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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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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动漫app在线观看免费高清最新剧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我还看得见;你幸运,你丈夫幸运,我幸运,其他人也幸运,但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仍然看得见,如果你也失明,那我们都一样了,都像楼下的邻居老太婆一样了;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有责任,如果明天我失明,就没有责任了,什么责任呢;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眼睛的人的责任;你不能领着世界上所有的盲人,不能给他们所有人饭吃;本应当那样做,但你做不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你会那样做,要不是有你在,我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应当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我的家在这里,我想让父母回来的时候能发现我;如果他们能回来,你自己也说过,你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是你的父母;我听不明白;你说过,楼下的邻居原来是个好人;她太可怜了,你父母也可怜,你也可怜,到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眼睛都失明了,感情也丧失了,因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感情,使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感情,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没有眼睛,我们的感情就会变样,我们不知道如何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你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失明了,说得对;你爱你的丈夫;对,像爱我自己一样,可是,如果我失明了,如果失明以后不是原来的我了,那么那个能继续爱他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他呢;从前,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也有盲人呀;相比之下要少,而且通常是具有看得见的人的情感,因此盲人们以别人的感情去感觉,不像真正的盲人,现在则不同,现在出现的是真正的盲人的感情,我们还处于起始阶段,暂时还靠着对从前感觉的记忆生活,无须有眼睛就能知道今天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子,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有一天会杀人,我会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但我却杀了人;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和我一起走,到我家去;他们呢;对你怎样就对他们怎样,我尤其想让你去;为什么;我也自问过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也许因为我丈夫曾经和你睡过觉;原谅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原谅的罪恶;我们会成为寄生虫,吸干你的血;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就有不少寄生虫,至于血,除了支撑负载它的躯体之外,它总要服务于某种东西,好了,我们睡觉吧,明天会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或者同样的生活。斜眼小男孩醒来以后想去厕所,他正在腹泻,身体本来虚弱,难免生病,但人们马上发现厕所没法进去了,看来楼下的老太婆用过了这栋楼里所有的厕所,直到全部不能用才罢休。由于极为偶然的原因,昨天睡觉前七个人当中谁也没有满足大肠排泄的急切需要,否则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感到了这种需要,以小男孩为甚,他已经憋不住了,确实,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但生活中这些肮脏的事实在任何小说中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肠子平平静静,任何一个人都有种种想法,例如争论眼睛和感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责任感是否是良好视力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焦急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肉体由于疼痛和痛苦不肯听从我们指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渺小的兽性了。后院,医生的妻子喊了一声,她说得对,要不是天还这么早,他们会遇到楼下的女邻居,现在到了不再称她为老太婆的时候了,那个称呼有贬义,我们可以说,她蹲在那里,被母鸡团团围住,为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了解母鸡是怎样的家禽。斜眼小男孩紧紧按着肚子,由医生的妻子扶着急匆匆地沿楼梯往下跑,能忍到这里已经不容易,太可怜了,不要再强求他吧,到了最后几级台阶,括约肌再也抵挡不住肚子里的压力,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五个人尽量摸索着从防火梯上往下走,这是名副其实的救生楼梯,如果说隔离检疫时期尚残留一点廉耻感,现在也该丧失殆尽了。他们散布在后院,使劲发出呻吟,为最后一点无用的知耻之心而难过,一个个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医生的妻子也不例外,但她哭了,望着他们哭了,为他们所有人哭了,似乎他们都已哭不出来,她的丈夫,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她看见他们蹲在草丛里,蹲在圆白菜多节的茎秆中间,母鸡在四周窥视,舔泪水的狗也下来了,又是一个。他们各自设法潦草地擦了擦,用几把草,或几片碎砖块,凡是伸出胳膊能够到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擦了比不擦还要糟。他们又从防火梯上楼,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楼下的女邻居没有出来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概头一天的夜宵吃饱了,还在睡觉,当他们进到屋里,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样下去不行,当然没有水,不能洗,可惜没有像昨天那样下倾盆大雨,否则就可以再到后院,赤裸着身子,不顾廉耻,任凭天上慷慨落下的水浇在头上肩膀上,沿着前胸后背和双腿往下流,还可以用两只终于冲干净的手接雨水,权当杯子让干渴的人喝,至于此人是谁无关紧要,偶尔嘴唇轻轻挨到皮肤上,如果非常渴,那人会贪婪地把手中的最后一滴也喝光,这说不定能唤起另一种渴望。人们已多次发现,戴墨镜的姑娘缺乏想象力,但在这悲惨可笑而又绝望的情况下,她能想到什么呢。尽管如此,她不缺少某种务实的感知力,有事实为证,她到自己卧室,后来又到父母的卧室,打开橱柜,拿来了一些毛巾和床单,我们用这个擦擦吧,她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无疑,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自己与擦之前大不相同了。医生的妻子在餐桌上谈了她的想法,现在到了我们决定下一步应当怎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失明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人举止都像盲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必需品供应,我们处在混乱之中,真正的混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政府还在吗,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政府,即使有的话也是个想统治盲人的盲人政府,也就是说,虚无企图把虚无组织起来;这么说没有未来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未来,现在要解决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没有未来,现在就毫无用处,就是没有现在;也许人类以后能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生活,但那时候他们将不再是人类,其后果显而易见,我们当中谁还会认为自己像以前以为的那样有人情味呢,拿我来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你杀死了一个人,第一个失明者大吃一惊;对,杀死了另一翼的头目,用一把剪刀刺穿了他的喉咙;你杀人是为了替我们报仇,为女人们报仇非女人不可,戴墨镜的姑娘说,正义的报复是人道主义的举动,如果受害者没有向残忍的家伙报复的权利,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也就没有人类可言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补充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医生的妻子说,如果继续在一起,也许我们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各奔东西,会被人群吞噬,死去;你曾经说过,有一些组织起来的盲人团伙,医生说,这表明已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像你预见的那样必死无疑;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组织到了什么程度,只看见他们在外边走来走去寻找食物和睡觉的地方,对别的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回到了原始部落时代,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区区几千男女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大自然中,而是百万千万的男男女女生活在一个贫瘠干涸的世界上;一个失明的世界,医生的妻子补充说,等到难以找到水和食物的时候,可以确信那些团伙必将解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没有必要和别人平分,找到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绝不肯给别人;那些现存的团伙大概都有首领,有人指挥和组织,第一个失明者说;也许有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的人和被指挥的人同样瞎;你没有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所以必须由你来指挥和组织;我不指挥,只能尽量组织,我仅仅是你们失去了的眼睛;一种自然形成的首领,在盲人的国度里有个长眼睛的国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如果这样,在我还有眼睛的时候就让我的眼睛领着你们吧,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分开,不要她在她家,你们在你们家,你在你家,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吧;我们可以留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家更大一些;要是没有被别人占了的话,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提醒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确实被占了,我们就回到这里来,或者到你们家去,或者到你家去,她最后这句话是朝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的;老人回答说,我没有自己的家,独身一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你没有家庭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兄弟吗;都没有;要是我父母不回来,我就和你一样孤单了;我会和你在一起,斜眼小男孩说,但他没有加上一句,如果我妈妈没有来找我的话,他没有加上这个条件,奇怪的举动,也许并不那样奇怪,小孩子适应得快,他前面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们决定怎么做,医生的妻子问;我和你们一起走,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只求你每星期至少陪我到这里来一趟,也许我父母能回来呢;你会把钥匙留给楼下的女邻居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再说,能拿的她都已经拿走了;她会把一切都毁了的;我来过这里以后,也许她就不那样做了;我们也跟你们一起走,第一个失明者说,只是希望尽早到我们家去一趟,好知道出了什么事;当然我们会去;至于我家,没有必要去,我已经说过我那个家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好,但有一个条件,他说,乍看起来似乎荒唐,别人向他施恩惠,他却事先提条件,不过有些老人就是这样,所剩的时间越短,傲气就越大;什么条件呀,医生问;当我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出于友情或者怜悯不肯吱声,我希望我头脑里有足够的理智做我应该做的事;什么事呀,可以让人们知道吗,戴墨镜的姑娘问;离开,走开,死去,就如同从前的大象们那样,我听说近来不这样了,没有一头大象能活到老年;确切地说,你不是大象;确切地说,我已经不是个人了;尤其是当你开始像孩子似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戴墨镜的姑娘反驳说。谈话到此为止。塑料袋比来的时候轻得多,也难怪,一楼的女邻居也吃了里边的食物,吃了两次,第一次是昨天晚上,今天他们请她在房子的法定主人回来之前代为保管钥匙时又给了她一些,只是为了堵住她的嘴,因为我们对她的品格已有充分了解,还有,舔泪水的狗也来吃了,面对它那双乞求的眼睛,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装作无动于衷,提到狗,它到哪里去了呢,不在屋里,也没有从前门出去,只能在后院,医生的妻子去看了看,可不是嘛,舔泪水的狗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吃一只母鸡,它攻击的动作极快,母鸡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但是,如果一楼的老太婆有眼睛,对有多少只母鸡心中有数,不知道她一怒之下会怎样处置戴墨镜的姑娘的钥匙呢。舔泪水的狗既意识到犯了过错,又发现它保护的人要走,只迟疑了一瞬间,便立即开始在松软的地上刨坑,抢在一楼的老太婆在屋里听到响动来防火梯平台上闻闻是怎么回事之前,把母鸡的骨架埋上了,暂时把罪恶掩饰过去,歉疚留待以后再说。它偷偷溜上楼梯,像一阵风吹动了老太婆的裙子,她没有发现刚刚在身边经过的危险,狗到了医生的妻子身边才向着空中大声宣告它刚才的壮举。听到如此凶恶的吠叫声,一楼老太婆害怕了,我们知道,已为时太晚,为了她贮藏的那点食物的安全,她伸长脖子朝上面喊道,必须把这条狗拴牢,不要让它去吃我的母鸡;您放心吧,医生的妻子回答,这狗已经吃了东西,不饿,我们现在就要走了;现在吗,老太婆重复了一句,声音微弱,仿佛有点舍不得,好像想让对方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理解她这句话,例如,你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但她没有多说一个字,只说了那句现在吗,并不要求回答,铁石心肠的人也有痛苦,这女人的痛苦到了这种程度,使她后来甚至没有打开门向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告别,而她曾允许他们随便穿过她的家。她听见他们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相互交谈,小心点,别摔跤,把手放在我肩上,扶着扶手;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话,但现在,在这个盲人的世界里,这些话用得最为普遍,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说,这里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看来这女人患的不是白色失明症,这一点已经让人吃惊,因为太暗看不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本打算思考一下,也确实尽了力气,但脑袋空空,不听使唤,不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我没有听清楚,对,是这么回事。到了街上,医生的妻子想到刚才说的话,决定以后说话时应当更加注意,动作和长眼睛的人一样倒还可以,但说话必须跟盲人一样,她想。大家都聚集到人行道上,她让伙伴们排成两行,每行三个人,第一行是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他们中间是斜眼小男孩,第二行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和第一个失明者,他们中间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想让所有人都在自己身边,不像印第安人一样排成一列,那样随时可能被冲散,只要在路上与人数更多横冲直撞的一伙人相遇,就会像一艘邮轮把一只碰巧拦住它去路的珐鲁瓦帆船拦腰截断一样,这类事故的后果尽人皆知,小船沉没,水面漂着船的残骸,船上的人落水,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徒劳无益地呼救,邮轮早已开走,似乎没有发现这起撞船事件,她这伙人也将一样,一个盲人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迷失在别的盲人组成的混乱的人潮中,像大海中不停涌动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浪涛,医生的妻子那时也不知道先帮助谁好,拉住丈夫,也许拉住斜眼小男孩,但丢了戴墨镜的姑娘,丢了另外两个人,更远处,戴黑眼罩的老人正像一头老象一样朝坟墓走去。夜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她用布条拧成了一根绳子,现在她把所有人和她自己圈起来。你们不要抓着我,她说,而是要紧紧抓住绳子,用力抓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松开,走路的时候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互相磕碰绊倒,但必须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相互摸一摸。只有一个人无须为前进的新战术操心,他就是斜眼小男孩,他走在中间,四面都有人保护。我们的这些盲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其他一群一伙的盲人是怎样在这大海中航行的,是不是也拴在一起,使用这种或别的办法,但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除了个别群体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牢牢聚合在一起之外,一般来讲,其他的团体每天都会失去一些人,又有一些人参加进去,总是有个盲人走散了,走失了,另一个人被吸引过去,跟在后面,至于那伙人是接纳他还是把他赶走,就要看他随身带的东西而定了。一楼的老太太慢慢打开窗户,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情的脆弱,但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嘈杂声,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本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分享她的母鸡和兔子,但本该高兴时她却高兴不起来,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问自己,是不是还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在最需要的时候总是不肯出现,而很多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却是,你必须耐心等待。路上,他们经过的一处地方离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单身房间只有两个街区,但他们早已决定继续向前,那里没有食物,有衣服却不需要,有书也不能读。一条条街上到处是寻找食物的盲人,他们从商店里进进出出,两手空空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几乎总是两手空空,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街区到城市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权衡着这样做的利弊。一个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煤气罐空了,还有,在屋里生火又很危险;假如想做几种还有点当年风味的菜肴,就要考虑到哪里去找盐油和佐料;其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儿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了心得之后,第一步他就写札记,第二步从札记发展为论文,从论文发展为著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专著。他没有想发表,他就作为自己的一种……娱乐吧等于就是,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解放以后他上的二所么,历史所。注24定:其实学问就得这么做才能做好呢。金:也没有谁让他几儿交稿,也没这事(笑)。所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那个书啊,不是一年两年做的,是好多年积累成的,其中绝大部分,特别是语法部分,那都是我父亲发现的,甚至于跟各种语言的比较,那都是……乌兰:因为他有好多语言的训练。

                      3.我的治学

                      金:我这个呢,是我父亲督促着我给他当助手,我这当助手一直当了好多年。所以我是从这助手练出来的。大体上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受父亲的影响吧,我原来也是对这三样(史学、语言学、文学)感兴趣,因为助手的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好像比对语言学的兴趣更高一点,这跟老师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谈谈这老师的问题。除了我父亲在家里督促之外,我上中学的时候上的五中,北京五中。市立的就是五个中学。注25那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五中不要学费啊,五中不大好考,没办法就非考上不可,上了五中之后在各门功课里头,历史这门功课啊,成绩显得特别突出,教我的老师叫殷景仁,他从初一一直教我到高三。这殷景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学历史。殷先生就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他说最好你就直入历史系,上了历史系,毕业之后最好上日本去一趟,那时候正是抗日的时候,我说那不是成了汉奸了么(笑)。殷先生就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你得把它分开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东洋史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可以开开眼界。说你要听我的呢,准没错儿。这个话从初一起到高三止,他就跟我说了不止一次。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没听他的话,我考到北京大学的国文系。那时候也是敌伪周作人的时候,殷先生对这事很失望,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感觉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北大我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候啊中学保送留日,一个班保送俩人,官费,那时候也没人去,去的人不多。结果殷先生就让学校指定我去,这么样就留日去了。留日去的时候殷先生又跟我谈,这回呀我接受老师的意见了,我说这回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上日本去不能够研究中国文学啊,这么样,到那儿去上的东洋史学科,那时候还叫东京帝国大学呢。到那儿去了之后,池内宏注26不是研究女真的吗,池内宏传下来的弟子就是三上次男注27,三上次男正在东大,结果我到那儿之后呢,我就接上三上次男的班了。三上有一本书叫《金代女真学研究》么,但是他主要研究金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没有研究语言,语言这方面是我们家内继承,在金史的其他方面是由东大那边,由三上那边(继承),当然他那儿有些观点不能跟咱们完全一样了。后来我就把他那本金代女真之研究给翻成中文了——我看看能不能给您找出一本来。要想把学问深入一点,最好是跟家长,跟老师啊,搞接力赛,不要自己单……定:单挑一摊?金:对。最好还是接力。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今儿个你父亲学理科,儿子学文科,孙子又学理科,这样哪个也行不了。因为这是个继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学派形成很难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您会感觉到,您说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定:对。金:其实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定:对。金:自己还没成熟呢,就跟老师反对上,这可不好。现在有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有的老师提出来就感觉伤心。日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像三上对池内,池内错他也不说错,反正这也不好,你不说老师错不就完了么,他有时还维护呢。他们老师对学生真爱,所有的都给你,学生对老师也什么。一个是接力的问题,一个是尊师的问题,这两个我就都非常在意。金启孮先生女真字书法注28

                      4.辛亥革命以后……

                      金:我就感觉中学殷先生给我指的路子,和我父亲给我由小带的这个路,这两条路我感觉都对了。现在越回想啊,对他们越非常感激,当然也非常遗憾,是什么呢?我在日本待了四年半,顶五年的样子,回来那时候是1944年的11月。定: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金:啊。我回国的那时候呀,回来之后我就做医疗卫生工作(笑)。定:啊?那是怎么回事?金:那时候有个医疗卫生委员会,实际上就带着工作人员拉药什么的。就在这时候殷先生去世了。我痛痛快快哭他一通,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了。那时候想去当个中学教员都不可能,刚刚胜利注29的时候,和胜利之后这一段啊,找工作很成问题,所以工作主要是在解放以后了。大体上前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您出生是1920年?金:不是,是1918,民国七年。定:那时候您还很小呢。金:很小也能知道啊,在我10岁以前的时候,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印象。定:金先生,我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辛亥革命一结束,满族立刻就特别倒霉?金:不是不是,辛亥革命是禅让啊,不是灭亡啊。所以冯玉祥啊,现在不是叫驱逐溥仪出宫么,北京人管他叫冯玉祥逼宫。那时候请段祺瑞出来的时候,段祺瑞发了一个通电注30呢,就说他可以出来,愿意合作,但是对驱逐溥仪这件事上,他认为辛亥让国,这么做不合适。定:咱们后来学历史都说是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注意这个事了。金:不是,当时辛亥年没有换朝代的感觉,根本没有。更换朝代是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不是驱逐溥仪嘛,民国十四年就没收旗产。定:就停发旗饷。金:旗饷早就不给了,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十三年把溥仪赶出宫之后,十四年张作霖来了,一瞧冯玉祥发了大财了,张作霖一想我也得干一下子,就宣布把所有的旗产全没收,给了极少的地价,但是府(王府)没有没收,因为咱们那府都卖了,没剩几处了。现在历史上写的跟实际情况有时有些差距。注31民国元年时还没有感觉到。从文物损坏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七年那是大规模来了之后,北伐成功之后。定:您说的震动是指哪方面?金:连在机关工作都感到困难哪,好像低人一等。这不只是旗人,不只是满族,北京人也感觉到这样。北京人对北平、北伐这两个名词都有意见,那是当时,当时不敢公开说,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了。现在实际上说了半天,说国民党不好,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国民党来了之后让北京人感觉到,小学的好多老师都教孩子“北平平谁,北伐伐谁”?定:北伐军是不是都是南方人?金:都是南方人哪,因为从前的时候直奉战争,直皖战争,那些战争现在把它都否定了,军阀乱战,跟咱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打他们的,跟老百姓不相干。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不是,是连老百姓一齐算了,这才厉害呢(笑)。比如说骂满族,你们野蛮民族怎么怎么样。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民族的感觉的?是上学之后学校教给我的,什么民族压迫,什么清朝野蛮的民族统治,这是学校教给我的。甚至我说的殷先生有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他虽然对我个人非常赏识,但是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感觉里头,比如说对蒙古人,磕头碰脑的都是(笑)。说蒙古族是另一个民族,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觉南方人很奇怪,说话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咱们北京啊,整个的,像安定门这一带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地区,因为雍和宫在那儿呀。另外那些蒙古王府都是一半蒙古话一半满洲话,两种民族的风俗都有。当然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蒙古人。一般来说除了满人就是蒙古人。我到内蒙古去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年老的蒙古族见着我,乌素图召注32的喇嘛一听说我是满族,拉着我手就不放,跟我说起就没完,说现在当了教授真不容易。中年的就不像老年那么亲切,年轻的好像就更不如中年的亲切似的。老年的就好像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当然只是我的感觉,不全是这样。定:那您对三家子的发现……注33金:那主要是清格尔泰注34同志听到消息后说要去的,结果当时学校要我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去了解语言,我去了解生活。我是把各方面全都了解了。因为到那儿去之后就跟三家子发生感情了。这对我也是这样,见到他们之后特别亲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跟他们无话不说。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说满语的情况,熟练的人有多少,会说的人有多少,不会说的人有多少,生产大队的干部就主动说:“这事您甭管了,我给您统计得了。”那都是他们帮着弄的。咱们这族啊,到外边互助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您应该写一点满族过去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满族)不是来了就压迫人,就搞文字狱,是不是呀?这主要就得靠您这一代,现在还能够写能够活动。再有一个就是满蒙关系应该研究研究,我在内大(内蒙古大学)我就感觉,内大好像对满蒙关系不大感兴趣。乌兰:研究的少。金: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有的同志虽然学历史,对这个也不大什么,甚至有人还有这个想法,认为汉人是让满族给带到蒙古去的,没有这个事呀,问题是(清朝)不让他们进去呀,不让进去以后又扣个帽子说是隔离政策,它不是隔离,它主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定:所以我就希望就满蒙关系这一问题,尤其您家里又有满蒙通婚这些情况,具体地给我们讲一讲。金:那讲起来就没头啦。定:您慢慢讲,咱们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再来。金:根本在这八旗里头,满蒙汉这三旗分不清。跟汉族的关系也很多,甚至跟南方汉族的关系也很多。乌兰:入了八旗的蒙古人,别人看着好像就是满族了,蒙古人那些特点基本就没有了。金先生你们家蒙古人的遗风、影响有没有?是不是进到满族人的家庭里头,蒙古人的影响就没有了?就满化了?金:我小时候好像觉得蒙古人就是自己人,没觉得蒙古人是另一类人。乌兰:反而觉得特别亲似的,是吧?定:她(指乌兰)说他们蒙古人和咱们满人通婚以后,是不是把他们蒙古人的习惯也带到咱们满人家里了?金:是呀。定:所以咱们满人家庭里也有好多蒙古人的习惯?金:蒙古人家庭也有好多咱们满人的习惯哪。定:咱们是把他们当蒙古人,还是当成满人,看不出区别来了?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满族跟女真族不同,满族第一步吸收的是蒙古族文化,所以满蒙关系史应该好好研究,当时内大好多领导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北京的好多王府里头,关于蒙古王的好多画像,我的意思是让内大收购,我给当介绍人。结果那时候正编革命史呢,对这个事就不重视。当时那个教务长什么的都没有兴趣,结果通过别人都让琉璃厂收购去了,太可惜了。策棱、成衮扎布注35这些人家的一系列的画像,那现在保留下来多好啊。注36
                      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会战毓臻口述时间:1998年11月13日(第一次)1999年1月12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宿舍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访谈者按]这是我本书中做得最早的一场访谈,距今已经十七年。我曾将这篇访谈收进《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是那本书中受访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宗室的女性后裔。当时我初入此道,没有访谈经验,不仅问题提得不到位,而且面对不太健谈甚至也不太情愿合作的被访者,只是一味地小心翼翼,不知怎样将谈话深入下去,而毓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曾几次与她相约,都不得见面,她对一生遭际也不愿多谈,所述经历中多有隐笔,加上她晚年一心学佛,自称已将世事看淡。我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所以凡她不愿的,或不问,或不录,故有这样一篇不算完整也谈不上深入的访谈。但是毓女士的经历确有不凡之处。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父亲一辈起,就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何况她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女性而参加194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石油会战,生活条件之艰苦,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坚忍的努力才能承受。她的经历,很大地改变了我过去对皇族的某些成见。1999年年初我为她做第二次访谈之后不久,便接到她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辞世,享年仅75岁。只是在与她女儿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她在家庭、婚姻和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远非她在这篇口述中描述的那么淡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曾为毓女士出具一个证明,证明她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辅国公塔拜之后:“经北京史地学会常务理事冯其利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查阅《爱新觉罗宗谱》,其父林全载在丙册4689页。”《爱新觉罗宗谱》中毓臻家族支脉一览:奉恩辅国愗厚公塔拜注37巴穆布尔善(第四子)注38已革辅国将军塞图(第五子)注39职明(第六子)注40凌云(第二子)注41林全(第五子)注42毓臻的父亲即林全(见族谱中的黑体字)。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嫡母常佳氏,常庆之女。

                      1.我娘家

                      毓臻(以下简称臻):我是1924年5月2号生的。我本来姓金,金就是爱新觉罗。这是我在50年前的结婚证书,你看都成这样了。这是我的丈夫,谢伯贤。这是我,金福臻。这是我女儿去年冬天给我画的画儿,画儿上写的是“万福骈臻”,就是我的名字。我父亲不是叫金林全嘛,名字有个“林”字,他就指名为姓。姓了林。他是溥字辈的,他的名字要跟溥仪他们排起来,就叫溥全。后来我们相继都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以后为了影响,就改成父亲那个姓,也姓林。你说这林福臻多麻烦呀,干脆“福”字也不要了,咱不迷信,就叫林臻吧!实际在档案上我还是写爱新觉罗·毓臻,常用名林臻,把来历也写清楚了。人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我说我就是爱新觉罗,我又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人家知道咱是爱新觉罗,还羡慕,说是宗室,我还以此为自豪呢!当然我并没有显摆我是爱新觉罗宗室。我认为这是祖先的,我们实事求是。以至我母亲去世,她的坟、碑什么的,我们都写爱新觉罗。这次换户口本,还这么写。咱们满族人有这么一个规矩,是吧?我们是黄带子,有一本书上介绍过我们家族的事情,家谱我也有,在箱子里锁着呢。一直就知道我们是塔拜注43的后裔。塔拜很有意思,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是庶子,当时爵位就比较低,可是后来他居然一直沿袭下来,他们那儿有几支特别嫡系的、特别显赫的,反而倒没有延续下来。过去的事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至于以前的事情呢,因为我小,我们家族也败落了,我可以说知道一点,也可以说不知道。听说我祖父是在宫里搞文化活动的,就是京剧什么的。我听我父亲说,就好像是现在的文化部长那个爵位。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大概是慈禧吧,还有咸丰什么的,经常召他进宫。我们的

                      樱花动漫app在线观看免费高清最新剧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樱花动漫app在线观看免费高清最新剧?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樱花动漫app在线观看免费高清最新剧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以及俱乐部里的两三个妇女谈过。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甚至支离破碎,因为情绪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还因为一些年轻人通过嘲笑埃斯特小姐手指的记忆,侮辱了所有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客气地暗示埃斯特可能弄错了,而是号叫着:字句看都看不见,甚至不能顺着那一个个没法发音的字母读出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她看见那些字句了吗?”小辈们问。“比那还强呢!”老一辈们叫道,“她感觉得到。把手指放到字上,摸得到!”“她要是瞎子,先生,我们可能会相信她。那可能是盲文。难道她是什么五岁的孩子,从坟墓里爬出来,站在墓碑前读不出自己的碑文?”双胞胎皱起了眉头。弗利特想到他岳母出了名的宽宏大量,从座位上跳起来又只好踌躇不前了。早些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人曾经笑话过浸礼会教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五旬节派的教徒们放声大笑。但时隔不久,所有教派中的年轻人就开始说出对那些词句的看法。每一派中都有人属于要离开黑文重建家园的十五户人家,或者与他们沾亲带故。大炉灶并不属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属于所有人,所以大家要在卡尔瓦里山露面。米斯纳牧师说,是要商讨一下。那天气温很低,园中香馥扑鼻,大家在七点半集合时,气氛融洽,人们只是一味好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米斯纳讲完开场白。也许是年轻人过于紧张,由卢瑟·比彻姆的儿子罗约尔和迪斯特里开始,他们说起话来声音刺耳,以致妇女们都尴尬地低头看着她们的小笔记簿,男人们则震惊得忘了眨眼。要是年轻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话的声音轻一些,表现出教养,大家或许会感觉好得多。但他们不想讨论,只想发号施令。“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会告诉我们要始终胆战心惊。要‘小心’上帝。要永远逃避躲藏,随时探头探脑向外窥视,以防他准备好向我们抛出什么,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趴着。”“跟人说话时要说‘先生’。”萨金特·波森说。“对不起,先生。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平地建起一座镇子,他们不可能那样想。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迪肯·摩根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那人是我祖父。别再说什么先前的奴隶了,那样好像他没有别的身份了。他还是前副州长,前银行家,前副执事,以及一整串别的‘前’。他没有走他自己的路,他是整整一伙走他们自己路的人中的一员。”那男孩看到米斯纳牧师的眼神,便坚定了。“他生在奴隶时代,先生,他曾经是个奴隶,对吧?”“不是每个生在奴隶时代的人都是奴隶。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意思,先生。”迪斯特里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狗屁不懂!”哈珀·朱里叫嚷着。“喂,喂!”米斯纳牧师插话说,“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居所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找出——”“是他的居所之一。”萨金特咆哮着说。“好吧,他的居所之一。但无论是在哪个居所,他都要求进去的人懂得尊敬。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哈珀坐了下去。“我对我的用词表示抱歉。对他。”他说着,指了一下天。“这可能会让他高兴,”米斯纳说,“也可能不会。不要只对他尊敬,朱里兄弟。他对各种各样的不敬都是要告诫的。”“牧师。”普立安牧师站起了身。他肤色黝黑,身体瘦长而结实——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我们在这儿的人有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我们一些人讲话的方式。成年人当然要用适当的语言,可是年轻人—他们说话更像是顶撞而不是谈话。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罗约尔·比彻姆实际上没让这位牧师说完。“如果没有回嘴,那还叫谈话吗?你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同意正在说的内容,任何谈话都是顶嘴……先生。”所有的人都被那男孩的厚颜无耻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简直没听清他的话。普立安对罗伊(“罗约尔”的昵称。)的父母——卢瑟·比彻姆和海伦·比彻姆视而不见,慢慢转过脸去对米斯纳说:“牧师,你能让这孩子老实点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米斯纳问道,“我们在这儿不只要说,也要听嘛。”人们与其说听到了不如说感到了喘气声。普立安眯起眼睛,正要作答,迪克·摩根已经走出那排座位,站到了通道里。“好啊,先生,我一直在听,而且我相信已经听到了需要听的内容。现在,你们都听我说几句吧。其实意见很接近。没有谁,我是说没有谁,打算改动大炉灶或者把它叫作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谁打算把我们祖辈修造的东西弄成一团糟。他们用双手这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迪克直视着罗伊,“他们挖土——不是你。他们搬灰浆桶——不是你。”他转过头,面对着迪斯特里、赫斯顿·普尔、卡琳·普尔、罗卡斯·桑兹、琳达·桑兹,“他们调制灰浆——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为大炉灶制作结实的砖时,自己的住处却是棍棒和草皮搭的。你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吗?而且我们尊重他们为修造大炉灶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那些砖一块块地传递得再小心不过了,传递的人——是人,听见了吗,不是奴隶,不管先前的还是别的什么——自己做的砖。告诉他们,萨金特,拆卸时有多么谨慎,我们又都是多么仔细,我们是怎么一块块地包裹所有的砖。告诉他们,弗利特。你,西赖特,你,哈珀——你们跟他说,我是不是在撒谎。我和我兄弟举起了那块铁。我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字母剥落了,赖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用草包着它,就像那是咩咩叫的小羊羔。所以要听明白我的话,谁也不会在时隔八十年之后冒出来宣称比那些当初经过吃苦受累才懂得道理的人知道得还清楚。你们对我可以不管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你们要是认为可以不尊重自己从没干过的事,你们就该麻烦了。”二十来个不同的“阿门”声为迪克的声明加重了分量。他的陈述本来可以结束进一步的争论,可是米斯纳竟然说:“在我看来,迪克,他们没有不尊重。他们正是因为确确实实知道大炉灶的价值,才想给它一个新生。”这第二次向年轻人立场的倾斜引起一阵窃窃私语,继而上升为乱哄哄的吼叫,只是为了听清对手如何应对才平息下去。“他们什么都不想给大炉灶。他们要毁弃它,把它变成他们打造的东西。”“大炉灶也是我们的历史,先生,不光是你们的。”罗伊说。“那就像它那样作为吧。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大炉灶已经有历史了。它不需要你们去打扮它。”“等一等,迪克,”理查德·米斯纳说,“想想刚才说过的话。忘掉命名——给大炉灶命名的事。眼下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上面的铭文。”“铭文?铭文?我们谈的是神谕!”普立安牧师伸出一根优雅的指头,指着天花板,“‘当心他皱起的眉毛。’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不是建议,这是命令!”“唉,不对。并不是那么清楚,”米斯纳说,“原文是‘……他皱起的眉毛’,里面没有‘当心’。”“你没在场!埃斯特在呢!开始的时候,你们也都不在!埃斯特在!”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晃着右手以示提醒。“她当时还是个婴儿,她完全可能弄错。”米斯纳说。这时弗利特站到了通道里迪克的身边。“埃斯特一辈子从来没在那种事情上弄错过。对于黑文和鲁比,该知道的她全知道。她来看望我们时还是在我们有马路之前呢。这个镇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妈的。对不起,女士们。”迪斯特里神情紧张,几乎要落泪了,他伸出一只手问道:“请原谅,先生。‘是皱起的眉毛’怎么就错了呢?‘是他皱起的眉毛’?”“你可不是上帝,孩子。”内森·杜波列斯边摇头边和气地说。“不是要成为他,先生;是成为他的工具,他的公正。作为一个族群——”“上帝的公正是他独有的。要是你不照他的话去做,怎么会成为他的工具?”普立安牧师问道,“你得服从他。”“是的,先生,我们正在服从他。”迪斯特里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谕示,我们就成了他的喉舌,为他惩恶扬善。作为一个族群——”哈珀·朱里制止了他。“原文是‘当心’,不是‘是’。当心的意思是‘留神,这权力是我的,习惯它吧’。”“‘是’意味着你把他撇在一边,你有了权力。”萨金特说。“我们就是权力,只要我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听听他说的!你听见了吧,牧师?这孩子该挨抽。这个渎神者!”不出所料,斯图亚特作了最后的发言——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记得他是最后说的,因为正是他的一番话使会议终止。“听我讲,”他说,因为嚼多了“蓝孩”而嗓音浊哑,“如果你们,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忽视、改变、去掉或增加大炉灶灶口处的词句,我就把你像半睁眼的蛇一样,把头打掉。”多薇·摩根被她丈夫的威胁话语吓得浑身发冷,只能看着地板,不知道他的损失现在会以什么可见的形式出现。几天之后,她依旧想不好哪个人或哪一方是正确的。在和包括斯图亚特在内的人讨论时,她趋向于对听到的话都同意。她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在他回到她身边时。斯图亚特和多薇驱车从会场回家的路上,对于到哪里去有些小小的分歧,其实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路向牧场驶去。牧场如今已被压缩成一个仅供参观的地方,因为天然气开采权已经卖掉了,不过在斯图亚特的心中,那里是家园——在那儿,假日里他的美国国旗会飘扬;在那儿,他的退伍荣誉证书嵌在镜框中;在那儿,只要他一露面,本和古德肯定会摇着尾巴缠住他。他们在圣马太街上的那栋小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抵押品,这对双胞胎兄弟从未再出售过——对多薇来说越来越是家了。那儿离她姐姐近,离卡尔瓦里山、妇女俱乐部也近,还是她的朋友挑中来看望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让我下车,斯图亚特。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打算去找死啊。”“不会的。晚上这会儿凉快,感觉挺好的。”“丫头,你在找罪受。”他话虽然这么说,可还是在她下车前拍了拍她的大腿。多薇沿中央大街慢慢走着。她能看到远处大炉灶附近六月节(非洲裔美国人庆祝获得人身自由的节日。)野餐时悬挂的灯笼。四个月过去了,却没人把灯笼摘下来收好以备来年再用。如今,那些灯笼为昏暗中别的自由欢庆活动提供光亮——只有一点点,只是勉强够用。她的左侧是那家银行,虽然不如那几座教堂高大,却似霸占了整条街。双胞胎兄弟谁也不想再像黑文银行那样只占二层一个楼层,而联谊会总部占了一半。他们不想让车辆以任何理由进入楼区,除了来银行办事。他们祖父拥有的黑文银行之所以垮台,有一系列原因,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联谊会要在那里开会。“分散了注意力。”他就是那么说的。在她右侧,再向外走三条街,紧靠帕特丽莎·贝斯特住宅的,就是多薇教过书的学校,当时牧场上的住宅正在修建但尚未竣工,不过索恩在那儿任教的时间更长,因为住得很近。帕特(“帕特丽莎”的昵称。)如今独自管理着学校,并由米斯纳牧师和安娜·弗拉德教授黑人历史和课余打字的课程。学校一侧种的花卉和蔬菜是帕特自家住宅门前花园的延续。多薇向左拐进圣马太街。月光照亮了白色栅栏,那些歪歪斜斜的围栏勉强拢着里面的菊花、毛地黄、向日葵、大波斯菊、玉簪花,而薄荷和银王亮丝草则从板条底部的缝隙中挤出栏外。夜空如同一只漂亮的壶盖,把芳香拢在下面,保存着,强化着,不让一点点微风将其带走。花园中的斗争——胜利,失败,依旧挣扎——大多已然结束。它们斗争了十年,是在一九六三年突然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有闲散的时间。一九五○年鲁比建成时,这群妇女都是二十多岁,在十三年之中,她们眼瞅着从未梦想过的补助金日益增加。她们买了柔软的手纸,用起毛巾而不再使用破布,以及专用的洗脸香皂和特制的婴儿尿布。在鲁比的每个家庭,各色家用电器抽啊、吸啊、流啊,种种声音响个不停。这一下就有了时间:因为不需要向灶膛里添柴而省出了十五分钟;因为不需要在搓板上搓洗床单和外衣而省出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不需要拍打地毯、晾晒窗帘又省出了十分钟;因为批量购买和保存食品可以省出两小时。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乐不可支,得意之情不亚于妇女。出售活畜或打包的肉食,在单位重量计价的基础上加价五倍,由此他们换来了家荣华牌电器、约翰·迪尔牌农用机械,换来了菲尔科牌电子产品和费希博德汽车。钢件上的白瓷、皮带、阀门和胶木零件使他们大为满意,而家用电器的种种响声则为妇女赢得了时间。黑文的那些肮脏院落,经过精心洒扫,成了鲁比的草坪,最终又全部成了花圃,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了时间去照看。种些不能入口的植物的乐趣和习惯蔓延开来,花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换和分享一根剪枝、一块根、一两个球茎,简直像掠夺土地般狂热。做丈夫的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而且对小萝卜收获太少或甘蓝、甜菜的菜畦太短感到失望。妇女们仍在后园里种菜,但园中的作物却一点点地像是花卉了—就是说劳作靠的是愿望而不是需求来驱动了。蝴蝶花、福禄考、玫瑰和牡丹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来到鲁比产卵。它们的蛹悬在洋槐下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加入了在荞麦和苜蓿果上啜食了数十年的蓝色和硫磺色蝴蝶的行列。从漆树中吮吸营养的红色群体与新来的喜爱宝石花和旱金莲的奶白色群体竞争。巨大的有黑色条纹的橙色翅膀在三色堇和紫罗兰中翻飞。蝴蝶如同园中争奇斗艳的岁月一样,在那个凉爽的十月夜晚消失了,但其活动踪迹却保留着——丰硕、负荷过重的庭院,层层串串的虫卵。隐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多薇摸着沿路的尖桩,迈步上了台阶。她在前廊迟疑了一阵,想回去看看索恩,姐姐比她离开会场要早。索恩让她惦记。一段时间她似是很脆弱,让人不敢提及五年前她儿子们的夭折。或许索恩和多薇有同感——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丈夫的重负。多薇站住脚,随后改变了主意,去开门。或者确切地说是想要开门。门又锁上了。斯图亚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她气恼:把家门锁得仿佛是银行。多薇敢说,她家是鲁比唯一锁门的一家。他怕什么呢?她拍着朱蕉花盆下面的盘子,取出了万能钥匙。在第一次之前有一种迹象,后来就再没有了。当时她在楼上,整理那座小小的取消赎回权的抵押住宅,稍事停顿中向卧室的窗外一瞥。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七月。干燥。气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不过,敞开窗户总会使空置了一年的房间有些新鲜空气。她着实费了点时间—这儿拍一下,那儿拉两下——但总算把窗页一路提到头,再俯身向外看园中还剩下什么。从她在窗内所处的位置看去,树木遮住了大部分后院,她只好向外探身越过树冠去看。这时,一只大手伸到一个硕大的口袋深处,再把一把花瓣撒向空中。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蝴蝶。一溜柿色翅膀形成的颤动的高架通途横跨常绿的树冠——然后便消失了。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下午好。”她打着招呼。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你从这附近来吗?”“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他该理发了。“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意见。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别了,科举制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第十三章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时间回到十年前……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黑道风云200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樱花动漫app在线观看免费高清最新剧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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