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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7黄色视频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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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7黄色视频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说:“你铁面银牙,髯虬而熊虎威,他日当立功万里外,就像霍去病、班超那样!”毛文龙听后心中窃喜,少时读书学习,但却屡试不第,一日喟然叹道:“丈夫当取功名如拾草芥,怎年纪三十,困于科场!”从此投笔从戎。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辽东历练,当了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毛文龙侦得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屠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康熙的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而后毛文龙赶紧派陈忠杀至双山,阻止了后金军在当地的进一步屠杀,并将屠杀双山人民的后金军歼灭一部分,史称镇江大捷。镇江大捷是自从1618年努尔哈赤“七大恨”与明朝撕破脸以来,明军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国人终于意识到,后金也是可以战胜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御史、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拿下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如此胆略,真是难得,假如现在有三个毛文龙,那么努贼(努尔哈赤)就可被生擒,辽东就可收复了。”(《三朝辽事实录》)时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则评价道:“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清河、抚顺)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镇江大捷后,努尔哈赤派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退入朝鲜。朝鲜人延续了萨尔浒之战时的做法,朝鲜的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最终毛文龙还是取得了胜利,后金撤兵。此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基础,建立了东江抗金根据地。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熹宗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开镇东江。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从1621年起,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敌人后方,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女真人有被毛文龙派去的细作骗到家里杀死的,有一起喝酒时被毒死的,有被酒灌醉了之后杀死的。在后金境内设立的哨卡,晚上睡觉都不能点燃火堆,否则毛文龙派来的人看见火光后就会过去把后金士兵砍死。正因此,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在下达的一份命令中说:“驻各处之步兵马兵、哨卒,勿与汉人交往,勿去汉人之家。若与汉人交往,去汉人之家,则治以大罪。”(《满文老档》)毛文龙不断策动在辽东的汉人用各种武器杀死后金士兵,于是努尔哈赤命令彻底没收汉人的一切军械武器,并且严禁向汉人售卖军械武器。天启三年四月初六他下令说:“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有弓矢刀枪炮等军械,限于二十日内,送交各该管官。谕二十日隐匿不送者,被人首告,治以重罪。”(《满文老档》)毛文龙还常给后金将领写信,然后故意泄露,用反间计除掉敌手,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记载努尔哈赤大将阿骨就是这样被杀死的。在毛文龙不断派人打入后金内部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金州和旅顺,使得辽南重新回到大明怀抱。毛文龙的存在,导致后金都快崩溃了,辽民反抗几无休日,要以区区一个辽东,灾害连年不断之时,常年维持十万有战斗力的军队,谈何容易?据满族人自己的《满文老档》记载:当时国中大饥荒,一金斗粮食买到八两银子,人民有人吃人肉,那个时候国中银两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可供贸易的市场,所以银贱而物品十分昂贵,一匹好马,价值三百两银子,一头好牛,价值一百两银子,一匹蟒缎,价值一百五十两银子。到处都是盗贼,偷盗牛和马,人与人之间相互杀戮,国家十分混乱。3鉴于后金即将崩溃,许多投降努尔哈赤的汉族将领都在思考自己的退路,甚至连李永芳都跟毛文龙私下接触了,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努尔哈赤。天启三年五月初七,努尔哈赤给李永芳写信:“李永芳,当初你这厮在抚顺归顺朕时,朕觉得你小子是个明白事的人,所以收下你,把孙女嫁给你(李永芳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女)。蒙上天眷佑,朕出兵叶赫、哈达、乌拉、辉发都打赢了,萨尔浒之战、抚顺清河之战、开原铁岭之战、沈阳辽阳之战、广宁之战都打赢了,朕打蒙古也赢了。但你李永芳却认为这只是朕一时得势,早晚天下还是明朝的。辽东汉人屡欲谋反,彼等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朕每欲查抄之,因你这厮心向明朝,便总是阻拦,直到这批汉人叛逃到明朝那边,尔心始快,朕一经发觉而诛杀叛逃者,你就不爽。你要暗通明朝,可是最近北京城内护城河两次出现大片红血,北京各衙门的古树也在大风中被连根拔了,这是天象示警,告诉你投奔明朝是不吉利的。可是你还要叛逃到明朝这边,你既辜负了你的养身之父,也辜负了你的岳父(努尔哈赤之子)。然而现在既然你已经当了朕的孙女婿,而且蒙古、朝鲜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倘若朕对你治罪,恐为他人耻笑于我,亦耻笑于尔。故不予治罪,默然处之,然我心怨恨,所以把这些心里话告诉你出口气痛快痛快!”(《满文老档》)私通毛文龙,如果换了一般的汉奸,努尔哈赤肯定是要杀掉的,但无奈,李永芳是投靠他的头号汉奸,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了他,他已成为投降后金的一个活广告。如果连李永芳都被自己杀了,那估计没有汉人再敢来效力了,光靠那点女真人,后金肯定不可能维持下去。所以明知道李永芳和毛文龙有联系,努尔哈赤也不能把李永芳杀掉,尤其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真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打碎牙和血吞的感觉!一贯是后金在明朝内部有内应,而毛文龙也在后金内部安插内应。1623年9月,毛文龙在后金的内应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率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深入敌境,他说:“今日深入贼巢,不可不力战,如有退缩,即行斩首!”他的身先士卒很快使全军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在地里埋了许多地雷,后金军纷纷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无法反攻。得知败报,努尔哈赤不得不放弃进攻山海关的打算,率军四万来救,毛文龙不只完成了牵制作用,而且使得努尔哈赤攻山海关的计划破产,目的达到,毛文龙撤军。著名的第一次宁远大捷袁崇焕才斩下后金军二百六十九颗人头,而牛毛寨大捷毛文龙则斩下后金军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骊颔挹骊珠,虎穴夺虎子。奇功每向险中取,馘斩楼兰岂难事。长驱铁骑东海头,旌旗猎猎翻清秋。腰间宝剑血犹滴,阵云惨结单于愁。解鞍痛饮黄龙府,醉挽吴钩自起舞。功成何必封万户,拂衣归卧桃花坞。岂效韩彭徒,营营恋腐鼠。华亭鹤唳不可闻,惆怅藏弓泪如雨。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上奏说:“臣接到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大捷奏报,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共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清点首级后将其示众,此举不仅告示边民,也昭告天下,表明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孤胆英雄毛文龙临豺狼肆虐之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却能联合朝鲜,团结边民,屯田作战两不误,屡挫枭贼,且其志欲直捣努贼巢穴,世人皆懦弱观望,自守且惴惴不安,独毛文龙以为努贼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头乌龟裹足不前者愧死无地矣。”此战后毛文龙又取得了乌鸡关大捷,斩下后金三百五十五颗人头,也比宁远大捷要多。由于毛文龙连战连胜,1625年明熹宗下诏嘉奖毛文龙:仰赖你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元帅,你竭尽全力为国尽忠,出奇制胜,一雪国耻。不对你加以重赏,如何能奖励你的忠贞?你率领孤军,驻守穷岛,领兵打仗,屡建奇功,使逆贼未能实现他们的计划,距今已经三年多了。你的才能,朕实在欣赏!4明熹宗封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赐给他尚方宝剑。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努贼(努尔哈赤)如果想长驱直入的话,他肘腋之下就有虿毒,那就是东江镇,努贼一动就毒发,这是天意制努贼于死命。”陈良训则认为毛文龙是“海上长城”。(温体仁《大明熹宗实录》)由于毛文龙的存在,使得后金每次出兵都不敢走太远,明熹宗在批复中对毛文龙说:“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兵部对毛文龙有很客观的评估,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明熹宗实录》卷二五)给事中杨所修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惟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牵制之。”“奴未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明熹宗实录》卷四十)由于此时努尔哈赤的首都辽阳距离毛文龙的游击区太近,为避其锐,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名盛京。孙承宗是明朝在辽东的总指挥,毛文龙太厉害,实在打不过,于是努尔哈赤只能把兵锋对准袁崇焕。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连克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八座城堡,因为这些地方的明军已被高第下令撤回关内,所以后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扑宁远(辽宁兴城),此时的宁远守将、殿前参政袁崇焕做了如下准备:他令满桂守东面,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各将相互照应,他自己则亲自写血书激励大家。他在城中备足红夷大炮的弹药,用受葡萄牙人训练的官员执掌炮兵。此外他还坚壁清野,严防奸细,烧尽城外房舍,转移城外人民入城,杜绝了后金内应的出现。为了激励大家作战,他将库银一万一千一百两放在城上,并说:官兵只要勇敢作战就赏银一锭。于是士兵人人不要命。努尔哈赤到了宁远城下,他写信给宁远守将袁崇焕:“我带二十万人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很高的爵位。”袁崇焕送来了回信:“可汗何故要来打这儿呢?宁远、锦州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可能投降呢?你说有二十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十三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袁崇焕的情报有误,其实努尔哈赤只有六万人,但就冲他得到情报敌军有十三万,是自己的十倍,他依然敢于抗战,也足见袁崇焕之胆略。得知袁崇焕的回复后,努尔哈赤大怒,六年前他在萨尔浒用四万人击溃明军十二万人,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刘綎也死在他手上。现在他率六万人一路所向披靡,来到这座小城,面对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这一点后金全军都持相同观点。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攻城,将到城下,听城上一声鼓响,竖起一杆大旗,旗上绣着一个大大的“袁”字。旗下立一员大将,金盔夺目,铁甲生威,站在高处的他掩盖了自己个子矮的弱点,虽长得不帅,眉间却隐藏杀气。努尔哈赤见了此人,也暗暗称赞。旁边一个贝勒大声问城上:“你是主将吗?”城上大将答道:“我是东莞人袁崇焕,现任殿前参政,为国守城,不畏强敌。”贝勒说:“关外各城,已成平地,只有区区宁远,能成什么事?我劝你不如献出城池,降我大金,报你高官厚禄,否则我大军一开战,宁远城将化为灰烬。”袁崇焕厉声说:“汝辈屡次兴兵侵我边界,狂妄至极,我奉天子命令,誓死守城,怎能向你们鞑子投降?”随后一声令下:“开炮!”一炮下去,炸死数百敌军。努尔哈赤忙下令收兵。回营后他说:“我看这袁蛮子不好惹呀!”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北城发动了进攻,袁崇焕随即还击,箭如飞蝗射向后金军,后金军大队人马上了,袁崇焕率军用巨石砸向敌军,传来了声声惨叫。此时后金军发现,除头顶挨炸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高清晰度地挨炸。原因何在?宁远城我没有去过,所以引用曾亲自去宁远实地考察的当年明月的观点,当年明月说:一般城池是口字形,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字形,敌军进攻时,如进入凹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相当难受。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的瓮城。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而宁远城墙大致是个山字,也就是说在城墙外面伸出一道城楼,这样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架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此外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玩意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后金军就是在如此难啃的城墙下仍前仆后继,冒死不退,前锋工兵凿开高二丈的大洞三四处。袁崇焕在此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被后金军一枚箭镞射伤,他咬牙拔出箭镞,一看鲜血还是红的,还好,不是毒箭。他撕下战袍一角包扎伤口,继续督战,明军备受鼓舞。后金军推着楯车前来进攻,什么是楯车呢?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放火烧,由于木板和牛皮都很结实,明军火器和弓箭无法穿透,所以在楯车后面推车的后金军可以安然无恙地往前冲,此外楯车前面有坚硬的铁器,一旦推到城下,就可以用来撞城门。推楯车的是第一拨,后面是弓箭手,他们躲在楯车后面以斜45度向天上射箭,箭镞呈抛物线的轨道往下落,如此就可以射中城上的明朝守军。第三拨是骑兵,等明军被弓箭手射死不少人后,骑兵冲锋,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可是,这次后金楯车上的牛皮破了。原来,明军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甲士在探出城外的大木柜内,无疑可以增加城上守军的向外延伸攻击距离,那些躲在楯车后面的后金军,离远了依然不会挨打,但只要到了城下,就会被探出城墙的大木柜中的甲士砸成肉泥。与此同时,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把无数后金军队、楯车、牛皮都炸上了天。原来万马奔腾、刀来枪往的战场被炸成了火海,后金铁骑被烧焦的煳味四处飘散,马匹禁不住炮声的刺激,不住地嘶鸣,被炮弹打中的人血肉模糊,残肢不时飞起来。马肉味、牛皮味、被烧煳的人肉味、炮火硝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除非身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出城迎战,并打败乐从训,然后乘胜追击,将乐从训团团包围在内黄(今河南内黄)附近。乐从训只得向身在汴州的朱全忠求援,并告诉朱全忠,他派去魏博镇买粮的部将雷邺也是被牙兵们所杀。此时朱全忠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筹集粮草,准备攻打秦宗权,接到乐从训的求援信后,立即领兵前往滑州,并派部将朱珍前去援救。朱珍自白马渡河,接连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兵临内黄城下,并打败魏州牙军,解救了被包围的乐从训。但是乐从训当时不听朱珍劝告,一心想夺回魏州城,便移兵洹水。罗弘信派牙将程公信出兵袭击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牙兵们回城又处死了乐彦祯,将其父悬挂城门示众。而罗弘信不想与强大的朱全忠结仇,因此派使者带着重金厚礼慰劳汴州军队,并请求修好。朱全忠本不想主动插手魏博镇叛乱事宜,但此次出兵损失不大,而且由于罗弘信的主动修好,使得朱全忠得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补充,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为他接下来进攻秦宗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全忠从魏博镇退兵后,便发起了对秦宗权的进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城南大败秦宗权,并攻克其北关门。针对秦宗权当时固守蔡州城中的现状,朱全忠将众将分为二十八个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包围。八月三日,朱全忠攻克蔡州南城,次日因为粮草不济,蔡州城破在即,于是留下朱珍继续攻打蔡州,自己则领兵回到汴州。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蔡申丛见秦宗权大势已去,于是囚禁秦宗权,向朱全忠投降,第二年秦宗权被押解长安处死。至此,曾经致使江淮地区陷入战火的秦宗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灭掉了秦宗权,朱全忠开始得以全力对付时溥。文德元年(888年)九月,朱全忠自蔡州退兵后,派朱珍领兵五千护送刘瓒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刺史。当朱珍等人行至时溥的辖地时,时溥派兵前来阻击,朱珍将其击溃,并乘势攻下了沛、滕二县,朱、时二人由此开始交兵。在看到汴州军接连攻取自己的两个县后,十一月,时溥亲率七万大军屯驻吴康县,试图对朱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在还没有准备好时,朱珍先发制人,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时溥被迫从吴康县撤退,结果临近的宿州被朱珍攻克。龙纪元年(889年)六月,朱珍攻克萧县,在此和时溥形成对峙局面。本来这种对峙局面,是有利于军事实力强大的朱全忠一方的,但朱全忠此时却犯了和先前李克用一样的情绪冲动的毛病,导致大将朱珍被处死,并以部将庞师古代为指挥全军。不过,庞师古的能力和朱珍相比差了很多,时溥趁机进兵击败庞师古,收复了徐州周边的大部分失地。时溥虽然利用朱全忠的错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双方力量相差有些悬殊。为了防止朱全忠大兵压境,时溥决定向李克用求援,可是李克用虽然和朱全忠是仇敌,但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派了部将石君和带领五百名士兵增援。面对如此少得可怜的增员人马,时溥不敢和朱全忠进行正面交战,而是出兵攻取砀山。朱全忠得到消息后,派其子朱友裕领兵一万奔赴砀山,在那再一次打败徐州军队,并生擒石君和。后来即使在李克用、李匡威、赫连铎联手讨伐朱全忠时,朱全忠依旧没有停止对时溥的进攻。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朱全忠攻陷宿州,一个月后又兵临徐州,迫使时溥的骁将刘知俊带领两千人马投降朱全忠。因此时溥的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其辖地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连年征战,徐、泗、濠三州的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水灾严重,境内十分之六七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时溥不得不向朱全忠求和,而朱全忠答应得十分干脆,并告诉时溥,如果想议和,就必须移驻其他地区才行。对于这个要求,时溥满口答应。于是,朱全忠向朝廷奏请将时溥转到其他藩镇,另派一名心腹将领驻守徐州。皇帝李晔当即下诏,让宰相刘崇望为感化节度使,让时溥担任太子太师。可是当刘崇望走到华阴时,时溥因为担心朱全忠反悔,害怕日后会加害自己,于是他又决定坚守徐州,刘崇望被迫只得返回长安。时溥决定继续对抗朱全忠,在看到李克用指望不上后,他开始向兖州的朱瑄、朱瑾求救。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朱瑾带领两万人马出兵援救徐州。朱全忠令其子朱友裕和大将霍存前去阻击,二人合力在石佛山下打败兖州军队。朱瑾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兖州,朱友裕担心朱瑾会有埋伏,所以并未追击。时溥在朱全忠的攻击下,据守徐州城不敢出战。汴州军队将徐州城团团包围,不过,因为时溥防守严密,汴州军队连续攻打了几个月毫无进展。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认为攻城之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出兵的日子不好。朱全忠认为有道理,于是便想撤兵回去,准备选个良辰吉日再来攻打。就在朱全忠准备撤兵时,谋士敬翔坚决反对,他认为连续攻城已有数月,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徐州城虽然还没破,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可攻下,万万不可在如此关键时刻半途而废。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敬翔阻止撤兵,或许朱全忠和时溥的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敬翔的建议,并亲自到徐州城下督战,继续攻打徐州城。终于,又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攻城后,时溥走投无路,率领族人登上城内的燕子楼自焚而亡,徐州就此为朱全忠所有。徐州之战结束后,朱全忠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兖、郓二州。在刚刚攻打徐州城完毕后,朱全忠马不停蹄地全力对付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他让庞师古的人马稍事休息,就调转兵锋攻打兖州,屡次击败朱瑾。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郓州,朱瑄闻讯后,与朱瑾一起领兵直奔鱼山截击朱全忠,以求速战速决。朱全忠整军迎战,两军在荒草之中展开对决,时值西北风骤起,朱全忠让士兵们放火,浓烟立即向兖郓军队扑去,汴州军趁势攻击,朱氏兄弟大败而归,死亡万余人。朱瑄眼见对抗不过朱全忠,也立即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和先前援救时溥一样,也只是派出五百名士兵,由部将安福顺、安福庆率领前往增援。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派朱友恭领兵攻打兖州的朱瑾,并将兖州团团包围。朱瑄得到弟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领兵赶来救援。朱友恭在高梧设下伏兵打败朱瑄,生擒安福顺、安福海。李克用眼见二将被擒,而且兖州形势极其危急,立即派出得力部将李承嗣带领万余名沙陀骑兵前往兖州救援。而朱友恭看到作战勇猛的沙陀骑兵到来后,急忙撤兵回到汴州,李克用见汴州军队撤兵,于是也撤回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双方暂时偃旗息鼓。八月,朱全忠卷土重来,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兖州,他让士兵埋伏在梁山,然后到郓州城下挑战。朱瑄出城迎战,结果进入朱全忠的埋伏圈,大败而归。十月,朱全忠又让葛从周进攻兖州,齐州刺史朱琼投降朱全忠,兖州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迅速解除兖州的危机局势,朱瑄派大将贺环、柳存率领一万人马袭击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得到消息后,自兖州率领骑兵连夜追赶,于次日拂晓时分,追上朱瑄的人马,将其杀戮殆尽,并生擒了贺环、柳存及其部下十多名将领。第二天,朱全忠又回到兖州城下,让士兵用绳子捆住贺环和柳存等人在城下绕行,并对城内高喊,说朱瑄已经失败,让城内的守军立即投降。朱瑾则利用这个机会,写信给朱全忠诈降,朱全忠信以为真,亲自到延寿门与朱瑾对话。朱瑾当时表示愿意献出印符,不过条件是让朱全忠的部将,也是朱瑾的堂兄朱琼到自己这边来取。朱全忠答应了朱瑾的要求,让朱琼前往对方阵营。朱瑾当时立在桥上,让其部将董怀进躲在桥下,等到朱琼一上桥,董怀进忽然从桥下跃出,将朱琼挟持进兖州城,然后士兵们升起吊桥,兖州城重新进入戒备之中。不一会儿,朱琼的人头被士兵从城墙下扔出,朱全忠见被骗,而且兖州城防备严密,一时间难以攻下,于是只留下葛从周继续包围兖州城,自己领兵返回汴州。朱全忠撤退后,朱瑾依旧闭城不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食开始出现短缺,并逐步到了财尽力竭的地步。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企图一举吞并兖郓之地,命令庞师古、葛从周向郓州发起猛攻。朱瑄见汴州军队兵锋甚锐,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将护城河灌满水,试图凭此守住城池。正月十五日,庞师古带领大军在郓州城西南安营扎寨,命令士兵拆毁民房,用房木架设浮桥,五天后浮桥铺成,他利用夜色率军渡过浮桥攻城。朱瑄慌忙弃城逃奔中都,葛从周领兵在后追赶,将朱瑄一举擒获,押解其前往汴州,最终将其斩首。郓州城破后,朱全忠听说朱瑾在丰、沛一带寻找粮食,兖州城只有大将康怀贞据守,便派葛从周领兵攻打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而且汴州军队声势浩大,自料难以据守,便开城投降了葛从周。二月三日,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擒获朱瑾的家人,朱瑾回来后发现城头已经变换旗帜,只得被迫率众投奔杨行密,兖州就此也被朱全忠占有。至此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全都归朱全忠所有,而朱全忠也就此成为唐末的第一大藩镇。实力消长晋汴角逐之初,李克用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征战,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全忠实力大增,相继吞并了滑、孟、兖、郓、徐等州,而李克用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力明显不如朱全忠。在兼并地盘的过程中,双方都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李克用自剪羽翼,李存孝、康君立等大将相继死去,大大削弱了李克用的军事实力。朱全忠在实力增强后,想要与李克用一决雌雄,为此,他和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深相结交,共同对付李克用。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派部将李存信带领一万人马援救朱瑄、朱瑾,并向罗弘信借道通过。朱全忠派人告诉罗弘信,说李克用时刻想要吞并河朔,等到他撤兵时,会顺道灭掉罗弘信,于是罗弘信发兵三万将李存信打败,李存信被迫退守洺州。自此之后,罗弘信投向了朱全忠的阵营,与李克用彻底决裂。朱全忠与罗弘信结盟时,他正在与朱瑄、朱瑾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罗弘信抄其后路,每次罗弘信送来礼物时,朱全忠都当着使者的面大肆夸奖罗弘信智勇双全,并表示自己和罗弘信的关系,绝非其他藩镇可比,以显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四月,李克用为了报复罗弘信,发兵攻打魏博镇,在洹水附近斩杀魏博军队万余人,乘势逼近魏州。朱全忠见状将葛从周从兖郓前线调回增援,于是晋汴军队展开激战。李克用在进攻葛从周的时候,汴州士兵在阵前挖了许多陷阱,激战的过程中,李克用之子连人带马掉进陷阱里,被汴州士兵生擒。李克用驰马相救,结果马被绊倒,也险些成为阵前俘虏。李克用救子心切,向朱全忠表示求和,而朱全忠为了加深李克用与罗弘信之间的矛盾,没有答应李克用的请求,而是将李克用之子交给了罗弘信,结果罗弘信将李克用之子杀掉。朱全忠用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让李克用深受丧子之痛,更将罗弘信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与李克用势不两立之势。为了彻底孤立李克用,朱全忠又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结盟,让刘仁恭会和魏博军队共同攻打李克用。皇帝李晔见朱全忠日益强大,想调解一下晋汴之间的关系,于是派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劝二镇停止互相攻伐。李克用想趁机收兵,但是碍于首先屈服的面子,便让王镕去说服朱全忠一起停战。此时朱全忠的势力正盛,没有同意李克用的意见,并于九月份在青山口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河东军队连连受挫,而李克用当时又是屋漏偏遭连雨天,就在青山口之战进行的过程中,李克用得到消息,大将李罕之发动叛乱。李罕之投靠李克用后,始终得不到信任。王行瑜被灭后,李罕之请求担任邠宁节度使,可是李克用却拒绝了李罕之的请求,奏请部将苏文建为邠宁节度使,李罕之因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又请求李克用赐给他一个小镇以养老,李克用也是没有回应,而且每当藩镇出现空缺的职位,李克用从不让李罕之接任,李罕之一直闷闷不乐。乾宁三年(896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郁闷之下的李罕之在没经过李克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兵进入潞州,然后才为李克用送信,告诉他自己担心潞州会发生叛乱,所以先行来到潞州镇守。李克用接到信件后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斥责李罕之,不过这种做法,反而将李罕之推向了朱全忠的阵营。面对李克用的斥责,李罕之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朱全忠,并将河东守将马溉和泌州刺史傅瑶押解到了汴州。虽然后来李克用动用大军平定了李罕之,但李罕之的叛变,使李克用的实力进一步下降。现在朱全忠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对胆敢与之争锋者坚决予以武力征讨。光化二年(899年)正月,幽州的刘仁恭出动十万大军征讨河朔地区,攻占贝州后残忍地将城中百姓屠杀,然后又继续进攻魏州。当时魏州刺史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大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兵前往营救,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和部将单可及率领精兵五万对李思安发起进攻,李思安事先在清水河右岸布下伏兵,然后领兵迎战刘守文。双方刚一交兵,汴州军队在李思安的带领下,佯装败退逃走。刘守文不知是计,带领人马在后追赶,在追到内黄时,李思安突然掉头迎战,幽州军队猝不及防,单可及战死。此时葛从周带领八百骑兵赶来增援,大败幽州军队,接连攻克八寨,而后向刘仁恭中军大营发起了强劲的攻击,面对来势凶猛的汴州军队,刘仁恭父子烧营而逃,很多士兵来不及逃跑,只得跳入永济渠中求生。据史料记载,当时魏州至沧州的五百里间“僵尸相枕”。刘仁恭此次出兵河朔,倒是为朱全忠继续扩张地盘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欲乘大败刘仁恭之际,出兵征讨李克用,派部将葛从周和氏叔琮分兵进攻河东。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首先迎战自马岭进兵而来的氏叔琮,这一战氏叔琮打得并不顺利,手下部将陈章被斩杀,而且损失了三千人,氏叔琮弃营而逃,葛从周闻讯也急忙撤兵而走。这次征讨李克用失败,让朱全忠明白了虽然李克用实力已经下降,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征服的,他现在所要做的是继续扩大地盘,争取灭掉除李克用之外的所有藩镇,所以他将目光继续瞄向了幽州的刘仁恭。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郓、滑、魏四镇联军十万人攻打幽州。刘仁恭被迫硬着头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的忘恩负义,拒绝出兵救援。不过其子李存勖却建议李克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振军威,因为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一家独大,如果再失去刘仁恭,朱全忠将会继续做大做强。李克用听从了李存勖的建议,派大将周德威领兵五千前去救援,六月间刘仁恭领兵五万抢攻沧州,葛从周在老鹀堤进行阻击,打败刘仁恭,斩杀三万人,刘仁恭被迫退守瓦桥。刘仁恭在汴州军队的两次重创下,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出兵中原。于是,朱全忠将兵锋指向了镇州的王镕,借口是镇州与河东素有往来。在朱全忠的指挥下,汴州军队很快攻克临城,并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当时朱全忠也亲临前线,驻扎在元氏,王镕自知抵挡不住汴军,便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那里请和。以前朱全忠多次向王镕示好,王镕全都置之不理,所以这一次朱全忠拒绝了王镕的请和。不过,周式为朱全忠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认为镇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王镕主动请和,是为了百姓着想,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式的霸业,不可以一味地穷兵黩武,况且王镕家族在镇州已经经营了五代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人人愿意为其效命,如果朱全忠执意攻打镇州,恐怕

                      77777黄色视频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苏州码示意图
                      (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何秉钧书法作品一何先生那年病愈出院之后,便每日以书画尤其是满、汉两种文字的书法自娱,8年来不仅乐在其中而且颇有成就,还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我为他身体的康复、精神的充沛而高兴,并将他近年用满、汉文撰写的两篇书法作品附在书中,以示我的祝福。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何秉钧书法作品二

                      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朝义进入范阳城。面对李抱忠的阻拦,史朝义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向在城门外向站在城头上的李抱忠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并用君臣大义责备李抱忠,但李抱忠的一句话,让史朝义顿时从头上凉到脚下。“上天不佑大燕,大唐又要中兴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怎么可以再助纣为虐呢?希望您尽早找到谋求自全的办法,而且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了您,不然的话唐军也不可能追您到这里。赶快走吧!不留了!”言罢,李抱忠转身走下城楼。“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史朝义在城下已经完全不能顾忌自己的身份,竟然一边说着一边失声痛哭起来。“将军难道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将军即使不让我们进城,难道不能招待我们一顿饭吗?”说到最后,史朝义已经没有“皇帝”的威严,完全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即将走下城楼的李抱忠听到史朝义的喊声后,他发出了一丝怜悯之心,派人把食物装进框里,然后用绳索从城头上送到外边。这一刻,是史朝义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当那些食物从城头上系下来的时候,史朝义一把抢过食物使劲地往嘴里塞,连日来的逃命生活,已经让史朝义顾不上食物的味道,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于他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跟随史朝义一起逃命的范阳人不在少数,他们看到史朝义的这副狼狈相后,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全都利用这个机会四散而逃,而史朝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在此前一直跟着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接连离开之后,史朝义的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胡兵,在饱餐李抱忠“赏赐”的食物后,他和这些胡兵们继续向北逃窜。在路过广阳(今北京密云)的时候,史朝义看到城门紧闭,他没有再请求进城,而是下定决心跑出国门,北入奚和契丹部落。但是在到达一个叫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为过于疲劳,他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停竟是永久。事实上,在史朝义刚刚逃离范阳地界后,唐军恰好追击史朝义进入范阳地界。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没有想到史朝义会这么快就逃离自己的地盘,为此他深刻追究了李抱忠拦截不利的责任,而且派兵向北急速追击史朝义。在李怀仙看来,如果能拿到史朝义这条大鱼,自己将是再造大唐中兴的功臣。最终,经过五昼夜的追击,终于在温泉栅追上了史朝义。当李怀仙的人马追上史朝义的时候,这个“逃亡皇帝”正在一片树林外休息,在看到一片旌旗招展时,他立即意识到追赶自己的人已经距离自己不远了,慌乱之中史朝义向着丛林中跑去,当他到了密林深处,他忽然发现一件倒霉的事——李怀仙的人马已经将这片树林彻底包围。李怀仙的人马并没有追着史朝义进入树林,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树林,只要把守住几条出口,史朝义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难逃出。终于,连日的惊恐和疲劳让史朝义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在范阳城下的那顿饱餐,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这五天他已经是食不果腹,看着依然跟在身边的那几百名胡兵,史朝义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史朝义用拳头猛力的槌打头部,然后他痛苦地跪在地上。“圣上!不如出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会有条生路。”一名胡兵提醒着说道。“我死不足惜,可是今天竟然让你们陪着我死,唉!”在场的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史朝义从地上站起来,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环顾在场的这几百名胡兵,片刻之后,他解下了腰带,然后径直走到一颗树下,将腰带挂在上面,并打了个死结。“圣上!万万不可啊!”“走开!不要管我,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圣上,就走远点!”史朝义歇斯底里地喊道。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史朝义已经彻底绝望,或许终结生命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所以,没有人再去阻拦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史朝义嘴里始终重复这句话,直到他将脖子伸进他亲手打的那个死结套中。……广德元年(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密林中自缢身亡,这也意味着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史朝义身亡之后,那几百名胡兵走出林外向唐军投降,李怀仙命人割下史朝义的首级送往京城长安。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终于摆在了李豫面前,那一刻李豫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八年来,山河动荡,流民失所!八年来,很多人献出了生命,更有很多人没有亲眼看到叛乱的平定,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今天,胜利真的到来时,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很多人载歌载舞、鼓掌相庆。这其中,也包括远在长安城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听到史朝义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时,他赤着双脚从屋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然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地双手托天大声高喊“苍天开眼”。然后,他又径直跑回屋内,提起笔来记录下那一刻他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冠以“诗圣”头衔的杜甫。千古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到今天,其精湛的诗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其诗被称为“诗史”,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与另一位盛唐大诗人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唐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沐浴在盛世荣光中的杜甫和李白具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当上宰相,然后“致君尧舜”。事实上,杜甫和李白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浪迹天涯、经历坎坷、不受重用等,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生前名声已经响遍大江南北,而杜甫生前则是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杜甫依然不为世人所重视。不可否认,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写了很多揭露安史叛军暴行以及同情无辜百姓的诗歌,但杜甫同样具有致命的弱点,而在我看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杜甫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性格褊狭浮躁,没什么气量,凭着恩情放纵不羁(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旷达不拘礼俗,又不自我约束检点,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杜甫实际上并不像他在很多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可以协助皇帝再造淳朴的民风,说得通俗点,杜甫不具备“宰相肚子能撑船”的气量,他的可控世界只是宣纸上的妙笔生花。透过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在很多关键时刻,杜甫的性格是制约他发挥政治才能的最关键因素,以致一生落寞不得志,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只在二十四岁那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一次他并没有将考试放在眼里,算是小试牛刀,所以没能考上。虽然他的志向是登科致仕,但在年轻的杜甫看来,以他的才能只要稍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肯定会一举中第,所以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并不急于参加考试,他要走遍名山大川,扩宽视野,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厚度。那时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锦绣之地和燕赵雄浑的山川,甚至为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而遗憾。在漫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杜甫裘马轻肥,呼鹰逐兽,快意非常,进取心十足,并自信满满,坚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从他的那首《望岳》便可以看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杜甫借着登上泰山最高顶的雅兴,表达了自己敢于攀登人生顶峰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和年轻时漫游生活的经历,使得四十岁之前的杜甫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有一种希望之情,尤其是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的途中结识了李白和高适,三位诗人由于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同登高怀远、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让杜甫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深陷困境时,时常回想起那段惬意非常的时光,不禁怅然慨叹世间境遇多变。那一年的秋天,杜甫和李白、高适三个人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同,终于分道扬镳,李白前往任城探亲,高适则南游楚地,而杜甫则前往兖州(今山东兖州)看望父亲。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活,转年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准备参加当年朝廷的科举考试。那一年,杜甫三十八岁。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态已经和二十四岁那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年龄的原因,杜甫对这次考试很是看重,为此他经过了认真的准备,应该说在考试之前,杜甫对自己的才能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考试结束后,朝廷却只发布了一道榜文,上边写着:无一人及第。毫无疑问,这道榜文意味着拥有绝对自信的杜甫再次落选。这件事情让杜甫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当时在京城长安也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因为即使杜甫落选,总应该还有其他人中举,但朝廷这道“无一人及第”的榜文实在让人不明白朝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朝廷的这道榜文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它的发布是一个朝廷顶级大佬操控的结果。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林甫。当时独揽相权的李林甫知道李隆基爱惜人才,所以为了取悦李隆基,让李隆基的虚荣心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他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也就是所有人全都不录取,让皇帝陛下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才全都已经被朝廷录用,天下没有一个人才被埋没。李林甫的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李隆基的虚荣心,更让他得到了更加丰厚的政治利益。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将此次考试看成自己唯一成功的机会,可是最终却惨败而归,这让杜甫顿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之情。更何况前边我们说过,杜甫不是那种气量宏大的人,一次失败不要紧,只要坚定信念,还可以重头再来,而杜甫恰恰缺少这种韧劲儿,经过这次失败后,他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没能缓过神来,而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能鼓起勇气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这次失败不仅让杜甫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的生活陷入到了拮据之中。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寄居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生活的拮据让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经意间杜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悄然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五年辛酸生活,也让他的诗风开始转变,由锐意奋进和过分自信,逐渐变成叹息忧虑和无限悲凉。在长安的五年的时间里,杜甫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虽然他知道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在杜甫穷困潦倒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天宝十年(751年)正月,李隆基带领文武大臣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的大典,并对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能够广进赞颂本次祭祀的名篇佳句,确实优秀者可以入仕做官。诏书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杜甫的极大兴趣。在杜甫看来,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写诗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如果被皇帝看中,可以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麻烦,直接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于是杜甫挥毫泼墨,情真意切地写了三篇《大礼赋》,投进了延恩匦。延恩匦是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一种制度,天下人不分等级都可以通过撰写赋颂和治国方略,然后投进延恩匦的方式以求仕进,朝廷会定期搜集延恩匦内的文章,让皇帝陛下过目,只要被皇帝看中的,那这个人从此可能就会飞黄腾达。当时杜甫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延恩匦的,但这次投匦居然得到了李隆基的重视。在看完杜甫的三篇礼赋后,李隆基当即决定召杜甫进宫,让他在集贤院待制,然后让宰相班子成员对杜甫进行命题考试。如果杜甫能够通过这次考试,那他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他那掩藏胸中已久的宰相梦想,但遗憾的是这次考试结束后,杜甫就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最终也没有等来朝廷的相关任命。史书上没有记载杜甫这次考试的详细过程,我们也并不知道究竟考的什么题目,但录取朝廷公务人员的考试,一般情况下都会考些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某个领域实际问题的应对问题,有些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可以肯定的是,杜甫的答卷,朝廷一定是不满意的,联系《新唐书?杜甫传》的“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的记载,可以断定杜甫同志的申论考试不及格。而这次考试不再是李林甫一人的幕后操控,而是宰相班子所有人都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也只能说明杜甫同志实在不具备做公务员的能力,至少其思想和观点与时局不符。杜甫再次入仕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更加颓废,曾经还能够上街卖药自食其力,还有过向富人推荐自己的主动性,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去度过每一天。这样颓废的生活,杜甫一共过了将近四年,虽然生活拮据,虽然内心苦闷,但在长安总还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在友人的极力推荐下,杜甫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官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终于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生涯。潼关失守后,李隆基带着诸多皇亲国戚仓皇逃往蜀中,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因为担心叛军攻陷长安后会大肆屠杀,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向外流亡,在这庞大的流亡人群中也包括杜甫,他带着家人出长安后由奉先赶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逃亡到达鄜州(今陕西延安)。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将家人安置好后,准备穿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但不幸半路被叛军俘获,被押解至长安。由此开始了他在叛军铁蹄下九个月的屈辱生活。这九个月中,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在长安城内的种种暴行,以及百姓们在国破后的种种惨象,这不禁让他生出悲天悯人之心,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例如《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77777黄色视频。就这样,张仪又来到了楚国。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楚国。第一次是他籍籍无名的时候,在令尹昭阳府上为门客,曾经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暴打;第二次是前几年访楚,把楚怀王当猴耍了。这一次,他却是将自身当作筹码,为秦国换取土地而来。当他进入郢都的城门的时候,内心是否五味杂陈,后人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偷偷地派自己的心腹去找了一个人。一个叫做靳尚的人。当张仪还是昭阳的门客的时候,就和靳尚关系很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这一次,张仪要依靠靳尚这位兄弟来为自己找一条后路。因为靳尚与郑袖的关系很好。而郑袖,是楚怀王的夫人。什么风都比不过枕边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国官场一半以上的游戏规则。楚怀王见到张仪,二话不说,命人将张仪绑起来,押入死牢。这回他算是学聪明了,不让张仪有说话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上当。但是他没想到,张仪不说话,靳尚却在他的后宫掀起了一场暴风“醋”雨。“难道您没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吗?”靳尚问郑袖。“什么危险?”“秦王十分宠信张仪,大王却将张仪抓了起来。我听说,秦王为了解救张仪,打算将上庸之地六县献给大王。”“那是好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郑袖继续对着铜镜顾影自怜。“咳,您听我说完。秦王还精选了一位美人,又从秦宫中挑选了十名能歌善舞的宫女当作陪嫁,正准备送到郢都来呢!”就听到“哗啦”一片响,郑袖跟前一案几的化妆品都被扫落在地。关于郑袖,有必要介绍一下,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醋坛子。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魏国给楚怀王送来一个美女,楚怀王很喜欢,对她十分宠爱。郑袖一反常态,也对这位魏妃十分宠爱,甚至超过楚怀王。但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总是先给魏妃送去,看到魏妃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了,郑袖才摆出一副释然的样子,拉着她说这说那。男人们最享受的就是这种妻妾和谐的齐人之福了。楚怀王看到郑袖如此大方,时常感叹道:“夫人知道寡人喜爱新人,因此比寡人更喜爱她,这才是孝子养亲、忠臣事君之道啊!”有一天郑袖对魏妃说:“后宫这么多女人,我看大王最宠爱的就是你了。但是大王也曾经对我提起过,他对你的鼻子不是很满意……这种事情,我本来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们是好姐妹呢?你如果想在大王面前长期保持美好的形象,以后可以拿一朵花放在鼻子前面遮掩一下,又优雅又自然。大王看了,不知道多着迷呢!”魏妃不知是计,再度见到楚怀王的时候,果然捏着一朵梅花,故作扭捏状。楚怀王一开始还很受用,久而久之便有点狐疑了。他问郑袖:“魏妃见到寡人,总是以花掩鼻,这是怎么回事?”郑袖连忙说:“您别问我,我可不知道。”她越是这样,楚怀王越是追着她问。被逼不过了,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听人说,她是讨厌大王有狐臭。”楚怀王气得浑身发抖,想都没想就下令道:“劓之!”也就是处以割鼻之刑。郑袖生怕楚怀王反悔,马上对内侍说:“大王已经下令了,还不快去执行?”可怜的魏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割去了鼻子。从这个故事不难推测郑袖听说秦王要送美女到楚国来的时候,是何等恼怒。她马上去找楚怀王,说:“人各为其主,张仪就算得罪了您,也不过是为了国家,没什么好责怪的。再说,您现在这样对待张仪,秦王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来讨伐。请您把臣妾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成为秦人的鱼肉。”说着就哭了起来。郑袖这么一哭,楚怀王就没了主意。他把自己关在卧室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释放了张仪,并且礼送出境。当时有位楚国大夫出使齐国,正在回来的路上。当他回到郢都,听说张仪刚被放走,气得直跺脚,质问楚怀王道:“张仪把咱们骗得这么惨,全楚国人都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您为什么又把他放了?”楚怀王无言以对。这位大夫乃楚国的名门之后,姓屈,名平,字原。世人一般称其为屈原。第十一章秦武王之死公元前310年,张仪风尘仆仆从楚国回到秦国,还未进入咸阳,就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秦惠王去世了。秦惠王的一生,不用过多评述,有几件大事是可圈可点的。第一是杀商鞅。杀商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是他杀了商鞅之后,仍然坚持用商鞅制订的法律,没有走回头路。韩非子说“秦用商鞅而富强”,秦孝公当然居功至伟,秦惠王其实也功不可没。第二是重用张仪,采取连横政策,削弱了魏国,压制了韩国,打败了楚国和齐国,震慑了赵国。秦惠王时期,秦国对天下诸侯威逼利诱,拉拢打击,翻云覆雨,取舍予夺,将“纵横捭阖”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第三是采用司马错的巴蜀战略,在增强秦国国家实力的同时,还对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威胁,与张仪的连横政策形成互补,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是起用了樗里疾、魏章、甘茂等一批优秀将领,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蓝田行云流水般五战五胜,写下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东方各国从此患上“恐秦症”。秦惠王死后,太子嬴荡(好名字!)即位,嬴荡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武王。秦武王是个标准的武人,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喜爱舞枪弄棒,与当时秦国有名的武士任鄙、乌获、孟说打得火热。他一上台,就把这三个人封做大官。可想而知,秦武王对于张仪这种单靠嘴皮子吃饭的男人,是很看不起的。秦国朝中有很多大臣也看不起张仪。当然,他们更多是嫉妒张仪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秦惠王在的时候,他们拿张仪没办法;现在秦惠王死了,他们觉得时机已到,纷纷围到秦武王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张仪的坏话。火力集中到一点: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意思是张仪是个无信小人,到哪都是出卖国家以获取个人利益。有人更是放言,如果秦国还要用张仪,将被天下人耻笑。群臣的意见和秦武王一拍即合。张仪的脱身之计张仪回到咸阳,便发现空气不对。对于久经江湖的他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第一件事,丹阳之战的有功之臣魏章,原本也是魏国人,是张仪推荐给秦惠王的,历来被视为他的同党,现在受到牵连,坐了冷板凳。第二件事,张仪多年的宿敌公孙衍居然放着韩国的相国不做,又来到了秦国。秦武王虽然还没有给其任命什么职务,但是此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王宫,非同小可。第三件事,甘茂原本是楚国人,经张仪和樗里疾引见,才受到秦惠王重用,平日里关系也不错,现在却开始有意回避张仪。当然,甘茂见到张仪还是很客气,只是每当张仪想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打着哈哈说:“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好个啥?分明的阴云密布,风雨将至!种种迹象表明,张仪如果继续待在秦国,很有可能步商鞅的后尘。但是离开秦国又能去哪里呢?放眼天下,能够得罪的诸侯,张仪都得罪了——齐宣王和楚怀王对他恨之入骨;魏襄王和韩襄王(韩宣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太子韩仓即位,是为韩襄王)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赵武灵王性烈如火,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燕昭王倒是跟他没什么瓜葛,但是以燕国现在的状况,估计不想惹任何麻烦上身。张仪倒不怕得罪诸侯。二十年来,他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出入各国宫廷,颠三倒四,搬弄是非,很多时候是在刀尖上跳舞,凶险万分。然而他从来没有感觉过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秦王在背后为他撑腰,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可是这一次,连秦王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像那只曾经领着老虎行走于百兽之间的狐狸,突然发现老虎已经对他目露凶光,不由得寒意顿生。显然老虎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吃了他。然而,一旦老虎下定决心,他势必无处可逃——即便他能逃离虎口,那些曾经被他戏弄的百兽,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他必须在秦武王对他下手之前,为自己找到一条后路。有一天,他对秦武王说:“下臣为秦国服务多年,现在已经老迈不堪,不能再为大王奔走了,但仍想为秦国发挥一点余热,不知大王能不能批准?”秦武王不冷不热地说:“你说吧。”张仪说:“大王英明神武,有号令天下之志,下臣我是十分钦佩的。可是号令天下,既要有强大的武力,也要有恰当的时机。如果东方各国相安无事,而大王贸然出师,只怕引起诸侯的公愤,则田文、苏秦之流将趁势而起,再举合纵之旗,对我秦国那是大大不利。相反,如果东方各国互相残杀,大王您就有机可乘,师出有名。”秦武王微微点头,示意张仪继续往下说。“现在,齐王因为我拆散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十分讨厌我。但凡我所在的地方,他必定兴师征讨。我在此恳请大王把我这把老骨头派到魏国去,引诱齐国来进攻魏国。齐、魏两国交兵,大王就可兵出函谷,装作要讨伐韩国三川的样子,但是并不一定要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周朝的地界,威逼周天子交出九鼎和天下的地图,这才是称王的大业啊。”说来说去,又回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话题上来了。秦武王虽然讨厌张仪,听了这番话却不免热血沸腾。他和秦惠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和荣耀的欲望。换而言之,秦惠王或许对周天子还多少有些敬畏,秦武王却只将周天子当作个行货,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九鼎扛回咸阳的。秦武王甚至突然觉得,原来张仪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的。如果把张仪派到魏国去,可以引发齐国进攻魏国,也算是废物利用,总比杀了他要强。毕竟,刚上台就杀先王的重臣,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一层,秦武王说道:“那就辛苦你了。”张仪赶紧下拜领命。秦武王又说:“既然你代表秦国去魏国,不能过于寒碜。这样吧,寡人派魏章担任你的副手,再给你革车三十乘,别让魏王小瞧了咱们。”秦武王心里暗自得意: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连魏章也打发走了,从此眼不见心不烦,通体舒泰。张仪等的就是这句话。“代表秦国”。只要有这顶帽子戴在头上,他便走遍天下都不怕,到魏国更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就这样,张仪以秦国常驻魏国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地来到了魏都大梁。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果然兴师伐魏。魏襄王害怕了。张仪却很镇定,他对魏襄王说:“有我在,您不用担心。我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齐国退兵。”张仪派门客冯喜装作楚国人前往齐国,对齐宣王说:“天下人都知道大王痛恨张仪,可是现在张仪被秦王赶到了魏国,您却想方设法让他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您这样优待他,可真让人看不懂。”齐宣王说:“胡说,张仪在哪,我就派兵打到哪,怎么是让他获得秦王的信任呢?”冯喜说:“您有所不知,张仪离开秦国的时候,和秦王有个约定……”于是将张仪对秦武王说过的话,又原原本本转述给了齐宣王,然后说道,“大王兴兵伐魏,正中秦王下怀。秦王一高兴,说不定又宣召张仪回国了,这不是让他重新获得秦王信任吗?”齐宣王一拍脑袋:“幸好有您提醒,差点上了张仪的当了。”魏襄王不知道张仪使了什么招数,只知道齐国在张仪的劝说下果然退兵了,不禁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任命他当了相国。一年后,张仪在魏国去世,享年不详。魏章从此没有记载,不知所终。与国君盟誓:甘茂的谨慎张仪离开秦国后,秦武王就将相国的职务一分为二,分别任命樗里疾和甘茂为左右丞相。甘茂原本是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人,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之说。秦惠王年间,通过樗里疾和张仪引见,甘茂入秦为将。汉中之战中,甘茂得到魏章配合,一举夺得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名声大振。秦武王即位后,蜀地发生叛乱,甘茂入蜀平叛,又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秦武王的心腹爱将。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据《战国策》记载,秦武王曾经对甘茂说:“楚国派来的使臣,多半能言善辩,常常把我搞得无言以对,该怎么办?”甘茂说:“这有什么难的!如果那些会说话的人出使我国,大王就故意为难他,不让他完成使命;如果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来了,大王就让他顺利办完事,早早回去交差。这样一来,楚国就不会再派那些会说话的人过来,而是派那些不会说话的,大王就可以轻松对付他们了。”这都什么主意?只有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出这样的点子吧!值得一提的是,张仪虽然被排挤出了秦国,他献给秦武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却被秦武王全盘接受。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开始了“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行动,命令甘茂出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甘茂接受了任务,但是向秦武王请求:“请让我先到魏国跑一趟,说服魏王共同出兵讨伐韩国。”同时又提出,要庶长向寿担任他的副手。秦武王心想,还是甘茂考虑得周到,秦国出兵,如果能够得到魏国的响应,就理直气壮多了,于是同意了甘茂的请求。甘茂到了魏国,还没抵达大梁,就在中途停了下来。他对向寿说:“请你马上回秦国向大王汇报,就说魏王已经听从甘茂的建议,准备共同发兵进攻韩国。但是甘茂突然又变了卦,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了。”向寿说:“啊?”且不说向寿的脑瓜子一向不怎么灵光(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就算是个聪明人,恐怕也会对甘茂此举感到不理解吧。甘茂没有理会向寿的疑惑,说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要你把这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大王,此次出访魏国的首功就是你的。”向寿似懂非懂,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回到秦国,将甘茂的话转告了秦武王。秦武王一听就急了,立即从咸阳出发,来到秦魏边境的小城息壤(地名,今不详),宣召甘茂前来相见。甘茂来到后,秦武王只问了三个字:“为什么?”甘茂没有回答秦武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大王听说过曾参吗?”曾参是孔丘的得意弟子,以孝道闻名天下。秦武王虽然是武人,对曾参也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秦武王说:“听说过。”甘茂说:“当初曾参在老家费邑,有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好心跑过来对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啦!’那老太太连头都不抬,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儿子曾参杀人啦!’老太太还是无动于衷。没过多久,又有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你赶快跑吧!’老太太赶紧扔下梭子,连鞋子都没穿好,翻墙就跑掉了。”秦武王听了,不禁莞尔一笑,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呢?”甘茂说:“大王派我攻打宜阳。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物资长期以来都贮存在那里。它名义上是个县城,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现在您命令我不避险阻,行军千里去攻打宜阳,我实话实说,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时间一长,朝中难免有人会说我的闲话。我知道您信任我,可即便是曾参那样的人品,再加上他母亲对他的了解,只需三个人的谣言,就把他母亲吓成那样。我的品德比不上曾参,咸阳城中想说我坏话人也不止三个,我害怕有朝一日您也会像曾参的母亲那样,吓得扔掉梭子跳墙而逃啊!”秦武王拍着胸脯说:“你大可放心,我不会那样。”甘茂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大王服务。先王在世的时候,张仪为秦国开拓疆土,人们不是称赞张仪的才干,而是歌颂先王的英明。当年乐羊花了三年时间打下中山,还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胜利回朝论功行赏的时候,魏文侯却拿给他一箱子诽谤他的举报信。乐羊大为感慨,对魏文侯说,灭掉中山不是乐羊的功劳,而是主公的功劳。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漂泊到秦国的异乡人,承蒙大王不嫌弃,被委以重任,嫉妒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他人便也罢了,如果樗里疾、公孙衍这些人都劝说您不要攻打韩国,您必定会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您就欺骗了魏王。韩国的相国公仲朋(公孙衍离开后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77777黄色视频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轩辕后裔?”我眉尖一挑,强行按捺住了心头的惊异。“不错,要追溯根源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听风一派传人。”风钺悠然道。自他的话中我才渐渐明白事情的始末。上古风水派系正是由轩辕黄帝一手创建的,虽然之后分化作了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但主持整个派系大局的却依旧是轩辕一族的后人。然而,人的欲望是非常可怕的,作为四派中的顶尖份子,听风一派渐渐产生了雄起之心,事实上图谋定世三龙南龙气脉的神秘人便是这派的传人,这也是他踏出的第一步。作为定世三龙之一,通过上古藏穴法,南龙气脉蕴藏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家族的运势。而在野心勃勃的听风一派的计划中,所要做的便是将自身的运势与轩辕一族互换。正如之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高人”的精心布局被轩辕一族识破,集合其余三大派系的力量将听风一族禁锢了起来。至此,这个野心计划暂时告一段落。虽然之前的计划被完全粉碎,但自那时起,这个夙愿便根深蒂固地在听风一派中代代流传了下来。岁月如梭,蛰伏的听风一派渐渐得到了轩辕一族和其他派系的谅解,禁锢和监视也随即消除,就在这时一个绝好的机会出现了。作为轩辕传人的夫妇二人带领本族和各派参与了抵御外族的战役,这一战死伤无数,这对夫妇也不幸遇难,遗下一个不足三岁的孩子。听风一派看准了这个机会,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将自己的后代与之交换,在葬礼上示忠,承担起培养“轩辕后人”的重任。而之所以要如此隐密地进行,其原因除了怕剩余三派群起反抗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藏的秘密。“长生不老?!”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惊讶,“你们真的相信这种神话里才有的传说?”“神话往往是有依据的,只是大多数人无力达到,却又无限神往,所以才成为了神话。”风钺微微笑道,“我们一派的祖师便是黄帝手下大将‘风后’,当初大破蚩尤的司南车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个司南斗盘……”我脑中忽地一闪,“就是风后亲手所做的?”“黄帝是个绝世奇才,他综合手下大臣的智慧,结合风水堪舆、奇门遁甲和中医药理,参透出了一套能够真正长生不老的秘诀。”风钺似乎来了兴致,“可惜,他在参透这个秘诀的同时也看透了自然与人生,我不知道这算迂腐还是智慧,只不过他的确是放弃了长生的特权。”南龙气脉、金玉药斧、活尸、葬屋棺井,这时我已完全明白,这一路行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风钺试验求证长生不老的证据。“黄帝虽然没有选择长生,但也不曾毁掉秘诀,而是将它封藏了起来。”风钺继续道,“如果他不是那么相信风后,也许这将会成为轩辕一族永远的秘密。”“你是说风后参与了秘诀的封藏?”面对玄妙的传说故事,我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没错,但只是参与制作了封藏品——司南斗盘。”风钺又沏了一盏茶,“而且他得到的只是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至于解密的钥匙则被编入了只有轩辕一族才能看到的书籍中。”《闻风拾水录》?!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三篇突如其来的书稿,如果风钺所言句句属实,那《闻风拾水录》就一定是那套隐藏着密钥的书籍。“这书籍被黄帝分作三份,以神奇的力量藏入了轩辕铜镜、轩辕息壤和轩辕石中。”风钺的眼神渐渐犀利了起来,“只有继承了正统血脉的轩辕传人才能真正解读到这些文字。”“就算一切如你所说,我是轩辕传人,也解读了这些文字。”心中忽然感到无比的平静,我终于明白了风钺的用意,“可遗憾的是,那个司南斗盘我却依旧无法解密。”“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不急,不急,几千年都等得,又何须在乎多等些时候?”笑声戛然而止,风钺又恢复了方才那亲切谦和的气度:“更何况,尊夫人蕙质兰心,得此佳偶,君复何求?”“如果我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师父;如果我不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自己。”韩笑的脸上再度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不过,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遵循自己的原则办事。”“你身上的案子我已找关系消了。”风钺悠然道,“无后顾之忧,方可全力而为。”“多谢风爷关照。”我冷冷道,“你可算是手眼通天了。”“三天之后,我会约你。”风钺淡淡地笑了笑,站起身道,“到时便是以长生换余生。”“你始终还是没有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莫曹惋惜道,“如果不是在她们身上下了灵火印,也许我从此就不会再见到你了。”世间的机会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也许你只是一个回头,它便悄悄地自你身边滑过,再也不会回来。此刻的韩笑应该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少一点犹豫,如果他多一点冲动,如果……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的话,他和晖儿、S就不会撞上返回的风钺和莫曹了。“你们师徒情深意厚,我就不必多言了。”风钺温和地看了韩笑一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天内,任何想带走那两位女士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敌人。”“你再去见那女的一面吧。”莫曹缓缓上前拥抱了韩笑,暖如春风的笑容中隐隐透着别样的意味,“师徒一场,算是我给你的送别礼。”满是亲切的话语中,莫曹的右手轻轻地拍在了韩笑的背脊上。“很抱歉,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韩笑关上房门,歉意道。“事情真的很巧啊,说带我们走,出门就碰到你师父。”S冷冷道,“谁知道你们玩的什么鬼花样?”晖儿拉了拉S,奇怪地看着韩笑。“从小我的运气就不太好。”他点起一支纸烟,懒懒地笑道,“有生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却落到了这么个下场。”身子一震,韩笑的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表情,通常只有人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才会显露这样的表情。他继续笑着,艰难地将纸烟递向嘴边,狠狠地吸了两口。“我知道……这辈子……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韩笑的声音破碎了起来,半支烟卷悄然自指间落下。在他的身上渐渐浮现出一片扭曲的光影,那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火焰。“韩笑,你的身上……”S和晖儿同时惊呼了起来。“也许只有这样……”韩笑雪人似地融化着,脸上的笑容有如孩子般调皮,“你才……会永远……记得我……”三十、今夕何夕对于压力,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无形的力量往往会阻挠事情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它也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动力。在这个充满了两面性的世上,也许本就不存在“绝对”这个概念。从“品茗阁”回来后的两个小时内,大家都一直保持着沉默,或在思考,或在忙碌,或在牵挂。狴犴蜷在一边,落寞的表情似乎正在自责。林岳慢慢地抱起它,放在膝头,手掌轻柔地抚摸着它的背脊,正如S平日习惯的那样。莫炎斜斜地靠在窗边的墙壁上,右手横在胸前,左手平端着,掌中不断变幻着各色火焰。那色彩由深到浅,最后手中只剩下一团微微扭曲的气团,那是在高温状态下才会呈现的空气扭曲状态。画算了良久,耿婆的面前依旧只有一张不大的白纸,两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她却只用去不到四分之一。那块司南斗盘被放在了一边,虽然它蕴藏的秘密足以逆转人类生死的自然规律,可现在却并没有人再看上它一眼。笔记本电脑旁,我静静地坐着,屏幕上那些莫名的计算公式和天文数字像是在嘲笑着我的无能。对于电脑操作,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程序和数学模型却一筹莫展。还记得临去井字楼的那晚,晖儿曾柔声地说会带给我惊喜。那一刻我俩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微微叹了一声,我终于关闭了那令人头晕的公式界面,电脑桌面上晖儿那双温柔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那是在家中拍下的一幅照片,平时我俩都不上相,但这照片上的表情却显得很自然。晖儿很喜欢,于是便将这张照片作为自己电脑的桌面壁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程序图标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当时我只是想将它自壁纸中间挪开。那是一个以黑白圆点构成的图标,标称上清晰地注明着“司南破解”。难道晖儿已经编制出了司南斗盘的运算程序?!握住鼠标的手指迟疑了数秒,我迅速点开了那个图标,瞬即弹出的提示窗口上闪动着一排文字:“破解成功,生日快乐!”连日的忙碌,连我自己都忽略的生日,晖儿却一直记在心中。她的礼物珍贵无比。“成大事的人欲望都很少,但不是没有。”风钺望着窗外道,“舍去了其他的欲望,才能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野心。”“韩笑顽劣,死不足惜。”莫曹恭敬道,脸上的笑容有如例行公事。“也许我对你的要求过高了,或者说你对他的要求过高了。”风钺转过身,缓缓坐进沙发中,“你三十岁那年和他犯过类似的错误,只不过,那时候你补救得很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则势必英雄气短。”莫曹没有坐下,只是垂手站在了一边,“风爷当时的教诲,莫曹永生铭记。”“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长辈,毁了心爱的女人和唯一的徒弟。”风钺示意莫曹坐下,“有时你真的让我觉得可怕,当初我只是看中你身上那种别样的戾气,却想不到你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风爷一手栽培才有今天的莫曹,当初不是风爷晓以大义,只怕我还沉浸在俗人的情欲纷争之中。”莫曹坐在沙发上微微欠身道,“回首中华历史,皇图霸业者多是横断情欲,才可成得大事。”“好个‘横断情欲’!”风钺大笑道,眼中闪出凌厉的目光,“那你为的又是何种皇图霸业?”“莫曹只为风爷的皇图霸业倾尽全力,不作他想。”在如刀般锐利的目光下,莫曹微笑依旧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涵养,大可去谋求自己的皇图霸业,又何必屈居人下。”风钺眼中的光芒渐渐淡去,口中轻叹道。“论修为涵养,莫曹不及风爷之万一,对您自伐其身的魄力和意志更是臣服不已。”莫曹坦然道。“自伐其身……真的很难。”风钺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对别人残忍很容易,可又有多少人能对自己残忍呢?”茶几上,蹲坐吃食的金毛猴忽地抬起了头,怔怔地注视着风钺,眼中满是悲哀的神情。“靠,这结果也太复杂了。”林岳瞪着眼道,“一个奇阶幻方就够头痛的了,现在这么一算变四个了!”屏幕上显示着四个三排三列的奇阶幻方数列,我将司南斗盘上得出的数列输入了晖儿制作的程序,在一阵运算之后便得到了这样的输出结果。照理来说,算式演化和分析应该是抽丝剥茧地化繁为简,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会不会是晖儿的程序出现了问题?“灵火九诀源自奇门遁甲。”莫炎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九诀合一便是第十诀。”莫炎的话让我眼前一亮,《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曾有“合则为一,分则各治。”的记载,这种理论在我国许多数术传承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如果司南斗盘的奇阶幻方数列是“合则为一”的话,那通过程序运算所得到的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应该就是“分则各治”。可这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只是单纯的数字,无论我将它们演变为与之相关的任何模式,得到的结果却始终还是一团乱麻。“三阶去五,二阶不生……”耿婆端详着其中一个幻方阵列,口中自语道,“像是奇门卦数,但数字组合又不一样,多了几个,似乎又少了几个。”“‘九金以应肺居皮毛,七火以应心居血脉,五土以应脾居肌肉’,我也看着眼熟。”林岳指着另一个阵列头晕道,“可怎么就不对劲呢?三木一水全倒过来了,脉不脉,脏不脏的。”事实上余下的两个阵列我和莫炎也是一筹莫展,它们看来更像是风水五行格局的数字版,但错落之间,数字的规律标识被有意识地打乱了,看去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细究起来却毫无头绪。“三天为限是否高估了他们?”莫曹缓缓端起茶壶,碧色的茶水注入了风钺面前的杯中。“不可高估,亦不可低估。”风钺望着那恍如碧玉的茶水道,“但最重要的是时间。”金毛猴子自顾自拿起面前的茶杯,慢慢呷了一口,眼睛忽地瞪大,口中不住地吱喳着。风钺见状有些惊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亦是一愣。“气无香,茶清淡,入喉却是回味无穷,蕴含万千气象。”风钺脸上不由得怅然道,“连我这个行尸之躯都能体味到,看来你的茶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在中国古代曾流行着这样一种加密方式,取两张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纸片,画上九宫格,将其中一张挖去指定的三个方格,把它覆在另一张纸片上,透过挖空的方格写下文字,而后旋转覆盖的纸片再写下文字。这样,一份简单的九宫加密文便出现了。要解读这份密文,就必须掌握撰写者使用的那张镂空纸片,而这张纸片便是“密钥”。风钺曾提到过,司南斗盘是由风后制作的封藏品,这位制作者也只是负责封藏了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四组奇阶幻方数列是破解了风后的加密手法,那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破解黄帝的加密手法。而解读的密钥应该就在《闻风拾水录》的书稿中。《虚灵》、《藏穴》、《奇门》三篇书稿中各自都有一些深奥晦涩的语句,如果要找寻解读四组奇阶幻方数列的密钥,那么以文字隐喻数字这种晦涩的方式就首先被排除了。既然《闻风拾水录》的书稿只有轩辕传人才能看到,那又何必给自己的后代布下如此重重的障碍呢?与数字最接近,同时提到数字最多的篇章便是《奇门》这一篇,在经过了一天多的排查之后,最终将视线确定在了结篇的一段文字上。“三奇六仪,天地之机。阴阳顺逆,至顺玄微……”我对照着数列道,“如果第一句理解为上三下六,那么‘阴阳顺逆’应该就是遇到阴数顺时针旋转,遇到阳数则逆时针旋转。”“时加六庚,抱木而行……时加六辛,行逢死人……”林岳则死盯着六仪字段,手下不住地画写着,“如果把这些代入到数列里,应该显示的是某些脉象……”“开段两句像总纲。”莫炎端详着手里画好的数列图道,“后面的是详解。”“呵呵,既然有了门道,咱们就好好算算。”耿婆拿出四张画好数列的白纸道,“各司其职,各选其能,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花巧。”装潢古朴的房间内。风钺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木方匣,里面满是泛黄的照片和纸张。“自明日起……”风钺望着手中的照片道,“听风一派追寻的秘密将不再是秘密。”照片上一名身着满清官服的男子正搂着一个幼小的男孩,那孩子稚嫩的面容与风钺十分相仿。男子的肩上蹲坐着一只金毛猴子,形容严肃地正视着前方。照片的一角,一条长尾缀在浑圆的金色皮毛上,像似一只幼猴的半个身体。“天盘三奇、地盘九宫、人盘八门、星盘九星、神盘八神……”耿婆看着手里的白纸,低声喃喃道,“天意如此,造化弄人,那风钺是个天才。”“天才?天才是天生的蠢才!”林岳满脸苦相道,“心、肝、脾、肺、肾,阴阳脉象整了一大圈,你们猜猜最后是啥?”“不用猜,应该是尸厥、行尸、洪脉大涨。”我叹道,“你看看我和莫炎的结果。”两张白纸上各列出了一片布局图形,无论是从方位还是格局形态似乎都那么眼熟。“阳宅阴局和棺井?!”林岳彻底崩溃,“没那么邪乎吧?!”“时加六甲,一开一辟,上下交接。时加六乙,往来恍惚,与神俱出。”莫炎也不禁动容,“这是虚灵伪作八神……”无须再次求证,这一切的结果早已说明了问题。事实上,风钺的确是个绝世奇才,他苦心研制出的延寿方法竟与司南斗盘中的长生秘诀不谋而合。可这种方法非但费时费力,而且“不老”所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成为徒具思想的行尸走肉,更何况它需要不断维持,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怪黄帝会放弃长生的特权,将思想欲望锁入一个不具备任何欲望实施能力的肉体中,这种长生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但关键的是,风钺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呜……”手机震动着发出一阵低低的鸣响。“王亦凡?”“风钺?”“明天午时三刻,城南越洋仓库,六号门。”“一定准时。”“恭候大驾。”“嘟……”午时原本灼热的日头渐渐黯淡了下来,厚重的黑色云块大军压境,整个天空隐隐给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他们俩因为斯考特活了过来而松了口气,不过,他们说,别,女士,杜波列斯小姐,我们得回家。“咱们看看车子是否还能用。”伊斯塔说。他们把卡车扶好,发现还能开。娄恩和他们走了,剩下康瑟蕾塔对她刚才的作为既兴奋又惭愧。这就是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娄恩又来了,让她对那男孩死而复生的事放宽心。“你有天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康瑟蕾塔撇了撇嘴,在胸前画着十字,喃喃默诵着“圣母玛利亚,发发慈悲吧”。那种兴奋劲儿不见了,那件事似乎让她恶心。像是魔法。像是巫术。她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要向玛丽·玛格纳、耶稣或圣母玛利亚诉说。她不知道她当时在做些什么,她是受到咒语的驱使。娄恩用了咒语,要她那么做。“别犯傻了。上帝不会犯错误的。现在要是鄙弃他的馈赠,那就是错误了。你难道说是他犯傻吗?”“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康瑟蕾塔对她说。“你懂。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我想他要我别理你。”“傻瓜。”娄恩说。她提起她的袋子,沿车道走去,在太阳地里等着搭车。这时,索恩来了,说道:“娄恩·杜波列斯告诉了我你做的事。我来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康瑟蕾塔的眼里,她的样子没变,只是一九五四年时由于悲痛而黏在一起的长发如今剪短了。她把提着的篮子放到桌上。“我会永远为你祈福的。”康瑟蕾塔掀起餐巾,圆圆的白糖小糕饼在蜡纸隔层中码放着。“母亲会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吃这个的。”她说,随后抬头看着索恩,“和咖啡一起吃也挺好的。”“我想喝杯咖啡。太想喝了。”康瑟蕾塔把白糖小糕饼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娄恩以为——”“我不管那个。你把他还给我了。”一只雄鹅在院子里高叫,把鹅群从眼前赶散了。“我本来不知道他是你儿子。”“这我知道。”“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意思是,不是由我控制的。可以这么说。”“这我也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自己救了自己。”“他大概是对的。”“也许吧。”“你怎么看呢?”“有我们俩是他的福分。”康瑟蕾塔从篮子里抖掉碎渣,把餐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里面。后来连续许多年,那只篮子都来来回回地带着东西。“迈步进去”除了对玛丽·玛格纳,别无用处。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康瑟蕾塔本来是忍受不了光线接近自己的眼睛的,但是当母亲病倒时,她为了她而强忍着。起初,她因悉心照料却收效甚微而惊慌失措,便试了一下——反正看来没办法缓解她的病痛了——后来于无奈之中愤愤然地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态度。迈步进去找到那针眼般的光线。操纵它,扩大它,加强它。让她一点点地康复,甚至能够起身。那种“迈步进去”十分强烈,玛丽·玛格纳的生命像灯似的闪烁着,直到在康瑟蕾塔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此说来,她是实践过了。尽管是为了她爱戴的女人,她深知这是要遭谴的。玛丽·玛格纳若是知晓她的生命是靠邪法来延长的,一定会厌恶又气愤地回避这种治疗。最终进入天堂的祝福也会被应该更清楚这件事的人有意地推迟。因此康瑟蕾塔始终没告诉她。然而,无论多么矛盾,这种天赋并没有消失。她虽然感到困扰,把骄傲的罪孽与巫术联系起来,但还是渐渐地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当然她还要劝告自己不要亵渎他或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个语言的问题。娄恩管它叫“迈步进去”,康瑟蕾塔则称之为“进去看”。因此这种天赋就叫作“内视”。这是上帝赋予想开拓这种本领的人的自由。这事有点离经叛道,但解决了她本人和娄恩间的争论,使她有可能接受娄恩包治百病的疗法,并在这种“内视”的功力发挥之时在别人身上实验。看得见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内视”功力就变得越炫目。玛丽·玛格纳去世时,五十四岁的康瑟蕾塔在某种意义上沦入孤儿的境地了,虽然不再是街上的弃婴,也不再当女仆。教堂精心反对过度的人性之爱是有其道理的。玛丽·玛格纳离开她以后,康瑟蕾塔便接受了她的两个朋友的同情,接受了玛维斯的帮助和婆婆妈妈,接受了格蕾丝逼她开心的努力,但连接她和世界的绳索从她指间滑脱了。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保险,没有家庭,没有工作。她面对着消亡,等待着被逐,生怕得罪上帝。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卷纸——上面什么都没写——被扔在一个空橱柜的角落里。她们曾经许诺总会照顾她,但并没有告诉她“总会”并非在各方面,也并非永远。窖藏的酒起初还能帮她,后来就没用了,她也发现自己内心充满酒鬼式怨恨,恨不得自己有力气把那些在房子里白住的女人打得灵魂出窍。“上帝不会犯错误的。”娄恩曾经对她高叫。但是他有时也过于大度了,竟然将魔力赋予一个醉酒不醒、无知又没钱的女人,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能从床上起来做些有用的事的女人,或者不如干脆死在床上、让世间摆脱她的恶臭的女人。她头发灰白,眼睛已经失去了功能,她想象着自己在人前是副什么模样。她那毫无光彩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倒是能洞察别人心中所想。这情形与那个盲目的季节恰恰相反,当年她与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寻欢作乐时,第一次看到了她那么努力去看的东西。但是人家对她半是诅咒,半是祝福。他把绿色烧光了,并用纯粹的视力取而代之,她要是利用了那种视力可真该遭天谴了。先是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打断了她那伤心又没出路的思绪。那姑娘开了门。“康妮?”“是谁?”“是我,帕拉斯。我又给我父亲打电话了。这,你是知道的。他准备在塔尔萨和我见面。我来是和你告别的。”“我知道了。”“这太棒了。我得去。唉,自从我上次见到他,时间好像过去了不止一辈子。”“这么久了?”“你不相信吗?”“难以置信。你在夸张。”“是啊。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一如既往。节食。”“我指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胎儿。你怀孕了。”“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我才十六岁!”“噢。”康瑟蕾塔说,看着月亮般的头在一根脊椎骨上飘动,看着四个小小的附肢——爪或手或蹄或足。在这个阶段还难以分辨。帕拉斯怀着的可能是羊羔、婴儿、美洲虎。“可怜。”在帕拉斯跑出房间时,她说。当她想象着孩子将来与这个愚蠢的年轻母亲可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时,她又说了声“可怜”。她想起了另一个女孩,年龄相仿,是几年前来的——来时是很糟糕的季节。接连十七天,康瑟蕾塔一直独自待在宅子里,守着玛丽·玛格纳进气出气,幽蓝色的光跳动着,直到玛丽·玛格纳请求让她走,虽然她连最后那庄严的誓言都说不出来了。第二个姑娘格蕾丝来得及时,中止了在尸体移走后降临的那种可怕的孤寂,让康瑟蕾塔得以入睡。玛维斯刚带着药水和非法的镇痛剂回来。康瑟蕾塔欢迎这两个做伴的人,让她不致一味地陷入有关被逐、饥饿和无悔的死亡的自怜念头。削减文书或赞助人于她成了不敢去想的事情,犹如她九岁那年紧拉着玛丽·玛格纳的手走在阿田纳斯号的栏杆处一样。无论娄恩·杜波列斯或索恩可能提供什么,也不会包括住处。在那座镇子上是不可能的。后来,鲁比的姑娘来了。她眼睛里藏着两汪泪水,而且还有别的。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忧心忡忡,而是因子宫的动荡变得反叛。那种变化之剧,竟使身心分离,把孕育血肉之躯的肉体看成了外在的、反叛的、非自然的、有病的。康瑟蕾塔揣摩不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相容,但它确实存在,而现在又一次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没有”的叫声中:一种无法调和的恐惧。康瑟蕾塔照着她所知道的玛丽·玛格纳会采取的办法安置了第一个人:让那姑娘安静下来,并劝她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欢迎她在这里临产。玛维斯兴高采烈。格蕾丝也十分欣喜。她们拿上土地租金开车去商店为新生婴儿购物,买回来的毛线鞋、尿布和玩具,足够开一个幼儿园了。那姑娘坚决拒绝由接生人员来照顾她,安静而阴郁地等了一星期左右。也可能是康瑟蕾塔这么感觉的。而开始忙活之前她一直不知道的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始终在无情地打自己的肚子。若是康瑟蕾塔的视力好一些,而那姑娘的肤色不是黑得如海上之夜,她本来早就可以看到那一道道淤伤。可惜,她只看得见宽宽的肿处,那里的皮肤透出的是紫色而不是银色。但是真正的伤害是墩布把硬捅进下身造成的——毫不留情、反复不停。以一个狂暴男性强奸时的那种兴致和意图,她使劲把那个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鼓捣出去。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胜利了。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反抗了。小家伙不甘寂寞、不肯忍耐、拼命挣扎,竭力要逃过阵阵炮轰和中了炮弹的乘船。对柔弱的小脑瓜和屁股蛋的打击只收到部分功效。脊椎骨也只是受到了振动。否则就没指望了。若是小家伙不曾努力挽救自己,就会破成碎块或者淹没在母亲吃下去的食物中。于是他就降生了,怎么说呢,可能是由于逃跑而出生得太早太弱了。总算还喘着气。玛维斯抱了过去。格蕾丝在床边问候。康瑟蕾塔和玛维斯给他擦净眼睛,把手指伸进他喉咙里清理一下,让他透气,并且试着喂他。这些努力管用了几天,随后他就同莫尔和珀尔做伴去了。这时候,那个年轻母亲已经离去,竟然没摸他一下,没看他一眼,没询问他的情况或给他起个名字。格蕾丝管他叫切,而康瑟蕾塔至今都不知道把他埋在了哪里。她只是俯身在那个三磅重的勇士,那个被击败的生命上面,念颂着“上帝的羔羊,你洗却世上的罪:怜悯我们吧”,后来玛维斯就笑眯眯地咕哝着,把孩子抱走了。康瑟蕾塔心想,这样倒也好。切跟着那样的母亲,生活会像地狱一样。如今这里又有一个人尖叫着“没有”!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可怜。康瑟蕾塔去够一个瓶子,发现是空的。她叹息一声,向后靠到椅子上。她知道,没有酒,她的思绪将会令人无法忍受:自暴自弃、自我怜悯、无声的愤怒、厌恶和羞惭会像燃尽的火堆中的余烬一般闪亮。在她起身想斟满自己的堕落之杯时,一阵极度的困乏袭来,强使她坐回椅子上,把下巴垂到胸前。她进入了冷静的睡眠。由于急欲上厕所,她醒来了,觉得头痛口干。在二楼,她能听见一道门后的抽咽声和另一道门后的歌声。回到楼梯上,她决定透透气,便拖着脚走进厨房,再到门外。太阳已经西下,余下了一道更友好的光亮。康瑟蕾塔察看着寒冬荒废的菜园,西红柿的茎蔓无力地垂在落地后在土里发黑腐烂的果实上。芥末由于无人照看而发霉,变成了黄白色。一整片甜瓜在土褐色的菊花头边挤作一团。几根鸡毛粘在保护菜园不受外来侵扰的低矮铁丝栅栏上。缺乏打理的园子里,金花鼠的洞穴、白蚁的城堡、野兔劫掠和乌鸦骚扰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满目荒凉之外,是收割一净的土地中孑遗的玉米。胡椒丛由胡椒干瘪的细枝支撑着,在凛冽的空气中挺立着。康瑟蕾塔不顾土粒被风吹着打她的双腿,坐到了褪色的红椅里。“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悄声说,“不过请告诉我,你许诺的剩余的岁月、百里香的畦陌、婆婆纳的芳香都在哪里?你说我已赢得的牛奶和蜂蜜又在哪里?随着做好的杂活、恬静的职责而赐予我们的幸福,因出色的工作而获得的福祉在哪里?我出于爱你而做的一切难道就如此可怕吗?”玛丽·玛格纳无言以对。康瑟蕾塔聆听着拒不作答的寂静,此时的天空披上了彩衣,苍绿中泛着金色,如同对爱的回报在地平线上高视阔步,这景色搅扰着她,但得不到玛丽·玛格纳的回答更让她费解。她害怕孤凄地死去,在不圣洁的土地上没有墓地,但她也深知,摆在她前面的恰恰是这种结局。她是多么巴望好好死去啊。“我会思念你的,”她告诉他,“我当真会的。”天空中光芒波动着。一个男人走近了。他中等身材,迈着轻快的步伐,沿车道径直前来。他头戴牛仔帽,帽子遮住了脸孔,不过康瑟蕾塔反正看不清。他坐到厨房的台阶上,恰好镶在门框中,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模糊了他的面孔,但他的衣服都在阴影之外:白衬衫外罩着绿背心,红色的吊裤带低垂到棕黄色裤子的两侧,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黑色工作鞋。“是谁?”她问。“得了,丫头,你认识我。”他俯身向前,她看到他戴着墨镜——那种反光的镜面墨镜。“不,”她说,“我不确定我认识你。”“嘿,那不重要。我路过这里。”他们之间有十码的距离,但他的话直冲到她的面颊上。“你从镇上来吗?”“嗯,嗯。我从远处的乡村来。有什么可喝的吗?”“你自己进屋去找吧。”康瑟蕾塔开始随着他的语言习惯讲话,就像蜂蜜从蜂房中涌出来。“噢,算了吧。”他说,仿佛就这么说定了,他宁肯渴着。“只要喊一声嘛,”康瑟蕾塔说,“姑娘们就能给你弄点喝的来。”她觉得轻松,没了重量,好像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不必站起身也能够移动。“难道你对我的了解不比这多吗?”那人问道,“我不想见你的姑娘们。我想见的是你。”康瑟蕾塔哈哈笑了。“你戴着墨镜比我看你清楚得多。”突然,他没有移动就已经凑到她身边——满脸笑容,像是他正在享受(或者期待)这样美好的时光。康瑟蕾塔又笑了。他一下子就从台阶飞到她身边,还这样看着她——充满秘密欢愉的调情—看起来这么可笑,真像是喜剧。他离她的脸不足六英寸的距离,摘下了他的高帽子。清爽的茶色头发披落下去,瀑布般地散在他的肩头和后背。他随后摘下了墨镜,挤了挤眼,一边的眼皮挑逗地慢慢眨了眨。她看到他的眼睛像新苹果似的又圆又绿。一月份寒冷的夜晚,康瑟蕾塔在烛光下一遍遍清洗着两只刚宰的母鸡。两只鸡都不大,层层幼羽虽然稀疏,却很难摘净。心、脖、胗、肝在开水里慢慢变着颜色。她掀起鸡皮,伸手到里边,尽量往深处抠摸,在胸脯底下寻找嗉囊。随后,她左手握着鸡胸,右手手指沿着背部的皮,轻轻向里探着脊椎。在鸡皮和保护肉的膜被分开的地方,她伸进手去撕下鸡油。厚厚的。白白的。滑滑的。帕拉斯用手掌根部擦着眼睛,随后又擤擤鼻子。现在又能怎样?刚刚这次电话,就是她跟康妮提到的,和最初的那次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更短些。但造成的沮丧却和去年夏天跟她父亲的那场谈话完全一样。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你死了。谢天谢地。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一侧被撞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被人拆卸过了。你没事吧?噢,宝贝。爸爸。他在哪儿——天哪,他滚过去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那见鬼的母亲像以往一样没头没脑。他伤害你了吗?爸爸,没有。唉,什么?他是一个人吗?我们正在起诉学校,宝贝。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不是他。有些男孩子追我。什么?在他们的卡车里。他们撞了我的车,还把我逼出公路。我跑了,后来——他们强奸了你?爸爸!别挂,宝贝。乔·安妮帮我找了那个侦探。告诉他我找到帕拉斯了。不,她没事,一定要找到他,行吗?接着说,宝贝。我在说。你在哪儿?你能过来接我吗,爸爸?我当然要去。马上。你需要钱吗?你能到机场,到火车站吗?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就行了。等等。也许你该叫警察。我指的是当地的警察。他们可以把你送到机场。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不。你从车站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帕拉斯?你在哪儿打电话?帕拉斯,你还在吗?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天哪。我原以为你在新墨西哥城呢。那儿到底怎么样?布鲁明顿?不,圣保罗。你是在圣保罗附近吗,宝贝?我不在任何地方附近,爸爸。这儿像是农村。叫警察,帕拉斯。让他们过来接你,你听见了吗?好吧,爸爸。到时候从车站给我打电话。好吧。你听明白了吧?你没受伤或什么的吗?没有,爸爸。好的。现在,好啦。我会在这里,万一我出去了,乔·安妮会在的。天哪,你好让我受了一场惊。不过现在一切总算没事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谈那个浑蛋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77777黄色视频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每晚上床睡觉前,她会检查车子的里程表,作记录,隔天早上再去检查;有时里程表的数字会多出好几百英里。霍尔顿喜欢晚上开车出去兜风。霍尔顿担心,将来卡伦再也无法自我分离时,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万一她再度遭受巨大压力,她会创造新的人格吗?或者她会“重新复制”这些旧人格,回复以往的操作模式?“我们会重生吗?”他问道。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担心她会再次分裂,但我告诉霍尔顿,我对目前的成果很有信心,所以我也对卡伦有信心,我相信她能痊愈并好好活下去。卡伦2也为卡伦带来不同的挑战。卡伦说,卡伦2的记忆令她焦虑,她不喜欢她发现的事实。她曾有过约会,谈过恋爱,跟别人发生关系——但这些她完全不记得。我问她,这些经历让她感觉愉快还是不愉快?愉快,她说,但她不觉得是“她的”经历。她不喜欢她做的事情。卡伦2的朋友也令她沮丧。她常接到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不得不闲聊,最后才终于想起对方是谁,她们又是如何认识的。我安慰她,她会慢慢想起过去,所以也一定会记起这些人。她说,当她遇见某几个人,她会反射性地与对方拥抱问候,但她得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做好还是不好。她不知道自己经常拥抱孩子们。每到睡觉时间,卡伦2会出来送孩子们上床睡觉。我记得,她曾说过她不敢碰她的孩子,因为最后她可能会虐待他们;但结果恰恰相反,原来她始终恰如其分地展现对孩子们的钟爱。这次融合耗去她大半的精力,她几乎没力气做其他事了。她说她有好多东西想写,无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交给我第二部分的卡伦2融合记录。1997年10月与卡伦2融合(续)卡伦2与我的融合仍持续进行,她的作为着实令我惊讶。我的生活很复杂,却也丰富多彩。最近我深受过去的“我”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记忆困扰。尽管都是正常、健康的记忆,但我仍觉得不安。我无法想象我的身体能感受任何正常的性快感,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想法令我感到丢脸,有罪恶感。虽然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拥有这种感觉,但我仍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才终于接受这是“我的”记忆。我想起过去每一次性经历的细节,好像它们昨天才刚发生;我不曾想象我能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身体再次获得尊重。我强烈而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但这些念头却令我尴尬,尴尬到我没办法写下来。我想这整个过程应该会耗上好一段时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回女人的自觉。这次融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还要困难,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么多美好经历而没有一丝罪恶感,我常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流下泪来。即便如此,我仍继续将各种正面、积极的感受填入我的人生,这种感觉很刺激、很兴奋。在面对过去数不尽的伤痛之后,我要开始往前看,朝未来迈进。我还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但我必须放下过去,好好享受。卡伦2习惯让人以为她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她轻松待人,但态度坚定;她决不允许别人亏待她或孩子们。她总是开开心心,处处展现幽默,我常怀疑我有没有办法活得像她一样,不辜负她的人生。现在她已和我合为一体,这我明白,但我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比起她,我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以前,我常常为了遗失时间而沮丧,”卡伦给我一个扭曲的微笑,“但现在我很生气,因为我再也无法遗失时间了。”我看着卡伦,为她难过。这种感觉肯定很恐怖。“还有,我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我想不顾一切往前冲,但我把这种感觉压抑下来。”“卡伦2不曾受过伤,”我评断道,“但也不曾受到适当的处罚。她并未养成‘自律’的观念。”“嗯,我想也是,”卡伦说,但她似乎颇为困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卡伦2的朋友相处。有时我觉得自己喜欢交际,态度得体,有时候却不这么认为。这礼拜,我又得到一些卡伦2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却让我觉得卡伦2无时无刻都戴着面具。”她继续,“大家都喜欢她。她拥有幸福童年——她的经历确实如此——但我没办法跟这些女人闲聊,聊些指甲美容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能感觉到卡伦2想穿哪件衣服,但是当我穿上它,我却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听你这么说,卡伦2就是那层面具,”我说。“对,我也这么想。只是现在大家都在问我哪里不对劲?”“这个问题真难解,”我说。“你觉得卡伦2很完美,但我却在她身上看见许多不成熟和自私的倾向。我想,她在这方面跟你的双亲很像,冲动,不计后果,却又喜欢维持万事太平的假象。我想,你不要认为自己比不上她。你必须汲取她好的部分,然后用你更成熟的内在——也许来自其他人格——驾驭她冲动的那一面。”我这番话似乎令卡伦颇感惊讶,但她决定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个星期,融合的脚步慢了下来,卡伦继续注意自己的变化。现在她已能不受强烈冲动驱使,轻松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她首次跨进教堂,听她女儿唱歌。卡伦2一直都这么做。卡伦听神父讲道,头一次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她甚至决定重新安排定期的妇科检查,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她已有14年未做子宫检查;因为过去只要一想到骨盆腔检查,她就没来由地感到惊慌。※※※※从卡伦开始人格融合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她的改变虽然微妙、不易察觉,但意义非凡。与卡伦谈话时,我仿佛能瞬间见着克莱尔的柔媚、朱莉的绝望、卡伦2的爽朗或安的体贴。另外,卡伦也描述一些居家琐事给我听,包括她如何像迈尔斯一样顶撞她丈夫,或者像桑迪那样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只是现在的主角全都是“她”了。1997年11月12日是预定融合詹森的日子。詹森把他最重要的宝物带来给我:3枚假金币,一枚内战[2]时期的一分钱硬币,一块大理石,一张边缘呈锯齿状、贴有骷髅头贴纸的唱片,两只动物黑色石雕(大象和熊),一块刻了黑色蜘蛛的象牙白色石头,6英寸高的“飞人乔丹”塑料胸像——他说:“因为他是黑人,跟我一样。”卡伦的高中毕业纪念册,显示她曾加入计算机社、话剧社、德语研究社、学生议会、管乐团、剧团、几个我不认得英文缩写的社团组织。另外还有卡伦领受圣餐的照片,几段针织花边,一本剪贴簿(里头是她丈夫写给她的情书)。我仔细阅读这些书信,发现他俩当时竟意外地热情与真诚: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激,感谢天主让他拥有卡伦的爱;若两人发生争执,他也会写信向卡伦道歉。詹森说,他把几星期前答应要给我的画放在家里的衣橱里,并请我转告卡伦,让她把画带过来。詹森太害羞,不好意思亲自交给我。“我准备好了,”詹森说,“可是我感觉不太好。”他在发抖,咬嘴唇,双手无意识地动来动去。看得出来,他正试着勇敢以对。“别担心,詹森,不会有事的。卡伦和我已经合作过好几次了。”我不确定他是否放心了些,也许我该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再告诉我一次,你如何诞生?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詹森想了想,然后条理分明地回答我的问题。“卡伦喜欢‘看’,却无法‘欣赏’。我们在殡仪馆受虐的房间是灰色的,啤酒窖也是灰色的,所以我诞生的目的是为了将颜色带进我们的生活,教卡伦欣赏美丽的事物。我帮她做美术作业,参赛,然后在青少年夏令营教小孩子画画。高中时,社团表演的剧本是我写的、舞台布景也是我画的。”詹森停下来,欲言又止。“怎么了?”我问,“还有别的话想说吗?”“嗯……”詹森犹豫着。“没关系的。”“嗯,这事是从卡伦母亲拿烫发夹烫她开始的。烫伤在卡伦的脖子上留下伤疤,结果她父亲认为那是吻痕。我不知道吻痕是什么,但父亲因此狠狠揍了她一顿。从那时候起,只要卡伦身上有淤青,我就会用衣服或化妆品帮她掩盖。我以为我是在保护她……”詹森频频颤抖。显然他隐约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掩盖她身上的伤,不让人看见,反倒让能够帮忙的人也看不见她受虐的伤痕,”我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知道了,”詹森的泪水即将溃堤,“我只是想帮她!”“你确实是想帮她啊,詹森。不过,我打心底认为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不管你怎么帮她,她父亲都会找方法伤害她。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伤害她。”“你真的这么想?”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点头,詹森叹口气,放松下来。“我好担心是我害她受伤的。”“融合后,你的体贴和美术天分一定能为卡伦带来很大的帮助。”詹森想了一会儿,问我:“卡伦会介意我是黑人吗?”我很惊讶他会这么问,但我立刻回答:“不会。我确信她不会介意的。”这时我突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是黑人?”“她父亲对深色人种有偏见。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是为了教她色彩才诞生的。”是啊,那还用说。有时候我真是个猪脑袋。我们开始融合的例行程序。当詹森进入卡伦的小房间,为了缓和气氛,他朝卡伦吐舌头、咧嘴微笑着。卡伦描述詹森的模样:黑人,一头卷而纠结的黑发,约4.5英尺高;她以为他的个头会再高一点。他主动跟卡伦说话,为遮盖伤疤的事向她道歉,并请她转告“他会想念我”,但我知道他永远都在。此外,詹森要我记得告诉卡伦藏画的地方。他在发抖,她说,两只手紧紧攀住她的双臂。他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他爬上她的膝盖,准备融入。卡伦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意外地说整个过程比她原本预期的快多了。他已经融入,她可以感觉到他。她脸庞涨红,转为深红色;她感觉到他的焦虑,抱怨光线和噪音。她说她感觉有些悲凉。“因为他经常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我便这样告诉她。之后我说,詹森把画摆在她的衣橱里。1997年11月16日与詹森融合1997年11月12日,礼拜三,我和詹森融合。这次融合跟以前不太一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融入我了。融合后,我并未立刻感受到异状;然而到了晚上,我突然被大量的记忆与感觉淹没。我在那些灰色房间受罚或受虐时,他会出来,将灰色变成彩虹般的缤纷色彩,让我无心顾及肉体的伤害。现在,詹森融入我两天之后,那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霎时有了颜色。过去我完全不曾意识到詹森的力量。除了画画以及将艺术带进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何存在。现在我终于了解,詹森之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詹森是我身上唯一的黑人人格。他之所以生为黑人,乃是因为我父亲对黑人有很深的偏见。他的出现使我慢慢懂得欣赏各个民族、人种,他给我正确的观点,让我不至于跟父亲一样偏颇。詹森熟读他的种族的历史,并且选了18世纪某奴隶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因为詹森给我的知识,我对各种族的历史与冲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尤其对埃及人,还有他们创造文化的方式特别感兴趣。詹森能使左手,右手也很灵活。他可以同时用两只手写字。詹森也让我的孩子接触艺术,他陪他们剪剪贴贴、涂涂抹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安排艺术培养计划;我儿子还不满一岁时,他把巧克力布丁倒在手工纸上,开启詹姆斯的创作生涯。詹森喜欢乱涂乱画,我们经常因此惹上麻烦。他在某次宗教课的涂鸦把我吓坏了,多年后仍余悸犹存。现在我发现他为你再画了一次,令我相当困扰。我不明白。难不成这幅画是在预告未来?它究竟有什么含义?我不懂他为何重绘这幅场景。这幅画潜藏的邪恶令我害怕。我想撕了它扔掉,但某件事阻止了我的行动。我想起他第一次画这幅画的场景,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我读6年级,坐在第2排。修女对我们讲道,说我们全是罪人;由于我不懂自己何以是罪人,因此詹森替我出来画了这幅耶稣受难图:画中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刺穿掌心;有个女孩(我猜那是我)正在喝滴落的血,魔鬼的阴影潜伏在女孩身后,伺机夺取她的灵魂。我想詹森肯定是太着迷于他的作品了,他没看见修女正朝他走来。她抽走他的画一看,吓坏了。詹森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他十分害怕,于是迈尔斯出来帮忙。修女拿圣水往我们头上浇,拼命摇我们的身体,摇到我们快要昏过去变成植物人。当时,我们仍握着画画的铅笔,后面的男生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用力踹我们的手,但他不知道铅笔的笔尖正对我们的手掌心;于是笔尖刺进掌心,流出的血凝聚在掌中央,形成小小血洼。我请求修女让我去洗手间。结果她一看见我的手就开始尖叫,说我是恶魔撒旦之子。之后我爸妈被叫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处罚,理由是“我让家人彻底蒙羞”。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看见越来越多不曾知其存在的美丽事物。与詹森融合后,我会注意每样东西的每个细节。然而,此次融合最糟糕的部分是“孤独”。我好怀念大家一起参与的内在会议。虽然我从未真正听见他们的讨论内容,但是,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仍令我感到安慰。我很难过自己不再自我分离了。不再遗失时间的感觉好怪,尤其当我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对我来说真的好难。其他人究竟如何只靠一个人格生活?我不知道霍尔顿怎么了,可是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我不懂,假如他还在,我为何不能把时间给他?难道他拒绝再帮助我了吗?※※※※“你准备好完成最后融合了吗?”我问卡伦。詹森已逐渐融入,卡伦正在吸收他的记忆与感觉。“我很害怕,”卡伦说。她望着我,希望我能拉她一把。“现在我还有一个可以托付时间的对象,他是我的安全网。我觉得遗失时间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我继续保持沉默,让她与自我挣扎。“我完全不记得最初几个融合人格的事了,但家里仍不时出现一些我知道不是我造成的改变。”“虽然你的人格融合已趋近完成,”我说,“但有待整理的记忆和感觉还是很多,我想至少得再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整个合并过程。”“可是,万一真的发生很糟的事,我该怎么办?”她问道,微微提高音量。她终于得完全靠自己生活了。看得出来,这个即将成真的事实令她开始惊慌。“就算大部分的我都融合了,”她继续,“我还是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呀。以前我是秘书,我会打字,会速记——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前我有一整个内在家庭,我不需要别人。”她交叉双臂,抱在胸前,表情严肃。“霍尔顿已经好一阵子不出来活动了。他让我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她板起脸,不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到昨天才猛然惊觉,我的内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聊一聊吗?”她看着我,表情有些厌恶,但仍闭上眼睛接受例行的催眠程序。“以前的她不必承担任何后果,”霍尔顿说,“我已支撑这一大家子好多年了。”我总不免想到,他取名“霍尔顿”[3]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对自己的融合有何看法?”我问。“我必须融合,我知道,但我认为我有责任继续照顾她一阵子。我已经关闭她的心灵之屋了。”“你的意思是?”“所有房间都被封住,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而我呢,我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一分子。我一直都住在心灵之屋外头,负责保护他们。不过,我还没关闭卡伦的安全小窝。”“你需要她的小房间来完成融合吗?”“倒也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屋外进行。但是,最后我也必须关闭她的小窝。”“为什么?”“我怕卡伦会利用这里发展更多内在人格。”※※※※圣诞节假期的难关结束后(这回卡伦应付得比过去几年好多了),她终于把詹森的最后一幅画带来给我。她之所以迟迟不肯带来,我想应该是“詹森”害怕因此受罚所致。这是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多年前,詹森曾因相同主题遭修女惩罚;然而,詹森没有时间感,未曾察觉时空环境早已不同;因此对他而言,当时的处罚就像才刚发生一样,深刻且鲜明。在卡伦的印象中,多年前的那幅画比这一幅更怵目惊心。旧作中,她身后的黑影面积更大,而且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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