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VBeAAO5L5'><legend id='VBeAAO5L5'></legend></em><th id='VBeAAO5L5'></th> <font id='VBeAAO5L5'></font>

				

			

    • 
      			
      			
      
      				
        
        						
          <optgroup id='VBeAAO5L5'><blockquote id='VBeAAO5L5'><code id='VBeAAO5L5'></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VBeAAO5L5'></span><span id='VBeAAO5L5'></span> <code id='VBeAAO5L5'></code>
            
            					
                
                  • 
                    					
                    • <kbd id='VBeAAO5L5'><ol id='VBeAAO5L5'></ol><button id='VBeAAO5L5'></button><legend id='VBeAAO5L5'></legend></kbd>
                      
                      			
                      			
                    • <sub id='VBeAAO5L5'><dl id='VBeAAO5L5'><u id='VBeAAO5L5'></u></dl><strong id='VBeAAO5L5'></strong></sub>

                      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04

                      字号

                      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望进入政界。另一个人虽然也是复社成员,但他属于不同地方文人的团社或是另一地区的名士。举例说,倘若你与苏州或太仓关系颇深,那么你就比来自昆山或吴江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清政府或科举及第(见下表)。这样,与有势力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自有朋党以来即已为人所熟悉的各种现象重新出现,但是旧的控制明朝高级文官机构的政治联盟并没重建。事实上,大学士们越来越成为皇室的文学侍从,而不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典型品官。在多尔衮手下,他们丝毫不能独立于摄政王的意愿之外。1649年,即在一名前复社成员殿试中了状元的同一年,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苏州府复社成员表表注: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一书,列有苏州府、太仓州、长洲、吴县、吴江、常熟及昆山等地复社成员共330人,其中188人事迹不明,亦无评语,另有142人有事迹及史评。本表所列即此142人,注明他们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取得功名,以及是否出仕清廷。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迄今为止,除皇帝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衮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多尔衮时年39岁,遂纳其侄子豪格的遗孀为妃。豪格这时早已被逼自缢身死。同时,摄政王还像天子一样,征朝鲜公主为妾。他把日常政事大多交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处理,自己则开始追求更多的优雅燕闲。1650年7月31日,下令说: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北京作中国首都的历史悠久,将政府中心迁移别处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查询辽、金、元三朝的历史,他确认它们在长城以北的边地也有都城。所以他决定在热河的某地建一座城池和宫殿,以使自己可以在燕山一带“避暑”。这个供他夏天避暑的都城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摄政王并不想使臣民负担过重。然而各省所加派的白银仍达250万两,或者说是全国一年税银总额的12%。清廷还下令从整个北方征丁兴工。这年冬天,多尔衮率大队人马出长城行猎。12月5日,在喀喇城附近,皇父摄政王病倒了。三天后,尚可喜从复明分子手中夺取了广州城,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多尔衮这时无法得知此事,他的病情每况愈下。1650年12月除夕日,这个满洲人“洪业”的主要缔造者在喀喇城溘然长逝。多尔衮过早谢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震惊了顺治朝廷。几天后,即1月8日,多尔衮的灵柩还京,清廷迎祭以天子之礼。灵柩庄严地进了东直门,过玉河桥,穿过街道。众官沿道排列,其内眷则侍立于各府第门道内,身着素缟。许多人哭了,但几乎没有人会料到,数周之后,这个曾经权势无比的摄政王的英名会受到公开的斥责,而他的侍臣们则锒铛入狱。不过多尔衮正式下葬后不久,建造陪都的工程就草草宣布停止。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同上书,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驄:《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吴秀良:《中国的交通》。?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同上书,第114页。?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驄:《翰林院》,第12—13、24页。?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同上书。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谈迁:《北游录》,第38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谈迁:《北游录》,第369页。?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驄:《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东华录·顺治朝》第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6
                        南直隶5
                        江西2
                        河南2
                        山西2
                        福建1
                        湖广1
                        四川1
                        北直隶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31
                        北直隶21
                        陕西17
                        山东16
                        河南15
                        江西13
                        山西12
                        湖广10
                        浙江9
                        福建7
                        四川6
                        广东3
                        云南1
                        广西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自杀者人数
                        16041
                        16131
                        16191
                        16224
                        16251
                        16285
                        16314
                        1634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投降者人数
                        15951
                        16191
                        16221
                        16288
                        163112
                        163415
                        16371
                        16407
                        1643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也在这时出现,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一户农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儿,姓岳。第一章天命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尽管变化,中国人却总在说,不管外界如何,我们都能坚守自我。自我是什么?他们至少具体化出三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听着真提气,也很全面,只是似乎忘了说最重要的,坚持这三点之后,还能怎样活?或者说,还能不能活!这个问题在和平年代里提出来,比如公元2010年的今天,似乎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说,就是这点事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溃,一个民族的沦丧,有人相信吗?貌似危言耸听,那么开始回忆,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开始。正月十二日那天,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新皇帝赵佶登基。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各方面都太优秀了。首先,他有个好妈妈,赵佶的生母陈氏,开封人,史册记载她聪颖端庄,艳若桃李,以御侍身份生下了赵佶。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她出身很低,不会被高滔滔、向氏等贵族出身的后宫主宰猜忌。另一方面,和哲宗皇帝的生母朱太妃也会自然地亲近。朱太妃也是开封人,同样出身很低,阶级、同乡的双重关系让她们走得很近,连带着各自的儿子也处得亲密。哲宗在没有亲政,被高滔滔压制时,就经常约赵佶到寝宫里玩。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赵佶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十二三岁的哲宗款待弟弟,只能拿出一些寻常果饼,装在陶制的器皿里,一点都看不出皇帝的身份。两个小兄弟躲在帷幕后默默地吃着,很幸福,很辛酸……陈氏的好不止这些。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有着异常刚烈的一面。宋神宗年纪轻轻病死,死时只有三十七岁,陈氏当时更加年轻,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却突然间凋谢了。陈氏搬进神宗陵殿的侧殿,终日里默默出神一动不动,很快形销骨立,容颜惨淡。宫里送来饭菜、汤药,陈氏挥手让人拿走,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没多久,陈氏就死了。她是真心地爱着神宗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封建年代里,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她的死,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一方面给儿子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爱屋及乌,对陈氏的敬,加重了整个后宫对赵佶的爱。就连高滔滔、向氏这样出身豪门士族,习惯了天家父子无亲情的人也对赵佶很照顾,更不用说朱太妃、宋哲宗母子俩了。赵佶在一片爱护中长大,哲宗即位后封为宁郡王,四年后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加封为端王,再两年后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爵位之重,晋升之快,在诸位皇弟中首屈一指。他自己也很争气,宋朝发展到这时,已是八世祖了,他的皇兄皇弟们早已经是标准的太子党,每天里声色犬马烟柳雾花。他不同,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但同样的玩,他却玩出了品味。赵佶喜欢的是笔砚、丹青、琴瑟、图史、射御。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其他几乎无所不精,这让开封城的士大夫集团的眼前一亮再亮不停地亮,空前发现,十一皇子是完美的化身!想想看,赵佶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里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致来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赵佶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这些还不是全部,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动春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流辉溢彩的焦点。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何况他还特别友善。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这二位是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做宣传;皇宫内部朱太妃、向太后两派系对他共同喜爱,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何况,这人在暗地里还另有一张面孔。这张面孔藏得很深,除了对宋史有兴趣,细心钻研过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赵佶只是个含着金匙出生的顶级花花公子,突然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劳什子皇帝。那些不了解他另一副面孔的人通常还会叹息一声,以他的才能,要是能终生醉心于书画之间,中国就会又多出一位了不起的丹青名家啊。让他当皇帝,真是既害苦了宋朝,也害苦了他本人。这是假的!赵佶确实有书画的才能,但他更有一颗膨胀的权力之心。首先,他的艺术细胞的构成就有问题。艺术,是心灵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欲望,才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淡泊,在无尽天地之中只选取空山灵谷幽兰雾凇入画,越是淡雅越是入味;有的人雄烈,画奔马雄狮猛虎苍鹰,遒劲威凌肆意纵横,越是粗豪越是神骏。体现在赵佶,是极致的细腻,入微的贵气。有这两点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自命清高,尤其当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在赵佶的端王府里,出过两件怪事。某一天,两只白鹤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且鸣且舞。自古鹤鸣于堂,是千年难得的祥瑞,尤其是发生在京都重地里。一时间,全城轰动,很多知名的大臣都蜂拥而来。当然,为的不是看什么鹤,而是来拍端王的马屁。您祥瑞,您发财,您升官!当时,全王府的人都飘飘欲仙,只有管家杨震吓得满身冷汗。发财、升官……都是亲王了,再升是什么,难道是皇帝?!他立即站出来往外赶人,一边赶一边说:“这是鹳不是鹤,是鹳不是鹤!”仙鹤和人好不容易都赶走了,没过几天,怪事又出现了。在赵佶的卧室外边,突然间长出了一丛灵芝。这下子简直是加倍的祥瑞。鹤是从天而降的,有可能是飞累了下来歇一会儿,属于流动祥瑞。可是灵芝草从地里钻出来,准确无比地在赵佶窗外安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专属于赵佶的祥瑞,顶级祥瑞。一时间,全府的人都跑到赵佶面前贺喜讨赏,同时喜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城各地,大有超过上次的趋势。关键时刻,一只手伸了过来,瞬间将喜讯停播。管家杨震,他把灵芝草像狗尾巴草一样拔了下来,扔到一边,说这是食用菌,根本不是灵芝!人群沮丧地散开,杨震松了口气,可是转过头来,发现赵佶的目光有点凝固,像是若有所思。自命不凡的人,怎么禁得住接二连三的灵异事件。这两件事之后,赵佶某天突然写了张纸条,悄悄叫来了一个心腹家丁,对他说:“这上面是我的生辰八字,你拿到大相国寺去,每一个卦摊都算一次,看看什么结果。”家丁去了,一个个摊位依次算去,钱花了不少,什么也没算出来,都是些常见的神棍型套话。直到最后,在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破衣烂衫,快饿死的算命先生。这位先生看了一眼纸条,再看一眼家丁,突然间显得很郁闷,把纸条扔了回来,说:“老兄,我混得很惨了,你怎么还拿我开涮呢?”家丁不解,问他啥意思。先生冷笑,“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根本不是你的!”该家丁大惊失色,跑回王府,报告给赵佶。赵佶深思了很久,要家丁第二天再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算命先生,看他有什么话。第二天,算命先生说:“回去告诉亲王殿下,您是天子命格,日后要善待百姓。”很套话是吗?很平常很虚构是吗?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在历史上有名有姓有地位。他的话应验之后,赵佶让他平步青云,官居节度使,成了一位达官显贵。他叫陈彦。一连串的心理暗示之后,赵佶开始了主动出击。他是聪明的,一方面继续和哲宗、朱太妃一系搞好关系,一方面刻意地讨好向太后的身边人,以亲王的身份向一个个太监宫女示好,这是多么巨大的诚意。很快,向太后就被一片片的歌功颂德声包围,所有人都说赵佶的好话。想想她一个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正在失意落败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献孝顺,能不被顺利撂倒吗?之后,才有了向太后为他争皇位的事情,要不然,九五神器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落到赵佶的头上。在那一天里,赵佶的人奔忙在王府和皇宫之间,把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报告给他。向太后提名后,章惇反对,赵佶的反应非常强烈,他时而仰天长啸,时而伏案沉思,得与失之间,天子与藩王之间,天差地远!他要这皇位,他要掌握天地万民生死的至高权柄。第二章宋朝的兰花终于当上了皇帝,赵佶变得更冷静。他不仅要爬上这个位置,更要在这位置上坐得舒服。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显示,他真是太聪明太理智了。第一步,尊敬领导。身为皇帝,他的父亲、哥哥两代人都和后宫刀兵相见,水火不相容。折腾的结果,抛开国家受损,两位皇帝本身也七上八下,活得难受死得憋屈。轮到赵佶了,他能怎么办呢?他选择感恩,以十九岁完全成年的年龄,请向太后垂帘听政。怎样,当年高滔滔弄得鸡飞狗跳、“以母改子”才搞到的权力,他拱手让了出去。第二步,重组内阁。一朝天子一朝臣,赵佶得有自己的班底。可是时代太敏感了,他选择新党还是旧党呢?选新党,让坐在帘子后面的向太后怎么想,她是新党的死对头;选旧党,旧党是哲宗的阶下囚,刚刚接替了皇兄的位置,就想破坏传统?两边都不讨好,但一定要两边都讨到好,这个结得怎么解开呢?赵佶有办法。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个人事任免,是把韩忠彦从大名府调进京,升为吏部尚书;调真定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对立。韩忠彦是已故旧党领袖韩琦的儿子,李、黄两人是哲宗朝新党的风云人物,同时提拔起来,露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从此,新旧两党平衡,在赵佶的领导下不再敌对。这只是第一层潜台词,如果没有下文的话,是非常粗陋的和稀泥手法,在顶级官场搞这个,太俗,也根本没法取悦向太后。可是第二层表现出来时,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没多久,韩忠彦的位置直线上升,成了新一届首相,李、黄两人原地踏步,离宰执位置遥不可及,成了庞大的中层干部集团里的一员。这说明了什么,赵佶从最开始时就选择了向太后,以她的喜好为标准,决定权力层分配。同时,此举还让人挑不出他背叛皇兄的短。第三步,让全体旧党人叫好,赵佶把哲宗后期贬出朝廷的旧党新生派力量都召了回来。龚央、陈瓘、邹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等从各处贬地赶到京城,全成了言官。这些名字很陌生,之前一来没空提他们,二来也是没法提他们。虽然在宋史里,这些人非常有地位,被旧党人捧得比天还高。比如陈瓘,就是在章惇入朝当首相的途中,上船讲课的那位隐居大名士。后来他不隐居了,重进官场,隐而优则仕,一步跨进了开封城,变成了太学博士,这个官可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宋朝的皇家大学教授。可这么个职位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无非是出出题,监监考什么的,和国家大事不挨边嘛,让我写他什么!再比如邹浩,他是神宗朝的进士,开始时的工作是扬州颖昌府教授,相当于地方教育办成员。哲宗时调进京城当上了言官,第一时间就弹劾章惇,是个铁杆的旧党斗士。可惜没用,哲宗时的扒皮章权势举世无敌,这就遗憾了,邹浩没能成为期盼中的英雄。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废孟皇后事件。孟氏被废之后,邹浩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他不顾一切地上书,要哲宗收回命令,重立孟氏,杀掉一切站在孟氏对立面的敌人。如果不这么做,哲宗会遗臭万年,宋朝将国将不国,人民将内心失衡……这都哪儿跟哪儿,一个娘家是平民的女人啥时候重要到这地步了?哲宗一怒之下,把邹浩踢出京城到南方反省去了。这就更了不得了,邹浩离京时简直成了悲情英烈的万世楷模,成了世界上唯一有良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当天的场面,被定格成旧党人心中的图腾,经久不息地传唱。对此,实在是想让人问一句——至于吗?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会当他们是盘菜。没错,现在赵佶起用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紧跟着第四条命令发布,全体言官、全体官员、全体国民注意了,无论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弹劾谁都行。说得对有奖,说错了没事,朕决不食言。看着很老套是吧,无非是下旨求言,前几代宋朝皇帝哪个都做过。可是这一次不同,前面的都只是形象工程,这一次赵佶把它变成了一把刀,塞进了陈瓘、邹浩等人的手里,让他们尽情地去砍。砍倒赵佶的敌人,砍到向太后微笑满意为止。陈瓘、邹浩他们兴奋得浑身发抖,这竟然是真的?整个哲宗朝里旧党被那两个人折腾得七零八落,现在可以报仇了?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贬到了海南。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这就是。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一下,让好评达到高潮。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六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熬到哲宗死,为了立赵佶,她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博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这要早做打算才行。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向氏。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一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皇后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她的精神和身体连续绷紧了六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日后,面对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帖、彻底愉快的。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至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四十年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

                        ,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赵新是这样说的:“……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后记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冯学荣2014年10月28日(5)中英在香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商人联合会派梦啻牟率五艘战舰来华,想通过葡萄牙人来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于是舰队来到澳门,到澳门后,葡萄牙人敲诈他们,梦啻牟不给钱,于是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饭菜里下毒,毒死了四十个英军。梦啻牟决定不再通过葡萄牙人转手贸易,而是直接找中国人,他令舰队驶向伶仃洋,然后直插广州。这年七月初一,烈日炎炎下虎门的百姓都在海边榕树下享受着丝丝海风,他们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海军就要杀到。面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严密布防,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国舰队来到沙角,他们发现明军严阵以待,虎门各火炮压弹待发,便声称“风向不顺”,暂时不发动进攻,而是停泊在海边,实质想伺机进攻。第二天晚上明军陈帮基、吴一凤率四十人用即将退役的木船作为火船,准备在深夜二更靠近英舰,进行火攻,谁料火攻前风向突变,明军由顺风转为逆风,火攻无法进行,在此时陈帮基的火船搁浅,结果火攻彻底泡汤了。英军见明军要发动火攻时,个个失魂落魄,纷纷跳船,最后一看火攻没成,这才都回到船上,可见这一股来侵略的英军也毫无大英帝国军队之风。初三上午梦啻牟下令炮击中国炮台,并说:“谁要怕死,军法从事!”结果英勇的明朝海军将士还是将英军击退。初九,梦啻牟派一艘战舰驶入沙角以北,被明军发现后这艘战舰掉头就跑,但还是吃了明军几发炮弹,伤得不轻,此后数日局势趋于缓和;二十四日夜,大英帝国海军又给梦啻牟增派了四艘战舰,九艘英舰突入白沙海面,一齐炮击我军炮台,但我军将士不畏强敌,一炮击中英军旗舰弹药库,使其起火,梦啻牟忙下令撤退。梦啻牟失败后,英国人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又派了一拨人来侵略。商人联合会派五艘“商船”在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下进入南海,威代尔满脸络腮胡子,鹰眼、秃鹫鼻子,这个家伙开始打算占据澳门,可是葡萄牙人怎肯把自己嘴里的肉给别人吃,于是葡萄牙人断然拒绝了英人。威代尔一看,中国那么大,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八月六日他率军闯入珠江,虎门的明军令其停下。威代尔不但没停,反而加速闯过炮台,明军向其开炮,威代尔随即还击。手执长矛大刀,摆弄年久失修、装填慢、瞄准率低的铁炮的明军当然无法挡住英军的炮轰,几小时后,虎门炮台失陷。随后威代尔对虎门一带纵兵抢掠。几天后,虎门炮台被占的消息传到崇祯那,一时朝野震惊,广东衙门更是又羞又恨,小小的几个洋人竟然敢在天朝地面上兴风作浪,这还了得?明朝立即调遣大军将虎门围得像铁桶一般,勒令威代尔退出炮台,并说只要威代尔退出炮台,就可在华贸易。威代尔本来自恃枪炮先进,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但他面对漫山遍野包围他的明军,还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英军只得与大明政府谈判,广东衙门要求英国赔款,英商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两千八百两。威代尔则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明朝在临灭亡前都能让英国人赔款,也可见日薄西山的东方帝国此时还是强于初兴的大英帝国的,而两百年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再碰到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时,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次威代尔看见了广州的繁华,他垂涎欲滴,打算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永久性贸易摊位”,他把这个摊位选在了香港。从此英国人有了盘踞香港的念头,直到二百年后美梦成真。当然,这将是本套书第五册要讲的内容了。(6)西班牙人菲律宾屠华英国侵略虎门两年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人华侨举起了屠刀。这其实早已不是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刀兵相见了,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年(1574年)说起。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腓力二世,说:“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征服中国。”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上书国王,说:“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这项事业要四千到六千人,配备枪、船、炮和弹药,有两千到三千人就能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强国,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国。”桑德在写完这封上书后又派人去中国考察,回来后他又长期计划和思考,最终他改主意了,他觉得六千人太少,应该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再加上五千名日本人和五百名印度人,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葡萄牙人。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书,书中说:“由我担任进攻中国的总司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中国人减少,人口消失就等于财富消失,因为中华民族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征服中国后我们要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温和的方式,不能在中国进行太多杀戮。征服中国后我们应在中国建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传播天主教,引入西班牙人生活方式,阻止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北方蒙古人和解,打击奥斯曼帝国,建立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尊敬的国王您在征服中国后还将成为柬埔寨、泰国等中国属国的君主。我们还应让西班牙人与中国女人结婚,培养混血后代,以便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我们的作战目的为:政治上征服中国,成立全球帝国,为万王之王。军事上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宗教上征服中国,由中国西进,进占巴勒斯坦天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征服中国。这封计划书在1587年交给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看完后大喜,他正要实行对中国的征服计划时,1588年与英国人在格拉福林进行了海战,此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计划泡汤了。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其本性不会改变,尽管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依然打算征服中国,1598年西班牙菲律宾省总督德鲁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我发现华侨发明一种制造大炮的工艺技术,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炮,等这批大炮制作好后,我将不失时机地前往中国,向中国人发动进攻。”(布莱尔和罗伯森著《菲律宾群岛1493~1898》)换句话说,西班牙人要用中国人造的大炮打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报告,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已经无实力进攻中国了。无敌舰队覆灭九年后,1597年西班牙人为争夺香料,派兵与占领魔路加群岛的荷兰人交战,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马特纳斯胁迫华人潘和五率两百五十人充当水手作战,他们让华人日夜不停地驾船,稍不如意就遭鞭打,潘和五说:“造反是死,被他们打死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反了,胜则扬帆归航,败的话死也不晚。”于是他率这两百五十人起义,杀死船上的西班牙人四十名,随后驾船返航,但迷路了,他们把船开到了越南,结果货物全被越南人没收。此事发生后马特纳斯派人与明朝交涉,要求归还战船和惩办凶手,且此时谣传日本要进攻菲律宾,西班牙人怕日本人与菲律宾的华人里应外合,于是还向明朝建议将华

                        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

                      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们不听父母的话,这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别绕弯子,太太。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奥莱莉娅拒绝玩下去了,她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有将事情的后果向她展示吗?难道你没有告诉她,她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你的处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旦巴托罗缪收养了他姐姐康司坦扎女士的儿子,并且让康斯坦扎女士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什么都说了。”“但是理由是什么?即使对于一个女人,她每做一件事也都是有理由的。”“她现在相信,因为上帝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干预了事情的发展,她才没有犯下那个该死的罪孽。”“罪孽?”马基雅维里吼了起来。在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他们现在谈话的场所是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是要求人们持有基本礼节的。“不要对我发火,尼科洛大人。让一个母亲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做违背她良心的事,是不合适的。”“太太,别怪我粗鲁,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而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你的职责是向她指出,当面临两件坏事,而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件的话,不仅理智,就连上天也会让我们选择一件危害性小一些的坏事,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拒绝犯下一桩小小的罪过,一桩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快乐,并且最终带来一大善事的罪过?”“这没有用,大人。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倔得像一头骡子。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希望我转告你,为了纪念你对她表示的兴趣,她会保管和珍视你给她的精致的手套和围巾,但她以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礼物,也希望你不要再送了。她另外也希望,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恳求与她见面了。在我这方面,我将会永远充满感激地记住你的善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弥补你所经历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对你这样一位睿智和见过世面的人而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女人是善变和不确定的。如果男人抓住了时机,即使一个谨慎的人也会接受情人的拥抱,但是如果他错过了时机,即使是一个荡妇也会拒绝他。我要告辞了,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卡特琳娜朝马基雅维里施了一个屈膝礼。凭着自己的洞察力,一位旁观者也许能看出这其中的嘲讽、不满或在这种情形下尚未缺失的起码礼节。行过礼后,卡特琳娜就走了。马基雅维里实在是越发不明白了。第二十六章尽管他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又做了不少努力,等到他再次见到奥莱莉娅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伊莫拉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他的工作让他一直很忙,无暇去为这件令人失望的事而烦恼。据报,叛乱的首领们彼此间争执不休,不过到了最后,大家全部签署了那份阿加皮托给马基雅维里看过的文件,除了佩鲁贾的巴利昂尼。巴利昂尼告诉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全是一帮傻瓜和受了欺骗的人。当他发现余下的人决意不计代价和公爵讲和时,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座教堂。公爵指定帕格洛·渥西尼为厄比诺的总督,厄比诺根据协议的规定又归还给了公爵,为了奖励渥西尼说服其他首领签署协议,公爵又赏了他五千杜卡特金币。维泰洛佐写了一封谦卑的信,在信中他请求公爵原谅他过去的行为。“这个叛徒过去在我们的背后捅了刀子,”阿加皮托说,“现在他以为说一些好话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公爵看上去挺受用。看上去他已经打算让不愉快的往事过去,重新赋予那些悔过的首领们以信任。他的可亲的态度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显得颇为可疑。于是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信中说,要猜测公爵内心想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而要准确地去了解,那简直就不可能。现在他有大批部队在他的支配之下,很明显他也会使用他们。有谣言流传,他正在准备离开伊莫拉,然而他究竟是准备南下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上攻打威尼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让马基雅维里担心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比萨赶来,向公爵奉献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士兵的生命去企图夺回这个城市,因为拥有这个城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上的必要性,而一旦为公爵所占有,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上看,都是危险的。卢卡就在附近,公爵提起这个城市时,谈论的方式让马基雅维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卢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一个让贪婪之辈垂涎欲滴的地方。如果他先占有了比萨,之后再据有卢卡,佛罗伦萨就危如累卵了。在一次和马基雅维里的会面中,公爵又一次地提到了和佛罗伦萨签订军事雇佣协定的事,马基雅维里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使节,吃力地向公爵解释执政团方面不肯授予公爵指挥权的犹豫,总的目的是想将事情说明白,但又不想让公爵感到受了冒犯。总的来说,事情很简单明了,他们不想让自身处于这儿一个不受约束的,他们有理由不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公爵很平静地听着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很明显,不管他那颗英俊的脑袋中转的是什么念头,除了发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威胁之外,他还不准备对佛罗伦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结束会见的时候,公爵告诉马基雅维里,他的部队要开拔到塞斯纳,一旦到了那里,他会做接下去他应该做的事。十二月十日公爵带着他的部队向福力开拔,两天后抵达了塞斯纳,马基雅维里作了必要的安排去跟随公爵进发。他派了皮埃罗和其中一个仆人先走一步,去目的地找到住处。然后他向几个在这段驻节伊莫拉的时间中给予帮助的人致谢和道别。这时的伊莫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公爵庞大的宫廷和其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全跟着公爵走了。最后他去向巴托罗缪告辞。巴托罗缪正好在家中,见到马基雅维里之后把他带到了书房。胖子以他那常有的爽朗热情接待了马基雅维里,他已经听说了马基雅维里即将离开伊莫拉,于是他用最美好的辞令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他表示说,他是多么地享受与马基雅维里这么一位杰出的使者交往,又是多么地遗憾于,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和后者时不时地下上一盘棋,也不能伴着他所能提供的薄馔,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和他的家人了。马基雅维里,在他这一边也表达了一些适当的敬谢之意,然后,带着几分尴尬,马基雅维里提到了他心上的那些事。“我说,我的朋友,我来这里不仅是要感谢你所有的支持和善意,也是为了向你拜托一件事情。”“你只管说就行了。”马基雅维里苦笑了一下。“我欠你二十五个杜卡特金币。我现在没有现钱可以还你,我不得不请求你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十五个杜卡特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来,不着急。如果你不方便归还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归还呢?把它看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别把它看成是借款。”“你没有理由要送我这份礼物。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去接受来自于你的这件礼物。”巴托罗缪将身子靠在椅子里面,发出了一阵响彻厅堂的大笑。“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猜疑?这不是我的钱。我们可敬的公爵了解到,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你又有不少工作上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他估计你手头会有些拮据。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执政团很小气。我收到公爵司库的指示,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相应提供,如果你问我要了两百杜卡特,而不是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也会一样给你的。”马基雅维里脸色变白了,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如果知道钱是公爵给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收那些钱。”“公爵了解你的操守和谨慎,也钦佩你的公正无私,所以他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很钦佩你的机敏和警惕。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将这件事就这样隐瞒下去,以至于你不知道公爵对你有这么一个慷慨和无私的姿态。”马基雅维里克制住了那些已经涌到他喉头的脏话。他一点也不相信公爵的慷慨,也根本不相信他会无私。他以为凭着二十五个杜卡特就可以买来他的善意吗?马基雅维里的薄嘴唇紧闭着,于是他的嘴看上去只是一条线而已。“你很惊讶吗?”巴托罗缪笑着问道。“公爵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伟人。我们这些有幸能为他效劳的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为后世所铭记。”“我亲爱的巴托罗缪,”马基雅维里说道,“伟人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并不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那些文人们用来记述他们那些丰功伟业的美妙的文字。如果修昔底德没有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舌写下那些个著名的演讲,伯里克利在历史上也只会是一个名字而已。”说到这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你不能不见一下我们家的女人们就走。如果不能向你告别,她们会很难过的。”马基雅维里跟着他进了客厅。他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似的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妇人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只是穿着平常的服装而已。看到马基雅维里时,她们被吓了一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她们站起身来,行了一下屈膝礼。巴托罗缪告诉她们马基雅维里正准备启程前往塞斯纳。“你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卡特琳娜失声喊了一句。因为马基雅维里确信她们没有他一样能过得很好,所以他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尼科洛大人要离开伊莫拉这个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供旅行者消遣的地方,心里一定是高兴的。”奥莱莉娅说道。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就听出了她说话口吻中的恶毒意味。她说完就继续去绣她手中的那件花色颇为精致的衬衫了。那件衬衫的料子还是他从佛罗伦萨给买的。“我不知道我应更钦佩你哪项品德,奥莱莉娅夫人,”他答复道,“你的耐心还是你的勤劳。”“人们说人如果闲下来,魔鬼就会给他们找活干。”她回答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找的活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危险。”“那就更有魅力了。”“但是审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基雅维里不是很喜欢别人在辩论中占他的上风,所以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挖苦的口吻反驳。“人们说,谚语是大众的智慧结晶,但是大众往往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奥莱莉娅今天状态并不好,近来天气不好的时间长了一些,她有些日子没有染发了,头发的根部露出了黑色。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今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很草率,她施的脂粉并没有将她的橄榄色皮肤盖住。“这个女人到了四十的时候,她不会比她的老娘有更多的吸引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道。稍坐片刻之后,马基雅维里起身告辞。他很高兴他又见到了奥莱莉娅。他还是垂涎于她的,不过他的欲望不像以往那样时常涌动,令人躁动不安了。他不是那种在晚餐的时候,没能吃到他期待的肥鹌鹑,就不吃放在他前面的猪肘子的人,当他看到奥莱莉娅追不到手时,他就和一些通过巴伯里娜介绍认识的年轻又不太昂贵的女人苟且了几回,以此消消他的欲火。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奥莱莉娅这件事上,他遭罪的原因是,一方面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的虚荣心受了挫折。他最后下结论,觉得奥莱莉娅是个愚蠢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她不会因为马基雅维里让她等了三个小时就上床睡了;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也不会认为和他上床是一件罪孽,要这么认为至少也要到完事以后。如果她和他一样见多识广的话,她就会了解,不是那些令你投降缴械的诱惑会令你后悔,而是那些你成功地抵制了的诱惑会使你感到懊悔。“好吧,巴托罗缪一旦收养了自己的侄子们,就活该这个女人去消受了。”马基雅维里心里说道。“她想起自己是个傻瓜时,她就会后悔了。”第二十七章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塞斯纳。公爵的炮兵正在接近这座城市。他的部队兵强马壮,另外他手上也有不少钱。很明显有什么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尽管坊间有着各种忙碌的活动,在空气中却有着那种地震来临前的死一般的静寂。因而人们都坐立不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房子也震动起来,抖动的响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马基雅维里两次求见公爵。公爵谢了他所表示的礼节,但是捎口信说,如果他需要见马基雅维里的话,他会召见他的。马基雅维里也不能从公爵的幕僚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他们重复着说,在准备好行动之前,公爵是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又是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很明显,他们对于公爵的计划就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里病了,浑身疼痛,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请求将他召回,派遣一位新的大使,并授予其更大的权限。新大使的权限要能够超过执政团所愿意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授权。马基雅维里到了塞斯纳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正在通向公爵所住的王宫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法国将领都在那里。他们都十分地愤怒和激动。看来他们突然接到了命令,公爵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撤军回法国。他们对于这项突然的解聘非常愤怒。马基雅维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公爵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他在公爵内廷的朋友们向他透露,公爵无法再容忍这些法国人了。他们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价值。但是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打发走,而剩下来的部队将无法与那些雇佣军将领手下的部队相抗衡,又看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渥西尼、维泰洛佐、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等人的部队,不久前刚刚叛离了公爵,只是最近才不情愿地归顺了公爵,所以公爵对他们肯定是不会太信任的。有没有可能公爵目前信心大涨,以至于要向法国国王显示,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帮助呢?法国部队走后没几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一位研究人性和政治的学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拉米洛·德·罗尔卡被召到了塞斯纳,此人一直对公爵忠心耿耿,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和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担任罗马尼阿的总督有一些时间了。但是他的残忍和奸诈招致了人们的仇恨和恐惧。最后,当人们无法再容忍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了代表到公爵面前陈情告状。于是当拉米洛赶到的时候,他遭到逮捕,被投入了大牢。圣诞节那天早晨皮埃罗将马基雅维里早早地叫醒了。“快去广场,大人,你会见到一幅值得看的场景,”他说道。他年轻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告诉你。广场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震惊。”马基雅维里没用多久就穿好了衣服。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清晨天气很是阴冷。在广场之上,雪地上铺了一条席子,上面放着拉米洛·德·罗尔卡那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尸体穿得很正式,挂满了各种勋章,绶带和其他装饰物。双手还戴着手套。不远处竖着一根柱子,上面插着他的脑袋。马基雅维里从这一幅骇人的场景中转过身去,慢慢走回他的住所。“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大人?”皮埃罗问道。“这人是公爵最勇猛的将领,别人都说公爵信任和依靠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公爵很高兴能这么做。这显示他能够根据他手下那些人的功过把他们抬上去,或者拉下来。我估计公爵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用了,所以就很高兴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显示一下公正,表示他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坊间都相信拉米洛是卢克莱齐娅·博尔贾的情人,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切萨雷·博尔贾妹妹的丈夫或情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很爱她。她的第一个丈夫,焦万尼·斯福尔扎,差点惨遭毒手,只是在卢克莱齐娅警告他公爵下令要他的命之后,才仓皇跑掉,捡了一条命。他跨上一匹骏马,没命地飞奔,直到他到了皮萨罗境内,方才脱离险境。当甘地亚公爵的尸体从台伯河中被捞出来时,据报告说身上有九处伤口,而且被认为也是公爵下的命令。理由是这人也喜欢上了卢克莱齐娅。佩德罗·卡尔德龙,那个来自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关键词 >> 免费观看潮喷到高潮大叫网站

                      评论(32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