鬣在尸水墓墙前受伤后化作精气来帮助我们步行进入墓室。滇王近在咫尺,我们却已束手无策。“莫炎,你还有什么虚兽可以帮助我们进去吗?”S问道。没有回答,莫炎无声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亦凡,‘水银泻地’的下一句是不是‘无孔不入’?”晖儿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是的,我让它自己造几个孔来入地。”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笑着示意他们退后,意念快速集中向门后的水银。伴着轻微的碎石声,门后的水银汩汩作响地波动起来,墓室中回荡着微弱的震动,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石门后便传来一声碰撞。与此同时,莫炎一个闪身来到正中石门前,用力旋动了门侧那凸显的条形机括。石门隆隆升起,一片深邃的黑色空间徐徐出现在面前。数个拳大的灵火球疾射入内,嵌在石壁上幽幽闪动驱散了黑暗,空旷得难以想象的石室中,一艘巨大的石舫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快步来到石舫前,莫炎攀着舫体的雕纹几下便翻了进去,转身抛下一道银色长索将我们逐一拉上甲板。这石舫约摸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舫体正中是一座约摸三米多高的舫楼,正对舫头的楼门微微开启着。推开楼门,底层舱内错落有致地遍布着石制的桌椅,一些用来陪葬的珠宝玉器在水银蒸气的侵蚀下早已不复辨认,只能依稀看到原本的形状。小心地沿着舫内石梯来到上层,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舱内,镂空雕花的石门应该是通向后面的主舱,但却被六具干尸挡在了身后。从体形来看,它们比先前的兵卒、将领要高出许多,体格十分的健壮,身上披着那种古怪的象皮甲胄,手中的青铜狼牙棒竟是奇特的八棱柱形。见我们走出石梯口,干尸口中齐齐发出沉重的嗬呼声,三前三后地交换了下位置,手中狼牙棒虎虎生风地摆动了起来。莫炎冲我丢了个眼色,走上前去,双手摊开作势,一片火光腾然闪现。那些干尸被惊得一愣,还未回过神来手中的狼牙棒便已脱手而出。扑扑数下闷响,干尸的头颅被狼牙棒击得粉碎,高大的身躯直直倒下。莫炎合手一挥,火光过处干尸化作无数焦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干净利落的配合下没有造成任何大响,虽然可以觉察出石门后只有四具干尸的形迹,但出于稳妥考虑还是尽可能不去惊动它们,毕竟滇王的身边不可能只有六名侍卫,也许另有什么安排。从石门的镂空处偷偷望去,主舱内陈列着一些青铜器皿,正中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石案,上面铺放着残破的布帛。案后端坐着一具佝偻干尸正在那里查看着布帛,举止间似乎满是得意,并不时地拉过身旁的两具干尸搂抱抚摸着。心下一阵作呕,两具干尸的服饰是女性装扮,估计是滇王殉葬的后妃,也许生前是倾国倾城,但现在看来实在是恶心之极了。石案旁侧站立着一个身披青铜甲的高大干尸,威风雄武的气势似乎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它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青铜长矛,矛头的两侧悬挂着两个饰物,看形状应该是两个吊起的人形。看来这将军就是保卫滇王的最后一道关卡,而那具佝偻干尸便是滇王了。“喀喇”,干尸将军身上的青铜甲扭曲了起来,涨鼓地向外长了几寸。那干尸将军不由低头看了下,青铜甲忽地向内猛缩,顿时将它两肋的骨骼挤断了数根。紧接着一阵扭曲,青铜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横向旋扭了起来,只拧动了数下,那干尸将军便在一片莫名中被身上的铠甲绞成了几段。这自然是我动的手脚,但还要归功于它身上的青铜甲。这身原本应该是古滇国最高级的军戎护甲,此刻却成了绞杀的工具,这不免有些讽刺了。“自作聪明,退后。”一旁的莫炎突然叹道,两手左右一抓,身子急速往后退开。晖儿和S在他拉动下身形往后疾退,我一时不知所措,兀自迟疑的时候面前已升起一道火墙。火光中,忽地瞥见干尸将军那碎裂的身体正在地下不断扭动,里面竟缓缓爬出了三个一尺来长的婴儿……六、异巫奇蛊滇池下的千年古墓,一具干瘪碎裂的尸体中,居然爬出了三个身长尺许的婴儿。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脑中却迸出了一个莫名的反应——难道我杀了一个孕妇?!那三个婴儿浑身雪白,胖乎乎的样子着实可爱,我心中猛地一惊,干尸里怎么会有活生生的婴儿,而且行动间似乎过于敏捷了。面前的火墙呼地猛涨,我下意识地后退,却发现自己正要推开石门。有力的臂膀自身后伸来,一把将我拉退数尺。“亦凡,你怎么了?”晖儿扶着我急切地说道。“那干尸手里的是不是吊人矛?”S伸头向石门里张望着,“滇王就在里面,赶快进去把东西拿出来吧。”莫炎一声不吭地在周围挥起了几道火墙,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门内,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呱……呱……”石门镂空处窜出几道白影,跳跃起落的速度异常之快,腾烧的火焰对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只几下便已迫近我们身边。白影嘎然一停,竟是刚才那三个婴儿。浑圆的头部有些偏大,四肢短小却有力,暗红色的眼睛不断打量着我们,微张的口中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直到现在这个距离我才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而是三个身高一尺多的白色小人。“用金属筑个防护层。”莫炎低声喝道,手中挥出一片火刃。我不敢怠慢,一批十字刀刃立刻在众人周围形成。呼呼几声,刀刃在空中自行旋转,一片密不透风的防护层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那三个小人并没有被虎虎生风的刀刃吓到,相反却十分有趣地靠近了刀圈,其中一个竟伸出手臂直接插入了飞舞的刀刃中。“咯”地一声脆响,小人被震退了半步,似乎愣了愣神,那短小的手臂丝毫无损,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击中它手臂的十字刀刃居然断成了数片,纷散的碎片击打在其余的刀刃上向外飞射而去,其中几片打在了另外的两个小人身上,却对它们毫发无伤。这三个小人难道是金属做的?讶异之下晖儿和S举枪向它们射击,小人接连中枪翻倒在地,但不多时又爬起身来,拔下那些嵌在体表的枪弹丢入口中,咯咯作响地大嚼起来。“夸张,这也太离谱了吧?”S又向小人射了几枪,“这是什么东西,都成金刚不坏了。”“是失传的神木蛊童。”许久没有作声的莫炎突然道,“金刚不坏还算好的。”他话音刚落,那蛊童已腾跃了起来,一片金属碎响不断,布下的十字刀刃已全数碎开飞落四周。我全力控制住众人的周围,以免被碎片伤及。混乱中一股暗色的火焰蓬然掠过,蛊童见状转身反跃躲过火焰,落在地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将我们围在当场。“呜啊~~”蛊童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全身乱颤起来。一股乌色的液体从身上渗出,随着手脚的抖动洒在了地上。那液体只落下了星点的几处,像似有生命地自行蠕动着,线状地在周围分布开来。液体中隐隐冒出了几个豆大的圆点,豆芽拔苗似的疯长着,只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丛斑斓夺目的蘑菇。几处蘑菇不断蔓延生长,快速连成了一片,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这些五彩的蘑菇团团包围了起来。莫炎的鼻子急速地抽动了几下,眉头一紧,双手互拍火光顿闪,空中无端出现了一群栗色的动物。那些小东西像似微型版的鹿,却又长着一个兔头,忽闪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蘑菇。更让人称奇的是,它们身后的长尾正飞快地旋转着,仿佛直升机般悬在了半空。就在这时,地上的蘑菇噗噗地一连串炸开,喷飞的蘑菇孢子涌起了团团灰色烟雾,无风自动地向我们涌来。莫炎口中吱喳一声,那群小家伙立刻蜂拥着迎了上去,纷纷张开嘴巴大口吸食着那些蘑菇孢子,一会的功夫便将空中弥漫的灰色消灭得干干净净。耳鼠!我猛然想起,这群兔首鹿身旋尾飞行的小家伙就是可禁百毒的耳鼠。难怪莫炎面对如此众多的奇异毒菌却毫不慌张,原来他还藏着这么一手。那些耳鼠在吸食了蘑菇孢子之后似乎余兴未尽,转又扑向了地上那片斑斓的蘑菇丛,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大嚼特嚼了起来。蛊童对这些耳鼠好像有些顾忌,眼睁睁地看着蘑菇丛在它们的啃食下迅速消失,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无奈地在那里来回走动着。地上的耳鼠很快便吃完了那些蘑菇,整个鼠群再度飞在半空,迅速地将那三个蛊童逼成一团包围了起来。蛊童不断挥臂驱赶着扑来的耳鼠,却似无力进攻,雪白的身上显出道道乌黑的伤痕,这耳鼠的牙齿竟然比刀剑还要坚硬?“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众口铄金了。”S打趣道,眼前的局势已完全扭转。“这些耳鼠是克制毒物的专家,如果蛊童不怕它们,那就该我们担心了。”我回道。莫炎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眼睛紧盯着前方,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注视蛊童的行动,而是远远地望向主舱内。舱内的滇王此刻丝毫没有被身边的变故所惊扰,依旧悠然自得地欣赏那块残破的布帛,身边的后妃在它的搂抱下不断作出谄媚妖娆的动作,让人看得不禁作呕。不对!那滇王身边的后妃怎么少了一个?!我下意识地向内张望着,却见一个黑影闪到了门前。晖儿?!门前站立的那个黑影正是晖儿,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我身后过去的,耳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S在一旁忽地大叫起来,只见那个失踪了的女干尸自石室的顶上倒吊下来,干瘪枯瘦的脸部几乎紧贴在她面前。不过,这干尸已无法作出任何举动,一双布满黑色火焰的手正死死地拧住了它的头颅。“小心你老婆!”莫炎低吼一声,双手发力,干尸的头部被他硬生生地捏碎成了几块。晖儿静静地站在门前,眼睛温和地望着我,那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那三只被围攻的蛊童此刻却正依附在她的身旁,原本漫天飞舞的耳鼠早已不知去向。“晖儿!”我叫了一声,她微笑着点了下头,却没有回应,嘴唇张合间竟曼声唱起歌来。清越甜美的嗓音早已熟悉,可现在却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诱惑,恍惚间眼前掠过昔日和晖儿一起的美好时刻,那一幕幕幸福的场景不住地牵动着我,脚下不禁迈开步子缓缓向前走去。“你俩清醒点!”莫炎的怒吼将我拉回了现实,他双手紧紧拉住我和S的胳膊,呼吸似乎有些沉重。那三个蛊童正站在晖儿身前,露出满口利齿作势欲扑,如果不是莫炎拉住我俩,恐怕这会已经被它们撕开了喉咙。“花腰歌蛊?”我脱口而出道,“晖儿怎么会……”“刚才那女尸是古滇祭巫。”莫炎平息了一下呼吸,“你老婆中了猎魂巫。”“什么?!”古怪却寓意明显的巫术名字让我险些跳了起来,“这……我……有办法救她吗?”“你们看晖儿的手!”S砰砰两枪击退了企图偷袭的蛊童,冲着我俩大叫道。“能制服她就有救。”莫炎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身子往前闪去。晖儿的双手正左右张开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手指上却诡异地长出了几条赤红色的小蛇,在那里狂乱地扭动着。见莫炎上前,晖儿右手猛地一挥,几条赤色小蛇飞射向他的胸腹咽喉,紧接着左手向我和S连挥两下,一片红色扑面而来。飕飕几声,地下落满了红色的碎片,几道银色的金属丝在我身周轻轻地游弋着,一片黄土立即包裹住那些碎片,猛力挤压中泛出了暗红的色泽。莫炎并没有躲闪,双手同样左右张开,浑身一暗,竟燃起了黑色的火焰。那赤色小蛇触及火焰顿时僵硬,跌落在地上化作片片飞灰。正要逼近上前,晖儿却嫣然一笑,轻盈地旋身转舞起来。旋转间,无数寸许的竹篾射向我们。莫炎挥手一拢,部分竹篾散落,但又弹动着从地下射向他的身体,密密麻麻地将他围在当中,只是摄于黑色火焰的威力无法靠近。金属丝舞动得异常快速,竹篾在切割下早已断成了数节。可那些断片却像有生命一般继续攻击着,很快便将纤细的金属丝卡断了几根。黄土飞舞着在身边围绕起来,大批竹篾射入了土中,马上被完全禁锢。我狠狠地用意识将黄土固实成一个硕大的土块,继而用金属严实地密封了起来。莫炎那里的竹篾终于按奈不住攻击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怪异地流动着,似乎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感觉。竹篾不断被黏住焚毁,在火焰的高涨下,身边的包围很快便被瓦解。紧跟几步,我生怕莫炎出手太重伤及晖儿,却见那三个蛊童怪叫一声,临空扑向我们三人。晖儿也轻笑了一声,甩动长发,乌黑的发丝直直射来。两相配合下,我们不明就里,身子快速后退。但发丝却并没有射向我们,而是出乎意料地钉在了空中的蛊童身上,它们那白色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迅速干枯的身体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蛊童的身体碎片在地上不断颤动着,一种不祥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还未来得及招呼莫炎,便看到那些碎片竟长出了一些根须。地面上很快就被这些白色的根须所覆盖,一株株细长的白色树干奇迹般地在身周长出,那树干的枝杈上竟飘动着大蓬乌黑的丝状物体。树干微微颤动,丝状物纠缠着卷向三人。我挥出数把刀刃,想斩断它们,却被横生出来的树枝挡住,叮当作响地弹射开来。心想不妙,随手凝出一把弯刀递给S,我在面前横出一根遍体尖刺的长棍来。丝状物袭至跟前,棍体上的尖刺突地长出数寸,恰好与它们纠缠在了一起。长棍一阵旋转,大股丝状物卷在了上面,棍体的尖刺又长了数寸,忽地变作锋利的刀刃,上下交错地横切起来,纷飞间,乌黑的断丝落满一地。一旁火舌撩动,树干上已挂满了干枯焦黄的丝状物,看来莫炎的黑色火焰的确威力不凡。但他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一贯挺直的身体也有些佝偻。轻柔的歌声传来,晖儿在门前跳起了一种柔媚的舞蹈。妖娆扭动的腰肢,柔若无骨的手臂在歌声中起舞,那舞姿说不出的曼妙醉人。可我们却无暇观赏,身边的白色树干此刻正随着晖儿的舞蹈诡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黄色视频观看婆沉着脸继续道,“但他儿子禹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禹用了疏导的法子!”脸上不由一阵发烧,心头对耿婆不由产生一种敬畏感,正如在学校时对师长的那种感觉。“这么下去别说查清真相,连这俩丫头的命都得赔上!”耿婆挥手示意道,“你俩撤了柱子和垂柳,放那只绿衣水魕走。”“放了它?!”林岳吃惊道,“那不是害人吗?”“害人?人害它还差不多!知道绿衣水魕的怨气怎么来的吗?!”耿婆白了林岳一眼。从风水格局的形成来看,所谓的水煞凶局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往往是世人人为破坏引起的格局变化。原来绿衣水魕本是生存在地下水脉中的虚灵,悠闲自在与世无争,但由于人为造成的这些水煞凶局将它困在了那里。自由自在的它被禁锢之后便产生了可怕的怨恨,加上水煞凶局原本产生的煞气,绿衣水魕就成为了记载上的阴狠虚灵。金属细柱和五缕垂柳去除时,一片轻盈的绿影飘然遁入地下,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那是人们常常在欢快愉悦时才会发出的声音。也许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凶恶的东西……狴犴的身影露出了地面,口中衔着一块黄色的物体。那是一块残破的夯土块,上面的纹刻的印记有些类似浩土印,但却不尽相同。“这一路倒是不寂寞。”耿婆冷笑了一声,“正好给你们练练兵。”……河南省巩义市,宋陵。这座宏伟的皇家陵墓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为三十平方公里。从风水堪舆的角度来看,宋陵地处郑州、洛阳之间,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开洛高速贯穿东西,南有嵩山,北有黄河,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确不愧为“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风水宝地。北宋有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另外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赵普便葬在了这片北宋皇室专用的葬地上,不仅是他,这里还埋葬着曹彬、蔡齐、寇准、包拯、狄青、杨六郎等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功臣名勋。有趣的是这位三任三免的北宋宰相生平最讨厌的便是读书,唯一读了次《论语》,却没耐性看完,因此史书上曾有“智谋多,读书少,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一九五六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其中包括巩县宋陵。一九六三年,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宋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八年,在各陵园附近的村子建立文物保护小组。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陵墓的石刻进行扶正、粘结和维修,并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一些重点范围内的土地由国家征购,设立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干部。因此,宋陵目前在国内是保护得相当完好的皇家陵墓之一。在如此重视保护的环境下,我们自然不能像盗墓贼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挖赵老先生的坟头。而且,这位讨厌读书的奇门遁甲大家除了编撰国史之外,压根就没留下什么传世著作。从刘基的例子来看,陈子浩他们前往宋陵的目的应该和这位赵老先生有关,同为筑壤旁系的他,也许遗留了什么秘密。刘基、赵普,两人均是擅长奇门遁甲,且辅佐着一代开国帝王。而赵普更是经历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这对亲兄弟的两代王朝,建国混乱的北宋王朝给我们的线索查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太祖暴毙、行贿受贿……”林岳一头扎进面前的书堆,“这个老赵啥事儿都插一腿,也不嫌累!”“噓,轻点!”我低声恨道,“你小子嫌不够扎眼是不是?!”“靠,接下来的东西你查!”林岳敲着涨大的脑袋道,“我出门散散心去。”“对不起,两位是在查找北宋宰相赵普的生平资料吗?”文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呃~~是啊,我老婆考研,搞了这么个论文课题。”林岳机灵地信口胡诌起来。眼前是一位气质斯文的瘦小男子,圈纹层叠的镜片似乎显示着主人的博览群书。“呵呵,图书馆里不便说话,请两位移步。”那男子客气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脚下轻盈地走向图书馆外。也许是因为他斯文儒雅的气质,我俩不由跟了上去。……图书馆边,一间茶室内。“先自我介绍一下。”那男子礼貌地伸出手道,“我叫钱复,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员。”“我叫岳林,这是我哥们儿范亦。”林岳胡诌的功夫越来越强了。握手寒暄后,钱复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俩介绍起来。说来也巧,这个钱复一直负责研究北宋皇家史志,而宰相赵普也正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以前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像他这样搞研究的人,有时往往只是因为一个志趣相投的话题,便会引得他们滔滔不绝,完全不论与你是否熟识。这也许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通病。不过,我喜欢这个通病,尤其是现在。……“所以,无论是‘陈桥兵变’还是‘杯酒释兵权’,赵普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钱复啜了一口茶继续道,“历史上也有人评价,说赵普灵活地将奇门遁甲的生息变化原理引入了国家统治。”“呵呵,还有这种说法?”我心中一动,脸上却佯装惊讶道,“这和奇门遁甲有什么关系?”“奇门遁甲在民间的谣传甚多,一说传自轩辕黄帝,一说衍生于周易八卦。”钱复扶了扶眼镜,“当然,目前还无从可考,但它内含的生息变化原理却颇有道理。”“那和赵普有什么联系呢?”我客套地深入话题,心中对他这种按部就班的介绍方式稍嫌反感。“你们二位是否听说过‘斧声烛影’之谜?”钱复有些神秘道。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离奇暴毙,传位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迷案。根据记载,公元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晚赵匡胤身体状况良好,酒后稍感不适,便躺下休息。赵光义见状,立刻屏退宫娥宦官,声称自己来照料哥哥。不久,守候在外的宫娥宦官远远看见两人说了些什么,烛影摇晃中,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即听到金斧戳地之声,屋内传来赵匡胤凄厉的声音:“好为之,好为之。”黎明时,赵光义忽然急切召唤,吩咐将皇子全部找来,并称赵匡胤已经逝世。天亮后,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赵匡胤没有遵照传统习俗传位于其子,这本就是个疑问,加上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说法,但却无法考证。“曾有人说烛影晃动是赵光义在躲闪,而金斧戳地就是赵匡胤在追砍。”我试探道,“争端的原因似乎是赵光义调戏赵匡胤宠爱的花蕊夫人。”“那是戏说,宫廷里的金斧是种连裁纸刀都不如的装饰品,赵匡胤又怎么会拿来砍人呢?”钱复摇头道,“不过,照史志上的诸多记载分析,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赵普和这把斧子上。”钱复研究宋史及赵普的相关资料已有十余年,研究中他发现了三处疑点:五十岁的赵匡胤死前身患数种疾病;赵普在被免职时曾有目的地四处游历;斧声烛影疑案中的金斧并非王室常用的那种。“赵普有套别出心裁的理论。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按奇门遁甲有序排列的特殊风水格局。”钱复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比划着,“这个人体风水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运势,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帮赵匡胤改变‘人体风水’。”钱复在桌上画的是一个斧头的构形,和一般的斧头不同,它的斧背呈浑圆突起,看着很像平时常用的敲穴锤。史书曾有赵匡胤曾戏弄赵普的记载“太祖召普,以斧击颈,墨染其面,命普三日不得盥之”,而赵普罢相时走访的则是一些依照奇门遁甲来钻研中医学的隐居医师,加上这把形似敲穴锤的斧子,钱复大胆地推测了“斧声烛影”的真相。那时的赵匡胤身患数种疾病,背部长有恶疽,健康方面并不如外界宣扬的那么好。赵普深信,如果能改变赵匡胤的“人体风水”,这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于是他四处寻访,并找到了自认为正确的方法。作为当朝皇上最信赖的兄弟,赵光义自然也积极参与了此事。事发当晚,赵匡胤有意装作不适,赵光义借机将左右屏退,两人秘密开始进行这项由赵普亲手策划的“人体风水”改造工程。而那把外形奇特的金斧则是用来敲击穴位,梳络筋脉的工具。可能是赵普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也或许是赵光义在操作中出了什么纰漏,赵匡胤非但没有长命百岁,反因背上的恶疽迸裂而暴毙。这位北宋的开国皇帝就此撒手人寰。“记载中写道,收殓赵匡胤尸体的太医宦官宣称其‘系金疮迸裂’而死,也就是这个原因了。”钱复叹道,“可惜啊,现代社会奇门遁甲已经无人问津,中医又废除了奇门遁甲理论,没人会相信我的论断了。”……告别遗憾不已的钱复,我和林岳驱车返回落脚的旅店。不管真假,至少我们此行不是空手而返。路上,林岳一直在纸上画着什么,浓重的剑眉习惯地拧作了四条。“老凡,那书呆子的话你信吗?”沉静半晌,他抬头问道。车子在一家冷清的小旅店前停下。“从引经据典和逻辑梳理上来看,钱复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我思索道,“但所谓人体风水的说法却让人难以置信。”“我信。”林岳翻过手中的纸张道,“那斧子的形状我见过。”纸上画着一把奇异的斧子,和钱复在桌上粗描的形状十分相似,但却更为细致了些。“金玉药斧,开络通穴。”林岳的脸色凝重了起来……六、囊倮之城“从中医角度,金玉药斧配合人体穴道经络最多也只是治病。”耿婆踢踏着脚下的布鞋在屋内来回走动着,“这法子是从奇门遁甲衍生出来的,但绝没有那个书呆子想的那么神奇。”“您老别急啊,金玉药斧是名医俞跗的看家发明,这里面也不定有啥奥秘呢。”林岳小心道。“俞跗只是黄帝时期的神医,奇门遁甲是黄帝的安邦之术,怎么可能让他涉足?!”耿婆摇头道。“上古的历史本就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思索道,“或许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捕风捉影!别太迷信赵普的名气了,搞什么人体风水?”耿婆瞪着我俩道,“望形理气整地改局,你找个人折腾折腾,看他是长寿还是早死?!”神医俞跗、金玉药斧、奇门遁甲,这些固然神奇,但耿婆的话却十分在理。我和林岳过于在意赵普的声望,而忽略了事物的合理性。或许赵匡胤也是如此。“可能有人会对此深信不疑。”一直沉思的晖儿轻声道,“这会不会就是陈子浩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点头道,“只不过他现在是完不成任务了。”“别忘了饲虚一派的那对臭师徒。”耿婆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没准这会就在附近。”耿婆的话确实提醒了我,陈子浩一行人出事这么多天,莫曹肯定不会不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出事的缘由,但可以肯定莫曹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我坚定道。……“这老头真帅!”林岳冲晖儿挤眼道。镜子里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脸上的皱纹显得有些沧桑,花白的须发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阅历。很难想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为了便于活动调查,林岳调制了一些古怪的药剂,又弄来了一些像胶质似的东西,一顿涂抹之后,我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当然,晖儿、S包括林岳本人也做了些改变,无外乎是头发、肤色和眉眼间的一些处理。如此一来,我们这个五人“旅游团”的平均年龄一下高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出门旅游的退休人员。林岳查探消息的能力让我十分惊讶,查阅资料时的窘境此刻已是荡然皆无。在他走街串巷姑婆叔伯地一通打听后,很快便找到金玉药斧的传人。这小子的职业真是医生吗?……“夸张~~精神病院?!”S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折腾到那种地方去了?!”“谁知道,听他们邻居说的。”林岳一脸无奈道,“虽然我是医生,可那种地方我也不想去。”金玉药斧,据说是传自上古的一种医疗器具,斧身为铜制,淬炼时加入数种金石药物,斧刃圆钝略带不平,斧背为玉制,打磨为光滑的尖圆形。使用时斧刃常以刮、磨、磕、砍、顿的方式,疏通推动人体筋脉循环;斧背则以敲、打、点、揉、钻的方式,活络趋进人体的穴位。在使用中,病人体表会涂抹特制的药膏,与药斧自身的药性、筋络手法相结合,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和防御相当有效。林岳找到的传人叫马哲明,四十出头,是一家中药店的经营者。在这个西医盛行的时代,小型中药店铺的生意不免清淡了些,马哲明苦撑不下,最终只得关门大吉。不久前马哲明的老婆突然与他离婚,人近中年的他也许承受不了事业婚姻的双重失败,在老婆带走孩子的第二天便疯了。“我去吧,疯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古怪可怕。”我慢声道,“但至少不像正常人那么狡诈。”“亦凡,我陪你一起去。”晖儿轻声道。……城郊,十里坡,马哲明所在的精神病院。与其说这里是一所精神病院,倒不如称之为监狱,当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关闭时,我突然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这辈子我应该不会被关进这里的,现在除外。林岳和S一路小声嘀咕,望着围栏内那些行尸走肉般的病人,身子不禁微微颤抖。晖儿扶着步履蹒跚的耿婆,两眼垂视,眼不见为净的做法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许给病人递东西,不许和病人肢体接触。”满脸横肉的男护理恶声道。这是一间单独病房,坚实的门上开了一个不大的窗口,用铁栏禁锢着。从窗口看去,房间内空空如也,马哲明并不在里面。“哲明啊,大姨来看你咯。”耿婆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叫道,声音带着哭腔,这老太太的演技绝对不比莫炎差。“嘎”地一声怪叫,一张扭曲的面孔出现在小窗里,那面孔是倒着的,难道马哲明被倒吊在屋里吗?屋外的众人虽然都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景象吓了一跳。“蓬”地一声,面孔突然消失,再度出现在窗口时已是正向。看样子,马哲明是摔了下来,但在这种满是防撞隔层的房间里,他又是怎么爬上去的呢?男护理不屑地哼了一声,走到走廊一头的窗口,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哲明啊,有人来看过你没有?”耿婆继续哭腔道,那声音低了很多。“呵……呵……”马哲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口水哗地涌了出来。“他的犬齿……”晖儿低声道,“好像比正常人长了很多。”马哲明的犬齿的确有些奇怪,虽然不像电影中的吸血鬼那么夸张,但与常人相比却有些怪异。“呵……呵……”马哲明继续笑着,声音渐渐飘忽了起来。古怪的笑声在走廊中逐渐弥漫,相邻病房的病人像受到传染一般也开始发笑,那声音与马哲明如出一辙。“不对劲,我们快走。”耿婆脸色一凛,低声道。病人集体发飙,照理一旁的男护理应该出面干涉,但当我望向走廊窗口时,他却不见了。“靠,我说怎么老觉得不对劲呢。”林岳抱怨着加快了步伐,“多半就是个套!”说话间,众人已奔至楼下,身后的楼道间传来一阵凌乱的声响,就像是一群动物在迅速奔跑。“这些人……”S的声音冻结在喉间。方才进门时所看到的围栏全部倒在了地下,围栏中的病人围在了楼前,脸上带着与马哲明相同的微笑。在他们咧开的口中,那异于常人的犬齿仿佛正闪着寒光。“丫头们站中间,王亦凡、林岳,你俩左右看着!”耿婆沉声道,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根玉制的小槌。“这些……是僵尸吗?”S颤声道,贴身保镖般的狴犴被留在了旅店内,手无寸铁的她不免有些害怕。“囊倮!比僵尸还麻烦的东西……”耿婆弯腰蹲下,手中的玉槌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囊倮,是一种人为造成的怪物,确切的说,是由于某些不良术士的诡异试验而产生的失败品。当初老田在世时,我俩交流的资料中就曾有囊倮的记载,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囊倮可以分作药倮、丹倮。它们之间各有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破坏力,人类的力量、速度和感官潜能在这些东西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它们已没了自己的思想,那些无良术士找出了控制它们的方法,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作恶工具。不是耿婆喝破,我还没有想到这些病人已经变成了这种怪物,这个精神病院居然是个巨大的囊倮窟。迅速涌来的

                      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1.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2.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著的《陈洁如回忆录》。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自居,他剃光头,应该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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