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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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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啪啪的视频及黄色网站话,不叫唤,不呻吟,连表情都没有。甚至连伊泽的存在都意识不到。是人类的话,不应该如此孤独。男人和女人两人单独待在壁橱里,却把另一方的存在忘个干净,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人是绝对孤独的,然而只有认识到了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绝对的孤独。岂有如此盲目、下意识、绝对的孤独?那是青虫的孤独,带着可悲的孤独之相,连一丝心的影子都找不到的、不堪入目的苦闷之相。轰炸结束了。伊泽抱起女人,平时女人哪怕被伊泽的一根手指碰到胸部都会有反应,这时却连肉欲都丧失了。伊泽抱着这具躯壳,无尽地,不断地坠落。只有黑暗,黑暗,无尽地坠落。那天轰炸刚结束,他出去散步,在坍塌的民居间看到了被炸飞的女人腿脚,肠子飞出来的女人肚子,被炸断的女人脖颈。三月十日那场大空袭的废墟还冒着硝烟,伊泽穿过硝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人类跟烤鸡肉串一样死得到处都是。死成一坨,跟烤鸡肉串没什么两样。不害怕,也就不觉得肮脏。也有些尸体跟狗挨着,同样被烤得焦黑。这完全就是枉死。然而就连对于这种枉死的悲痛和感慨都荡然无存了。这些人不是像狗一样死去,只是刚好跟狗,还有其他相同的某些东西一起,像一盘烤鸡肉串那样摆在那里而已。他们既不是狗,就连人类也算不上了。如果白痴女人被烧死,也就只是泥土做的人偶又归于大地而已吧。如果到了燃烧弹投向小镇的那一夜……伊泽想到这里,不禁注意到了自己的样子、自己的表情、自己的双眼了——自己竟能如此冷静地沉思。“我很冷静,我在等待空袭,很好。”他冷笑道。我只是单纯讨厌丑恶的东西。而且,只是烧死一具本来就没有灵魂的肉体而已。我没有杀这个女人。我是一个卑劣的、低俗的男人。我这点心胸都没有。不过,战争多半会杀了女人。我只要抓住战争的冷酷大手向女人头上伸去时的一点点影子即可。不关我事。多半也就是在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一瞬间,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解决掉了。于是伊泽极为冷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那是四月十五号。两天前,在十三号,东京遭到了第二次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山手一带遭毁,不过这些地方只是碰巧拿到了受灾证明而已。伊泽去琦玉购粮,在双肩背包里背了好些米回来。他刚到家,预警警报就同时响起来了。想想烧剩下的地区,谁都能猜到,下一场东京空袭多半就在这小镇附近了。这小镇的命运之日正在临近——快的话明天,慢的话要不了一个月。伊泽会这么考虑,是因为之前的空袭速度和编队夜间轰炸的准备时间间隔很短,应该差不多就是明天了。所以伊泽没想到当天就是那一天,所以伊泽才会出门购粮,虽说是购粮,也还有其他目的。伊泽上学时,跟这农户有些交情,他的主要目的是把两个旅行箱和双肩背包里的东西寄存在农户家。伊泽筋疲力尽了。反正逃难用的衣服就是防空服,他索性把双肩背包当枕头,直接倒在房间正中央。事实上,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地睁开眼,广播已经从四面八方如雷贯耳地响起,编队的前方已经逼近伊豆南端,并飞过了伊豆南端。与此同时,空袭警报响了。伊泽觉察到这小镇的末日终于来了。伊泽把白痴赶到壁橱里,拎着毛巾,咬着牙刷来到水井旁。因为伊泽几天前才弄到了狮王牙膏,很怀念忘却许久的那种牙膏渗透口腔的爽快感,所以一觉察到命运之日来临时,不知为何就想刷个牙,洗个脸。然而一开始他花了很长时间——其实只是他觉得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那管牙膏。事实上,那管牙膏只是从原本的位置稍微挪了挪地方而已。等他终于找到牙膏,这次又找不到肥皂了,这肥皂也是过去的芳香护肤皂。这肥皂也只是稍微挪了挪地方,他就又花了很长时间找,却也没有找到。唉!我慌什么呀!冷静,冷静。他不是头撞到架子上就是绊到桌子,因此他暂时中断了一切活动和思想,试图集中精神。然而身体本身却出于本能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行动着。等伊泽总算找到了肥皂来到水井旁时,裁缝夫妻正在往田边的防空壕里扔行李,那个长得超像家鸭的阁楼女儿则提着行李转来转去。伊泽庆幸自己好歹没有放弃寻找牙膏和肥皂的这份执拗,然后想着——这一夜的命运终究会如何呢?还没等伊泽擦完脸,高射炮就响了。伊泽抬起头,头顶上已经有十几束探照灯的灯光交错着,在伊泽的正上方晃来晃去,光线的正中央突然现出美军飞机的影子。紧接着一架,又一架。伊泽下意识往下方一看,车站那边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终于来了。事态一旦明了,伊泽也就放心了。他包着防空头巾,披着被子,站在屋檐下数了二十四架飞机。飞机忽然出现在光线的正中央,从众人的头顶飞过。只有高射炮疯了似的响,完全没有任何轰炸声。等伊泽数到第二十五架时,就开始响起货运列车从铁路桥上跑过时,那种咔嚓咔嚓的燃烧弹坠落的声音。然而声音似乎从伊泽头上掠了过去,集中到了后方的工厂地带。从屋檐下看不到,于是伊泽就走到猪圈前面往后方看,发现工厂地带已经是一片火海,惊人的是,从那些方才掠过头顶的飞机的相反方向也飞来一架架美军飞机,在后方一带施以轰炸。于是广播停了,天空被火红的浓烟盖住了,美军飞机的踪影和探照灯的光线全都从视野里消失了。除了北方的一角,四周都成了烈火的海洋,这烈火的海洋正在逐渐逼近。裁缝夫妻办事谨慎,平时就开始整理防空壕,好用来存放行李,还准备了糊缝的泥巴。于是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他们往防空壕里塞入行李,拿泥巴糊好缝,最后又在上面盖上了田里的泥土。“这火真凶猛呀。”裁缝店家一副旧时的灭火装束,抱着胳膊望着熊熊火舌。“这想灭也灭不了,我要逃啦。要是跑晚了在浓烟里迷了路,送了命可就不值当了。”裁缝店家已经往板车上堆好了成山的行李。“您跟我们一起把行李拉上来吧。”这时,一阵复杂到慌乱的恐怖感向伊泽袭来。他的身体几乎要跟裁缝店家一起滑下去,然而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却挣脱开他的身体,阻止他往下滑。同时他感觉从心中的某个角落传来了撕裂般的悲鸣。这瞬间的迟疑会害我送命!他几乎因为恐怖而淡定了,他又再次扼制住了身体自然而然、摇摇晃晃的下滑。“我还要留一会儿,我是有工作的,我好歹是个艺人,得试着在生命的尽头来一场最后的交易,看能不能有机会在这尽头正视自己。我想逃,但我不能逃。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们逃吧。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这一番话都是在说伊泽自己这条命。快,快!这一声声不是在催裁缝店家,而是让他自己赶紧逃跑。他想要逃离这里,得等到附近的所有人都走了才行。要不然,白痴就会被别人看到。“那您保重!”板车一拉上来,裁缝店家也慌了。板车在胡同四处东磕西碰地走远了。裁缝家是这条胡同里最后一批逃难的人。不曾休止,毫无高低,哗哗的诡异声音始终在持续着,就像怒涛在无尽洗刷巨岩的声音,就像无数轰击屋顶的高射炮的碎片无尽下落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只是府道上一群避难民众的脚步声。高射炮的声响已经乱了节奏,在脚步声中包含着一种奇幻的生命色彩。世上没人能判断出这阵无尽的、没有高低也无从休止的奇怪声音是脚步声吧。天地间充斥着无数的声响。美军飞机的轰炸声、高射炮声、下落声、爆炸声、脚步声、敲击屋顶的弹片声。然而在这血红的天地中,只有伊泽附近这几十米单独脱离出来,形成了一小块黑暗的空间,静寂无声。异样而厚重的寂静和疯狂而浓重的孤独将四周裹得严严实实。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为什么要等?又是谁在命令自己?为什么非遵守不可呢?伊泽就快发疯了。突然,伊泽挣扎着,哭喊着,盲目地跑了起来。这时,那在伊泽耳中回荡的下落声从他头顶正上方落了下来。伊泽忘我地卧倒,声音却突然从头上消失了,寂静再次降临四周,静得就像假的一样。哎呀呀,吓唬人的。伊泽慢慢爬起来,掸掉胸前和膝盖上的土,抬起头,发现疯子的家正冒着火。什么呀,炮弹还是砸下来了嘛。他冷静得不可思议。回过神来,左右的屋子,还有眼前的公寓都燃起了火。伊泽飞奔回家,一把掀开壁橱门——其实壁橱门已经散架了,砰地倒在了地上——抱起白痴女人,披上被子就往外跑。这之后有一分钟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快到小巷出口的时候,声响又冲着他们的头顶落了下来。他们趴下后再爬起来,发现小巷出口的香烟店也起了火,火从对面屋子的佛坛中喷了出来,跑出小巷再回头,裁缝店也烧了起来,看来伊泽的小屋多半也烧起来了。四周彻底成了一片火海,府道上也看不见几个避难的人,只有火星在四周疯狂飞舞交错着。这下完了,伊泽想。来到十字路上,就开始拥挤不堪了。所有的人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因为那个方向离火舌最远。那里已经不是路了,而是一条由人类和行李的悲鸣交织而成的河流。你推我挤、你冲我踩地向前涌着,等下落声逼到了头顶上,河流就一下子趴在地上,不可思议地完全静止了。只有好几个男的踩在河流上跑过去,然而河流里有一大半人都带着行李和老弱妇孺,彼此呼唤,站定,想往回返,却被阻挡,被撞飞。于是火舌马上就逼到了道路的左右两侧,来到了狭窄的十字路上。整条河流涌向离火舌最远的方向,然而伊泽知道,那边没有空地也没有田地,一旦被下一批美军飞机的燃烧弹断了去路,就只有死路一条。伊泽知道,虽然另一条路两边的房屋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但过了那里就有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上走个几百米就能到达一片麦田。因为没有一个人往那条路走,所以伊泽也有些下不定决心,但伊泽下意识一看,发现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有一个男人正在往烈火上泼水。说是往烈火上泼水,样子却毫无英勇可言,只是提着水桶而已,偶尔泼泼水,恍惚地站着,走着,动作蠢笨奇怪。苦于解释男人心理的一种痴傻的样子。伊泽想,总之有一个人还能站在那里,没被烧死,我就该试试运气。运气。没错,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运气了。十字路上有条排水沟,伊泽把被子浸在了排水沟里。伊泽跟女人搭着肩膀,披着被子,诀别了人群的河流。才冲着烈火狂舞的道路迈出一步,女人就发自本能地站住了,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像是要被扯回到人流涌动的那个方向。“笨蛋!”伊泽用尽全力攥紧了女人的手,把女人跌跌撞撞地拉到路上,抱紧了女人的肩膀,把女人的身体埋到自己的怀里,轻声说道:“去那边只能送死。”“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样两个人一起死。别怕。抱紧我。忘了火,忘了炸弹。我们两个人这辈子啊,一直都在走这条路。你只要死死盯着前方的路,抓紧我的肩膀就好。明白吧。”女人用力点了点头。这头点得很稚拙,伊泽却感动得快要发疯了。天呀,在那几段无限漫长而恐怖的时光里,在日日夜夜的轰炸下,女人第一次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绝无仅有的回答。这份怜爱使得伊泽热血上涌。他现在抱紧的才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现在抱紧的这个人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两人奔跑着穿过烈火。等两人从一团团热浪下脱身而出时,虽然道路两侧还是一片燃烧着的火海,但房梁被烧塌后,火势就弱了,热浪也变小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排水沟。伊泽用水把女人从肩到脚泼湿,再一次把被子浸在水里,重新披在身上。道路上散落着被烧焦的行李和被褥,死了两个人,看样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一对男女。两人再次搭着肩膀,奔跑在火海中。他们终于来到了小溪边上。然而小溪两侧的工厂吐着熊熊烈焰,疯狂地燃烧着,两人在此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也不能就此止步,伊泽下意识望去,发现小溪中架着梯子,于是就让女人披上被子,爬下梯子,自己则一下子跳了下去。之前诀别的人们正三三五五地走在小溪中,女人时不时会出于本能把身体浸在水里。虽说即便是狗,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这么干,但伊泽却出于新鲜感而睁大眼睛,一个崭新的、可爱的女人诞生了,他贪婪地看着女人浸湿身体的样子。小溪从火海中流出,开始在黑暗的怀抱中流淌。虽然天空满是火光,不可能存在真的黑暗,但伊泽却因为能活着再次见到黑暗而感到没来由的疲惫和无止境的空虚,表现出一副精神涣散的样子。伊泽心底微微松了口气,但不知怎的,又觉得这一行为有些小家子气,有些荒唐。一切都变得荒唐了。往上游走去,是一片麦田。麦田三面山丘环绕,有三万多平方米,正中央是一条从山丘中穿过的国道。山丘上的住宅烧着了,麦田边上的澡堂、工厂、寺院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建筑都烧着了,火焰有白、红、橙、蓝,颜色和浓淡各不相同。忽然吹起了风,风声咆哮,从整片天空滴下了细微如雾般的水滴。人群还在国道上蜿蜒流动着。有几百人在麦田休息,跟国道上蜿蜒的人群一比,这点人数根本不值一提。走过麦田后,是一座长着杂木林的小山丘。山丘上的林子里几乎没有人。两人就在树林间把被子一铺,躺下了。从山丘往下望去,能看见下面田边有一户农家烧着了,几个人在泼水救火。房子背后有一口井,一个男人正在用泵吱吱呀呀汲水喝。忽然间,有二十来人,男女老少都有,从田地的四面八方冲着这口井就去了,他们拿泵吱吱呀呀汲水,轮流喝水,然后把手凑近快要烧塌的房子,围成一圈用火取暖,躲开崩塌下来的火球,把脸从浓烟处别开,聊着天。没有一个人去帮忙救火。“我困了。”女人说道。什么我累啦,我脚疼,我眼睛也疼,每念叨的三句话中就有一句我想睡觉。“睡吧。”伊泽把女人包在被子里,点了支烟。不知吸到第几支烟时,远方传来了解除警戒的声音,几名巡警在田间走着,告知人们解除警戒的消息。他们的声音同样嘶哑,不像是人的声音。蒲田警察局辖区内的人奔走相告,说矢口国民学校还没烧干净,让大家都过去。人们从田垄上站起身,下到了国道上。国道上又涌起了人流。然而,伊泽没有动。巡警也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怎么了,受伤了?”“没有,累了,在睡觉。”“你知道矢口国民学校吧?”“嗯,我们休息一下就过去。”“勇敢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巡警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巡警消失了踪影,杂木林里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虽说只剩下了两个人,但女人不过是一坨肉块而已。女人睡得很沉。所有的人现在都走在废墟的浓烟中。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园。大家都在走着,甚至没想到要睡觉。现在能睡着的,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不会再苏醒,而这个女人不久后就会苏醒,随着苏醒,这坨沉睡的肉块上也不可能增添任何东西。虽然很轻,但女人发出了至今伊泽未曾听过的鼾声。这鼾声像是猪的叫声。这女人本身就是头猪,伊泽想。随后他下意识捡起了小时候细小的回忆碎片。一个孩子王命令十几个小孩追小猪崽,追上了,孩子王就用折叠刀切几块猪屁股的肉下来。猪既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发出特别的叫声,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肉被切掉了似的,只顾四处逃命。伊泽想着美军登陆了,重型炮弹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混凝土建造的大厦被炸飞,美军飞机从头顶俯冲下来,自己和女人在美军飞机的机枪扫射下,在尘土和崩塌的大厦和窟窿间连滚带爬地逃命。在坍塌的大厦背后,女人被一个男人摁着,男人把女人按倒在地上,沉浸在肉体的行为之中,同时吃着从女人屁股上撕扯下来的肉。女人屁股上的肉越来越少,但女人脑子里只有肉欲而已。黎明将近,天开始冷了,尽管伊泽披着冬天的外套,也穿了毛衣,但还是难耐寒气。下方麦田周围仍是烈火燃就的荒原。伊泽想去那边取个暖,又怕女人醒来麻烦,就没能行动。不知为何,伊泽觉得难以忍受女人的苏醒。伊泽也有想过趁着女人熟睡,把女人丢在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

                      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男女啪啪的视频及黄色网站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做个好人吧。只消看着我好了。我已经十七天没合眼了。”“去床上行吗?”“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吧。没人看着,我就不想睡。”“在地上?”可是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像个孩子。吉姬站起身,四下张望着厨房,慢慢地吞咽着蛋糕。至少此时此刻这儿没有死人。灵柩车的响声变低了,然后便滑走了。这座贪官豪宅的每一英寸道出的都是恐惧而不是成就。房子的外形活生生像个弹头,曲线在北端聚成一点,那里原先安排的是客厅和餐室。那个贪官大概相信他的追踪者会从北边来,因为一层客厅和餐室的所有窗户都排列得很紧凑,如同瞭望孔。南端的两个房间带有他的设计痕迹:一个超大的厨房和一间供他做富人游戏的房间。从两间屋子都看不到什么室外的景色,但宅邸的两个进口有一个开在厨房。一条游廊从北端绕过弹头的尖端,沿着外墙一直延伸,经主要入口,直抵弹头平直的底部——南端的开放部分。除去几间卧室之外,人们在宅子里看不到日出,也没有观赏日落的最佳点。因此,光线总是会误导人。那人准是预计在他的堡垒里会有很多聚众狂欢的时间:八间卧室,两大间浴室,一间和整个底层面积相同的地下贮藏室。他想让他的客人们尽情享乐,连住多日也不想离开。他在款待客人方面下的功夫和他本人一样既无才智又无情趣——主要靠饮食、纵欲和玩闹。经过两年遮遮掩掩的修建,在他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的警官逮捕之前,总算召集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在出席他这次空前绝后的聚会的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后来参与逮捕他的行动的执法官。当这座豪宅以出售的方式捐赠给教会时,四位任教习的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一丝不苟地取消了反映他兴致的明显装置,却无法掩盖他的恐惧心理。那封闭式的易守难攻的“后部”,那突出的用来瞭望的“尖端”,那由什么妖魔雕像(那个妖魔造型被修女们当即搬走了)残存的爪子护卫的入口门洞。一扇快要散架的厨房门是留下的唯一容易坏损的遗存。吉姬把有限的食物尽量填满肚子之后,便在宅邸中溜达,此时,那醉酒的女人仍然躺在地板上沉睡。吉姬立刻看出了那些改动:餐室变成了教室;客厅变成了祈祷室;游戏室变成了办公室——还有台球和球棍,但没有了球台。随后她发现了修女们尚未完成的变更痕迹。从过道天花板垂下的枝状大烛台都是裸女造型,缠在藤上的发卷原本是贴到脸上的,已经被除去了。前厅里一层层的绘画中剥落出给可爱小婴儿喂奶的画面。乳头状的门把手。堆在壁橱里的印刷画中,穿着旧时衣服的流浪汉们半裸着,一边喝酒,一边互相逗闹。地下室楼梯下有几尊裸体雕像,其中的一两尊是维纳斯。她甚至还找到了从水池和龙头上拆下来的黄铜制男性生殖器造型,这些东西被扔到了一个盛木屑的箱子里。看来,修女们尽管对那些金属件的露骨很反感,但对其材料还是珍惜的。吉姬摆弄着那些物件,按照设计,转动睾丸便会从阴茎中流出水来。她吸了最后一口大麻烟卷,便把烟头放在游戏室里一个雪花石膏制的阴道里。她想象着,男人们大概挺高兴在这种样式的烟灰缸里掸雪茄,或许把雪茄放在上面,不用看也知道,那燃着的烟头产生的烟灰会慢慢形成一个精巧的形状。她避开那些卧室,因为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死人的,但是当她使用其中一个卫生间时,却看到如厕的行为总会在某一面镜子中映现出来。这些牢固地嵌进墙砖的镜子,大多已被涂上了油漆。低下头去验看撑着浴缸的美人鱼形的支脚,她注意到由地砖围着的一块厚木板上装着把手。她能够伸手够到并且抬起那把手,却推不动厚木板。她突然又感到饥饿难忍,便返回厨房吃东西,并且照那女人要求的去做:做个好人,看着她睡觉——因为那女人如同一个古代因药力产生幻觉的人那样生怕独自醒来。她吃完了通心粉、一些火腿和另一块蛋糕,这时地板上睡着的那女人动了动,坐起了身子。她用双手捧着脸待了一会儿,然后才揉起眼睛来。“感觉好些了吗?”吉姬问她。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了墨镜,戴上。“没有。不过总算歇了一会儿。”“唉,那就是好些了。”那女人站起来。“我想是吧。谢谢你——谢谢你待在这儿。”“没什么。宿醉是挺难受的。我叫吉姬。谁死了?”“一个爱的人。”那女人说,“我有两个,她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噢,对不起,”吉姬说,“他把她运到哪儿去?就是灵柩车里的那个人。”“远着哪。到一个为她命名的湖那儿去。棒极了。是她要这样的。”“这儿还住着谁?这么些吃的东西不是你做的吧,嗯?”那女人在一个深平底锅中放上水,摇摇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吉姬吉姬吉姬吉姬吉姬。这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妈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她吗?她给我起了她自己的名字。”(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那是……”“格蕾丝。”“格蕾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吗?”没有。根本没有。若是曾经有一天早晨,仁慈和好运逃之夭夭,优雅(格蕾丝原文为Grace,意为“优雅”。)本身可能还得保持。然而优雅又从何而来,来得有多快呢?在察觉到和随之跟过去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空间,优雅到底能不能够溜过去呢?是那个把胸部像浅盘里两个烤蛋糕一样献上的沮丧女人,把那男孩眼中的兴奋劲全部吸引过去了。吉姬看着他想尽量不去凝视,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他说他名叫K.D.,说话时一个劲儿欣赏她的脸蛋和胸口衣服的开口处。对方这种劲头是她所期待的,此时在心中浮现并激起快乐——通常都是如此。但她想起一小时之前醒来时看到的那幅画,当即就了无情绪了。吉姬不愿睡在刚刚死过人的二楼,便在由游戏室改装成的办公室里挑了一张皮沙发。由于没有窗户,又指望不上不再有的电灯光,这间屋子倒有利于长时间地沉睡。她一上午都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午后,可屋里仍然昏暗,比她入睡时也亮不了多少。在她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蚀刻版画,前一天她在宅子里四处巡视时竟然没有看到。此刻,借着从过道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那幅画隐隐约约地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满脸颓丧的表情,一双眼睛透出乞求的神色,伸出的双臂捧着一只浅盘,那是她奉给一位爵爷的贡品。吉姬踮着脚尖走过去,凑近细看那个面孔上似乎写着“我放弃了”的女人是何许人。在镀金画框的一个小嵌板上镌着“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字样。吉姬笑了——铜制的男性生殖器在箱子里,奶头样的布丁却暴露在盘子里——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因此,当她前一天在镇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把汽车停在厨房门附近并按响喇叭时,她对他的兴趣已经到了厌烦的边缘了。她站在门洞里,边吃涂了果酱的面包,边听他说话,并看着他眼中的斗争。他的笑容很可爱,嗓音也很动人。“我在这一带开着车子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儿。我想你或许还没走。”“谁告诉你的?”“一个朋友。呃,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指的是那个开灵柩车的人?”“噢,唔。说你改了主意,不去火车站了。”“这地方消息传得倒挺快的,尽管别的事都慢慢腾腾。”“我们可以随便走走。想乘车兜兜风吗?你想多快就能多快。”吉姬舔掉拇指和食指上的果酱。她向左边的菜圃看过去,觉得瞅见了远处有金属闪烁,或许是一面镜子的反光,又像是州警的墨镜。“给我一分钟,”她说,“我要换件衣服。”在游戏室里,她穿上了一条黄色的裙子,上身是一件深红色的衬衣。然后她查了一下她的占星表,把她的东西(和几件纪念品)塞进背包,上车后把包扔到后座上。“嗨,”K.D.说,“我们只是兜一小圈。”“好吧,”她答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他们在蓝天下行驶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吉姬乘火车或长途汽车时并没有好好观赏过风景。在她看来,外面没什么风景可言。不过坐在英帕拉车里高速行驶,更像是乘DC-10飞机巡航,除去天空再无其他——不可忽视的、专门定制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天空。也说不上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呼吸,而且所有的眼神都意味深长。“这裙子是我见过最短的。”他又绽出了那可爱的笑容。“迷你的,”吉姬说,“在现实世界里,叫作迷你裙。”“穿这种裙子,是不是招人盯着你?”“盯着。开着车追好几英里。造成撞车事故。说话犯傻。”“你一定喜欢这样。想想也是,穿这种短裙的目的就是如此嘛。”“你介绍你的衣服,我会介绍我的。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那条裤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听着,你要是想抬杠,就把我拉回去。”“不。不,我不想抬杠,我只想……兜风。”“是吗?开多快?”“告诉过你了,尽我所能。”“开多久?”“你想多久就多久。”“多远?”“一路。”米基说,沙漠中那对情侣挺狂热。他说,你从任何角度看去,他们都背衬着天,动啊,动啊。吉姬想,骗子,不是这片天。这里的天比什么都大,包括一个用托盘盛着她乳房的妇女。玛维斯把车驶进靠近厨房的车道时,刹车踩得太猛,她的包从座位上滑落到了仪表盘下面。坐在园中红椅上的人是全裸的。她看不到那人被帽子遮住的脸,不过知道没戴墨镜。她离开刚刚一个月,后面的三个星期都等不及要回来了。她自忖,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母亲。是康妮。在刹车的吱吱声中,阳光中的人动也不动。只是在她关上凯迪拉克的车门时,那人才坐直身子,把帽子向后一推。玛维斯叫着“康妮!康妮?”,匆匆跑向园子边缘。“你到底是谁?康妮在哪儿?”那赤裸的女孩打了个哈欠,捋了下刘海。“玛维斯?”她问。玛维斯知道人家认识她,至少还跟她说了话,心里松了口气,便压低声音说:“你这副模样在这外面干吗?康妮到哪儿去了?”“什么模样?她在屋里。”“你没穿衣服!”“是啊。那又怎样?你想抽烟吗?”“她们知道吗?”玛维斯的目光瞥向房子。“女士,”吉姬说,“你是在看以前从没见过或你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你是个穿衣癖或什么?”“你来啦。”康妮朝玛维斯大张着手臂走下台阶,“我想念你。”她们拥抱着,玛维斯听到了那女人抵着自己胸口的心跳。“她是谁,康妮?她的衣服呢?”“噢,那是小格蕾丝。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的。”“去世了?什么时候?”“到今天已经七天了。七天。”“可我带来了东西。全都在车里呢。”“没用了。反正对她是没用了。我的心都碎了,如今你回来了,我有些想做饭了。”“你们一直没吃东西?”玛维斯向吉姬冷冷地扫了一眼。“吃过一点。葬礼食品。不过现在我要做些新鲜饭菜了。”“东西有的是,”吉姬说,“我们简直碰都没碰——”“你把衣服穿上!”“你亲亲我的屁股!”“去穿吧,格蕾丝,”康妮说,“去,像个好姑娘的样子。你穿上衣服,我们照样喜欢你。”“她听说过日光浴吗?”“现在快去。”吉姬走时,轮换着两颊让玛维斯亲吻,十分夸张。“她是从什么石头底下爬出来的?”玛维斯问道。“嘘,”康妮说,“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她的。”玛维斯心想,没门儿。根本没门儿。母亲走了,但康妮还好。我在这儿快三年了,这栋房子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不是她。她们除去没有互相打耳光,什么都做了,最后连耳光也打了。而推迟这一不可避免事情发生的是被遗弃的爱,以及一个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的少女敲纱门。“你们得帮帮我,”她说,“非帮不可。我被人强奸了,何况现在都快到八月份了。”只有一部分话是真的。西尼卡有什么东西在玻璃窗上抓抚。又是一声。多薇转过身来俯卧着,每次听到那声响都不肯向窗外看。那不是他。他从不在夜间回来。她故意让脑子去想日常琐事。明天做什么晚饭呢?摘园子里的豌豆没什么意思。用罐头装的就可以了。斯图亚特的嘴里没有一颗味蕾能够分辨出差别来。他的腮帮子里填了二十年的“蓝孩”,先是让他的口味狭窄到只喜欢吃辛辣的,后来干脆一味只吃胡椒了。他们结婚时,多薇就确信自己的烹调手艺满足不了丈夫,人们都知道他比他的双胞胎兄弟迪克挑剔多了。哥俩打仗回来之后,就想吃南方的家乡饭,三年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夸大了猪油使饼干变得比雪还白的可能性和玉米粥中酸涩的奶酪所起的作用。他们退伍回家之后,迪克嘬着猪骨髓,或嘎吱嘎吱地咬碎鸡骨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可是斯图亚特却记得一切都不一样。难道丁香料不该浸到肉里面,而不只是蘸在外面吗?至于炸鸡块——不该放点儿维达利亚或西班牙洋葱吗?出嫁那天,多薇面朝花卉图案墙纸、背对窗户站着,这样她姐姐索恩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多薇提着她衬裙的褶边,索恩则拽着缝口。衣裙轻微摆动,使得她的腿后直发痒,但她坚持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无论在黑文还是全世界都没有长筒丝袜,但结婚时光着腿显然是对上帝和仪式的大不敬。“我估计他在餐桌边不会满意的。”多薇对她姐姐说。“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他总是夸奖我的烹饪手艺,但随后就建议下次该怎么改进。”“别动,多薇。”“迪克不这么对你吧,嗯?”“不这样。他的挑剔在别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担心。只要他在床上满意,饭菜就算不了什么了。”接着她们哈哈大笑起来,索恩不得不把缝口重新弄一遍。如今,一九四九年时隐现的难处已经被烟草解决了。她用的是园中新鲜的豌豆还是罐头装的豌豆已经没有关系了。女修道院的胡椒辣得像地狱之火,成了她做菜不可缺少的调料。种植豌豆的麻烦也就不存在了。在罐头装的豌豆中加一茶匙白糖和一块黄油就挺不错的,因为他在菜上撒的紫黑色胡椒把清淡的口味一扫而光了。晚熟的南瓜就是一例。这些天的夜里,每当多薇·摩根想到她丈夫,想起的几乎总是和他失去的东西相关。他的口味是她惦记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与他(以及所有鲁比人)的看法相反,斯图亚特获得的越多,损失的也就越明显。斯图亚特于一九五八年以最高价出售牛群,而在全州教堂文书的竞选中失败,原因是他公开蔑视在俄克拉荷马城中药房里静坐示威的学生。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充满憎恨的信给那些组织学生的妇女。他的立场并未使她吃惊,因为早在十年前他就叫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此前曾任总检察长。)为“具有煽动性的黑人”,为的是后者在诺曼处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种族隔离投诉一事。一九六二年,牧场上钻天然气井达一万英尺,他的腰包由此填满,他们的土地却缩小成一个玩具牧场,而他也损失了作为美景的树木。他过早地谢顶,味蕾也不那么灵敏了。小损失终于造成大难:一九六四年他四十岁的时候,仙女的诅咒成真,夫妻俩获知他们都不会有孩子了。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在马斯科吉的房地产交易中“发财”了,多薇也不必奇怪他现在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损失,因为他已经在有关大炉灶灶口上所写词句的争斗上输给了米斯纳牧师一场。多薇心想,一场争论部分由一些小人物的谈论推动:每家屋门后面调皮或惹麻烦的年轻人。阿涅特从学校回家后不肯下床。哈珀·朱里家的男孩米努斯自越南回来后每个周末都喝得醉醺醺。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不见踪影。杰夫的妻子斯维蒂为没人开的玩笑笑了又笑。K.D.和住在女修道院的那姑娘一起厮混。更不消说其余一些人的顶嘴、板脸和公然挑衅了——他们想把大炉灶命名为“如此这般的地方”,并已经确定上面原先的词句是什么,惹得斯图亚特和迪克勃然大怒。多薇曾经和她姐姐(也是妯娌)谈过这事,也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安娜·弗拉德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男女啪啪的视频及黄色网站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阳下,各类宣传纸片杂乱地团缩在信箱中,混淆的颜色像似一堆病入膏肓的五脏六腑。抄出这些令人作呕的垃圾,我机械地将它们丢进了垃圾袋子。随着手中的扫荡,一个淡青色信封渐渐地自底部浮现了出来,那上面没有回邮地址,除去打印的地址外,右下角用黑色水笔有力地划了一个“T”字形。不用打开信封我就可以猜到那是什么。自三十岁生日那天起,每月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件,这一年多来从未间断,即便期间我搬过两次家。里面是一张四折的黄色纸片,上面布满了黑白圆圈和直线组成的图形,起初因好奇而查询请教多次,却如何也找不出它的由来,奥妙如河图洛书,粗浅如连笔涂鸦都与之无关。猜不透的谜不如让它永远沉睡,答案未必总是对人的奖励,正如我一贯的处理方式,它也逃脱不了宣传纸片的命运。拿起信封,入手间稍显沉重的感觉预示了与往日的不同,撕开信口倒了一下,一片轻薄精致的铜镜落在了手掌之间。“这回又搞什么鬼?”嘟囔间将手中的袋子丢入垃圾口,略微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镜子。小巧的镜身仅有烟盒大小,镜面磨制得光鉴照人,可以媲美现代工艺,背部古朴的雕纹似乎在表明着它的年代。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总比那不知所云的纸片要好,至少它显得有些使用价值。“老公,你回来啦。”钥匙还在锁孔里尚未转动,晖儿已开门。“被你吓死,我想家里哪来这么漂亮的女贼?这么早回家,今天该不会是翘班了吧?”谈笑间把手中的镜子递给了晖儿。“去你的,本人可是一向记录优良的。”晖儿笑着锤了我一记,接过镜子看了看,诧异地问道,“你买这个干嘛?”“神秘信封里夹着的,你有用就拿着,反正样子挺好的。”我一边换鞋一边说道。“那封天书信啊?嗯,不过挺简约古朴的。”晖儿端详了一会放进口袋,招呼道,“可以吃饭了,今天烧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嗒……”一声轻响,显示器倏然暗去,耳畔传来一阵鸣响,分不清究竟是电路静电的作用还是熬夜造成的耳鸣。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我摁灭了手上的烟头,猫一般地自书房进入卧室。晖儿早已熟睡,轻细的鼻息声显得十分安详。小心地钻进被窝,温软的床垫带来一阵睡意,伴着依旧回荡的鸣响,意识渐渐地模糊……“嘟嘟……”周末的早晨,电话骤然响起,我放下手中的喷壶,走进客厅。“喂,S啊,呵呵,这么早起床啊?”晖儿早已先一步拿起了听筒,“啊,什么?你生病了啊?”倒了杯咖啡,按下免提键,我示意晖儿放下听筒。“郁闷啊~~我这么彪悍的人居然被病魔青睐了。”扬声器中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语声,我险些被口中的咖啡呛死,彪悍?病魔?拜托,有没有搞错啊?!“我说S大姐,您都遭遇病魔了,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彪悍的声音,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啊。”擦去口角溢出的咖啡,我调侃道。“去去去,我和你老婆说话,轮不到你插嘴。”S果然彪悍,几乎能感受到扬声器中传来的气浪,“偷听女孩子对话,你算什么大老爷们?!”“呃……”被S这么一抢白,我一下语塞了,晖儿白了一眼,回道:“S你别和他计较,我们下午过来看你吧?”“嗯,好的。听到没?王亦凡,这才叫素质,亏你还是什么高级白领,扯吧。嘟……”“唉,真服了你这位老同学兼闺中密友了。”我摇头苦笑道,“这哪像个女孩子啊?隔着电话都能把人吼倒了。”“你就知道和S拌嘴,也不知道你俩是不是上一世有仇,她可是我的死党,我不许你欺负她。”晖儿“凶狠”地挥了挥精致的拳头,再次确定了一下我在她们俩友情面前的地位。……出了轮渡站,拐个小弯,一头便扎进了一片老式公寓。据说这公寓是解放前英租界的遗留物,死板而呆滞的外部结构,加上阴沉的内部空间,仿佛一个阴森的中世纪教堂,令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S家住在公寓一楼的走廊尽头,刚想抬手去揿门铃,“吱扭”一声门开了,“呼……”地一阵穿堂风拂面而过,一张狰狞的人脸猛然浮现在面前,一口野猪般的獠牙在幽暗的廊灯下映出一丝诡异的光芒。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将晖儿拉在了身后。“哇哈哈,美杜莎造型效果实验成功。”那人竟揭下了整张脸皮,咧嘴笑道,“还好我没化个更浓的妆,不然你该叫了。”“S,你身体没事了吧。”晖儿在身后欢快地问道,眼前这么能折腾的丫头像个有事的人吗?“好像好点了。”S抹了抹脸上的妆,转身进门,“我去卸妆,你们俩进来随便坐吧。”“臭丫头,算你狠!”我嘀咕了一句,自诩一贯胆大,竟被她这么弄了个下马威还真的有些不服气。“又犯小孩子脾气了,S的脾气就这样,喜欢搞怪什么的。”晖儿低声劝着把我推进屋里。S的客厅十分简单,一个三人沙发,一张茶几,三个圆凳,一个电视柜,其余的就是满地的杂志和书籍。还没坐定,S风一般的从里屋冲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了我和晖儿之间,拉着晖儿的手闲聊起来,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卸妆的速度还真快,花那么大劲儿就为了那几秒钟的恐怖效果,实在服了她了。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S来。眼前这个长着丹凤眼,一脸英气的女孩就是晖儿的老同学兼闺中密友。S的大名叫公孙潇(不知道是不是她老爸武侠小说看多了),是个自由职业者,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照她的话说,自由是灵感的温床,所以她从不喜欢坐班的工作,于是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经过一年的辛苦倒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前年她买下了这套公寓房,说是给自己一个灵感的空间。不过,她一年最多在公寓里窝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时候都是飞在神州大地的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也算是乐得逍遥自在了。“咳,公孙潇女士,您叫我俩来应该是别有目的吧?”我不满地打断了身边叽叽喳喳的对话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都不象是一名被病魔青睐了的人,相反倒是彪悍有加了。”S猛地一转头,脸上被一蓬长发结结实实地抽了一下,面颊顿时一阵抽痛,刚想出声,猛地看到S呲着牙凶相毕露地怒视着我,敢情她卸了妆也够凶狠的,险些又被她吓着一回。“第一,以后你不要叫我的全名;第二,我还没老到被人叫作女士;第三,病魔有大有小……”S恨恨地声音突然停下了,换上了一付意味深长的笑容,“难道你是在吃我的醋?”“您没事吧?”一头的包直接从脑袋上“长”了出来,“我吃你哪门子干醋……”“亦凡,你就少说两句。”晖儿的眼神中带着些许请求的意味,见我不再言语便从包中拿出了一样东西,“S,这个镜子怎么样?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吧?”镜子?晖儿递给S的便是昨日信封中的那面古镜。死党就是死党,就算借花献佛也轮不到我这个老公的份儿,嗯?要那镜子干嘛?我暗自摇了摇头,真被S说中了,吃的还就是干醋。“哇噻!好货色!”S捧着镜子兴奋不已,“形状简洁,花纹古朴,那种光照下的流畅感~~”我冲晖儿摇了摇头,这明明是在欣赏镜子,怎么弄得跟评价复古法拉利似的?晖儿笑着比了个手势,示意我缓和下刚才和S的冲突。“咳……S,你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僵直的语调似乎有点做作,但也算对付了。“死不了,就是有点头晕,也就是昨晚上开始的吧。”S翻看着古镜,脸也不回地回道,看来本人实属白献殷勤。“你是不是着凉了?这两天估计赶设计稿又熬通宵了吧?”晖儿关切的问道。“可能是着凉了,前天晚上赶稿的时候,工作室的同事在门外叫我,开门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冷飕飕的,估计就是那会着凉的。”S琢磨着回答道,好像那根本不是她的行为。“你们那个工作室都是夜猫子,半夜跑到人家家叫门,也不怕吓死人。”本想趁机幸灾乐祸一下,直接遭来两位女士的一致白眼,于是赶紧转舵,“咳,不过你别熬得太晚,要注意身体啊。”S完全不理会我后半句的伪善,继续冲晖儿说道:“当时开着音乐,等听到声音应声开门的时候人早走了,估计是Linda那个小妮子吧,昨晚她还来电话说要来找我。”“还是陪你去看下医生吧?”晖儿看来十分担心。“省省吧。”S撇撇嘴,满是不爽的说道,“去医院那种鬼地方,等于叫我早点见阎王。”“小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半夜会有一种长着女人头的蛇爬出来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就会……”忽然想起了爷爷说的那个传说,可话还没说完,S的脸色一下如死人般苍白,我立即识趣地打住了话头。女人毕竟是女人,再彪悍也是会怕这类东西的,我暗想。介于方才的不良表现,两位女士公然将我晾在一边,叽叽喳喳地谈论起女性话题,渐渐地本人感觉身体开始“虚无”了。百无聊赖间,注意力转移到了桌上的古镜,自昨天粗略一眼之后就没仔细看过它,适才S的惊喜倒是引发了我几分兴趣。镜面并无新奇,照人的东西不光滑可鉴就太说不过去了,但那背面花纹的雕工却着实精湛,虽然图案古朴,可整个纹路间竟是毫无断隔,应该属于一气呵成的雕法。不过那图案的形状倒像是一些字体,由于房间的光线关系有些辨别不清。我索性将古镜拿在手中,凑向明亮处仔细望去。古镜的背面迎着光线泛出一阵青黄色的反光,耀的似乎有些过于刺目,条件反射地眨了眨眼,回神再看时离奇的发现镜体竟已透明了。我揉了下眼皮,疑似自己眼花,但眼前的景象再度证明了方才的事实。透过镜体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后的房间和物件,仿佛比直接的肉眼观察更清晰。奇妙的东西,兴奋间我无意识地将镜体移向S和晖儿,天!那是……过度的惊恐险些令古镜脱手而出。一条肥大的蛇形生物自腰间起盘卷在S的身上,蛇首部分搁放在她的肩部,背后看去像是一个人的头颅。浑身的寒毛不争气地纷纷“立正”,身体竟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了起来。或许是颤抖的感觉惊动了那个东西,搁放在S肩部的头颅猛然转了过来,我几乎窒息——那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眼前忽地不住眩晕,耳畔狂躁地传来了早已熟悉却无法习惯的鸣啸声,本能的反应促使我双手捂耳抱头低吼起来。晖儿和S发现异状连忙将我扶住,不住的呼唤和询问,但在眩晕与耳鸣的夹击下已无法牵动意识,恍惚间S的身上好端端地并没有什么怪物,而手中的古镜也已不知去向。呼啸的警报声传来,身下的震动仿佛是在高速移动,白色……晖儿焦急的面容……不知什么时候,半梦半醒间,我似乎听到了晖儿的声音。“亦凡他怎么……”“那家伙命硬,嫂子你别急……耳水穿刺我不是第一次……”意识渐渐失去,漫天的黑暗再度袭来。疼痛,一阵难以名状的痛感再度唤醒了我,眼前出现了一张长着四条眉毛的脸。古龙笔下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其实有两条是胡子,而在我面前却是如假包换的四条眉毛,原本好好的两条剑眉竟古怪地拧成了四条断眉。“别拿你小子那四条眉毛吓唬人。”我的声音听来飘忽的有些离奇。“切,活过来就数落人,早知道就在你耳朵上刺个乌龟了。”那张脸的主人闻言立刻开损,“中耳炎并发严重积水,不是我神针再世,恐怕你老兄就成贝多芬二世了。”这人名叫林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分配到市中医院,凭着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一手精湛的针灸技艺,很快就成为中医院有名的“神针”,晖儿一定是把我送进了中医院。“继续休息,睡你的大头觉,脑袋别动,我扎着针呢。”林岳此刻摆出一付主治医生的严肃模样,转身离去前又道,“这下你欠我一个人情,出院记得请吃饭,地方我定。”目送这家伙走出病房,那得意洋洋的背影令我哭笑不得,误交损友,这话一直是他挂在嘴边的,可怎么也觉得该我说才贴切。对了,晖儿在哪?S身上的怪物……又是一阵眩晕,意识再一次着魔般地消失在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眼前发亮?柔和的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目,透过闭合的眼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几次的努力之后,生涩的双眼开启了细微的缝隙,一个闪着青黄色光芒的方形物体出现在面前。这是什么?是梦吗?眼前的物体如此真实地悬浮在半空,转头回顾四周,单人病房中一片漆黑,安静无比,门上的观察窗里透来走廊那昏暗的灯光。缓缓地眨了几下,终于完全睁开了双眼,方形物依旧悬在离脸部不足二十公分的位置。“呼……”那物体霍然旋转起来,一条条黑色的东西扭动着自其间出现,那是什么?大脑间尚未作出完整的反应,那数条黑色的东西竟似有了生命一般,如蛇扭动起来,倏然扑来。“啊……”张口狂呼间,我发现自己的喉头完全发不出半点声响,双眼和头部也仿佛在瞬间被无形的力量所围困,只能惊恐地听凭那黑色的小蛇尽数钻入眼中。疼痛并没有如预期般到来,方形物体不停地旋转着,蜂拥的黑色小蛇不断地鱼贯而入,头部不住地传来阵阵酸胀。“扑”地轻响传来,黑色小蛇似乎已完全进入了我的大脑,那方形物体凭空消失了,阵阵眩晕胀痛在头部不停回荡,眼前又微微亮起了一片青绿色的光芒,我渐渐分辨出光芒中隐约的影像,那是一条硕大的蛇形生物,在蛇首的部分是一个人的头颅,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那是S身上的怪物!二、奇录“老公,很晚了,刚出院,你可要注意休息。”晖儿在身后温柔地抚着我的肩头。“嗯,也差不多了。”将思绪自沉沉中抽出,回头笑了笑,我关上电脑随着晖儿走出了书房。洗手池前,一蓬蓬冷水强烈地刺激着脑部的神经,身躯在那彻骨冰凉的洗礼下迅速紧绷,继而又疲惫地松弛下来。莫名的文字恍然自眼前闪过,伴随着噩梦般狰狞的脸再度袭击着虚弱的心智,我不禁干呕,酸涩的感觉顿时侵蚀开来。冷水继续发挥着某种治疗的作用,渐渐地身体恢复了平静。抹去满脸的水珠,洗漱镜内那苍白的面孔似乎正在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存在。走进卧室,晖儿关切的话语伴着轻柔的肩部按摩使感觉好了许多,但愿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错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本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因素。忽地,一种奇怪的感觉将我包围了起来,心中莫名地焦躁感牵动着身体微微开始发颤。“亦凡,你怎么了,身体抖得那么厉害?”就在晖儿惊异的问话间,我的双手竟开始无意识地抓合抽动。“不……不知道,好像心脏不舒服,心潮得厉害……”古怪的冲击促使我慌乱地回答着,不自觉地站立了起来,开始快步在房内走动。“你别吓我,怎么了?你……”晖儿的脸色骤然苍白,面前的情景也许突兀得让人难以承受。“不知道……我……纸笔,需要纸和笔……”大脑似乎分成了两半,前者有如旁观般地看待思考着现时发生的一切,后者则无端地制造着怪异的意识,而此刻控制着身体的却恰好是后者。“亦凡,给你纸笔。”晖儿颤声说着,递来一叠白纸和一支水笔,并扶我在桌前坐下。能相信这要求是出于正常的需要,这便是晖儿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即便连我自己都觉得现在的行为已近乎疯癫。手中的笔操戈似地在白纸上跃动开来,黑色的文字以从未见过的飘逸形态惊人地铺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页。平静的另一半大脑审视着这些文字,这古朴十足的字形断不可能出自一个现代人的手中,但文字间的含义却又简洁清楚,粗粗看去并未奥妙到如何的程度。晖儿在一旁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并没有干涉或出声打断,只是在纸张不够的时候适时地添上一些白纸。“啪”,随着一声轻响,手中的笔无力地掉落在桌上,右手已不能动弹,若不是酸胀麻木的感觉在神经系统中游弋,几乎无法确定那条瘫软的手臂是属于自己的。布满文字的白纸在晖儿的整理下有序地排在面前,茫然地和她对视了片刻之后,凑近了翻动起那些纸张来。纸上飘逸的字体是一种较为工整的行书,水笔的笔触竟有着毛笔的神韵。首页上赫然书写着六个大字“闻风拾水录”,像似书名一般的古怪名字让人不禁愕然,难道冥冥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说:“你铁面银牙,髯虬而熊虎威,他日当立功万里外,就像霍去病、班超那样!”毛文龙听后心中窃喜,少时读书学习,但却屡试不第,一日喟然叹道:“丈夫当取功名如拾草芥,怎年纪三十,困于科场!”从此投笔从戎。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辽东历练,当了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毛文龙侦得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屠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康熙的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而后毛文龙赶紧派陈忠杀至双山,阻止了后金军在当地的进一步屠杀,并将屠杀双山人民的后金军歼灭一部分,史称镇江大捷。镇江大捷是自从1618年努尔哈赤“七大恨”与明朝撕破脸以来,明军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国人终于意识到,后金也是可以战胜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御史、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拿下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如此胆略,真是难得,假如现在有三个毛文龙,那么努贼(努尔哈赤)就可被生擒,辽东就可收复了。”(《三朝辽事实录》)时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则评价道:“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清河、抚顺)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镇江大捷后,努尔哈赤派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退入朝鲜。朝鲜人延续了萨尔浒之战时的做法,朝鲜的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最终毛文龙还是取得了胜利,后金撤兵。此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基础,建立了东江抗金根据地。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熹宗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开镇东江。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从1621年起,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敌人后方,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女真人有被毛文龙派去的细作骗到家里杀死的,有一起喝酒时被毒死的,有被酒灌醉了之后杀死的。在后金境内设立的哨卡,晚上睡觉都不能点燃火堆,否则毛文龙派来的人看见火光后就会过去把后金士兵砍死。正因此,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在下达的一份命令中说:“驻各处之步兵马兵、哨卒,勿与汉人交往,勿去汉人之家。若与汉人交往,去汉人之家,则治以大罪。”(《满文老档》)毛文龙不断策动在辽东的汉人用各种武器杀死后金士兵,于是努尔哈赤命令彻底没收汉人的一切军械武器,并且严禁向汉人售卖军械武器。天启三年四月初六他下令说:“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有弓矢刀枪炮等军械,限于二十日内,送交各该管官。谕二十日隐匿不送者,被人首告,治以重罪。”(《满文老档》)毛文龙还常给后金将领写信,然后故意泄露,用反间计除掉敌手,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记载努尔哈赤大将阿骨就是这样被杀死的。在毛文龙不断派人打入后金内部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金州和旅顺,使得辽南重新回到大明怀抱。毛文龙的存在,导致后金都快崩溃了,辽民反抗几无休日,要以区区一个辽东,灾害连年不断之时,常年维持十万有战斗力的军队,谈何容易?据满族人自己的《满文老档》记载:当时国中大饥荒,一金斗粮食买到八两银子,人民有人吃人肉,那个时候国中银两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可供贸易的市场,所以银贱而物品十分昂贵,一匹好马,价值三百两银子,一头好牛,价值一百两银子,一匹蟒缎,价值一百五十两银子。到处都是盗贼,偷盗牛和马,人与人之间相互杀戮,国家十分混乱。3鉴于后金即将崩溃,许多投降努尔哈赤的汉族将领都在思考自己的退路,甚至连李永芳都跟毛文龙私下接触了,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努尔哈赤。天启三年五月初七,努尔哈赤给李永芳写信:“李永芳,当初你这厮在抚顺归顺朕时,朕觉得你小子是个明白事的人,所以收下你,把孙女嫁给你(李永芳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女)。蒙上天眷佑,朕出兵叶赫、哈达、乌拉、辉发都打赢了,萨尔浒之战、抚顺清河之战、开原铁岭之战、沈阳辽阳之战、广宁之战都打赢了,朕打蒙古也赢了。但你李永芳却认为这只是朕一时得势,早晚天下还是明朝的。辽东汉人屡欲谋反,彼等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朕每欲查抄之,因你这厮心向明朝,便总是阻拦,直到这批汉人叛逃到明朝那边,尔心始快,朕一经发觉而诛杀叛逃者,你就不爽。你要暗通明朝,可是最近北京城内护城河两次出现大片红血,北京各衙门的古树也在大风中被连根拔了,这是天象示警,告诉你投奔明朝是不吉利的。可是你还要叛逃到明朝这边,你既辜负了你的养身之父,也辜负了你的岳父(努尔哈赤之子)。然而现在既然你已经当了朕的孙女婿,而且蒙古、朝鲜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倘若朕对你治罪,恐为他人耻笑于我,亦耻笑于尔。故不予治罪,默然处之,然我心怨恨,所以把这些心里话告诉你出口气痛快痛快!”(《满文老档》)私通毛文龙,如果换了一般的汉奸,努尔哈赤肯定是要杀掉的,但无奈,李永芳是投靠他的头号汉奸,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了他,他已成为投降后金的一个活广告。如果连李永芳都被自己杀了,那估计没有汉人再敢来效力了,光靠那点女真人,后金肯定不可能维持下去。所以明知道李永芳和毛文龙有联系,努尔哈赤也不能把李永芳杀掉,尤其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真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打碎牙和血吞的感觉!一贯是后金在明朝内部有内应,而毛文龙也在后金内部安插内应。1623年9月,毛文龙在后金的内应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率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深入敌境,他说:“今日深入贼巢,不可不力战,如有退缩,即行斩首!”他的身先士卒很快使全军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在地里埋了许多地雷,后金军纷纷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无法反攻。得知败报,努尔哈赤不得不放弃进攻山海关的打算,率军四万来救,毛文龙不只完成了牵制作用,而且使得努尔哈赤攻山海关的计划破产,目的达到,毛文龙撤军。著名的第一次宁远大捷袁崇焕才斩下后金军二百六十九颗人头,而牛毛寨大捷毛文龙则斩下后金军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骊颔挹骊珠,虎穴夺虎子。奇功每向险中取,馘斩楼兰岂难事。长驱铁骑东海头,旌旗猎猎翻清秋。腰间宝剑血犹滴,阵云惨结单于愁。解鞍痛饮黄龙府,醉挽吴钩自起舞。功成何必封万户,拂衣归卧桃花坞。岂效韩彭徒,营营恋腐鼠。华亭鹤唳不可闻,惆怅藏弓泪如雨。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上奏说:“臣接到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大捷奏报,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共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清点首级后将其示众,此举不仅告示边民,也昭告天下,表明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孤胆英雄毛文龙临豺狼肆虐之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却能联合朝鲜,团结边民,屯田作战两不误,屡挫枭贼,且其志欲直捣努贼巢穴,世人皆懦弱观望,自守且惴惴不安,独毛文龙以为努贼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头乌龟裹足不前者愧死无地矣。”此战后毛文龙又取得了乌鸡关大捷,斩下后金三百五十五颗人头,也比宁远大捷要多。由于毛文龙连战连胜,1625年明熹宗下诏嘉奖毛文龙:仰赖你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元帅,你竭尽全力为国尽忠,出奇制胜,一雪国耻。不对你加以重赏,如何能奖励你的忠贞?你率领孤军,驻守穷岛,领兵打仗,屡建奇功,使逆贼未能实现他们的计划,距今已经三年多了。你的才能,朕实在欣赏!4明熹宗封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赐给他尚方宝剑。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努贼(努尔哈赤)如果想长驱直入的话,他肘腋之下就有虿毒,那就是东江镇,努贼一动就毒发,这是天意制努贼于死命。”陈良训则认为毛文龙是“海上长城”。(温体仁《大明熹宗实录》)由于毛文龙的存在,使得后金每次出兵都不敢走太远,明熹宗在批复中对毛文龙说:“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兵部对毛文龙有很客观的评估,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明熹宗实录》卷二五)给事中杨所修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惟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牵制之。”“奴未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明熹宗实录》卷四十)由于此时努尔哈赤的首都辽阳距离毛文龙的游击区太近,为避其锐,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名盛京。孙承宗是明朝在辽东的总指挥,毛文龙太厉害,实在打不过,于是努尔哈赤只能把兵锋对准袁崇焕。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连克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八座城堡,因为这些地方的明军已被高第下令撤回关内,所以后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扑宁远(辽宁兴城),此时的宁远守将、殿前参政袁崇焕做了如下准备:他令满桂守东面,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各将相互照应,他自己则亲自写血书激励大家。他在城中备足红夷大炮的弹药,用受葡萄牙人训练的官员执掌炮兵。此外他还坚壁清野,严防奸细,烧尽城外房舍,转移城外人民入城,杜绝了后金内应的出现。为了激励大家作战,他将库银一万一千一百两放在城上,并说:官兵只要勇敢作战就赏银一锭。于是士兵人人不要命。努尔哈赤到了宁远城下,他写信给宁远守将袁崇焕:“我带二十万人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很高的爵位。”袁崇焕送来了回信:“可汗何故要来打这儿呢?宁远、锦州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可能投降呢?你说有二十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十三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袁崇焕的情报有误,其实努尔哈赤只有六万人,但就冲他得到情报敌军有十三万,是自己的十倍,他依然敢于抗战,也足见袁崇焕之胆略。得知袁崇焕的回复后,努尔哈赤大怒,六年前他在萨尔浒用四万人击溃明军十二万人,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刘綎也死在他手上。现在他率六万人一路所向披靡,来到这座小城,面对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这一点后金全军都持相同观点。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攻城,将到城下,听城上一声鼓响,竖起一杆大旗,旗上绣着一个大大的“袁”字。旗下立一员大将,金盔夺目,铁甲生威,站在高处的他掩盖了自己个子矮的弱点,虽长得不帅,眉间却隐藏杀气。努尔哈赤见了此人,也暗暗称赞。旁边一个贝勒大声问城上:“你是主将吗?”城上大将答道:“我是东莞人袁崇焕,现任殿前参政,为国守城,不畏强敌。”贝勒说:“关外各城,已成平地,只有区区宁远,能成什么事?我劝你不如献出城池,降我大金,报你高官厚禄,否则我大军一开战,宁远城将化为灰烬。”袁崇焕厉声说:“汝辈屡次兴兵侵我边界,狂妄至极,我奉天子命令,誓死守城,怎能向你们鞑子投降?”随后一声令下:“开炮!”一炮下去,炸死数百敌军。努尔哈赤忙下令收兵。回营后他说:“我看这袁蛮子不好惹呀!”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北城发动了进攻,袁崇焕随即还击,箭如飞蝗射向后金军,后金军大队人马上了,袁崇焕率军用巨石砸向敌军,传来了声声惨叫。此时后金军发现,除头顶挨炸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高清晰度地挨炸。原因何在?宁远城我没有去过,所以引用曾亲自去宁远实地考察的当年明月的观点,当年明月说:一般城池是口字形,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字形,敌军进攻时,如进入凹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相当难受。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的瓮城。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而宁远城墙大致是个山字,也就是说在城墙外面伸出一道城楼,这样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架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此外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玩意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后金军就是在如此难啃的城墙下仍前仆后继,冒死不退,前锋工兵凿开高二丈的大洞三四处。袁崇焕在此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被后金军一枚箭镞射伤,他咬牙拔出箭镞,一看鲜血还是红的,还好,不是毒箭。他撕下战袍一角包扎伤口,继续督战,明军备受鼓舞。后金军推着楯车前来进攻,什么是楯车呢?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放火烧,由于木板和牛皮都很结实,明军火器和弓箭无法穿透,所以在楯车后面推车的后金军可以安然无恙地往前冲,此外楯车前面有坚硬的铁器,一旦推到城下,就可以用来撞城门。推楯车的是第一拨,后面是弓箭手,他们躲在楯车后面以斜45度向天上射箭,箭镞呈抛物线的轨道往下落,如此就可以射中城上的明朝守军。第三拨是骑兵,等明军被弓箭手射死不少人后,骑兵冲锋,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可是,这次后金楯车上的牛皮破了。原来,明军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甲士在探出城外的大木柜内,无疑可以增加城上守军的向外延伸攻击距离,那些躲在楯车后面的后金军,离远了依然不会挨打,但只要到了城下,就会被探出城墙的大木柜中的甲士砸成肉泥。与此同时,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把无数后金军队、楯车、牛皮都炸上了天。原来万马奔腾、刀来枪往的战场被炸成了火海,后金铁骑被烧焦的煳味四处飘散,马匹禁不住炮声的刺激,不住地嘶鸣,被炮弹打中的人血肉模糊,残肢不时飞起来。马肉味、牛皮味、被烧煳的人肉味、炮火硝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除非身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男女啪啪的视频及黄色网站

                      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民臣就把他编入军营,老弱的辽民臣就让他屯垦戍边,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用国库一粒粮食,就凭着我这一旅之师对抗强敌。然而现在我的部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赤手空拳在锋镝之下出生入死,由于没粮食,只能吃老鼠,杀马,真是凄楚万状。跟内地坐着拿军饷,看不见一个敌人,不用打一仗的逍遥的将领比起来,臣真是心中感到不公呀!这是臣心中的第一个不公。”“同样在战场效力,宁远的兵一个月军饷一两五钱,还给五斗米,而臣在东江这七年,一分军饷也没拿到(按:这个指的是毛文龙的俸禄,毛文龙在东江七年朝廷没给他发过工资,但给士兵的军饷是有的),在东江的百万军民只能从天津、登州、莱州得到二十万石米,而这些粮食有的因为被海水浸泡而发霉,也有的直接被扣了。臣在东江这七年得到的粮饷,能比得上宁远两三个月得到的粮饷多吗?这是臣心中的第二个不公。……”“臣以孤忠自许,可以对得起君父,也可禁得住鬼神的质问,可是朝廷里却有人说我现在立大功是为了想当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人,今后反叛。臣想,天下没良心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良心发现了吧,真想不到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以臣忠君报国之心,他们却污蔑臣要谋反,这可是灭门绝户的事呀!这是臣心中的第四个不公。”“丁卯之役,敌人打铁山和云从岛,臣手下有人要投降,臣拔剑在手,厉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于是人心稳定,尽管饥寒交迫,但我们还是打赢了。可是朝中却有人说臣在敌人打铁山时在云从岛观望,不放一枪一弹。他们知道铁山和云从岛这一带的地理吗?这帮人在那隔靴搔痒,信口雌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臣心中的第五个不公。”“臣还有话要说,自从今年正月到六月,臣无一日不对敌厮杀,弓箭和铠甲都坏了,火药也用完了,而且士兵的衣服都打烂了,现在赤身光脚,这是臣亲眼所见。皇上为了边疆,应该发给我们粮饷、弹药武器,如此,臣血枯力竭,尽鸡肋之力,或许可以转败为功,收拾辽东残局。不然的话,恐怕转眼间东江就会成为绝地,而天下事未可知。臣老了,身体不好,每到阴雨天,身上的箭伤就痛入骨髓,加上看到这满目疮痍的现状,怎能不哽咽悲鸣,与将士相向痛哭呢?”从毛帅的奏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爱国者的心呀!毛帅在孤悬海外的东江一直牵制敌人,可是却遭到朝臣嫉恨和污蔑,天道居然如此?真让所有人心寒!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但他却不置私产。朱溶《表忠录》记载,毛文龙死的时候“室无赢财”,只有两顷地。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毛文龙在辽东屡立战功,得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如钱谦益《寄东江毛总戎文龙》: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派莽古尔泰、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两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刘兴祚率四百骑兵于阵上投诚,刘兴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毛文龙接受刘兴祚投降时说:“足下不忘中国,输心来归,敢不推心相待,共成大功!”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是后金囤积粮草之所。毛文龙派大将耿仲明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士兵就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朱溶《表忠录》)。昔日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损伤惨重,今日毛文龙算是旧地重战,为大明报仇雪恨了。皇太极在对毛文龙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只得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以示对等,皇太极为表示对毛文龙的重视,派遣爱将固山额真(一个旗的一把手)可可及三个牛录额真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甚至放出话来,“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封诱敌信毛文龙同时奏报朝廷,但后来被袁崇焕搞到,由此彻底决定杀毛文龙),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曾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表忠录》记载,一次清军夜袭毛文龙,毛文龙在后金间谍众多,自然提前侦知,后金铁骑会从冰上来打毛文龙的皮岛,毛文龙于是把冰都凿漏,天气严寒,他算准冰被凿漏后不久就会被重新冻上,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原先未被凿开之前冻的结实。等到八旗铁骑杀到冰面中央时,毛文龙令部下擂鼓,鼓声的共振作用使得刚冻上不久的冰面塌陷,敌军死伤惨重。事后后金军都在传这样一句话:“无轻犯毛都督!”此外,据明末在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记载:毛文龙“习葡文,并从葡人治军事学,亦闻公教忠君爱国之说,抗清诸将中,无如文龙勇毅者”。针对毛文龙的战功,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独将军自庚申(1620年)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来自敌人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少战功是不算数的,而据女真人当时的《满文老档》记载,毛文龙的确是被《满文老档》提及次数最多的人,要比熊廷弼、孙承宗多,当然,更比袁崇焕多,其中提到毛文龙有近百次,提到袁崇焕只有十二次,如果刨去跟袁崇焕议和的信件,那就只有六次提到袁崇焕了。如此,到底谁在抵抗后金,不言自明了。后金的诸位汉官给毛文龙写信说:我众汉官致毛文龙书曰:“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问或札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居之,若不能则登一千山。”(《满文老档》)可见后金局面都到了什么样子,眼看后金就要被毛文龙搞得崩溃的时候,毛文龙却被袁崇焕杀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以上出自在朝在野、中国外国无数史料,都记载着:毛文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那么袁崇焕为何杀他呢?该到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此前无论是熊廷弼、王化贞、孙承宗,都对毛文龙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打得不错,走私就走私吧,但袁崇焕则不然,他要将东江列入自己“五年复辽”的战略中,决定让毛文龙听自己的指挥,而早在伊始,袁崇焕就对毛文龙动了杀心。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还在京城时就对大学士钱龙锡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在袁崇焕眼里,不管你对抗击后金是不是起作用,收复辽东必须听我的,只有一切都按我说的做,我才能五年复辽,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我杀了祖大寿、赵率教等三人后就要去领死,既然如此,现在谁要是不在我的通盘部署中,我就先杀了谁。为了彻底让毛文龙听自己招呼,袁崇焕下令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不再由登州、莱州出海,而是经过袁崇焕控制的山海关,然后再运往东江。此外袁崇焕下令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所有要去往东江的船只必须归袁崇焕节制。事实上登州莱州的东西到了袁崇焕那里后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得知消息后说:“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一连八个月的东江粮饷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派人到宁远与袁崇焕交涉,袁崇焕一看,你终于派人来了,他便将十艘船的粮食、猪羊、金银和酒拨给毛文龙。但如果东西总是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再派人来交涉也不是办法,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毛文龙亲自来宁远与袁崇焕见面,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约定一个月后在毛文龙的地盘相见。此时袁崇焕早已安了杀心,因为据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奏折里说:“去年(1628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但袁崇焕知道,如果在宁远杀害毛文龙,那么毛文龙东江镇的那些人要么投敌,要么就会作鸟兽散,只有在毛文龙的地盘上干掉毛文龙,袁崇焕才能善后。在北京的时候袁崇焕还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为什么此时袁崇焕彻底要干掉毛文龙呢?是袁崇焕嫉恨忠良吗?显然不是,袁崇焕虽然在军事上远远算不上战略家,也曾随大流歌颂魏忠贤,但就本性而言,可以说是个好人,中国历史上,身为知县,在百姓家房子着火时上房救火的只有他一个人。之所以袁崇焕决意要杀毛文龙,是因为袁崇焕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得到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证据,就是毛文龙给皇太极的书信,该书信见于《满文老档》,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毛文龙“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袁崇焕信以为真。关于这种说法,有《国榷》卷九十的记载为证: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无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等于说皇太极用计巧妙让袁崇焕得到毛文龙写给后金的书信,袁崇焕信以为真,最终下定杀毛文龙的决心。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八日袁崇焕抵达毛文龙的地盘,六月初一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如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与贵镇二人共谋恢复辽东大业,务须同心共济,本部院不避艰险到此,希望与贵镇商量一个进取辽东之计,国家大事,在此一举。”毛文龙说:“我在海外八年,屡立微功,朝中不断有奸佞说我的坏话。我东江镇粮饷缺乏,器械马匹太少,只要钱粮充足,我们一起光复辽东,亦非难事。”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毛文龙下令摆酒席,边吃边聊,酒席间,毛文龙喝多了,便说:“关宁兵马俱无用,只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灭了东夷!”毛文龙的意思是袁崇焕手下的千军万马都没有用,有我这两三千人足矣,一句话把袁崇焕惹怒了,但袁崇焕没有当下翻脸,毕竟,杀毛文龙是既定政策,到时再翻脸不迟。六月初三袁崇焕再次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毛帅这些年在边塞很辛苦了,我劝你回杭州老家吧,那里风景好,你养老去吧。”袁崇焕的话已经很直接了,让毛文龙交出兵权。毛文龙显然不愿交出兵权,便说:“我早有此心,只要灭了女真人,我就回老家。”袁崇焕看毛文龙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更进一步点明:“这些你不必操心,会有人来代替你的。”毛文龙自信地说:“东江镇还有谁能代替得了我?”袁崇焕没有接这句话,而是说:“我这次来是劳军的,你手下士兵每个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袁崇焕话里有话,“按人头发放”意思是让毛文龙告诉自己,你手下士兵到底有多少人。毛文龙显然明白袁崇焕的意思,便故意瞒报说:“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实际上此时毛文龙手下有三万人。袁崇焕知道毛文龙说的不是实话,至此,双方彻底谈崩,只等着刺刀见红的那一刻了。六月初五,袁崇焕与毛文龙第四次见面,告诉他明天自己就回宁远了,今天要在岛上看士兵比赛射箭,优者给赏。袁崇焕让部下传号令,命各营兵四面摆围。毛文龙及其随行官百余员,都被绕在围内,随行兵丁被截在营外。至此,袁崇焕终于要行动了,他最后一次试探毛文龙,“我打算把东江镇一分为二,旅顺以西归我节制,旅顺以东归你节制。”毛文龙:“我还是希望整个东江镇由我来带兵,毕竟我是东江镇总兵,你我同心合力,督师您的五年复辽目标方才能成功。”袁崇焕:“你的意思是如果旅顺以西归我的话,还没在你手里对于恢复辽东作用大?”毛文龙:“文龙不敢坚执己意,只是因为旅顺以西仍旧由我节制更便于指挥而已。”袁崇焕这下急了:“难道我不是为国?你冒功冒饷,说谎欺君,我不处置你焉能对得起当今圣上?”毛文龙:“督师如果说我冒功的话,我一个牛毛寨大捷就砍下女真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而你所谓的宁远大捷号称歼敌一万七千人,可是也不过砍下二百六十九颗女真人头,到底你我谁是冒功?”袁崇焕大怒:“你还敢强词夺理?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天,望你回头是岸,哪晓得你狼子野心,你目中无本部院尚可,方今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容你?来人,把毛文龙绑了!”说罢几个武士将毛文龙按倒在地,随后袁崇焕列了毛文龙十二当斩,下面咱们就看看毛文龙的这十二大罪行都有哪些。一,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按: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怎么就成了“军马钱粮不受核”了?)二,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后金军),杀降夷,杀难民,全无争战,却报首功。二当斩!(按: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杀降人难民冒功,那孙承宗在奏折里说:“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是怎么回事?至于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嘛,明朝方面没有任何记载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后金《满文老档》中近百次提到毛文龙,前文已详述,后金被毛文龙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现在有的清史学者列了许多毛文龙的败绩,这些败绩从何而来呢?其实所谓毛文龙的败绩都是出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部书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把所有后金方面的败仗都给写成了胜仗,乾隆年间正是篡改历史、篡改各种中华典籍的高峰,关于袁崇焕被美化就是乾隆年间的事,后面我们会讲到。你说关于毛文龙的后金方面记载,我们是该相信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呢?还是该相信一百多年后被篡改出的秽史《清太祖实录》呢?不言自明。关于毛文龙的所有败绩都出自《清太祖实录》。)三,文龙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前后奏疏,俱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逆不道,三当斩!(按:那些书信是毛文龙写给皇太极耍他们玩的,所有书信都上报朝廷备案了。)四,文龙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按:袁崇焕一上任就下令登州莱州海禁,所有运载粮饷的去往东江镇的船只必须先经过山海关,他克扣了东江镇八个月的粮饷,直到毛文龙派人交涉才结束,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那么到底是谁在侵吞东江镇的军饷呢?至于说“每岁饷银数十万”嘛,从1621年到1625年朝廷总共拨给毛文龙五万两白银,而此番袁崇焕赴任,朝廷共给他四百八十万两白银、米一百八十万石,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底是谁“每岁饷银数十万”则不言自明。)五,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按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男女啪啪的视频及黄色网站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麦克德夫夫人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麦克德夫夫人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谁去绞死他们呢?麦克德夫夫人那些正人君子。麦克德夫子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麦克德夫夫人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麦克德夫夫人这小油嘴真会胡说!一使者上。使者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麦克德夫夫人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刺客等上。麦克德夫夫人这些是什么人?众刺客你的丈夫呢?麦克德夫夫人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刺客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刺客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麦克德夫子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第三场英格兰。王宫前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马尔康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麦克德夫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马尔康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麦克德夫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马尔康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麦克德夫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马尔康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麦克德夫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马尔康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麦克德夫这新的暴君是谁?马尔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麦克德夫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马尔康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麦克德夫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马尔康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麦克德夫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马尔康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麦克德夫啊,苏格兰,苏格兰!马尔康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麦克德夫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枚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马尔康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麦克德夫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一医生上。马尔康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医生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马尔康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麦克德夫他说的是什么疾病?马尔康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麦克德夫瞧,谁来啦?马尔康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洛斯上。麦克德夫我的贤弟,欢迎。马尔康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洛斯阿门,殿下。麦克德夫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洛斯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麦克德夫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马尔康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洛斯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麦克德夫我的妻子安好吗?洛斯呃,她很安好。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们呢?洛斯也很安好。麦克德夫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洛斯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麦克德夫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洛斯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马尔康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更优秀的军人。洛斯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麦克德夫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洛斯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麦克德夫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洛斯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麦克德夫哼,我猜到了。洛斯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马尔康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洛斯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麦克德夫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洛斯我已经说过了。马尔康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麦克德夫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马尔康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麦克德夫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马尔康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麦克德夫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马尔康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第五幕第一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一医生及一侍女上。医生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侍女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侍女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医生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侍女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麦克白夫人持烛上。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医生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侍女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医生你听见没有?麦克白夫人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医生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侍女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麦克白夫人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科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医生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侍女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医生好,好,好。侍女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医生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有这等事?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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