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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综合久久国色天香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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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综合久久国色天香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纯子表面像在夸赞村井麻子,但其话语中却似乎含有轻微的侮蔑之意。不过,伸夫对纯子如此了解村井麻子感到十分惊讶。即使说到此前与村井麻子约会,也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交谈过几次而已。虽然在圣诞节前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但那也只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可是,纯子怎么会知道村井麻子的情况呢?难道是在教室里从村井麻子偶尔说出三言两语的态度上推测出来的吗?天才少女的直觉果然比常人更敏锐吗?不过,无论直觉怎样敏锐,能够有这种感觉,或许就是因为她对他两人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此看来,纯子果然是真心关注自己吗?想到这里,伸夫浑身开始冒汗,这个以前从远处观望的女人突然有了几分亲近感。仅仅想到她在关注自己,伸夫就产生了腾云驾雾般魂不守舍的感觉。但是,不知纯子是否觉察到伸夫激荡的心情,她依然十分平淡地款款前行,不久便推开了米蕾特的厚玻璃门。在一瞬之间,眼前的雪景就变成了飘溢着温馨的咖啡味和香烟味的咖啡馆。从中间往里面还有空包座,在他们朝里走的过程中,几个男人向纯子举手或点头。而且,在纯子坐下之后,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说“上次那个很好嘛”“下一幅插画要抓紧点儿哦”。看样子他们都在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伸夫看到纯子跟他们对等交谈,再次对她的交际之广感到惊讶。“咖啡要哪种啊?”“要哪种……”“有摩卡啦蓝山等各种品牌,普通的可以吗?”“好……”在纯子的面前,而且是在咖啡馆里,伸夫就像是个幼童。他只能随声附和,同时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你常来这儿吗?”“是啊……每天至少来一次吧。”看样子,纯子所栖居的世界与伸夫他们截然不同。没过多久,咖啡端上来了,而伸夫却不知道该怎么喝。纯子先放入砂糖,再放入少量牛奶并搅拌几下。伸夫看过之后如法操作,然后喝了一口。咖啡竟是一种既甜又苦的奇妙味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好喝呢?真不知道那些喝得有滋有味的人是怎么想的。“打扰一下,可以吗?”像是看准了时机,另一个男人走过来搭话,可能是要协商晚上聚会的事情。此番交谈结束之后,又有个梳着大背头貌似画家的男人过来,说了两三句话把纯子逗笑。然后,又有个貌似报社职员的男人过来。他们都只跟纯子交谈,完全无视伸夫的存在。看样子,纯子是在这里跟他们边聊天边谈工作,并收集各方信息。过了半个小时,伸夫喝完咖啡正百无聊赖,纯子开口发问。“回去吧?”“好……”伸夫还在琢磨收费的事情,而纯子已迅速拿起账单朝收款台走去。两人来到外边,只见雪下得更大了,人们都把脸颊埋在大衣领中。“谢谢你请我喝咖啡。”伸夫郑重其事地俯首致谢,纯子满面笑容地点了点头。“不必啦!我是大款嘛!”纯子的绘画作品好像已经相当畅销,并且在为报纸和杂志画插图。虽然难以想象她的画作价值几何,但伸夫他们肯定无法与之相比。“那就在这儿告辞吧?”两人从米蕾特向北走到一个路口,纯子就停下了脚步。“难得的星期六还把你拉着到处跑,请原谅!”“哪里……”虽说是拉着到处跑,但跟着引人注目的纯子倒是特别拉风,还第一次进咖啡馆喝了咖啡,伸夫已相当满足。“还想跟我见面吗?”“真的吗?”“这个,你过后看看吧!”纯子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信封,“我写了一首诗,是为你哦!”纯子递来信封,伸夫像接过炸弹般小心翼翼。“好啦,再见!”纯子只说了这些就翩然转身,朝两人刚才喝过咖啡的米蕾特原路返回。伸夫等红大衣消失在雪中人群之间后,向前走了五十多米,来到一小片空地拆开了信封。信封里装着与昨天同样的稿纸,打开后看到同样圆润的笔体写着如下内容:我知道你怨恨我我明白你厌恶我可是在怨恨中隐含着温存在厌恶中隐含着挚爱想必你已发现有怨恨有厌恶远远胜过无动于衷纯子大片雪花落在稿纸上,伸夫一边留意不让融雪弄湿稿纸一边重读纯子的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纯子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可是,这并不像表示愤怒或憎恨的文字。虽然真意不明,但似乎多少隐含着某种好感。七在认识时任纯子之后,伸夫感到自己好像突然成了大人。虽说如此,这并非等于了解了纯子的一切,只不过是偶然应邀去咖啡馆里喝了咖啡、简短地谈论学校和家里的事情而已。两人本来就是同班同学,所以记住姓名和长相纯属理所当然。不过,这回却增加了单独会面的条件。以前同班同学中尚未有人与纯子单独约会。本来纯子比较早熟,感觉她好像在跟画家和记者之类的中年男子交往,却没有一个关系较近的高中生。男生们虽然都对纯子心怀好奇和景慕,也只不过是把她作为远离自己的存在隔空遥望而已。伸夫就是跟这样的女性一起走在大街上。而且,主动发出邀约的是纯子。伸夫自己并没有这种愿望,是对方主动向他搭话的。而且,两人一起去的是咖啡馆,伸夫在那里第一次喝了咖啡,并了解到那里是各种身份成年人聚集的场所。不仅如此,纯子还在分别时把自己写的诗交给了伸夫,虽然内容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她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已确切无疑。对于伸夫来说,与纯子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整个过程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他似乎借此窥见了从未想象过的世界。若能做到,伸夫很想把此事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同学“我跟纯子一起去咖啡馆啦”,他们肯定会惊讶不已、羡慕不已。跟纯子约会之后,伸夫感兴趣的对象完全为之改变。这并非是指每天的生活为之改变,他每天早晨还是两点一线、上学回家,晚上有作业就做,没有作业就读书听广播。虽然在表面上生活节奏似乎一如既往,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却总有纯子的身影。虽然在跟同学交谈和专注于体育活动时也会暂时忘记,但在其他时间里却总是挂念着纯子。她今天会不会来学校上课?如果来的话会不会认真听课?她那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早退。她什么时候还会发出约会的邀请?她不再去旅行写生了吗?伸夫的想象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虽然只约会过一次,可自己却如此思绪万千——伸夫感到匪夷所思。以前总是轻蔑地想“时任纯子那种人……”,那或许都是自己徒然虚张声势而已。不过虽说如此,跟纯子约会确实充满了刺激。第一次约会就突然被带进咖啡馆令伸夫深感意外,但后来她也约他去了不曾预料到的地方。第二次约会先是在伸夫从未进过的商厦画廊里碰头,然后一起去了钟塔后面的荞面屋。对于以前在外面只吃过拉面的伸夫来说,纯子为他点的蘸汁凉荞面真是稀罕风味。伸夫等她先开始吃,然后才学着她的样子做,但纯子皱着眉头小声提示:“伸夫,别把太多面条放在蘸汁里呀!”从第二次约会开始,纯子就直呼其名了。同班女生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不过,因为是纯子,所以伸夫心里并未产生什么反感。非但如此,伸夫觉得这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反倒因此而十分高兴。实际上,由于约会时总是以纯子为主导,所以被她直呼其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NO、BU、O……”纯子在呼唤伸夫时,最后一个音节“O”总是向上挑起,比母亲的呼唤听着温馨,还有几分发嗲的感觉。伸夫按照纯子的提示,夹起一小撮面条放在蘸汁里。“阿姨,来碗面汤!”把面汤倒在剩下的蘸汁里喝掉,也是伸夫此时才听说的常识。当时还特别稀罕的巧克力和冰淇淋,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咖啡馆里初次品尝到。不过,最具刺激性的还是跟纯子一起喝的酒和抽的烟。伸夫以前不曾知晓,据说纯子从高一时就开始抽烟了。伸夫初次看到她抽烟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依然是在那家画家们聚集的咖啡馆里,纯子在跟中年男友们交谈时,从大衣袋里掏出了香烟。红色包装盒正面印着“光”字,符合外表华贵的纯子的风格。纯子从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夹在指间,正在跟她交谈的男子十分自然地凑上打火机。从这个情景来看,周围的男性对还是高中生的她抽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样感。实际上她抽烟的架势已算得上登堂入室。那么浓烈的烟团,伸夫只是看看都感到会呛着,而她却能精彩地吞云吐雾。伸夫看得入迷,纯子就把香烟递了过来。“抽一支试试?”“不……”伸夫慌忙摇头,纯子莞尔一笑。“是啊!你是优秀生嘛!”“倒也不是……”如果被辅导委员老师看到自己在这种场所抽烟,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分。“不会的啦!乌鸦哪能进这里来呀?”由于多数辅导委员老师都穿着暗色西装,而且会带来令人厌恶的消息,所以学生们称其为“乌鸦”。“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我们哦!”确实如此,咖啡馆里聚集的顾客多数都戴着贝雷帽留着长发,颇具艺术家范儿,看样子会抵制乌鸦们的管制。而且,即使被乌鸦们发现了,但由于纯子是艺术家们的伙伴,或许会得到宽容。“你不抽吗?”纯子再次询问,伸夫就叼上了一支。可是,他刚抽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很快就能习惯啦!”纯子看到伸夫呛得难受,反而露出开心的样子。与抽烟相同,初尝威士忌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酒吧。那里也与咖啡馆相同,貌似与纯子熟悉的艺术家顾客很多。这家酒吧只有一张L形吧台,店主是个叫“阿泽”的中年男子。“你喝加冰威士忌吗?”听纯子这样问,伸夫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也还是点了点头。以前只是在过年时跟父亲喝过屠苏酒,那也只是四五盅而已。父亲说声“差不多行了”,他就顺从地放下酒盅,而且他自己也没想多喝。端上来的威士忌酒加了碳酸感觉就像汽水,但喝下去却相当有劲。“我一般都是喝两杯,喜欢浑身稍稍发热的感觉。”纯子似乎已经完全习以为常,把玻璃杯中的冰块晃得叮当作响。“再来一杯怎么样?”伸夫就顺从地追加了一杯。因为连同龄女孩都满不在乎,所以伸夫羞于自甘落后,于是他振奋精神端起了酒杯。三杯威士忌酒下肚之后,伸夫去厕所时就感到腿脚有些发软。“你可要挺住哦!”伸夫一边鼓励自己一边对自己酒量太小感到气恼。平心而论,纯子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较早熟。看样子,无论是去咖啡馆还是荞面屋乃至酒吧,对于纯子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虽然班里也有不良少年和软派的团伙,可他们也未必能像纯子这样豪放,即使抽烟喝酒也是在厕所或公园的角落里,提心吊胆显得有些猥琐。与他们相比,纯子的姿态却落落大方毫不露怯,毫不忌避周围的目光,悠然自得地与周围气氛和谐相融。那或许是自诩艺术家的信念使然,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像是破罐破摔的感觉。哪里还像个高中生——虽然招人颦蹙侧目,但纯子的态度就像是在享受作恶,像是在挑衅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年人。然而奇妙的是,老师和周围的成年人都对纯子十分宽容,明明知道她每夜抽烟喝酒却无人指手画脚。那孩子特殊——纯子的身边已经营造出这种氛围,于是她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待遇乐在其中。虽说如此,纯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伸夫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伸夫说“我来付钱”并想拿起账单,可纯子却微笑着说“不用啦,我是大款”。听纯子这样一说,伸夫就像着了魔似的哑然无语了。看样子,纯子确实靠自己的画作和插图获得了不少收入。“我在这里都是记账,你就别操心了。”在喝威士忌酒的酒吧里,听到此话的伸夫既惊讶又激动:上高中的女孩可以在酒吧里记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伸夫望着纯子的侧脸,再次惊叹于她的神通广大。总而言之,只要跟纯子在一起,完全没必要担心钱的问题。此事乍看似乎令人感激,但伸夫心里却不是个滋味。身为大男人却让女人付钱——伸夫无法从这种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在跟纯子接近一个月之后,伸夫决定就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跟她会面。所幸的是,图书室就在由连廊相接的副楼里,一层是阅览室,二层分为书库和课外活动室。从男女同校开始,伸夫就分属于图书部。但由于高年级前辈从寒假结束后开始专注于高考复习,所以伸夫实际上相当于图书部的负责人。虽然图书室里有位年轻的女馆员,但图书部成员都把称呼“阿姨”的“阿”字去掉直接叫“姨”。在午休和放学之后,成员们总是集中在活动室里,围着“姨”聊天说笑度过欢乐时光。他们就这样从五点一直待到将近六点,有时还会待到勤杂工进来把炉火清理掉。不管怎么说,二楼的图书部活动室里有种密室般的氛围,是成员们绝佳的聚集场所。伸夫知道,那个房间在勤杂工清理炉火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去了。“我们六点钟去那儿见面吧!到了那个时间就没事儿啦!”因为伸夫保管着活动室的钥匙,所以两人进去后只需把门反锁就没问题了。“大家都回家后就不会有人去了。”虽然咖啡馆和酒吧倒也不错,但周围总有纯子的朋友。说起来是约会,但实际上那些男人常来打扰,伸夫实在难以平心静气。此外还得花不少钱,而且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当然,即使钻在图书部活动室里,也未必能够保证不被老师发现。虽说这里是副楼,但因为还是在校内,所以值班老师当然会来巡查。不过,他们都几乎只是巡查到楼门口,确认上锁之后就会离开。因为有楼门和活动室这双重门锁,所以只要待在室内不出声就不必担心被发现。而且,即使万一被发现就说是在整理图书,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成立。“这里离你家近,很快就能到吧?”所幸从纯子家到学校用不了两三分钟。因为距离很近,她在冬天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跑进学校里来。“虽然没有炉火有点儿冷,但多少还会有些余温。”可能是因为爱冒险的纯子觉得好玩,所以她立即点头同意了。约会那天,成员们照例在“姨”的下班时刻五点钟全都撤了。伸夫也暂时跟大家一起放学离校,但走到半路又原路返回,并在勤杂工室要了楼门钥匙前往活动室。一月的下午五点多天色已暗,炉火也已被清理,室内寂静无声。伸夫望着大雪已停的窗外等候,只听门声轻响,纯子出现了。“没事儿吧?”纯子点了点头,随即像猫一般溜进室内。伸夫见状把一层的楼门和活动室门都上了锁。“已经不会有人来啦!”“果然挺冷啊!”“那你穿上这个吧!”伸夫想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身上,纯子摇了摇头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喝这个吧!”那是小瓶装的威士忌酒。伸夫从格架上拿来玻璃杯,纯子就把威士忌倒上。“干杯!”两人对视一下喝了一口酒,伸夫立刻就被呛住了。“兑点儿水就好啦!”伸夫按照纯子说的给自己的酒杯里加了水,给纯子的酒杯里也加上水。“真安静啊!”“简直不像学校,是吧?”“我可以抽烟吗?”“当然,没问题呀!”纯子叼上一支“光”牌香烟并擦着了火柴,黑暗中瞬间浮现出她白色的脸庞旋即消失,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因为亮灯就会被发现里边有人哦!”“这样就挺好呀!”白雪反光和窗外附近的街灯微微映出纯子的脸庞。“以后就在这儿见面吧?”“是啊!”纯子点点头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面孔正对伸夫。“伸夫,吻我吧!”伸夫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虽然就在眼前听到,却仿佛刮向远方的风声。“伸夫……”听到再次呼唤,伸夫坐正了姿态。“可以吗?”纯子没有答话,坐在原处不动。在已经适应了黑暗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纯子闭着眼睛微微翘起下巴。仿佛受到那片白色的吸引,伸夫来到纯子面前。简直难以想象,纯子的脸庞就在眼前。伸夫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的面孔,尽管没有开灯,但轮廓姣美的鼻梁、柔润的嘴唇乃至脖颈下面都历历在目。可是,伸夫还在迟疑。真的可以就这样接吻吗?这会不会是纯子式的游戏呢?如果真的凑过去,她会不会立刻躲开呢?若是放过了眼前的机会,恐怕永远都不能接吻了。既然是男人就应该大胆向前——伸夫就像听到魔咒般闭住了眼睛。这样看不到纯子的脸庞,伸夫就稍稍放大了胆量,随即把嘴唇慢慢地凑近了纯子。不过,尽管对方没有抗拒,可接吻却意外困难。伸夫的嘴唇先碰了一下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天天综合久久国色天香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庚定向的话,只怕大家都会被这个隐密的设计迷惑。窨井的位置正是这幢楼宇的阴煞位,这里是整座井字楼的“冥井”!但这个冥井却不是直上直下的设计,从井口望下,黑漆漆的似乎非常宽大,空气流动的情况告诉我,这下面不亚于一个迷宫。“莫炎跟我去旁边的井字楼,那里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窨井。”耿婆眼中一亮。“这么大个迷宫,分开走不好碰头啊!”林岳纳闷道,“再说,还有一座楼咋办?总不能叫嫂子和S单独去吧?”“臭小子,净惦记着丫头,你们四个从这里下去。”耿婆笑骂道,“这三座楼是按天盘三奇位造的,如果老婆子还没糊涂的话,这下头应该是地盘的八门九宫布局,我们就在第三座楼的窨井那里会合。”“没错,是八门九宫。”我扬起手中的一张白纸,那上面是我依据听风能力所获得的地下通道略图,虽不全面,但粗体构架已经能看出究竟了。只是,这下面的通道也太复杂了些……如果你在纸上画出一个规则的八边形,并用线条将不相邻的顶点互相连接,最后出现的线条数量应该会让你眼花上好一阵子。我没眼花,因为此刻我就走在这些线条里。“你那图看着头晕,这通道走得头晕。”林岳站在一个交叉口处叹道,“谁吃饱了撑的,在楼下面搞了这么个迷魂阵。”“换作你,吃饱了也不会做这种事吧?”我笑着问道。“呃,对啊,我刚才就觉着奇怪。”林岳眼珠一转,眉毛拧作了四条,“你说这迷魂阵里咋连只猫猫狗狗的都没见着呢?”事实上从一下这个井口开始,四周就凝结着一层奇怪的气息,方才的阴阳流动似乎完全静止了,空气像凝固的果冻一样,隐隐透着弹性。通道四壁干净得出奇,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找不出来,更别说林岳提到的猫狗了。可这是个自由出入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人下来过吗?“亦凡,做好了,我用GPRS接收系统做了个简单的程序,配合S画出的图形,可以锁定我们几个人身上的手机信号。”晖儿递过笔记本电脑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八卦九宫连线图形,五个闪动的红点正显示着我们和莫炎所处的位置。“八门九宫一应俱全了,我们走过的是开门。”我对照图形看了看手上的罗庚,“莫炎他们走的是杜门。”“奇怪了,狴犴怎么一直在抖啊?”S抚摸着怀中的狴犴道,“它也会生病吗?”平日里严肃威武的狴犴此刻正浑身颤抖着,像只楚楚可怜的小猫般趴在S的怀中,圆亮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我不由得一惊,狴犴是龙脉地气滋生出的虚灵,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它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在这种接近地气的地下通道中,除非……“老凡,不对劲,这是……”林岳突地严肃起来,指着周围的空气道。在我们四人附近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黄色雾气,可能是由于太过关注通道走向和环境细节的关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层雾气的存在。难道是狴犴……我转头仔细看去,只见狴犴额头那条龙形印记正发出微弱的光芒,一股细如发丝般的黄色气流自它头顶发出,飘入空中不到三尺的地方渐渐散化成一个雾气层,包围了我们。林岳皱了皱眉,手上捻出一支长满绿叶的枝条,小心地将它伸出黄色雾气外,只见一阵抖动,翠绿的叶片立即枯黄,紧接着连枝条也干枯断裂,落在地上渐渐化作一层浮灰随气流飘逝。“这里的反应怎么跟消化道似的!”林岳望着手中剩余的半截枝条,脸色凝重了起来。狴犴的神情愈发萎靡,那层黄色雾气开始渐渐淡去,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将会与那半根枝条一样下场,可离开这里就安全了吗?“中五宫?”无意间我瞥见手中电脑上的图形,代表我们的四个红点恰好进入了八门九宫的中五宫。中五宫,并于坤卦,五行属土,列八门之死门。死门,大凶之门,主阴气内入,生机停止、老化。如果从人体与九宫八门的对应来看,这里正是脾胃部分!方才还在乾位的开门附近,怎么一下就会步入死门?难道这个通道阵形能自动变化不成?脑中思索着,我测算了下方位,领着大家闪身进入拐角的一个通道。也就在进入通道的一刹那,黄色雾气已完全消失。坎一宫,五行属水,列八门之休门。休门,上吉之门,主轻松,愉快,宜研习、商议、演兵、点召、入营,消除压力。这里代表的是人体的肾脏。“肾者,北方水,万物之所藏。”肾主蜇,即是惊蜇,如小生物深入到土层最深处,蛰伏不动,但却隐藏着无限的生机。从格局来看,这里适合停留休息,养精蓄锐,现在的情况就如一个调皮的孩子站在一处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大声叫嚷:“你打不着我!”狴犴的状态恢复了一些,但精神依旧萎靡不振,看来方才的那股死门胃气消耗了它不少精力。我们显然是低估了这个通道格局的危险程度,如果此刻狴犴倒下,接下来的行进只怕会更加困难。“老凡,记得下水道的耗子不?”林岳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手道。我猛然想起,当日在城市事件中,下水道的奚鼠曾因我的血液刺激而一度力量暴增,同是虚灵的狴犴应该也可以如法炮制。想定之下,我用小刀划破中指,溢出的鲜血接连滴在狴犴额头的龙纹之上。小家伙先是一震,而后眯起了眼睛,不多时便自S怀中跳下,弓身伸了个懒腰,精神立刻抖擞起来,而它的额头上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似乎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进入了它的体内。“想不到你的血还有这种作用。”晖儿替我包扎着伤口,偷偷说道,“早知道我也咬你一口了。”我笑着抚了一下晖儿的头,转身探看周围的环境。这条通道与方才不同,空气中交替流动着阴阳两股气流。但这里的阳气明显弱势,虽然源源不断地自一处涌来,却被大量的阴气压制,集中涌向延伸的通道。我隐隐感到,聚集在那里的阳气不住地冲击着周围,与阻挡它的阴气形成了一股回旋的气流。阴阳互搏?八门九宫里本该阴阳通畅互为所用才对,这种现象实在是闻所未闻。回头间,林岳正蹲在地上,用三个手指捻着根细藤,口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那样子全神贯注,让我想起他给人看病时的模样。狴犴则一动不动地蹲在他的身边,眼睛凝视着伤门的方位,鼻子开始不住地抽动起来。“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涂料?”S忽然道,手中不住地摸索着通道的边壁,“防水隔热,密封一流,这种涂料贵得离谱呢。”“哦?你确定?”我也愣住了,这么残破的大楼下存在着如此复杂诡异的通道,设置布局的人不但精通风水堪舆和奇门遁甲,而且财力和势力也一定非常雄厚,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力量来。“没错,这涂料我原先在美国参加交流会时见过。”S确信地点点头,“一桶要好几百美金。”“那是为了闭气养脉。”林岳沉声道,此刻他的面容严肃无比,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老凡,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条通道有脉搏。”林岳扬了扬手中的细藤道,“你会怎么想?”通道有脉搏?!我们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岳,他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条通道有脉搏的说法也太离谱了点。“你应该也注意到这里的阴阳气流产生互搏了吧?”林岳继续道,“你们不是中医,所以才会忽略,这种互搏是脉象中的‘少阴不至’,换句话说,这条通道得了‘尸厥’。”二十七、风水养生“少阴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而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中医的职业敏感提醒了林岳,在这条通道中激荡互搏的阴阳之气所形成的气脉走势正是人体脉象中的尸厥症的“少阴不至”。尸厥是古代的病名,主要是阴阳气血逆乱,少阴之阴阳之气互相格拒。这个病在古代医学诊断上很容易被判断为死,但实际上病患并没死。但这里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人类的脉象病症怎么可能出现在毫无生气的奇门格局里?中医、风水、奇门遁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既然八门九宫和人体是一一对应的。”林岳脸上坏笑了起来,“那么出现人体脉象又有什么奇怪呢?”从电脑屏幕上看,莫炎和耿婆已经走过了生门,但却拐入了一个与我们相悖的通道。生门,上吉之门,主生命旺盛,成长迅速,源源不断,生气蓬勃,生门乃八门中最旺之门,用运生门打仗,宜背生向死。至少我们不必为他俩担心。转入身旁的通道,周围的气息渐渐平和起来,没有任何的冲撞和波动,眼前的岔口交错变幻,不知不觉中已绕进了一处最为复杂的环节。这里是通道交错点最多的地方,一圈岔口将我们包围在了当中,我突然发现,一路行来四周都涌动着阴阳之气,但唯独这里丝毫没有气流变化,全然一派死寂的样子。“这家伙病得不轻啊,左边人病脉不病,这叫内虚。”林岳不住地晃动着手中的细藤,口里嘟囔道,“右边的真脏脉都跑出来了,人倒是不病,等于又加一条——‘行尸’。”从中医脉理来讲,林岳的说法并不是无根据的,“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而死。人病脉不病,名日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若以这种理论依据来进行判断,这个八门九宫格局中隐藏着“行尸”病症。这个行尸,中医上也叫走肉。因为这个人没有生气了,却还活动,人的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脉象出现了真脏脉,人还不病,中医的理论来讲,五脏根本已经绝了,若有突然之变,马上就可以来病,马上就可以死,顿生不测。我心中隐隐有些疑惑,井字楼的布设格局原本是纳阴为主,但在午时却出现了阴阳并生的现象,那股阳气显然是来自井字楼中的住户,而这些阴阳之气又全部被“棺井”导入了地下。由此看来,这些阴阳之气应该是为下面的八门九宫格局通道服务的,可通道里怎么又会出现类似人体的病症脉象呢?“把阴阳之气从井字楼上引下来,会不会是用来抑制这里的病症脉象?”晖儿思索着自语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除非通道本身具有生命,或者是它关联着某些生命。”“嫂子,你只说对了后半句。”林岳摇摇头,“这里的病症脉象正好是那些阴阳之气引起的,说白了,这叫阴阳不调。”“那就奇怪了,谁吃饱了没事劳民伤财地造这么个格局,为的就是让这片通道得病?”S抱起狴犴,“不通,不通,你这话没依据。”“要依据应该不难,前面直走就是景门。”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肾虚人疲,心脏的脉象才是最终判定的关键。”离九宫,五行属火,列八门之景门。景门,中吉之门,主华显易动,颇受注意,行事凸出,声势张扬。这个动力十足的宫门位所代表的正是人体的心脏。刚一进入景门位,一股磅礴的阳炎之气便扑面而来,仿佛汹涌拍岸的海浪一般。林岳挥手在墙上猛地一拍,一片绿叶繁盛的绿藤立刻挡在了面前,不断生长的绿叶总算抵住了这股异常凶猛的阳气。“如果把这儿看成心脏,那刚才的阳气等于就是‘洪脉’。”林岳伸手搭住不住颤动的绿藤,“得,洪脉越搏越有劲,那就是死脉了。”照此看来,休门肾位的“尸厥”,汇集处的“行尸走肉”,再加上景门心位的“洪脉大涨”,整个地下格局完全是弥漫着一股阴阳不调的病症之气。“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撇过景门,众人走入一处安全的通道内稍事歇息,林岳不住低低自语着,似乎在琢磨什么问题。“如果这是个病人,尸厥、行尸、洪脉大涨,犯上任何一条,我基本就给他判死刑了。”林岳眨了眨眼,“不过从整体脉象综合来看,这家伙倒是还没死绝。”“没死绝?金刚不坏啊?”S瞪大丹凤眼道,“这里古怪得离谱,连你都古怪起来了。”“嘿嘿,我哪儿古怪啦?”见S生气,林岳立马涎着脸凑了过去,“电视上的女主角不是常说吗?男人在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扑哧,不单是S,连我和晖儿也不禁乐出声来,这小子说变就变,和刚才满脸严肃的样子大相径庭。“笑了就好。”林岳得意地点了点头,转而冲我正色道,“这三个地方的脉象虽然都是不利的死脉,但如果搁在一块儿,反而会互相牵制。”“就像奇门遁甲里的‘休景双生,水火并济’?”林岳的话正好提醒了我,从《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的精要部分来看,这种逆于常理的做法却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奇门遁甲没你那么熟悉,但中医药理咱还是有点自信的。”林岳乐呵呵地道,“照刚才说的,那人只会产生一种情况——不老。”“长生不老?!”众人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种生存之道的话,那就等于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的夙愿,这种有悖自然规律的现象恐怕只在神话里才会出现。“严格说来,应该是肌体新陈代谢停滞。”林岳挠着脑袋道,“要想找个适当的词儿还真不容易。”“以风水格局为引导,滋生自然阴霾之气,借助井字楼中居民产生的阳气,”晖儿一边自语一边在电脑上忙碌着,“遵循奇门遁甲的原理,并结合中医理论,以阴阳之气引发病症,造成肌体新陈代谢停滞,藉此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屏幕上一阵闪动,晖儿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用思维导图分析这些线索,发现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晖儿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话,这些布局设置又是怎么作用到那人的身上呢?”“神盘接气。”耿婆笑吟吟地出现在通道的一头,莫炎尾随其后。原来耿婆和莫炎也觉察到通道中古怪的气流,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俩并没有循着气流的特质察查探,而是顺藤摸瓜地找起了八门九宫格局的局眼来。井字楼依据天盘三奇而定,八门九宫格局则是按照人盘八门和地盘九宫设定的,从奇门遁甲总盘合定来看,独缺了星盘的九星和神盘的八神。精于此道的耿婆在推算中找出了九星的对应位,那是九个分布在通道顶部隐蔽处的透光小孔。随着空中的星盘错动,这九星不断变幻着方位,引导星华之气进入格局,推动了整个格局中的局眼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走入死门的原因。通过局眼变化的规律,耿婆开始寻找神盘的八神位置,但很奇怪,原本设定好的格局神位上根本感觉不到八神的特殊气息。就在耿婆惊疑的时候,莫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是虚灵,八只隐藏得极为巧妙的虚灵。“布局的人很熟悉虚灵。”莫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用灵火替它们伪造了八神神格。”“那八只虚灵都是异类,气息掩藏得相当之好,只有在阴遁和阳遁局交替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耿婆接道,“这八个小家伙好像都冲着一个地方去的,莫炎已给它们做了个记号。”虚灵伪作八神,处于格局中神盘的位置上,自然就受到“神盘接气”的作用影响,它们身上所负载的便是整个格局的气脉。换句话说,这些虚灵就是将格局气脉作用到布局人身上的关键,跟着它们追查下去,那幕后的家伙也就自然现形了。“不要急着打草惊蛇。”耿婆叩了叩通道的边壁道,“先得找出法子把这局给破了。”大厦内,一间装潢古朴的房间。宽大的书桌上整齐地排列着八只精致的小瓷罐,里面隐隐有着某种响动。那高大男子正赤裸着上身端坐在桌边的红木凳上,结实的后背肌肉上错落着八处红色的淤痕。金毛猴子自桌上拿起一只瓷罐,抬爪按向高大男子的背部,罐口准确地贴在了其中一处淤痕上。一震之下背部肌肉立即收紧,那瓷罐竟如生根一般吸在了上面。当八个瓷罐全数吸上后,那高大男子缓缓地坐直了身体,伸手抱过那只金毛猴子。“他们已经看破了井字楼的布局。”高大男子自语般地说道,“那就等于能破局了。”金毛猴子看着高大男子,嘴角咧了咧,仰起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如果把这神情放到人类的脸上,可能每个人都不会陌生,那通常被称为“期待”。“不行不行,这么一来等于把三座楼的居民全杀了。”我连连摇头道,“三阴会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天天综合久久国色天香。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呢?“陛下!建宁王李倓的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啊!”“建宁王的事情朕十分清楚!”李适的神色越来越缓和,不过他思考片刻后,仍然不死心,于是开口问李泌:“爱卿能不能告诉朕,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曾经废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呢?”显然,李适进一步变换策略,开始以实例质问李泌。“陛下!这正是我要详细说的。”“哦?愿闻其详!”“从前承乾太子谋反,太宗皇帝都没有擅自废掉他,而是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最终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同时将他和魏王李泰废掉,以绝后患。至于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天下人都知道是冤死的,后来就连玄宗皇帝也追悔莫及,这些都是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的,陛下千万不要效仿。”李泌说完后,他观察了下李适的反应,见李适神色平静后,他接着说道:“陛下从前让太子在大明宫中的蓬莱池与我相见,我观察太子的容貌绝不是残忍奸邪的人,恐怕还过于柔弱仁慈,而且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殿,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未与外界接触,怎么会有异心呢?如果陛下怀疑太子,请召集众臣一起对东宫的侍臣进行审问,如果太子有异心必定会发现证据,到时陛下可以废掉太子,但同时恳请陛下也废掉舒王,立皇太孙为储君,那么百代之后的皇帝依然是陛下的子孙。”李泌说完后,跪在地上将头叩在地上不再抬起。李适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此刻殿内的气氛颇为凝重,但无论是李适还是李泌都知道,今天君臣二人的对话将决定太子李诵的前程。“爱卿先下去吧,朕会慎重考虑的!”李泌走了,李适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李泌的一番话语,让李适从郜国大公主事件中似乎恢复了些理智。他也明白天下没有不信任儿子而信任侄子的道理,只是他的猜忌之心让他瞬间蒙蔽了心智,使他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李泌,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李适内心矛盾而召见李泌,李诵的前程可能就此断送。只是最终在面对国家未来兴衰的问题上,李适克服了自身致命的弱点,让他没有做出轻率的举动。或许这就是处于父爱的一种本能!一天后,李适单独召见李泌,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如果不是爱卿及时进言,朕几乎犯了大错,太子仁孝绝不会有什么异心,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朕都会和你商量。”……贞元三年(787年)八月,李适下令将郜国大长公主的情夫李万杖杀,并将萧升与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流放岭南,两年后风流的郜国大长公主在幽禁中死去,萧妃也随即被杀,因为李泌的据理力争,李诵保住了太子之位。不过,李诵虽然保住了太子之位,但其内深处与父皇李适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韬光养晦的意义所在,于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到李适去世为止,关于李诵的活动,史书记载的很少。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去世后,本来应该顺利即位的太子李诵,其身份是否应该顺利继承皇位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阻力最大的来自于宦官。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适在会宁殿弥留之际,诸王全都侍奉在病榻前,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这也是李适临死前最为伤心的一件事。很多人认为当时李诵身染中风可能行动不便,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李诵还能抱病出九仙门召集众大臣议事,可见在父皇傍晚病危时,李诵完全可以去做生死诀别,但直到李适去世,也没见到李诵的面。在我看来,李诵身体的病不是大问题,心理上与父皇的隔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李适去世的当天,宦官们紧急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等人到宫内的金銮殿起草遗诏。我们知道遗诏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在朝官们的眼中,太子李诵当然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就在那一天的起草遗诏过程中,宦官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也再次体现了李诵的地位并不稳固的现状。暗流涌动“内宫之中正在商议立为皇帝,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当郑絪和卫次公准备在遗诏上写下李诵继承皇位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忽然想起,郑絪和卫次公顺势望去,说话的人是个宦官。宦官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朝官全都为之震惊,因为在这些饱受圣贤礼法教育的朝官们看来,已经做了26年储君的太子李诵,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现在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从前,所以当宦官说完后,虽然朝官们内心十分不悦,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且很多人在揣测宦官所说话语的用意,是否宦官和舒王已经勾结在一起?还是因为太子李诵病重,先皇去世前改变了初衷?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一种势力:宦官。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第二种势力:后宫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第三种实力:诸王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结局来看,前边我们说过韦贤妃在李诵即位后进入陵园被幽禁。而事实上舒王李谊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宪宗李纯即位后,也就是李诵做皇帝仅仅十个月后李谊忽然死去。史料没有记载其具体的死因,但李纯对于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叔叔该如何对待,颇为耐人寻味。所以,透过他们的结局来看,李诵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三个派别当时有联合之意,所以即位后展开报复行动。虽然他很快病逝,儿子李纯继续完成老爹未完成的遗志,不过宦官派别是个例外,因为在李纯的即位过程中,俱文珍宦官具有拥立之功,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说到。在我看来,李诵的即位虽然合乎礼法,但当时特殊的朝廷局势,使得李诵的即位之路事实上并不平坦,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变数,表面看一片坦途,实则是暗流涌动,甚至是充满杀机。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三个派别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李诵即位,或许是因为李适去世的过于突然,以至于三个派别没有来得及制订出可行的计划,而当时朝廷又必须有新君即位;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乃至于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样宦官在起草遗诏时的那声高喊,至少透露出了他们底气并不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日,由卫次公等人起草的遗诏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向百官宣布。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的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赞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对于李诵而言,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中风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实在是百感交集,26年的储君生涯弹指一挥间,此刻终于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李诵当时在宝座上用力向所有朝臣点点头,眼睛早已经湿润。李诵成功即位,让所有朝臣为之欢呼雀跃。在李诵短暂的十个月皇帝日子里,这位已经病重的皇帝并不是瞩目的焦点,真正在李诵即位后,走向前台的是李诵即位前的东宫太子集团的诸多人。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在走向前台后,俨然成朝廷的主流派,并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史称“永贞革新”。在短短三个月内,这个集团在李诵的支持下,对贞元时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虽然永贞革新短暂且很快夭亡,但它却在那个特殊的形势下,左右了大唐帝国的政局。纵观当时东宫集团的所有人,李诵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真正让这个集团做大做强,并成为永贞革新真正具体实施者的,当属“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王叔文。永贞革新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于下围棋,但这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围棋大师,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最初李适任命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到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当时李诵对王叔文这个侍臣并不重视。但王叔文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利用陪李诵的机会,经常对李诵谈论民间的疾苦,使身居在深宫的李诵逐渐了解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情况。久而久之李诵对这个棋友有些刮目相看,于是逐渐让王叔文参与谋划东宫的具体事务,并让他的书法老师王伾协助王叔文。对于李诵提供的这个良好平台,王叔文可谓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在王叔文看来,太子李诵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能够把握机会,未来在李诵登上皇位后,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辅弼之臣,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团队。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王叔文开始了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组建团队之梦居然瞬间实现,在这其中一个叫韦执谊的人起了关键作用。韦执谊,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自小聪明活泼,才华出众,十七岁进士及第,而后参加制科测试名列前茅,授为左拾遗官职。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经常与皇帝见面,所以是官员最好的晋身之阶。韦执谊在二十岁那年便因为在左拾遗的官职上干得出色,被李适授为翰林学士。在一次宴会上,太子李诵向父皇李适进献了一幅佛像。李适当即让韦执谊为之画像写赞诗,然后又让太子李诵赐给韦执谊绢帛以作酬劳。宴会结束后韦执谊前往东宫向太子李诵致谢,就在这次致谢的过程中,李诵将王叔文引荐给了韦执谊。韦执谊的东宫之行,成为王叔文与他结交的开始。王叔文对这个十分具有才气的翰林学士十分敬重,两个人一来二去结成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了诸多名士,让王叔文的团队迅速壮大。在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的诸多名士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柳宗元年少时史书评价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贝珠。”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后来与韦执谊交好,被引荐成为东宫集团成员,随后柳宗元为王叔文引荐了自己的挚友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德,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州县官员,也是一个世代的官宦家庭。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调任中央进入宰相班子,刘禹锡也随之来到长安,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由于他和柳宗元同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又因为年龄相仿,所以在刘禹锡来到长安后,很快和柳宗元结成了挚友。柳宗元成为东宫集团后成员后,将刘禹锡也引荐给王叔文,一经对话王叔文就称赞这个年轻的后生具有宰相之器。此外,除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外,当时王叔文和韦执谊还积极网罗天下名士,例如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在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积极拉拢下,都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成员。李诵成功即位后,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东宫太子集团开始走向前台。而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六日李诵下达贬黜李实的诏书,则揭开了东宫集团成员永贞革新的序幕。李实时任京兆尹,本是李唐皇族子孙,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京兆尹后,为了得到皇帝李适的恩宠,李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百姓怨声载道。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向李适报告说庄稼生长一切良好。依据他的汇报,李适下令照常收取关中百姓租税,搞得百姓们只得拆卖房屋凑足税金上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当时李适已经下令免去关中百姓拖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税。但李实为了追求政绩,下令照常收租,如果不能及时上交则要实行笞仗刑罚,就连京兆府下属的官吏未能交租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天天综合久久国色天香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黄灯亮了。前面两辆汽车抢在变成红灯以前加速冲了过去。人行横道边出现了绿色的人像。正在等候的人们开始踩着画在黑色沥青上的白线穿过马路,没有比它更不像斑马的了,人们却称之为斑马线。司机们个个急不可耐,脚踩离合器,使汽车保持紧张状态,进一进,退一退,像一匹匹感到鞭子即将从空中抽下来的马一样躁动不安。行人刚刚过去,给汽车放行的信号还要迟几秒钟,有人说被拖延的这点时间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如果我们用它乘以全城数以千计的信号灯,再乘以三种颜色不断变化的次数,那么它便成为交通堵塞,现在常用的说法是塞车,最为重要的原因了。绿灯终于亮了,汽车猛地启动,但人们马上发现并非所有汽车都一样。中间一行的头一辆还停在那里,大概是出了什么机械故障,离合器松动,变速箱操纵杆不能入位,液压系统出了毛病,制动器不能复位,电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事情简单一些,汽油用完了,这种情况不会是头一次出现。人行道上又聚集了一群行人,他们看见一动不动的汽车里驾驶员在挡风玻璃后面挥动着手臂,他后面的汽车都在歇斯底里地鸣喇叭。几位驾驶员已经跳到路上,准备把出了毛病的汽车推到不阻碍交通的地方,他们气势汹汹地敲打关得严严实实的车窗,车里那个人把头转向他们,转向一边,又转向另一边,看得出来,他正在呼喊什么,从嘴的动作判断,他在重复一个字,不,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确实如此,等到终于有人把一扇车门打开之后才知道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从此刻匆匆一瞥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那人的眼睛似乎正常,虹膜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但他双目圆睁,面部肌肉抽搐着,忽然间眉头紧锁,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一切是因为他痛苦得失态了。在一刹那间,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消失了,他用攥得紧紧的拳头遮住眼睛,仿佛还想把最后一刻的影像留在脑子里,信号灯上那圆圆的红色光亮。人们扶他下车的时候,他还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泪水涌出来,使那双他自称瞎了的眼睛更加明亮。会好的,看着吧,会好的,有时候是神经问题,一个女人说。信号灯已经变了颜色,一些好奇的行人围过来,后面的驾驶员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他们大声抗议着,车灯碰碎了,挡泥板撞瘪了,都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叫警察来,他们喊道,把这堆破铜烂铁挪走。这时盲人哀求说,劳驾了,你们当中谁把我送回家去吧。刚才说是神经问题的那个女人认为,应当叫一辆急救车,把这个可怜的人送到医院去,但盲人说不要这样,他不想如此麻烦别人,只求把他领到他住的那栋楼的门口就行。我家离这里很近,你们这样就是帮我大忙了。那么,汽车呢,有人问道。另一个声音回答说,钥匙在车上,把车停到人行道上吧。不必要,第三个声音说,车由我来管,我陪这位先生回家。人群里发出一阵表示同意的低语。盲人感到有人扶着他的手臂,来吧,跟我来,刚才那个声音说。人们把盲人安置在副驾驶座位上,给他系上安全带。我看不见,看不见,他一边哭一边小声说;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那个人问道。车窗外面,一张张好奇的面孔朝里张望,焦急地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盲人举起双手在眼前晃了晃,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好像在浓雾里,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可是失明症不是这么回事,那个人说,听人说失明症看什么都是黑的;可我看一切都是白的,也许刚才那个女人说得对,可能是神经的问题,神经这个鬼东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一场灾难,对,就是一场灾难;请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时响起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仿佛失去视力有损于记忆力,盲人结结巴巴地说出地址,之后又补充道,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那个人回答说,哎呀,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我帮助你,明天你帮助我,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呢;说得对,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哪能想到会遭遇这么一场劫难呢。他感到奇怪,怎么他们还停在原地不动。为什么我们还不走,他问;现在是红灯,对方回答;盲人啊了一声,又哭起来。从现在开始,他再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是红灯了。正如刚才盲人所说,他的家确实很近。但是,人行道都被汽车占了,找不到一块停车的地方,于是他们不得不到一条横向的小街上去找个车位。那里人行道太窄,副驾驶那边的车门离墙只有一掌多宽,为了避免从这个座位艰难地挪到另一个座位,中间还有变速箱操纵杆和方向盘阻挡,盲人只得先下了车。他站在街道中央,没有任何依靠,只觉得地面在脚下滑动。他竭力控制住涌到喉头的焦急。现在,他伸出双手在面前神经质地舞动,仿佛正在他刚才所说的牛奶海里游泳。就在他已经张开嘴要高喊救命的时候,就在这最后一刻,那人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镇静,我领着你走。两人走得很慢,盲人唯恐跌倒,拖着两只脚往前挪,但还是不时绊在人行道上的高低不平之处。别着急,我们就要到了,那个人低声说,走了几步以后又问道,现在家里有人能照顾你吗;盲人说,不知道,我妻子大概还没下班,我今天出门早了点,马上就出了这种事;你等着瞧吧,不会出什么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这样突然双目失明;我甚至还曾自吹自擂说永远不用戴眼镜,确实我也从来没有需要过眼镜;你看,我说得对吧。他们到了楼门口,两个女邻居好奇地看了看这个场面,我们那个邻居被一个人搀着过来了,但她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声,你眼里进了什么东西吗,她们都没有想到,所以他也就不能回答说,对,一个牛奶海进到我眼里来了。已经到了楼里边,盲人说,非常感谢,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现在,到了这里,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行,我跟你一起上去,把你留在这里我会不放心的。两个人艰难地走进狭小的电梯;你住在几楼;三楼,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么感激你;不用感谢,今天我帮助你;对,说得对,明天我帮助你。电梯停下来,两个人走进楼道。想让我帮你把门打开吗;谢谢,这事我觉得我能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一个一个地摸索形状,最后说,大概是这一把,然后又用左手指尖摸索门上的锁孔,试着开门,啊,不是这把;让我看看,我来帮助你。试到第三把钥匙时门终于打开了。这时盲人朝屋里问道,你在里边吗。没有人回答,他说,正像我刚刚说的,她还没有回来呢。他伸出手向前摸索着走进门廊,然后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估计的那个人所在的方向说,我该怎样感谢你呢;我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那个好心人说,不用感谢,接着又补充一句,想让我帮助你安顿下来吗,或者在你妻子回来以前陪陪你。盲人突然觉得对方的热心十分可疑,显然不能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说不定此时此刻这个人正谋划着怎样制服毫无还手能力的他,捆住他,用什么东西堵住他的嘴,然后下手把能找到的一切值钱物件通通拿走。不用了,不麻烦你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了;慢慢把门关上的时候,他还一再说,不用了,不用了。听到电梯下降的声音,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此时,他没有想起自己的境遇,机械地抬手推开门镜的挡盖向外张望。外面仿佛是一堵白墙。他分明感到眼睛触到了门镜突出的金属圈,睫毛扫在小小的目镜上,却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深不可测的白色遮蔽了一切。他知道自己已经在家里了,从屋里的气味氛围和宁静的环境就可以辨别出来,只要用手摸一摸,就能知道是什么家具或其他东西。他用手指轻触它们的表面,确实如此,但一切似乎也都融化于一种奇特的维度,没有方向,没有参照点,没有东西南北,没有上下高低。大概所有人小时候都和自己玩过几次装瞎子的游戏,把眼睛蒙上五分钟之后就会得出结论,虽然失明无疑是可怕的灾难,但是,如果这不幸的受害者还保存着足够的记忆力,不仅记得各种颜色,而且记得各种物件的形状和样式,记得它们的平面和轮廓,那么失明症还算是可以忍受的缺陷,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先天失明。人们甚至会想,不错,盲人生活在黑暗之中,但这种黑暗只不过是缺少光亮,我们所说的失明症只不过是遮住了人或者物的外表,而这些人和物还完整无缺地存在于那层黑色面纱后面。现在,他的情况却相反,他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这白色如此明亮,如此浓密,不仅仅吸收了一切,还吞没了一切,不仅吞没了颜色,而且把一切人和物本身都完全吞没了,这样它们就变得双倍无形。他向客厅挪动的时候,尽管小心翼翼,走得很慢,用哆哆嗦嗦的手扶着墙壁,但还是把一个花瓶碰倒在地板上。他没有想到那里会摆着花瓶,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妻子出去上班时把它放在那里,准备回来以后再放到个适当的地方。他弯下腰,估量一下闯下的这个祸有多严重。水洒在了打蜡的地板上。他想把花捡起来,没有顾虑到玻璃花瓶破了,一个十足细长的玻璃片扎进手指里,他顿时又像个孩子似的流下泪水,一方面是因为钻心的疼痛,另一方面是由于孤独无依的感觉,是啊,一个眼前白茫茫一片的盲人站在屋子中间,已近傍晚,天开始暗下来。他没有把花放下,由于感到血在流,他扭着身子从口袋里掏出手绢,草草把手指包上。接着,他摸索着磕磕绊绊地往前挪动,绕过家具,脚每次落地时都提心吊胆,唯恐会绊倒在地毯上,最后终于找到了经常和妻子坐着看电视的沙发。他坐下来,把花放在腿上,非常小心地解开手绢。摸摸手上的血,黏糊糊的,他有些心烦意乱,以为大概是因为看不见才这样,他的血变成了无色的黏稠物,变成了某种与他无关的东西,但又毕竟是他身上的东西,仿佛是自己恐吓自己。他慢慢抬起那只没受伤的手,轻轻地摸索,找到了那个像把微型宝剑一样的细细的玻璃碎片,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当镊子,终于把它完全拔了出来,然后重新把手绢包在受伤的手指上,缠得很紧,以止住一直在流的血,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斜靠在沙发上。一分钟以后,出现了极为常见的身体松垮下来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在痛苦或绝望得打算放弃时出现,尽管单从逻辑上看,这种时候神经应该是紧张和机敏的,但一种疲惫和瘫软钻入了他全身,与其说是真正的困倦还不如说是昏昏欲睡,但却同样沉重。他立刻梦见自己正在玩装瞎子的游戏,一次又一次地合上又睁开眼睛,每次都仿佛是旅行归来,等待他的依然是那个熟悉的世界,颜色和形状都清清楚楚,丝毫不变。但是,他发现,令他心安的确信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声的疑问,这也许是场骗人的梦,一场迟早要醒来的梦,他不知道醒后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现实。还有,既然那种疲惫和瘫软转瞬即逝,既然他已处于准备醒来的半清醒状态,他认真地认为不应当继续这样犹豫不决,醒,还是不醒,醒,还是不醒,人总会经历这样别无他法只能冒险的时刻。闭着眼,这些花放在腿上,我这是在干什么呢,好像是惧怕睁开眼;把那些花放在腿上睡觉,你这是干什么呀,妻子问他。妻子本来就没有指望他回答。显然,她已经开始收拾花瓶的碎片,擦干地板,嘴里嘟嘟嚷嚷,不想掩饰心中的怒火,这事你能干得了,可偏偏躺到那里睡觉,好像与你毫不相干似的。他没有说话,紧紧闭着眼皮保护眼睛,突然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心里惴惴不安,充满了急切的希望,要是我睁开眼睛,能看见东西吗,他问自己。妻子走过来,看见了带血的手绢,怒火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可怜的人儿,你这是怎么啦,她一边解开临时绷带,一边怜爱地问。这时候,他竭力想看看跪在脚边的妻子,他知道妻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认定看不见妻子了,他才把眼睛睁开。我的瞌睡虫,你终于醒了,她笑着说。一阵沉默之后,他说,我瞎了,看不见你。妻子责备他,不要开这种愚蠢的玩笑,有些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倒愿意这是玩笑,真的,我真的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劳驾,不要吓唬我,你看看我,这里,我在这里,已经开灯了;我知道你在那里,我听得见你说话,摸得着你,也估计到你已经把灯打开了,但是我瞎了。她哭起来,抓住丈夫的胳膊,这不是真的,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花滑到地上,落在弄脏的手绢上,伤了的手指又开始滴血,他仿佛想换个说法,把大事化小,于是低声说,我眼前一片白,一切都是白的,随后脸上露出凄凉的笑容。妻子坐到他身边,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他,小心翼翼地亲吻他的前额,亲吻他的脸,又轻轻亲吻他的眼睛,你很快就会好的,你没有病,谁也不会转眼之间失明;也许是吧;告诉我,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你感觉怎么样,什么时候,在哪儿,不,现在先别说,等一等,我们先找个眼科医生谈谈,你认识眼科医生吗;不认识,你和我都不戴眼镜;把你送到医院看看好吗;我这种病症,没有急诊;说得对,最好直接去找个医生,我到电话簿上查一查,看看在我们附近有没有诊所。她站起身,又问道,发现有什么变化吗;一点儿都没有,他说;注意,我去把灯关掉,好,现在怎么样;一点儿都没有;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一点儿都看不见,像原来一样,还是一片白,我觉得好像没有黑夜。他听见妻子快速地翻动着电话簿,吸着鼻子以忍住泪水,接着叹息了一声,最后终于开口了,这位可能行,但愿他能接待我们。说完她拨了个号码,问是不是诊所,医生先生在不在,能不能和他说句话,不,不,医生先生不认识我,是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好,谢谢,我明白,那么我跟你解释,但请一定转告医生先生,我丈夫突然间双目失明了,对,对,正像我刚才说的,突然失明,不,不是医生先生的病人,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没有戴过,对,视力非常好,像我一样,我也看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感谢,我等一会儿,好,我等一会儿,医生先生,对,突然,他说看一切都是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还来不及问他,我刚进家门就发现他这样子了,要我问问他吗,啊,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失明者站起身。等一等,妻子说,我先把你的手指处理一下,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拿着一瓶双氧水,一瓶碘酒,一些药棉和一盒外伤膏回来了。她一边给丈夫处理伤口一边问,你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但突然又说,可是,你当时那个样子,不能开车呀,要么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失明的;不,是在街上,遇上了红灯,车停在街上,有个人帮忙把我送回来,车停在路边了;好,我们下楼吧,你在楼门口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你把车钥匙放在哪里了;不知道,他没有还给我,他,他是谁;就是把我送回家的那个人,是个男人,大概放在家里了,我看看;不用找,他没有进来;可是,钥匙总该放在个什么地方吧;很可能忘记了,没有注意,带走了;但愿如此;先用你的钥匙吧,以后再找,好,走吧,把手伸给我。盲人说,要是我好不了,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活了;劳驾,不要胡说八道,现在遇到的不幸已经够我们受的了;我瞎了,但你没有瞎,你不知道我多么难受;医生会治好的,你瞧着吧;好吧。两个人出了门,来到一楼楼道,妻子把灯打开,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你在这里等我,如果有邻居来了,说话要自然,就说在等我,任何人看到你都不会以为你看不见,免得人们对咱们的生活说三道四;好吧,你不要耽搁。妻子快步走了。没有一个邻居进来或者出去。根据经验,盲人知道自动计时器仍有响声时楼道里的灯就会亮着,所以每当响声停下来他就按一下按钮。光亮,这个光亮,对他来说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陈名夏给事中江苏
                        党崇雅侍郎陕西
                        梁清标翰林学士北直隶
                        卫周祚郎中山西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刘昌给事中河南
                        柳寅东御史四川
                        陈之龙分守道丞江西
                        张若琪侍郎山东
                        方大猷分守道丞浙江
                        高尔俨翰林学士北直隶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
                        张端翰林学士山东
                        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南
                        刘余祐兵部侍郎北直隶
                        龚鼎孳给事中安徽
                        孙承泽给事中北直隶
                        薛所蕴国子监司业河南
                        傅景星御史河南
                        李元鼎太常寺少卿江西
                        熊文举吏部郎中江西
                        叶初春工部侍郎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王正志户部侍郎北直隶
                        徐一范吏部郎中江苏
                        王宏祚户部郎中云南
                        卫周允御史山西
                        曹溶御史浙江
                        胡世安少詹事四川
                        吴惟华主事北直隶
                        李若琳翰林学士山东
                        王鳌永1户部侍郎山东
                        金之俊1兵部侍郎江苏
                        沈惟炳1吏部侍郎河北
                        冯铨2大学士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李化熙兵部侍郎山东
                        宋权顺天巡抚河南
                        任濬兵部侍郎山东
                        张煊御史山西
                        李鉴宣化巡抚四川
                        谢升吏部尚书山东
                        田维嘉吏部尚书北直隶
                        黄图安分守道丞山东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
                        刘汉儒四川巡抚北直隶
                        苗胙土郧阳巡抚山西
                        陈之遴编修浙江
                        刘正宗翰林学士山东
                        谢启光兵部侍郎山东
                        孙之獬翰林学士山东
                        李鲁生国子监司业山东
                        魏琯御史山东
                        潘士良刑部侍郎山东
                        霍达江苏巡抚陕西
                        吴伟业少詹事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周亮工御史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吏部郎中山东
                        张凤翔3工部尚书山东
                        钱谦益礼部尚书江苏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

                        ,叉苜蓿贮存起来。他进镇去买烟草和糖浆,捎回了多薇。“我说,斯图亚特,”米斯纳说,“你见到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了吗?”“我干吗要见到她?”“安娜说没人看见她。当然啦,我们还没问她母亲。”斯图亚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个用词,把一张打卷的五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你们从她那儿什么都打听不到的。”他说着,心想她就是真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帕特活该,他心里说。她到处打探别人的事,可要是碰到有关她自己的事,立刻就闭紧了嘴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迪克告诉我,他早上看见斯维蒂了——就在马路上走,没穿大衣。没穿什么厚衣服。”“斯维蒂?从她家里出来?”安娜强调了她的不相信。“走在马路上?”米斯纳问道。“不是斯维蒂。”“迪克发誓是她。”“应该是,”米斯纳说,“我也看见她了。就在我家屋外。我原以为她要敲门,但她转身又朝中央大街走去了。依我看,她像是要回家。”“没有。迪克说她从萨金特门前路过——像个大兵似的大步走出了镇子。”“他没拦住她?”斯图亚特瞪了安娜一眼,像是不能相信她的话。“他当时正在给银行开门,丫头。”米斯纳皱起了眉头,安娜打断了他刚刚想说的话。“你们都想来点咖啡吗?也许要点南瓜面包?”两个男人都接受了。“最好有人和杰夫谈一谈。”话是安娜说的,可三个人全都看着一面摆满货架的墙,墙后是弗利特伍德家具及器械店。理查德·米斯纳的凝视和斯图亚特·摩根的警觉显示了某种预告,一小块天空闪过水彩般的颜色:橘粉色、薄荷绿、海岸蓝。天空的其余部分呈白镴色,把这个如图画一般奇特的阳光破云而出的景象烘托得更璀璨了。这景象延续了整整一小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惊悸不已,随后便褪了下去,铅灰的天空在无情的大风上方凝固了。到中午,第一阵雪就落了下来。起风前的这阵雪急促如弹丸,猛烈不融化。两小时之后,第二阵雪下来了,变得柔和,静悄悄的,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斯维蒂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只走开一会儿,梅布尔小姐。”看来她想这么说的。也许她没说。反正是她脑子里要说的话。不过她必须赶快,赶在孩子当中有人咯咯笑出声之前。无论在门廊里还是走道上,斯维蒂的步伐都很坚定——仿佛她必须去什么重要的地方,她必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消花上几分钟,她就可以马上赶回来。那一小会儿时间只够用来按摩一下小屁股,好让它不再酸痛;或吸出痰或磨碎食物或刷牙或修指甲或小便一次或抱一下婴儿或唱一支歌,但主要是来得及照看一眼。除非她婆婆在场,她绝不会移开目光,而一旦移开也会赶紧看过来,因为梅布尔小姐的视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敏锐了。别人主动帮忙,最初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如今不定期了,可她始终拒不接受。斯维蒂在照看小孩方面是最好的了。她婆婆次之。阿涅特原先也不错,但现在不行了。杰夫和她公公从不留意,更别提照看了。她醒着的时候,照看不是个问题,入睡后照看才费神。六年来她都睡在童床旁的小床上,或者与杰夫同床共枕,而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耳朵随时在听,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弹起。她知道她睡着了,因为她做了梦,虽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不过,在同一时间既睡觉又照看是越来越难了。天亮后梅布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昏暗的房间,斯维蒂站着接过咖啡。她知道梅布尔已经给她放好了洗澡水,叠好毛巾和干净的睡袍放在卧室的椅子上。她还知道,梅布尔会给她梳头——洗头、编辫子、盘发,或者只给她抓抓头皮。咖啡会很美味,颜色很深,加了糖。但是她也知道,要是她这一次喝下咖啡,并在旭日的照射下上床,她就再也不会醒来,那样的话,又由谁来照看她的孩子们呢?于是她喝下了咖啡并且说,或者是想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她下了楼,把杯碟放在餐桌上,随后,她没有梳洗,也没穿外衣,就打开前门离开了。很快。她没打算一直走到摔倒、晕倒或冻僵的地步,然后一时间滑进一种虚无。她想要的小东西不是喝清晨的咖啡、疲惫地洗澡、穿上叠好的睡衣,然后进入充满警觉的睡眠——按照这样的顺序,天天如此,永远如此,尤其在这特定的地点,在这特定的一天。她认为,改变这种顺序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什么事情,而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只存在一种可能——离开她的家宅,迈上她六年没走上的大街。斯维蒂走过了整条中央大街——经过了以福音书名命名的街道,经过了新锡安山、哈珀药房、银行、卡尔瓦里山。她绕进彼得路口街,离开那里,再走过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在鲁比北区,马路的质量改进过两次,她的双腿走起路来劲头十足。她的皮肤也焕发出光彩,因为她没觉得冷。户外的新鲜空气,她已经不习惯了,直刺鼻孔,她要仰着脸去承受。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正从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的车后向她凝视。那姑娘以为斯维蒂在哭,一个黑人女人在乡间道路上痛哭,又一次让她伤心不已。姑娘从空筐中间的藏身处窥视着斯维蒂。福特卡车向南行驶,在经过斯维蒂身边时放慢了速度,随后停了下来。车里边,司机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司机探出车窗,扭回头对斯维蒂的背影喊道:“你需要帮忙吗?”斯维蒂没有转过脸或者接受司机的热心。车里那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吸了口气,做丈夫的便转回身来开车。幸亏马路的这一段有点倾斜,不然的话,那个方寸已乱的搭车姑娘从车后跳出来时就会伤着她自己了。那两口子先前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有个乘客,他们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跑过去帮那个神志不清的可怜人,而那人居然连句“不必了,谢谢你”都没说。当那心碎的姑娘追上那女人时,深知不能去触碰或说话,或干扰那哭泣的妇女已然陷入的顽固妄想。她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跟着走,端详着破旧的白色平底便鞋上面秀气的黑脚踝。皱巴巴的女式衬衫是浅蓝色的,上面垂着衣袋。这个梦游者的头发一边压得平平的,另一边却乱蓬蓬的。时不时地,她发出像是傻笑的抽泣声。她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一英里多的路。走路的那个走到哪里,搭车人也走到哪里。只有幽灵和她的身影。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风吹过道路两侧高高的野草。十五年前,当那个伤心的搭车人只有五岁的时候,她曾经用四夜五天的时间敲着她家楼里的每一扇门。“我姐姐在里面吗?”有人说不在;有人问是谁;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多数人根本就没开门。那是一九五八年,在那年月,一个小孩可以在政府建的崭新公寓中平安无事地到处撒欢。开头的两天,她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逐户敲门,确保没漏过一家一户,然后就等着。她姐姐吉恩这会儿随时都可能回来,因为饭菜已经摆到了餐桌上——肉糜卷、菜豆、番茄酱、白面包,而且冰箱里还有满满一大罐饮料。她正儿八经地摆弄着两本彩色书、一副纸牌和一个湿漉漉的玩具娃娃。她喝了牛奶,吃了土豆片、涂了苹果酱的咸饼干,还一点点地吃掉了整整一个肉糜卷。最后,只剩下可恨的菜豆,已经变得干巴巴、软塌塌,难以下咽了。第三天,她开始明白吉恩为什么走了和怎么把她叫回来。她仔细地刷了牙,洗了耳朵,还在用完厕所之后立刻冲洗干净,并且把短袜叠放在鞋子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喝光那罐冷饮,还把她想从冰箱拿出罐子时摔碎的玻璃碴捡起来。她记得面包盒里有罗纳·杜恩饼干,但不敢爬到椅子上去打开。她默默祷告的是:如果她不经人指导就做对了一切,吉恩就会随时走进来,或者只要她敲公寓的一道门,吉恩就会在那儿!满脸微笑,伸出双臂。可是黑夜就吓人了。第四天,她刷着她的十八颗乳牙,直到牙刷让血染成了红色,然后凝视着窗外,透过温和的细雨看着人们早晨去工作,儿童去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走过。而后有一个老太太顶着一件男人的外衣遮雨。随后一个男人在草坪中的空地上撒种子。再后来,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窗下。既没穿雨衣,也没戴什么在头上,用手背和手腕内侧揉着眼睛。她在哭。后来,到了第六天,调查员来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一点都不像吉恩的哭泣的女人——连肤色都不一样。但在此之前,在第五天,她发现—确切地说是看见—一件东西始终在那儿等着她。由于祷告没有回应,刷牙使牙龈出血,并且饥肠辘辘,她已经情绪低落,顾不上当好孩子了,索性爬上一把椅子,打开了那个装着饼干的盒子。靠在盒子上的是一个信封,上面的一个字她当即就认出来了:是用唇膏写的她自己的名字。她不等掏饼干盒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更多用唇膏写的字。除去纸上方她的名字和下方的“吉恩”,她一点都看不懂,两个名字之间是许多亮红的记号。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中,再把信封放进她的鞋里,那封信就此一直伴随着她。她收藏着那封信,为保存信的权利而抗争,把它从废纸篓里捞回来。她六岁了,是个热情的一年级学生,但还读不了信的全部内容。过了些时候,那封信干脆成了一张像鞭炮一样红的纸,没有留下一个认得出来的字。但那毕竟是信,保存在她的鞋里,使得调查员将她送进第一个领养家庭(总共有两家)。她当时只是短暂地想到那哭泣的女人,后来就想得多了,直到那女人的身影不时地成为伤心的梦境。一直搅动着杂草的风这时刮来了雪——稀疏、大片,像玻璃碴似的刺骨。搭车人停下来,从行李袋中掏出一件做披肩用的羊毛毯,然后追上去,把毛毯裹到走路人的肩头。斯维蒂挥舞着两手,直到醒悟过来她得到了温暖,而不是受到阻挠。当羊毛织物裹在她肩头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步。她继续走着,不时咯咯笑——还是抽泣?搭车人想起,不到半小时之前她还藏在空筐之间时,经过了一座大房子。在车里花二十分钟走的路程靠步行就要走几小时,但她觉得她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问题在于天冷,还有就是怎么止住那哭泣的女人,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只要走到那处房子就把她带进去。一双那样的眼睛是很不正常的。在医院里,是那种日夜踱步的病人才有的;在路上,在空旷的地方,有一双那样眼睛的人就会走个不停。搭车人决定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便从自我介绍开始。斯维蒂听到了她的话,而且从离家以来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这不请自来的同伴微笑——或是哭泣时迟疑了一下。她想,罪孽。我挨着罪孽走,还裹着它的外衣。“发发慈悲吧。”她咕哝着,还轻轻笑了笑——也许是呜咽。她们看到女修道院的时候,斯维蒂觉得暖和多了。虽然她没感到一路上的那种刺骨的严寒,但还是因罩在头发上和充塞在鞋里的暖雪而觉得舒服。多亏自己没有受到走在身边的这个罪恶幽灵的侵害,多亏自己没有和它扯上关联。斯维蒂的优雅体现在无论暖雪多么猛烈地鞭打那个身形,让它沉默无语,把它冻僵,使它喘着粗气只能勉强坚持,她本人却依然在刺骨的寒风中傲然前行。出于自身的意愿,斯维蒂步履沉重地走上了车道,但她任由那恶魔去做余下来的事。前来应门的那名妇女说了声“哦”,就把她们俩都拉进了屋里。在斯维蒂看来,她们像鸟,像隼,扑腾着翅膀向她啄来。她们让她心烦。若是她更强壮些,没有因为值夜班照看婴儿们而浑身乏力,她就会把她们击退。可惜事实上,她除去祈祷便无能为力了。她们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了那么多毯子,出的汗都流到耳朵里了。她们端给她的东西,她不吃不喝。她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她默默地、热切地祈祷获得解脱,你知道吗,她居然如愿以偿:她们留下她一人,走开了。在静静的房间里,斯维蒂感谢了主,便飘进了宁静而不安的睡眠中。是婴儿的啼哭而不是发抖把她惊醒了。尽管她很虚弱,但还是起来了,或者说是想爬起来。她头痛口干,注意到自己原来没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皮沙发上。当一只鹰拿着一盏煤油灯,张着血红的嘴走进屋时,斯维蒂的牙齿咯咯发抖。那只鹰用最甜美的声音对她说话,就是魔鬼用的那种方式,但斯维蒂高呼救世主,它就走了。在宅子里的什么地方,那孩子一直在哭,让斯维蒂一阵狂喜——她从来没听过自己的孩子发出这种声音。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晰、这么持续不断、这么有节奏的呼唤。就像是一首赞美诗、一支安魂曲,或者十诫令人兴奋的和弦。她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突然之间,就在欢乐之中,她勃然大怒。婴儿们在这里,在这些妖魔中间哭叫,怎么没在她家呢?当两只鹰回来时——其中一只还端着一盘吃的,她问它们:“那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哭?”它们当然不承认。在遍布全屋的哭泣声中赤裸裸地撒谎。它们其中之一甚至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说道:“我听到孩子的笑声,有时还唱歌。从来没有哭声。”另一只鹰咯咯笑着应和。“让我从这里出去。”斯维蒂挣扎着把声音喊出来,“我得回家。”“我这就送你去。等汽车发动起来就走。”同样狡猾的妖魔的腔调。“马上。”斯维蒂说。“吃些阿司匹林,吃些东西。”“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真是个泼妇。”一只鹰说。“不过是发烧。”另一只说,“你把嘴闭上,好吗?”是耐心遮掩了一切声音,只除去主的告诫声,是主把她从这里弄了出去。先是进了一辆停在车道尽头雪地里的锈巴巴的红色汽车,最后是赞美,赞美他的神圣名字,投入了她丈夫的怀抱。他和安娜·弗拉德在一起。从她呼唤她的救世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在路上了。斯维蒂实实在在地投入了杰夫的怀抱。“你跑到这儿来干吗?我们整整一宿没法过。你有脑子吗?老天,丫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她们逼我,抓着我。”斯维蒂叫道,“噢,天哪,带我回家吧。我病了,安娜,我还得照看孩子们呢。”“嘘,别惦着那事了。”“不行。不行。”“现在就会好起来的。阿涅特已经回来了。”“把暖气打开吧。我太冷了。我怎么会这么冷呢?”西尼卡瞪着天花板。小床的床垫又薄又硬。毛毯扎她的下巴,她的手掌由于在车道上铲雪而生疼。她曾经睡过地板、纸板和让人产生梦魇的水床,还有一次,接连几个星期睡在艾迪的汽车后座上。可她在这张干净、窄小的童床上却难以入睡。那个哭泣的女人折腾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个早晨。西尼卡睁了一整宿的眼,净听玛维斯和吉姬说话了。这栋宅子似乎属于她们,尽管她们说一个叫康妮的人才是房主。她们为她做饭,却没有打听什么。除去讨论过她的姓名——从哪儿取的?——她们看上去像是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很高兴她待在这儿。后来,到了下午,她觉得自己累得该歇一会儿了,她们就领她到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卧室。“歇一会儿吧,”玛维斯说,“饭熟了我就叫你。你喜欢炸鸡吗?”西尼卡觉得她要呕吐了。她们彼此并不喜欢,西尼卡就露出微笑,表示同意。要是一个人诅咒另一个并开了无聊的玩笑,西尼卡就哈哈笑。当另一个厌恶地转眼珠时,西尼卡就报以理解的眼色。总是充当和事佬。是说“是”或者“我不在乎”或者“我要走了”的那个人。不然——又能怎么样?她们可能并不喜欢她。可能要哭。可能要离开。因此她已经尽力哄人高兴了,哪怕《圣经》比鞋子找起来更费事。他像所有的新囚犯一样,两样都想马上要。西尼卡买十一号的阿迪达斯鞋没遇到难题,可是在印第安纳的普雷斯顿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普通的都没有。她绕路到布鲁明顿,发现了一本《当代圣经》,那是一本没有彩色插图,却在许多页上印着横道的书,让人记下生、死、婚姻、受洗的日期。那东西看起来真了不起——整个家庭多年的活动表——于是她就买下了。他当然生了气,并且这股怨气压倒了得到那双黑白相间的跑鞋的兴致。“你就不能买到合意的东西吗?不过是一本小小的《圣经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天天综合久久国色天香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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