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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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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网站app视频免费下载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的林岳,等不及让他开口说话,我一把把他拉进了卧室。“老凡,别看了,我知道嫂子肯定会这样的。”林岳看到面色苍白的晖儿后,一脸凝重地说道,“我这么急着赶来也就是为了这事,现在也只有你能救嫂子了。”我还来不及发问,又是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林岳撇下楞在那里的我,敏捷地蹿了出去,不一会S便出现在卧室的门口。“晖儿怎么样了?”S一阵风地来到床前,看了看昏睡中的晖儿,“这里交给我,你俩赶快去想办法。”“是我打电话叫S过来照看嫂子的。”林岳把我拉出卧室说道,“嫂子的病和那几个死亡的病人是同一种病,因为他们全都是在同一个别墅园区的人。”我心中一惊,林岳此刻的话等同于给晖儿判了一个死缓。“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差点就做了盗墓贼。所有的病人都来自那个别墅园区,从尸体上来看,死亡的原因是肌体供血不足,最诡异的是……”林岳的语声嘎然而止,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身后的吧台,嗓音变得阴沉起来,“我在每个死者残存的血液里都发现了彼岸花的花粉。”“彼岸花?!”我忽然想起晖儿公司门前那大片血红的彼岸花,“晖儿的公司门前就种着大片的彼岸花,难道这种花会有问题?”“对,就是这种白色的彼岸花,我取对的花粉样本和死者血液中的完全吻合。”林岳显然是一夜没合眼,但是他的话却丝毫没有令我有如何的感动,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一种电击般的感觉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疯狂地抓起吧台上的彼岸花丢在了地上,狠狠地将这些妖艳的花朵尽数跺烂。“发生什么事……”S闻声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脚下的残花不由失声道,“啊,这么洁白无暇的蔓珠莎华,你简直是暴殄天物。”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下,我一语不发地从书房里拿出《闻风拾水录》,翻到一页,恨声读道:“彼岸血莲,火荣水枯,滋人血而养,故其色如血,生于幽冥,其形如彼岸之花,丛生者如疫祸人。”“老凡,你早就看到这……”林岳拍了下我的肩膀,硬生生地咽下了下半句话。“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你们看到的都是白色的彼岸花,而我却是看到红色的彼岸血莲!”我一把甩开林岳的手臂,狂躁地叫道,“那些彼岸花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其他花草,是‘虚’花!”“啪”,一阵热辣的感觉自脸颊传来,S挥手间在我脸上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是男人你就别在这里鬼哭狼嚎的,赶紧想办法救你老婆!晖儿有个三长两短,小心我叫你陪葬!”望着S微微闪动泪光的眼睛,我的心情忽地平静了下来,抚了抚发烫的脸颊沉声道:“我绝不会让晖儿有事!”“火荣水枯”,从字面上很容易就能看出彼岸血莲是火性的诡异植物,照之前对付应蚺的经验,只要能找出一种受控的水性“虚”就能够解决。经过一阵分析翻查,在《闻风拾水录》记载的众多资料中,我和林岳选中了其中最适合的夫诸。“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林岳念经似地复述着书上的语句,“这太简单了,牵只夫诸去别墅区,直接啃光那片彼岸血莲。”“简单?!”我愣了一下,“难不成你那里也存着夫诸的捕捉方法?”“呃……”林岳像被骨头噎住了似的,“我哪有啊?这又不是中药!”“那就别跟我急着打岔!”我一脸的阴沉,幽幽地说道,“就算上野生动物园,两只角的白鹿都找不到几只,更不要说四只角的夫诸了。”“那嫂子不就……”说了一半,林岳下意识地闭上了嘴。“看来只能赌一赌了。”不管怎样,我必须救晖儿,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天罡七印,只有用书上记载的天罡七印印法来想法克制彼岸血莲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唉~~”林岳挠了挠头发,一脸无奈地说道,“反正我这回是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咯。”“那些病人发病以后坚持了多长时间才死亡的?”我盯着林岳问道。“多的一周,少的三到四天。”林岳像似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准备天罡七印需要多久?”“只要一天时间。”我坚定地说道,“我也只会用一天的时间去准备。”六、黄泉车子飞一般地在车流中穿行着,由于车身的颠簸,尾箱内传来一阵轻微的碰撞声。“老凡,你开慢点行不?我可是十代单传啊。”林岳抓着胸口的安全带叫道。“怕撞死你就下车,我没时间和你啰唆。”我铁青着脸说道。“得,得,那你就为尾箱里那些漆的安全着想一下。”林岳死性不改地贫道,“我死了不值钱,但要是漆洒了,那可就毁大咯。”我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稍许放慢了车子的行进速度。“赤漆为火,橙漆为电,黄漆为土,绿漆为木,青漆为风,蓝漆为水,紫漆为金。”按照《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料绘出的七色篆印,可以起到类似道家符咒的作用。天罡七印的运用大致是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用适当的篆印可以克制对应的“虚”,同时也可以辅助相关的篆印。虽然我对天罡七印的变幻运用还没有尽数吃透,但目前的状况下也唯有放手一搏才能挽救晖儿的性命了。“林岳……”车子缓缓地停在了晖儿公司的门前,“要是失败了,你不用管我,自己先跑,记得把我和晖儿的骨灰放在一起。”林岳吃惊地望着我,随即笑了笑,锤了我一拳:“终于轮到我骂你一句乌鸦嘴了!真要失败的话,我能跑得了吗?赶快开工吧!”我也锤了林岳一拳,鼻子不由得有些微微发酸,正想说些什么,却发现林岳的身体僵在半开的车门外。“我靠!谁这么快的手脚?!这里的彼岸花全被铲掉了!”我闻声下车,楼前的土地显然被人粗暴地翻整过,满地的黄土零散不堪,但那一片妖冶的彼岸血莲依旧舒展着条状的花瓣在风中婀娜地摇曳着,比之前看到时候更为茂盛。“真能铲掉就不是彼岸血莲了。”打开车尾箱,我拎出一箱色漆,“哐”地丢在了地上,“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些虚花统统送下黄泉!”别墅内,七张雪白的A4复印纸一字排开地铺在了地上。在电筒微弱的照明下,我挑出一块事先在刻字社定制的镂空塑板盖在纸上,用蘸着蓝漆的刷子仔细地涂抹着。不久,七张蓝色的“弱水印”便呈现在了面前。“到房子北面的位置,把弱水印按天罡北斗的形状布好,接下来就该看造化了。”我低声对林岳道,“一会帮我看着点,别让人中途打断我。”“这会一定没人来烦你,那晚我来采样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保安夜里都不敢出来的,估计给吓怕了。”林岳大大咧咧地说着用手拉了拉毛衣领子,“这房子装了暖气片还是怎么着,热的我不行。”“是彼岸血莲在作怪,看来我们要抓紧了。”同样的燥热也袭击着我,窗外的花朵渐渐泛出一片血红的光芒。屋子北侧,我麻利地排列好弱水印的方位,割破左右手的中指,将血滴在首尾两张印纸上。接着用牙齿咬破舌尖,“啐”地将一口血痰吐在了正中的印纸上。一股幽蓝的光影自印阵中升起,慢慢地扩散开来,瞬间便包围了屋外的整片空地。彼岸血莲在光影下无风自动了起来,血红的光芒忽强忽弱地频频闪动着,耳边传来阵阵水火交融时的“嗤嗤”声。我脱下外套,穿着单薄的衣衫,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场景。身旁的林岳则早已脱得只剩一件衬衫,狭长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细缝,目不转睛地盯着现形了的彼岸血莲。夜间的低温中我俩丝毫没有任何的寒冷,身体仿佛浸入了火海中,口舌焦躁间似乎连体内的血液都已经开始接近沸腾。“呼”地一声,印阵里的蓝色印纸纷纷飞起,转眼间化作片片焦灰漫空落下。一时间眼前的血色光芒猛然盛起,骤升的高温几乎令我俩窒息。“不行!”林岳一把拉着我逃进了别墅,我疯狂地冲到水斗前,一脚踢飞了曲形水喉,一阵冰凉的水珠暂时让我俩喘过了气来。“老凡,弱水印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林岳满脸通红地喘道。“不知道……”燥热中大脑愈加混乱。刚上阵便一败涂地,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而言,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办法?!窗外的光芒更显强烈,一片血色冲天而起,整个别墅仿佛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恍惚间我甚至看到了我俩被焚为飞灰的幻象。“哗”,一片冰冷从天而降,林岳喘息着将脸盆丢在了地下,浑身湿漉得像刚从水中捞起似的。“老凡,你就打算坐以待毙了?”林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满脑的空洞和茫然。“记得你曾经说过,这天罡七印应该是彼此呼应的。”林岳喘了口气艰难地说道,“既然遵循五行风雷相生相克的原理,你能不能找出辅助弱水印的法子来啊?!”辅助弱水印?!金生水!脑中灵光一闪,我踉跄着撑起身子,走向放着色漆白纸的地方。在林岳的帮助下,我重新刷制了七张蓝色的弱水印,同时也刷制了七张紫色的锐金印!在屋子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排好弱水、锐金二印后,我依法再次启动了印阵。倏然间,只见一片淡金的光辉闪动着冲进了弱水印阵,数倍于先前的幽蓝光影暴涨起数十米之高,耳畔竟响起了汩汩的水动声。又是一阵响动,血色光芒陡然暗淡了下来,外围的部分彼岸血莲开始渐渐地枯萎消失,身上那燥热不堪的感觉也渐渐地退却了下去。“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想不到用锐金印来辅助弱水印的印阵之势!”我汗颜地对林岳说道。林岳满不在乎地笑了笑,刚想答话,忽然脚下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两人险些摔倒。眼前那片彼岸血莲慢慢分开,下面的地面竟生生地裂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裂缝!“我靠,玩什么花样呢?!”林岳好不容易站稳身子,望着裂缝不禁瞠目结舌道。裂缝间斜斜地延伸出一条小径,惨白的月光映在遍布的彼岸血莲上,更衬出了一抹血一般的腥红。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置身茫茫血海,不知何时何地的万千记忆尽数自血海中浮出,潮水般地袭来,脚下不由自主地走向那有如恶魔巨嘴般入口。彼岸血莲渐渐地铺就了一条血色红毯,慢慢延伸向裂缝中那血海的深处,在那尽头隐约有着一座古朴的石桥,我依稀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上向我挥手。晖儿!那温柔而熟悉的微笑正是我的晖儿,我成功了!我一个箭步正要向前冲去,却被林岳自背后死死地抱住。“老凡,你疯啦?!”林岳怒吼着将我摔倒在地,“嫂子在家和S在一起,平白无故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他妈想下去找死啊?!”我一下惊醒了过来,在虚兽虚花不现形的情况下林岳是看不到的,现在连林岳都能看到,也就是彼岸血莲已经现形全力反击了,而刚才我看到的情景就是彼岸血莲对我造成的幻象。“你看到的是不是嫂子在和你招手?”林岳寒寒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点纳闷,难道林岳也看到了晖儿?“得了吧,我又没暗恋嫂子。”林岳呲牙笑道,“我看到的是S在桥上冲我微笑着招手,可惜啊,这彼岸血莲根本不能理解,S那丫头能给个好脸色我就烧高香了,笑得那么甜蜜温柔的,那不是幻象难道还会是现实啊?!”“哦,那你是承认你暗恋S咯?”我打趣着林岳,心中却一阵担忧,现在的印阵能够抵御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吗?思量间,身边的燥热感又加剧了起来,我抬头竟发现弱水印那幽蓝的光影已不如先前那样高涨,看来在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下印阵的印阵的力量正在渐渐地耗尽!金生水,火克金,难道是彼岸血莲的火性无形中克制消耗了锐金印的力量?大脑下意识地飞速运转起来,土生金,再加上“浩土印”的印阵应该足以对付彼岸血莲的诡异力量了。正在我打算冲向别墅门口的时候,背后忽然被人拉了一下。“我是去拿新的印阵,不是去送死。”林岳这小子估计是犯糊涂了,“你别拉着我,耽误不得。”“老凡,我没拉你,是它拉的。”林岳用一种活见大头鬼的声音答道。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头一人多高的白鹿。它嘴上正衔着我背后的衣衫轻轻地拉动着,一身雪白的皮毛闪烁着柔和的白光,好漂亮的一头白鹿。在月光下,我清晰地看到在它的头顶上枝丫错综地长着高耸的鹿角,但与别的鹿类不同,那角竟是四只!“夫诸!”我和林岳异口同声地叫道,夫诸似乎听懂了我们在叫它,放开口中的衣衫,晃动了一下脑袋,昂首发出一声悠悠的鹿鸣。“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让我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大救星现在居然奇迹般地站在了面前,这简直就是一个扭转性的变化。夫诸用温和的眼睛看了看我,向前走了两步,冲我和林岳轻轻地摆了摆头,似乎示意我俩让开一些,我识趣地拉了一把林岳,两人退在了夫诸的身后。“呦~~”夫诸再次昂首,口中发出的鹿鸣比刚才强了数十倍,震得我两耳鸣响连连。随着夫诸的叫声,一片蓝白相交的光影自地面蓬然而起,直冲半空。彼岸血莲被这片光影困在中央,强盛的血色光芒猛地闪动数下,慢慢无力地暗了下去。但不多时,脚下便传来一阵更为剧烈的震动,那裂缝嘎嘎地裂开了两米之多,一片血光自裂缝中射出,狂怒地在蓝白光影中穿刺着,似乎要夺路而出。夫诸再次长鸣一声,身上柔和的白光顿时变得刺目无比,蓝白光影波动着扩张开去,隐约间传来阵阵波涛的隆隆声。只见它抬起右蹄,在地上跺了跺,轰然一声巨震,漫天的蓝白光影全数落下,满地的彼岸血莲在这巨震中瞬时飞上了半空。夫诸欣然地甩动了一下头部,张口作势,空中的彼岸血莲在蓝白光影的夹杂下化作点点红光全部吸入了它的口中。目睹如此震撼的场景,我惊骇不已,脚下不由自主地走了上前。原本遍布彼岸血莲的地面此刻只剩下了遍地的黄土,就连方才的那个巨大裂缝也早已不知去向,四周静静的,仿佛这一切只是我的一个梦境。夫诸满意地左右跳动了两下,转身走到我的跟前,亲昵地用嘴在我的肩上摩挲了几下,温和的眼睛竟调皮地冲我眨眨。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它的脊背,柔软的皮毛感觉真实的自手中传来,看来它此刻是现形的,不然林岳也不可能看到。“牛逼……牛逼……”林岳兴奋地连家乡方言的粗口都用上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超级高压水枪,干脆给我牵回去养起来算了,以后绝对不怕火灾啥的。”夫诸听着摆了摆头,调转身,冲着林岳直接尥了一蹶子,吓得他连蹿带跳地躲开老远。“呵呵,它可是听得懂人话的,你这家伙别狗嘴里不吐象牙。”我拍了拍夫诸的背脊,对着林岳笑骂道,“夫诸在虚兽中列神品,就等于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让你一个黄毛小子拉回去当骡子当马的养着,它不踢你才怪。”夫诸抬头望着我,眼中竟似充满笑意,随即又转头冲着林岳低沉地短鸣了两声。那小子条件反射地逃到了我的身后,捂住嘴巴,伸头望着它不敢出声。我摇摇头,刚想宽慰林岳两句,一阵夜风徐徐吹来,有东西正在背后窥视着我们!古怪的感觉在脑中闪过,眼前呈现出一个淡淡的灰色身影,刹那间便倏然消失。“小心身后。”我小声地向林岳示警道,“有东西在监视着我们,但不知道是人还是虚兽。”“唔……”林岳会意的回了我一个鼻音,毫无预兆地猛然转身,我借着林岳的动作从他肩上望去,只见到几幢别墅间晃动的树影,却丝毫觉察不到刚才的那种气息。腾地身后有了一阵微微空气波动,我返身一看,原本好端端站在那里的夫诸此刻早已不知去向,四周变得死一般地寂静,一切回归了原样。“还是先离开这里为妙。”我拉了拉林岳,进别墅收拾了一下,便发动车子径直离开了别墅园区。“放心,晖儿的烧退了。”手机里传来S疲倦但不失兴奋的声音,“你们两个家伙还算靠得住,那边都摆平了吧?”“连根拔起。”大战后的疲倦让我觉得连说话都累,“我们马上回来,见面再说。”回到家里,S被我俩的狼狈样吓了一跳,但又马上恢复了常态,像幼儿园阿姨般地命令我们换下湿漉脏乱的衣服,逐一洗了个热水澡,看到林岳穿着我小一号的衣服时,免不了对他又是一番嘲笑。林岳无奈地冲我耸了耸肩,指了指自己的双眼,我知道他是想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黄色网站app视频免费下载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点经济上的独立,不要太依赖丈夫。另外,她还告诉我前晚做的一场梦。“我梦到我在医院,”她说,“陷入昏迷。我的双腿刚被截肢,就快死了。我全身上下插满维持我的生命的设备,医生说我大概撑不过去,活不了多久了。这时你来看我。你请大家离开病房,然后开始跟我说话,告诉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听见你的声音,但我无法开口,无法移动。我知道我并非真的昏迷,我只是把开关关掉,不想活了。你拉起我的手,告诉我如果听见你就紧握你的手。我照做了。”“你握了我的手吗?”我问。“嗯,我握了,”她回答。卡伦倒向椅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这个梦让你想起什么?”我问。“11岁的时候,”她开始描述,“我得了肺炎,医生说我大概没希望了,但我一直觉得我会撑过去。我大概昏迷了两三个礼拜。”她越说越小声。我无法确定卡伦11岁时是否真的昏迷两三个星期,也许只是一段人格分离期;但此时此刻,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记得的版本。“还有呢?”我问。卡伦想了几秒,继续说下去,“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刚好是我梦到被截肢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但我觉得我的脚应该没问题。”“你昏迷了,但你却感觉到病房里还有别人?”我问。“对,”她说,“虽然我没有意识,但我可以听见声音。”“在我听来,你的昏迷有点像遗失时间的症状,”我提出我的看法。“是啊,”她说,“我听得见,但我好像不在那里。”“所以,我把目睹你绝望、濒死的人们请出去之后,叫你要活下去;尽管你还在‘昏迷’中,你却能听见我的声音,紧握我的手?”“嗯。”我想用“她紧握我的手”这个意念为本次治疗划下句点,因为这是最能强烈象征她和我的连结,象征我要她活下去的景象。在这个节骨眼上,治疗卡伦的工作犹如走钢索般危险而脆弱,我想尽我所能,将我们之间的所有正面情绪一点一滴集合起来,织成更坚固的保护网,以免轻易遭人撕裂——这张网不仅要抵抗那些破坏她人生的人,还得对抗隐藏在卡伦自己体内的残暴力量。第一部苟且偷生第8章童年梦魇“我想我大概做不到,贝尔医生,”卡伦边说边陷入座椅,动也不动,感觉相当泄气。“说说看嘛,”我说。卡伦总是对自己没信心。于是她挣扎,我等待。这是我的标准反应。“……我不是好人,”她终于吐出几个字。我没接腔,看她是否会继续说下去。“为什么这样说?”最后我还是问了。从开始到现在,我持续在每次治疗时尽可能搜寻任何可能导致她说出“我想死”这句话的想法、信念或记忆,好让我们跨过这道障碍,展开另一阶段的工作。卡伦摇头,倒是开了口。“不好的事太多了,”她停下来,“我觉得好丢脸。”“什么事让你丢脸?”我催促她。“我应该受到处罚。”“为什么?”我再次催促。卡伦看起来更痛苦了。“因为我偷窃,”她说。我很意外。因为卡伦非常害怕得不到认同,她不曾有过不诚实的举动。“偷窃?”我问。卡伦点头。点头还不足以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不说话,选择等待。“我爸逼我们偷窃。”我微微点头,暗示我已经准备好听她说——说她必须告诉我而我却不太想主动分享的故事。舞台是她的,一切由她决定。“我爸常常顺手牵羊。他偷的都是些小东西,皮夹大小的,”她顿了顿,“他总说这是‘顺手牵羊’。”她再度停下来。看得出来,一股恶心感涌上卡伦的喉头,她用力吞回去。“有时他偷糖果、口香糖或食物什么的,”她继续说,“他说,假如我们只偷10元以下的东西,就算被抓到,警察也不会逮捕我们。”她眉头深锁,“他也偷女用内裤和胸罩。”她看看我,但我不响应,让她与自我挣扎。她又继续说,“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和家人一起出门吃比萨饼。那时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我爸说要帮我抱小孩,于是把孩子接过去,将他原本提在手上的尿布袋交给我。要回车上的时候,我说要把袋子里的东西拿一点出来,减轻重量,爸开始大笑。我爸把偷来的东西都放在尿布袋里了:一瓶酒、两个酒杯、四套银制餐具。他说他留小费的时候顺便付钱了。我爸总是利用出外用餐时偷东西,盐罐、胡椒罐、玻璃杯、餐具——我们家有一抽屉这些玩意儿——好像他只要进餐厅就无法空着手出来似的。他常常利用我们——我和我弟弟,不是把偷来的东西放进我们的口袋,就是指使我们去偷东西。我不想偷,可是万一我不偷,我怕他会打我,所以我只好照办。”卡伦没再说话。“偷窃在她家是家常便饭”令她极度羞愧。“你觉得自己像父亲一样,是个罪犯?”我措辞强烈,因为这似乎是卡伦真正的感觉。她点头,嘟起嘴唇,泪水缓缓从眼角流下。“你被强迫参与父亲的偷窃行为,让你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偷?”卡伦再次点头。“可是,假如你不照做,他就会打你?”我故意这样问。卡伦又点头,动作大了些,泪水汩汩奔流在脸颊上。“你该怎么办?”卡伦必须学习从成人的角度来处理这种状况。她耸耸肩,越哭越凶;我让她继续哭个几分钟,但我可以看见她努力想卸下这段沉重的记忆。“你的问题在于你很难跟父亲站在相同的角度看事情。这也是你想死的原因之一。”卡伦并未点头,但她哭得更伤心了。※※※※1993年3月,卡伦告诉我,她妈妈这阵子经常打电话来向她要钱。上礼拜她给了她一点,希望她就此罢手,但她妈妈看准了卡伦个性懦弱,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卡伦拨进她的语音信箱,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听。每一则留言都比前一则更尖锐、更急切。卡伦,回电话给你妈。我有话要跟你说。打电话给我!我要跟你要东西!我为你做了那么多,这是你欠我的!快打给我!他妈的别这么没礼貌!你这婊子!我是你妈!快回我电话!搞什么鬼啊!你至少该回我个电话吧!这辈子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啊!打电话给我!否则我当你是死了!你这一无是处的死胖子!别再奢望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如果你帮不了我,干脆去吃屎吧!我要打电话给你心爱的贝尔医生,告诉他你是个一无是处的烂污货。我真希望你生下来就死了!见鬼去吧!我看看卡伦,她回望我,脸上挂着我现已十分熟悉的羞辱。见鬼去吧!——我的天啊!“以前我都会给她钱,希望她会喜欢我,”卡伦说,“可是,她反倒开口向我要更多。她每次都说会还我,可是从来没还过。每个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伸手向我要钱。我没钱给他们,可是又没办法拒绝。”“你拒绝过你母亲吗?”我问。“有,所以她才会生气。”“你给她钱,”我继续问,“她就不再向你要了吗?”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才怪,”卡伦马上回答,“顶多停个几天而已。”“给她钱,”我继续逼她,“她就会喜欢你吗?”这次卡伦想了一下。“或许吧……”她说,但她明白这不是真的。承认现实很痛苦。“不会,”她说。我等了一下才开口。“如果你给她钱,但她却没有多喜欢你一点,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我问。“我会伤害自己,”她轻轻地说。“所以你该怎么做?”她望着我,没什么把握。“我无能为力。”“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说,“你可以说‘不’呀。”“她不会放弃的,”卡伦认命地说。“她必须放弃。”“她不会的。”“现在你是成年人了,”我说。我无法说服卡伦,因为这种情况已持续太久、太久了。现在我必须放手。你可以让病人面对现实,但你无法逼他们相信。卡伦必须自己想通这一点。※※※※卡伦开始拖欠治疗费。如果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对她造成何种影响:她母亲和我都向她要钱。这是我的困境。假如我一开始即经常提醒她按时缴钱,我在她眼里可能跟她母亲一样,不断向她讨钱。假如我不说,欠款越积越多,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非提不可了。可是到那个时候,我要求的金额一定大于她能负担的数目,这一点也跟她母亲一样。当然,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更有技巧性的“心理分析式”的解决办法,但这偏偏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当个啰唆鬼与放任使其失控之间的某一天,在卡伦抱怨她母亲常常向她要钱之后又过了好几次治疗,我终于提起这件事。“你的费用好像有几次没缴……”我把这3个月的账单交给她,顺便提起。卡伦脸色一阵苍白,顿时哭了起来。“我把钱给我妈了。我一直都在帮朋友付钱,”她说,“我妈老是说我欠她,现在我也开始欠你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拖欠造成的结果,”我试着保持语气平稳,尽可能不泄露我的不满——她怎么可以把该付我的钱拿给别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跟你母亲没什么两样。”卡伦想了一会儿,我继续说道,“但这也会让我觉得——因为你母亲拿了你的钱,等于你母亲拿了我的钱。我们都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我们俩都无能为力。”卡伦看着我,几乎露出微笑;与其让她以为“我比她母亲好不到哪儿去”,倒不如让她感觉“我们俩在同一艘船上”。但她再次陷入哀伤。“对你来说,这只是工作,”她说,“如此而已。”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根本不关心她,我只要钱。“这不只是工作,”我说,“而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相信我。她思索了几分钟,仍不怎么买账。于是我们只好继续与金钱周旋搏斗。※※※※有件事很重要:卡伦开始懂得保护自己。即使她并未彻底远离对方,她已知道要避开虐待她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个处于挨打状态的拳击手,场上也没有裁判,无法阻止比赛,但她仍寻找任何能保护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方法。为了应付她母亲,卡伦开始过滤电话;若她母亲的留言颇为恶毒,她会在听完前直接删除。她开始学会找借口:比方说,若母亲要求她开车送她去某个地方,她会说她得去孩子的学校一趟。至于她丈夫,她会在丈夫下班回家开始喝酒直至醉倒这段时间,安排带孩子们外出活动。卡伦在这方面仍是新手,因此她的计划并非每次都成功。面对施暴者时,她经常无法跳脱“屈服或死亡”的孩子心态。假如施暴者的虐待越来越难以忍受,但她又无法继续屈从,她会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卡伦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用成年人的方式——例如坚持立场、划定界线或置之不理——应付向她施暴的父母或丈夫;对卡伦而言,这些选项并非真实存在,她认为这些成年人的处理方式已完全超出她的能力范围。然而,尽管卡伦承受如此残忍的暴力,她仍逐渐坚强。等她越来越信任我,必定也会对我吐露更多心事。※※※※1993年9月,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全身都在发抖。入秋的第一道寒流笼罩在她身上。“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不太愿意聊这件事。“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问。“昨晚我进了诊所,至少我认为我去过。我不记得做了哪些检查,但我找到一些药——阴道栓剂之类的。我试着按包装上的说明操作,双手却开始颤抖;我觉得惊恐又恶心。我把一枚栓剂放进身体里,然后又立刻扔掉它。我不知道我为何有这种举动。”“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我问。“它让我觉得我被父母亲伤害了……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她陷入沉默,躲进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你认为你能对着录音机说,把它录下来吗?”我想找个方法,让卡伦把必须告诉我的话说出来。我们实在没多少时间在办公室空等了。“我想应该可以。”※※※※隔周,卡伦带了一盒微型卡式录音带给我。我带回家,在晚餐后拿上楼听。录音带中,叙述得支离破碎,所述内容如下:卡伦的父亲马丁——某机械加工车间的工头——走到哈里工作的压模机旁,“他妈的谁叫你弄这个?”马丁大吼,声音压过机器噪音,“这玩意儿他妈的下礼拜才要用!妈的,哈里,你搞得让我很后悔雇用你!”“对不起,马丁,模是斯坦开的,他叫我接手往下做,”哈里说。其实马丁早已知情,因为他们早上开会讨论过了。“他妈的,你应该先问清楚啊!好吧,反正你已经开始了,就继续完成吧。”“我很抱歉,马丁。拜托,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会再犯了。”“喂,哈里,你知道没有人会雇用像你这种被军队踢出来的酒鬼吧?要不是我,你早就去当乞丐了。现在你有份好工作,你可是欠我人情啊!一份很大的人情。”哈里垂下头,“对不起,马丁,请你不要生气。”“噢,干吗这样子,你也没这么差啦。晚上要不要来我家?我们有聚会,每次都玩得很开心。”“噢……好啊,老天,谢了马丁。你真的不生气了?”“没的事。晚上记得过来。顺便带点啤酒。”哈里大约在晚上8:30抵达。走进屋里时,他听见笑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客厅没开灯,投影机呼呼转动,影像闪烁不定。屏幕上,有个女人被男人从后面压着。哈里看到马丁坐在那盯着屏幕看。客厅里还有另外两对男女。其中一个女的裸着胸。“哈里!快进来,过来坐。”马丁一手拿啤酒,空着的另一只手拍拍他身旁的空位。哈里看着正前方的屏幕,眼睛睁得老大。他在马丁身边坐下,视线仍骨碌碌绕着房间打转,最后停留在那个裸胸女人身上。“要不要来一点?”马丁问道。哈里看着马丁,神情诧异而犹豫。“我弄了特别的东西要给你,哈里,不过你得付钱才行。”今天是礼拜五,马丁知道哈里下班一定会领到薪水支票。哈里打开啤酒,盯着屏幕,但他的视线仍不时溜向房间对面,偷瞄那个被两个男人把玩的女人。另一个女人坐在其中一名男人旁边,一脸乏味,看来正在生闷气。这时,这个男人一手伸向裸胸女人的裤头,一手放在生气女人的腿上。“不要碰我!”她说。男人继续揉捏她的大腿。女人仍在生气,却任由他摸她。她拿起啤酒喝了一口。哈里饥渴地望着房间另一头的这两对男女,这一切都让马丁看在眼里。“哈里,给我50块钱,我帮你找女人,”马丁凑在哈里的耳边说。“噢,我不知道……”“你他妈的同性恋啊?哈里,你不喜欢女孩儿吗?”“好啦,马丁。”哈里再次朝那同时被两个男人伺候的女人瞄了一眼,伸手摸皮夹子。他想,跟她玩玩应该也不错。“跟我来。”马丁带头往走廊走去。哈里跟着他,回头看看那女人——她把手伸进其中一名男人的裤子里。马丁带哈里来到他的卧室。“在这儿等着,”马丁说。哈里坐在床上,等客厅那女人跟男人们分开。卡伦跟两个弟弟睡在隔壁小房间的双人床上。她11岁。马丁推开通往儿童房的塑料折叠拉门,推推卡伦的肩膀。卡伦惊醒。“起来!”马丁猛拉卡伦的手臂,将她拽进他房间。哈里抬头,看见小女孩,他吓了一跳。他看看马丁,从后者的表情看来,他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付钱玩马丁的女儿。“把衣服脱掉,”马丁命令卡伦。卡伦吓坏了,迅速脱掉睡衣。“嗯,马丁,我想还是算了……”哈里开口。“你付了钱,”马丁说,“我可不要同性恋在我手下工作。”哈里十分惧怕马丁。他看看卡伦。“摸她啊,她喜欢的,”马丁说。哈里颤抖而迷惑,仍怯生生地探出手,抚摸卡伦的大腿……我又继续听了2分钟左右,然后关掉录音机,倒在椅子上,我的心脏怦怦跳得飞快,觉得恶心不舒服。这段故事由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像、想法和记忆中的感受拼凑而成,但很难想象这种故事竟然会在真实生活中上演。卡伦有这种父母、这种榜样,对她会造成何种伤害?她被迫参与父母肮脏卑鄙的生活,这样的她又怎么可能懂得尊重自己?难怪她想死。她能撑过这一切已经不可思议了。妻子在照顾孩子上床睡觉。我想去帮她,想过我正常的生活,想看见孩子们洗澡玩水尖叫嬉闹的笑脸,想让自己脱离这些恐怖故事。我应该放下录音机,改天再听卡伦剩下的故事,但另一部分的我却强迫自己继续听下去。后者赢了。卡伦12岁那年的夏天。穿着短裤和T恤的她准备出去玩,从客厅进入厨房。她父母坐在餐桌旁吵架。“我在这里得不到半点尊重。我得不到妻子对丈夫应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我没有割她!”“嗬!”我大吃一惊。迈尔斯顿了顿,“你以为是我做的?”“你想告诉我什么吗?”我不理会他的提问。我不想直接要求他打某人小报告,但我很好奇他会告诉我什么。迈尔斯仔细端详我。“詹森干的,一共17刀,一刀代表一个人。他是个混蛋,每次都害我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我被骂。”迈尔斯用力板起脸。我可以感觉到迈尔斯并不喜欢詹森。我不记得有人提过詹森,但这个人却说他们一共有17个。上次我只数到16,其中还包括那个“坏脾气”——我一直对“坏脾气”很好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现在再加上詹森就有17个了。“看来我必须多了解一下这位詹森。我不想误会你,把你没做的事算在你头上。”我试图弥补方才那大吃一惊造成的影响。迈尔斯稍稍放松了些。“噢,好吧。他是挺古怪的啦。”“卡伦腹胀、肚子痛是怎么回事?”我问。“噢,那是桑迪啦。她认为她怀孕了,”他语带轻蔑。“有这个可能吗?”“去她的,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来的。我很确定最近没人碰我们。”“所以是她自己的想象啰?”“我想是吧。”“嗯。迈尔斯,你一直很帮忙,也帮了很多忙。你说过不会再伤害卡伦,所以假如这真的是你做的,我一定会很吃惊。我在想,其他人是否也有意见想分享?你是否愿意退回去,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咱们下次见啰。”“好。再见。”“再见。”我等了一会儿,卡伦的表情也逐渐恢复正常——至少是我习惯的,认定是正常的那个卡伦。然后,她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带点女孩子气又有点犹豫。我继续等待。“喂?”我说。“这里好黑喔,”声音又细又小。“你在哪儿?”我问道。“在衣橱里。我和西娅。”“是你吗?克莱尔?”“嗯。”“你们在衣橱里做什么?”“躲起来。”“你们在躲谁?”“躲人。如果被他们找到,他们会伤害我。”“那西娅呢?”西娅也是新出现的——第18个?詹森以为只有17个。“她来陪我,”克莱尔继续说下去,“只要我很害怕,西娅就会陪我。”我这才明白,她认为过去曾伤害她的男人还会继续伤害她。也许我能帮上忙。假如我没记错,克莱尔大概7岁,她应该有能力理解时间推移的概念。“现在是哪一年?克莱尔?”“哪一年?”“嗯,你能告诉我吗?”“1967年。”“你最近一次受伤就是在1967年,是吗?”“是啊,怎么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克莱尔。我要说的话也许会吓你一跳,不过,说不定能对你有帮助。”“好。”“现在已经不是1967年了。现在是1994年,1994年11月底。已经过了27年。卡伦的父亲已经死了,其他伤害你的人应该也都不在人世了。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耐心等待她明白过来。“我不相信。”“你问问凯瑟琳和霍尔顿,现在是哪一年?”“好,等我一下。”克莱尔离开几分钟。卡伦呆滞地坐着,面无表情——直到克莱尔回来。“你说对了!”她的脸庞亮了起来,“你说卡伦的爸爸,还有那些人都不会再伤害我了?永远都不会吗?”“不会,再也不会了。如果你不想躲进衣橱就不用再躲了。说真的,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别人出来时观察一下其他人。我会帮助你适应的。”“谢谢你,贝尔医生。”“不客气。克莱尔,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比较开心,也不会想死了。那么,你可以退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嗯。再见。”卡伦轻轻靠在椅背上,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神情。右手悬在空中,绕着腹部划圈;那是孕妇抚摸并感觉腹部膨大的动作。她吃力地开口。“贝尔医生。”“我是。”“我是桑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直在收缩、阵痛。”“嗯嗯。”“我想我快要生了。洛申医生说宝宝……说他有什么来着?疝气?他说我们必须开刀。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刀很好吗?”桑迪感觉有点疯狂。我试着让她继续说话,好推断她的疯狂程度。“我喜欢开刀。”“你为什么喜欢开刀?”“因为会痛。”“你为什么喜欢痛?”“疼痛让我感觉真实。”“真实……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活着。我只有这种感觉。我喜欢手术带来的疼痛,有时连医生都被我骗了。”“医生被你骗?”“是啊,我想生病就能生病。”“桑迪,我在想,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跟别人相处,也许不错。你认识同住在卡伦身体里的其他人吗?”“当然认识,别蠢了。现在我们一共有17个。实际人数也许比这个数字还多,不过目前正常运作的只有17个人。”“你跟谁处得比较好?”“嗯,我喜欢朱莉安。”选得好,我想。朱莉安颇为正常。“你何不试着观察一下朱莉安出来时的表现?也许你能分享她的感觉,进而跟她拥有相同的感觉。说到这个,你的肚子痛颇令其他人苦恼。”“噢,真的吗?那……我想我愿意试试看。”“那咱们下回再聊。”桑迪有点吓人。我想卡伦闹肚子痛应该是她引起的。这些人显然颇为缺乏自主行为能力。我得耐心等候,看看我能否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圣诞节快到了。度假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卡伦拿着礼物和卡片走进来,看起来比平日更有精神。我知道,假如她一直揣着准备送我的礼物不放,咱们啥都谈不成,因此我看看她,再看看礼物,扬了扬眉毛。“我有东西要给你。圣诞快乐,贝尔医生。”她递给我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上头有张卡片。她仔细端详我,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可以拆开吗?”我问她。“噢!当然可以!”她说,“然后要看卡片哦!”我拆开纸盒,里头是一条红色领带。领带上的图案是小朋友叠罗汉:最底层有4个人,再是3个、两个、一个,形状像金字塔或圣诞树。翻过背面,商标上写着“拯救儿童”,底下还有一行字:“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栋梁。”对卡伦而言,这是多么真切的一句话。“真好!”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是我的真心话。不需要言不由衷的感觉真好,因为我很少成功地骗过如卡伦这般纤细敏感的病人。我拆开卡片,细细阅读。多美妙的故事啊!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有个最快乐最开心的圣诞佳节,同时也想借这份礼物向您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我们想告诉您这份礼物有多特别,还有它的来龙去脉。有一天,卡伦沉睡,换我们出来,霍尔顿看报纸,克莱尔按遥控换频道,突然,一则广告引起她的注意。那是“拯救儿童”的募款广告。克莱尔好喜欢这条领带,想买来送给你,所以她把我们统统叫出来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见并听见大家的想法!以下是他们说的话:凯瑟琳说这真是个好主意,这份礼物非常适合你。卡伦博问领带软不软,她想摸摸看。迈尔斯说:“贝尔医生真的会系这条领带吗?他大概已经有上百万条领带了吧!”但迈尔斯也很喜欢。西娅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领带了,可不可以真的买下来,送给贝尔医生?西德尼说,领带上的小孩子看起来很像我们。然后,克莱尔说,这领带是一位叫特蕾西的女孩儿做的。这时霍尔顿插嘴说,不是她做的,是她“设计”的。霍尔顿喜欢这条领带,但他没看到订购信息。桑迪很兴奋,她说她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詹森说,这条领带看起来很不错。安说她喜欢这条领带,而且还可以捐钱帮助儿童。卡伦2说,“对我们来说,贝尔医生是很重要的人,我也想买来送给他。”朱莉说,“你们看,领带上的小孩图案看起来好像金字塔。”朱莉安说,“这领带仿佛象征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卡伦3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拿这个当礼物真是太棒了。”卡尔说,贝尔医生人很好,只送领带好像太少了?凯瑟琳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领带,这是我们大家首次达成共识而做的决定。”爱丽丝问你算不算我们的家人?霍尔顿说,“就好的一面来说,他是的。”于是爱丽丝说她能不能负责包礼物?凯瑟琳说可以。迈尔斯说,“贝尔医生会不会气我们买礼物给他?”卡伦1说,“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喜欢他,而且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而且,撇开这个不说,这领带很可爱呀!而且是为了圣诞节嘛!”于是桑迪立刻打电话询问订购信息。霍尔顿下订单,凯瑟琳签支票,然后我们让克莱尔负责寄出去。这是大家第一次共同做决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高兴能送这份礼物给您,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为我们的付出。希望这条领带能让您想起我们,甚至能为您带来微笑。17倍的圣诞快乐!我不曾收到过如此令人惊奇而赞叹的圣诞礼物。第二部分身第12章重启连结卡伦的各独立人格逐渐意识到彼此存在,造成一股压力,导致卡伦出现头痛症状。他们偶尔意见相左。有些人开始写日记,什么都写,然后再拿给我看,但有人却把日记烧掉了。现在已有数个独立人格主动让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会在催眠治疗时请他们现身一谈。言谈间,他们多有隐瞒,仿佛不确定是否能畅所欲言。我从没想过他们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发言。卡伦连着好几次都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让其他分身有更多时间说话。她盼望能缓解一下大伙儿在脑袋里竞相发言的压力——长久以来头一次有人听他们说话呀!我担心卡伦不但不会变好,反倒可能先垮掉。与卡伦再度见面时,我们跳过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这些分身有待探索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们也都想赶快行动。卡伦现在轻易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我大概只要说句“睡着”,她就真的睡着了,但我依然维持例行的催眠诱导过程,为她和其他人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谈话环境。“等你准备好,”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嘱咐道,“瞧瞧安全小窝外吧。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说话。”“哈罗……我是安,”卡伦突然坐直,给人专注、自信、一本正经的感觉;她的声音冷静而有魅力,慈眉善目。有趣的是,她的举止态度令我感觉轻松、如沐春风。“喂,安,我是贝尔医生。”“嗯,我知道,”她说。“你好吗?我第一次这么做,有点害怕。”“希望我能借着这次谈话多了解你一点,”我说,“还有卡伦内在的其他分身。如此一来,说不定我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凯瑟琳也这么说。这也是我答应出来跟你谈话的原因。”“关于你自己,有什么愿意跟我分享的吗?”“当卡伦再也无法应付教会、维持正常信仰时,我出现了。”“卡伦没办法应付教会?”“有几个伤害她的人是教友。他们伤害她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宗教仪式才用得上的词汇。她无法忍受走进教堂,所以我诞生了。”“你今年几岁?”“16岁。我出生在卡伦10岁那年,那时我11岁。我知道这有点分不清……”“看来,你似乎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才诞生的。”“嗯,是啊,当然啰。”目前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分身似乎都是为了替卡伦应付特殊情绪创伤而诞生的。“我懂了。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我不知道,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很坚持我的信仰。以前在天主教学校时,修女都很喜欢我,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学生。我也会帮校长和神父跑腿办事。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切正常得很。我想当修女,但是我不能,因为……因为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我不干净。我在圣杰罗姆医院帮忙照顾受伤生病的孩子,但只要我一往医院跑,卡伦的爸爸就会打我。他总说慈善必须从家庭做起。”安陷入沉默。她在想事情。“怎么了?”我问她。“我想坦白一件事。”“哦?”“日记是我烧的。”“真的?为什么?”我很惊讶是她做的。“我很气你不响应。我以为你每天都会看,可是你却不认真听我们说话。”“日记是其他人和我沟通想法、倾吐烦恼的一种方式。卡伦负责收集,然后再一起交给我。可惜我没办法天天跟你见面。”“噢!我的老天!我真丢脸!”安用手捂着嘴,“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以为你不在乎。”“这是我的损失,”我说,“或许你能协助大家再写一次,这样就皆大欢喜啦。”“我会试试看,”安没再说话,眼睛朝斜上方看,视线茫然。“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她又开口,“卡伦结婚时,在婚礼上昏倒的是我。哦,不光是我啦,卡伦站在圣坛前时,我们有好几个轮流现身。昏倒后我曾醒来,但旋即又昏过去。我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心想结婚的只有卡伦1。她只有10岁,但她想当妈妈,想要孩子。等我们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太迟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嫁给谁。这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吓人了。”安再度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惊愕莫名。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似乎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如此,不知道安能不能帮忙处理卡伦与母亲之间的龃龉?“你跟卡伦的母亲熟吗?”“不熟!感谢老天。负责应付她的是桑迪或西德尼。卡伦的妈妈拿铁丝刷帮她化妆的时候,是西德尼出面应付的。那时卡伦14岁。我不喜欢想起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说,“你的话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希望能再跟你说话。如果你准备好了,是否愿意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分享呢?”“谢谢你,贝尔医生。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卡伦的表情短暂陷入空白,姿势也换了(但细微得难以察觉),然后她开始用比较正式的态度说话,却少了几分优雅和自信。“哈罗,贝尔医生,很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凯瑟琳?”“当然是我啊!噢,抱歉,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忘了你不见得清楚我们谁是谁,还有谁在跟你说话。”“我认得你说话的习惯,”我说,“当然,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一直很想认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给我一点背景资料?你是何时诞生的呢?”“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大概是卡伦一两岁的时候吧。我的工作是照顾卡伦,霍尔顿比我晚一点点报到。卡伦自小就被虐待猥亵。霍尔顿有力量保护她,我则是靠脑袋照料一切。”“你主要在何时现身?”我问。“需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打扫和烹饪都是我做的。卡伦去药店当秘书——那个也是我。过去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卡伦几乎完全不现身。”我纳闷她指的是哪一个卡伦,但我任她继续说下去。“有多久?你是指好几个礼拜吗?”“噢,不止,卡伦——那个来这儿就诊的卡伦——曾一度消失好几年。整个高中时代都不见人影。卡伦念高中时,我们天天挨揍,持续遭受性虐待,卡伦根本不愿意出来。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卡伦2和几个男孩在撑着。”“你们是怎么决定来找我的?”我问,“我猜这应该是你做的决定。”“你猜对了。那天,第一次就诊那天,是我带卡伦来的。”“为什么是我?”“我跟你其他的病人聊过。他们说你了解他们。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们,所以我必须好好观察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真的关心我们。我看过你的学位证书,也打电话去州医学会询问你有没有不良记录。”“那么,我有任何让你困扰或担心的地方吗?”“没有。我想我做了正确选择。我认为我们走对路了。”“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治疗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问她,渴望得到协助。“没有。我认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觉得,这事是急不得的。”凯瑟琳令我想到学校老师。她很有耐心,鼓励我尽我所能,勇敢尝试。诊疗时间到了。我不但没得到多少协助,还被告知要有耐性。但这说不定也是种帮助。我的指导老师曾经跟凯瑟琳说过一样的话:“静观其变,因为你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等你明白了,再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治疗师常有一股很强的欲望,期盼病人遵循治疗计划,而非按照病人自己的步调走,殊不知这种期盼往往错得离谱。※※※※1995年1月中旬,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一会儿看看家具后面,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最后终于走向诊疗椅。卡伦手里握着一捆纸。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疑神疑鬼,东张西望。她举起纸卷,凑近眼睛,像海盗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黄色网站app视频免费下载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的装备:锃亮的手铐和盘成卷的绳子,还有别的什么她也就不用去猜了。她轻手轻脚地沿着溪畔来到她的汽车跟前。“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她悄声自语,确信自己听到和推测的绝不是等闲之事。这些男人到这儿来可不是排戏的。他们就像征召中心集训的新兵,像准备屠杀的侵略者,在这里集合起来狂呼乱叫,以便让他们热血沸腾或冷酷无情,更好地执行使命。尤其有一件事让她恍然大悟:唯一没有唱歌的是那个指挥这场合唱的人。“理查德·米斯纳在哪儿?”娄恩连声问候都顾不上说。她才敲响米斯纳的房门,跟着就进了他的家,却发现里面黑洞洞的空无一人。这时她叫醒了他的近邻弗朗西丝·普尔·杜波列斯。弗朗西丝咕哝着。“你到底是怎么了,娄恩?”“告诉我米斯纳在哪儿?”“他们去马斯科吉了。怎么了?”“他们?他们是谁?”“米斯纳牧师和安娜。有会议。这大半夜的你找他干吗?”“让我进去。”娄恩说着就越过弗朗西丝进了起居室。“到厨房来吧。”弗朗西丝说。“来不及了。听着。”娄恩把集会的事讲了一遍,又说,“整整一群男人计划着针对女修道院的行动。摩根兄弟、弗利特伍德父子和威斯顿都在那儿。他们要对那儿的女人下手。”“主啊,怎么这么乱糟糟的?他们准备在深更半夜吓唬她们吗?”“女人,听我说。那伙男人带着枪,拿她们当目标呢。”“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看见我兄弟从来都是枪不离身的,除去进教堂,即使那会儿,枪也就在他车里。”“他们还带着绳子呢,弗兰妮(“弗朗西丝”的昵称。)。”“绳子?”“两英寸粗的。”“你怎么看?”“我们在浪费时间。苏特在哪儿?”“睡着呢。”“叫醒他。”“我不打算惊扰他,只是为了什么疯——”“叫醒他,弗兰妮。我可不是疯女人,你知道的。”最初的几滴雨温暖而饱满,带来西部和北部地区白疯草和仙人掌的气味。雨滴洒落在龙胆、沙漠喇叭草上,从菊苣的叶子上淌下。雨滴圆鼓鼓、滑溜溜的,如同水银珠般滚过园中畦垄的裂隙。娄恩、弗朗西丝和苏特坐在厨房的灯光中,能够看到甚至嗅到这场雨,但他们听不到,因为雨滴是那么柔软,像是长着茸毛。苏特不认为按娄恩的要求赶紧去制止他们是必要的,但他确实同意一早去和普立安牧师及加里牧师谈一谈。娄恩说早晨可能就太迟了,便怒气冲冲地走了,她要找个和她谈话时不把她当作一个难以从噩梦中醒来的孩子的人。安娜·弗拉德走了;因为迪克的缘故,不能去找索恩;而由于K.D.和阿涅特住进了米努斯原先拥有的房子,多薇·摩根也不会在镇上的。她想到了凯特,但清楚她不会起来反对她父亲的。她考虑过潘尼洛普但又排除了她,因为她不光嫁给了威斯顿,还是萨金特的女儿。娄恩意识到她得到牧场和农场去,找她最信得过又不会被家庭关系的阴云蒙蔽头脑的人。指望雨刷动起来是不可能了,因此,娄恩在嘴里把口香糖嚼来嚼去,全神贯注于加倍小心上。她驶过荒无一人的大炉灶时,暗自庆幸及时弄到了八角莲。她注意到安娜的住处没有灯光,再往回一点看,迪克·摩根家也是黑暗一片。娄恩眯着眼开过鲁比和县城之间那几英里的土路。这条路寸步难行,因为此时土壤已经吸收了雨水,把干透的植物根部泡胀,到处都形成了水洼溪流。她开得很慢,心里揣摩着这次使命是不是上帝的意旨,但无论什么事也阻止不了她。在去阿伦·普尔家的中途,奥兹莫比尔车在路边的沟里抛了锚。就在娄恩·杜波列斯正在设法避开“早熟的甜瓜”的牌子时,那伙男人正在喝着咖啡,有些人喝着烈酒,完成一些细节的商讨。除去米努斯,没一个是酒鬼,但都不反对今晚除去咖啡再加些烈酒。在萨金特那座谷仓式的房子背后是他做生意的地方,在他原先养过马的围场外面有一个棚子。他在里边干些修修补补的活儿—如今已成为一种嗜好,不再是用来挣钱的营生了——冥思苦想和躲避家中的女人们。这是一处男性的安乐窝,里面备有一个小炉灶、一台冰箱、一张工作台和几把椅子,全都放在不会损毁的地板上。开始下雨时,这群男人正要吹他们的热咖啡。喝下几口之后,他们便到院子里和萨金特一起移动袋子并用帆布盖上设备。他们湿淋淋地回到棚子里,发现自己神清气爽,可突然感到了腹中饥饿。萨金特建议吃牛排,便进屋去拿东西给这伙人吃。他的妻子普立西拉听到了他的声音,便主动帮忙,但他坚决地把她打发回去睡觉了。带有气味的雨滴滴答答地落着。棚子里的气氛友好又跃跃欲试,这时男人们吃着按老式风格用滚烫的煎锅炸的厚实的牛排。在鲁比以北,雨的香气要更强烈,尤其在女修道院那里。除去园子里,到处都有移植来的粗壮的白色三叶草和金雀花。玛维斯和帕拉斯从梦中被这股香气惊醒,赶紧跑去告诉康瑟蕾塔、格蕾丝和西尼卡:盼望已久的雨水终于来了。她们聚在厨房门口,先是盯着看,后来又伸出手去接。雨水落在手指上像是洗涤液,她们于是走进雨中,让雨点像香膏似的洒在她们剃过的头和仰起的脸上。康瑟蕾塔带头,其余的人随即也学她的样。世界上有许多大河,在河岸和海边,孩子都因水而激动。在雨水稀少的地方,这种激动甚至引起性冲动。但这些妇女的神圣感受屈服于她们在香热的雨水中手舞足蹈的狂喜。若不是深深陶醉其中,她们一定会放声大笑的。即使她们还会想起近来的警告或危难的暗示,这不可抗拒的雨也将其冲刷干净了。西尼卡拥抱着并最终放走了这庄严建筑中阴暗的凌晨。格蕾丝目睹了一件本来永远不会沾上污渍的白衬衣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玛维斯走进莎伦玫瑰颤抖的花瓣当中,直刺得她皮肤发痒。刚生下一个小男孩的帕拉斯把他紧抱在怀里,这时大雨冲走了自动扶梯上那个可怕的妇女,以及对黑水的一切恐惧。完全被园中以她为伴的天神攫住的康瑟蕾塔是个更狂暴的舞者。玛维斯跳得最优雅。西尼卡和格蕾丝先是共舞,后来又各自跳过刚形成的泥洼。帕拉斯一边从她婴儿的头上抹着雨滴,一边像棕榈叶般摇晃。娄恩终于从沟中出来之后,自然想找个杜波列斯家的人做伴。她是这家人救下来抚养大的,后来又受家中的一个女儿的教导。不仅如此,她还深知他们的禀性。派阿斯·杜波列斯是布克·杜波列斯的儿子和著名的贾弗纳尔·杜波列斯的侄子,成了她的第一选择。他们和摩根及布莱克霍斯两家一样,很以是政府中任过职的人的后代为荣,但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其先人自豪:手艺人、枪械工、女缝工、花边工、鞋匠、五金商、泥瓦匠,他们正儿八经的营生被白人移民偷偷学去。他们深沉的崇敬献给曾经看到自己的工铺被焚、设备被抛入水中的几代人。因为白人移民不能相信公平竞争或从中取胜,这些黑人竟遭到逮捕,受到威胁,并从熟练工匠的队伍中被清理和驱逐出去。但那些家族坚持着他们从一七五五年就获得的东西,当年,第一代杜波列斯人在他的胳膊上缠上一条毛巾,衣袋里装着一本祈祷书。使他们变得坚定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那么严厉无情。美德,出乎意料的善行,使他们笑容满面。他们的正直是审慎的,对于提高他们的心气非其他所能比。他们并不总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但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努力找出来。早在贾弗纳尔被选进政府机构之前,在杜波列斯家的一张餐桌上进行的晚饭谈话集中于讨论每个人都有的问题:大家如何能够把握或者给出帮助。而且总是要转到行为的伦理基础、动机的清晰上,讨论一个举止是否给他增了光并保持了他的信任。现在杜波列斯家的人没有一个喜欢或认可女修道院的那些女人,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布鲁德和阿波罗的做法侮辱了他们;威斯顿·普尔是他们儿媳的兄弟,在他参加的一个旨在伤害女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的小组中,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妖魔的活计。他们果然看到了。当娄恩告诉他们她听到和知道的一切时,派阿斯没浪费一点时间。他吩咐他妻子米琳达赶紧到比彻姆家去,告诉雷和路德跟他会合。他和娄恩将到狄德·桑兹和阿伦·普尔那儿去。米琳达说他们应该通知多薇,但他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斯图亚特在那儿该怎么办?娄恩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已经向女修道院进发了,还是会等到太阳出来再说,但她说应该有人冒险去通知多薇,而如果多薇愿意,就能让索恩知道出了什么事。女人们在夜里跳舞跳累了,但是很高兴地回到了宅子里。她们擦干了身子,一边往头上抹鹿蹄草油,一边要康瑟蕾塔再给她们讲一遍派达德的事。“我们坐在海滨步行道上。她把我放进祖母绿的水中洗澡。她的嗓音使街上那些骄傲的女人哭泣。硬币从艺术家和警察的指间落下,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大厨请我们吃他们的饭菜。派达德唱的歌能让海浪静止,能让波浪涌起时停在半空、聆听自大海形成以来从未听过的语言。从山上下来、肩上栖着五彩缤纷的小鸟的牧羊人在她的歌声中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在她歌唱的时候,旅人驻足,不愿登上返家的船只。夜间,她把群星从她的头发中取出,把我裹进它的柔软里面。她的呼吸中散发着菠萝和槚如的清香……”女人们睡了,怀着鹦鹉、晶莹的贝壳和一个从不说话只是唱歌的女人的意象醒了又睡。清晨四点钟,她们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做准备。一个人和着面团,另一个点着炉灶。其余的为午饭采摘蔬菜,然后摆出早点。捏成小丘状的面包放在烤箱里烘烤。阳光渴望着华彩时,那伙男人到达了。天空中水洗石般的青蓝尚未打破,直到男人们把车停在大橡树背后,向女修道院走去时,太阳才破云而出。天空一片湛蓝。夜间的积水从水洼和路肩的缝隙中蒸腾成雾气。他们走近女修道院时,为了不让脚下的碎石发出响声,便跨过高高的草和水珠上偶然闪现的彩虹,来到前门。魔爪大概把斯图亚特抓出了这个世界。他们站到了台阶的两侧,淋了雨水的衣服斑驳闪亮。他仰起下巴从中间踏上台阶,然后举起步枪,把从来不锁的门一枪打开。门扇吊着合页向里面闪去。阳光随着他射了进去,洒到前厅的墙上,透过薄薄的涂漆,露出了男女婴孩相互嬉戏的画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有着同样白皮肤的女人,斯图亚特一看到她一双撩人的美目,便又扣动了扳机。其余的人一惊,但毫不迟疑地跨过了她的身体。他们摆弄着手中的武器,一下子觉得自己年轻又强大,才想起枪不光是摆设,不是用来吓唬人或者让自己舒服的。枪就是枪。迪克下达了命令。男人们分散开。在厨房里做饭的三个女人听到了一声枪响。一阵停顿。又一声枪响。她们小心地透过弹簧门向外望去。从歪斜的门透进的光线中,全副武装的男人们的身影隐隐进入了门道。女人们奔进游戏室,关上了门,那些人接着就站到了过道里。他们听到了跑过去的脚步声,进入了她们刚刚离开的厨房。游戏室里没有窗户——女人们困在了里面而且知道这一点。几分钟过去了。阿诺德和杰夫·弗利特伍德离开厨房,注意到了空气中鹿蹄草油的气味。他们推开了游戏室的门。一个雪花石膏烟灰缸砸进了阿诺德的太阳穴,振奋了那个挥舞它的女人。她继续砸,直到他趴倒在地。这时,没有警惕性的杰夫才拿起枪瞄准,可是已经晚了一步。一根台球棒击中他的手腕,枪从他手中飞出,摇晃着撞上他的下巴。他抬起胳膊,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便抓住了台球棒的尖端,这时装有锡耶纳的凯瑟琳画像的镜框在他头上砸破了。女人们跑进过道,看到两个身影从祈祷室出来便僵住了。她们又跑向厨房,哈珀和米努斯紧跟在后面。哈珀抓住了一个女人的腰和手臂。她瘦得可以一把抓住,所以他没看见长柄平底锅向他头上挥来。他倒下了,枪也脱了手。米努斯拼命攥住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腕,在他父亲倒地时转过身来。泼到他脸上的东西烫得他没有叫出声。他单膝跪下,一个女人的手去够在地上转着的枪。他给烫伤了,眼睛几乎睁不开,但猛拽她的左脚踝。她用右脚朝他头上一个劲儿踢。他身后的一个女人举起一把屠宰刀深深地插进他的肩骨,一时竟拔不出来再砍第二刀。她索性撇下刀和另两个同伴一起逃进院子,把院里的家禽都惊散了。威斯顿·普尔和萨金特·波森从二楼下来没看见人。他们走进了教室,那里有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他们搜寻着推到墙根的书桌,尽管那里显然没有人,哪怕是小孩也藏不进去。楼下,在百得牌手电筒缓缓移动的长长光柱中,斯图亚特、迪克和K.D.观察着意想不到的污损、暴力和堕落。石头地板上画着肮脏的图案。K.D.的手指触摸着棕榈叶十字架。迪克摸了摸夹着墨镜的衬衫口袋。他原以为墨镜能派上别的用场,但现在不知道要不要戴上墨镜遮着目光不去看脚下引人注目的堕落景象。谁都不敢踏上去。这远不止证实了他们的预料,他们转身上了楼梯。教室的门大开着,萨金特和威斯顿招手让他们进去。他们聚在窗边,五个人全都明白了,女人们没有藏起来。她们逃掉了。那伙人离开萨金特的地方不久,鲁比的居民就到了大炉灶。雨慢了下来。垃圾桶随着瓦砾旋转。溪水涨满了,但没有溢出两岸,而是渗进了地下。从大炉灶顶部冲下的雨水与从砖上冲刷下来的灰泥搅在一起。大炉灶稍稍向一侧歪斜,下面的地基松动了。居民们乘着卡车和轿车去会那些男人。姐妹两个都用不着劝说,因为她们已经知道了正在发生可怕的事。多薇要索恩开车。两个人都不吱一声,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多薇三十年来一直看着她丈夫摧毁了他内心的一些东西。他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不像原先的他了。如今他可能毁掉一切。是不是二十年的成功发展让他昏了头呢?他是不是以为远离白人的法律,法律就对他们鞭长莫及了呢?当然,作为丈夫他很疼爱人,而且只要她不去理睬那些她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们的婚姻似乎是完满的。不过,她怀念她的朋友拜访过的取消了赎回权的小小房子。自从K.D.接管了那里之后,他只来看过她一次,而且还是在梦里。他从她身边走开了。她叫他,他转过身来。她知道下一件事是,她给他洗了头。她醒来时十分困惑,倒是很高兴地看到她的手被皂液弄得湿漉漉的。索恩在责备自己没有和迪克谈话,只是谈一谈。告诉他她知道康妮的事;他们第三个孩子的夭折是对她——而不是对他的惩罚。在康妮救了斯考特一命之后,索恩对她的积怨早已烟消云散,而且,因为她们俩成了密友,她相信康妮同样原谅了迪克。此时她不清楚,她惧怕空气过于稀薄而难以呼吸、她无法走出失子之痛并拒不阅读他们的最后来信以保持痛苦,是不是不经意间惩罚了他。不管是什么情况,有一点她是肯定的:击垮女修道院的女人这事与他们的婚姻有关。如果迪克和斯图亚特没有认可和操纵他们,哈珀、萨金特,当然还有阿诺德,是会放那些女人一马的。要是她在二十二年前曾经谈过话,只是谈一谈。“你怎么想?”多薇打破了沉寂。“我没法想。”“他们不会伤害她们吧,嗯?”索恩关掉了雨刷。现在用不着了。“不会,”她回答道,“只是吓唬吓唬她们。我是说,把她们吓走。”“不过,人们一直对她们说长道短。比如说她们是……污秽的人。”“她们不过是与众不同罢了。”“我知道,但原来也一直这样嘛。”“她们是女人,多薇。只是女人啊。”“娼妓,就是啦,还古怪。”“多薇!”“这是斯图亚特说的,要是他信以为真——”“我不管她们是不是——”索恩没法再往更坏的方向想了。两个人又沉默了。“娄恩说K.D.在那儿。”“他会的。”“你觉得梅布尔知道吗?还有普立西拉呢?”多薇问。“我怀疑她们不知道。要不是有娄恩,我们会知道吗?”“我猜不会出什么事的。阿伦和派阿斯会制止他们的。还有比彻姆他们。连斯图亚特都不会和卢瑟搅到一起的。”姐妹俩随后便笑了,那是抱有一线希望的笑,让她们平静了些,安心疾驶过清晨明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小男孩咧开嘴笑着说。“看他们在空中晃来晃去挺好玩的。”“皮埃罗。”“我在这里,大人。”“过来,孩子,带我们去巴托罗缪大人那里。”重新上路后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紧闭着嘴唇,以至于他的上下唇合成了一道冷峻的直线。他默默地走着,企图琢磨瓦伦丁诺公爵心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就因为盗窃了几件银器这么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两个有用的士兵吊死?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惩罚上述这件违法情事,一顿板子足够了。确实,人命对于公爵来说就像草芥一样,但是看到他是如此急切地谋求获取伊莫拉人民的信任,而不惜开罪于加斯孔部队的指战员们,还是令人难以置信。马基雅维里这下子真的是糊涂了。他确信当天晚上公爵审案子的时候他在现场这一点正是公爵所需要的,否则的话,公爵完全可以等到他与佛罗伦萨使节洽谈完毕再开始审理盗窃案。他是不是想向执政团显示,他并不受法国人控制,尽管他面临他手下将领的阴谋叛乱,却仍然毫无畏惧,不怕得罪他们?还是,整个场景的根本用意就是用来传递那个由公爵本人亲口说出的赤裸裸的威胁:即这两个士兵可以等到他们到了佛罗伦萨再进行销赃?但是谁又可以猜出那个无情并且狡诈的脑子里想的是些什么呢?“这就是您要找的房子,大人。”男孩突然说道。马基雅维里送了一枚硬币给那个流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一蹦一跳地跑开了。皮埃罗抬起了门上的铜环,让它落下。里面没人答应,皮埃罗又敲了一下门。马基雅维里注意到,这座房子十分雄伟,一看就知道是殷实人家的豪宅。二楼客厅的窗户并不是预想中的油纸糊的,而是镶嵌了玻璃,这足以表明,主人的家财丰厚。第八章马基雅维里并不认识巴托罗缪·马泰利,但是他接到指示要和巴托罗缪联系上。他在这个小城市中是个有地位的人,担任着市政府参事的职位,也是一个财主。他在伊莫拉的城边上拥有土地,在城里也有几处房产。他的父亲通过和近东一些地区做生意发了财,他本人年轻时也在士麦那[1]生活过好几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佛罗伦萨有了渊源,因为佛罗伦萨人一直和近东有着贸易往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散居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城市中。巴托罗缪的父亲曾经和一个出身于佛罗伦萨名门的商人合伙经营业务,最后娶了这个合伙人的女儿。巴托罗缪还是比亚乔·布纳科齐的远亲——他们两人的外祖母,虽然已经过世好久了,是亲姐妹。这也正是比亚乔拿来说服马基雅维里此行带上皮埃罗的重要理由之一。这层关系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更容易和这个有用的人套上近乎。并且,巴托罗缪可以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伊莫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他还是促使这个城市不战而降的一伙人的头儿。于是,公爵,作为一个善于慷他人之慨的人,赐给了巴托罗缪一处带有男爵头衔的不动产。马基雅维里是从那个喜欢讲话,多嘴多舌的理发师那里听到这些的。他还听说,巴托罗缪虽然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私下里却对自己新获得的这个头衔喜不自胜。公爵也信任他,心里清楚巴托罗缪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辜负公爵的信任。公爵请他筹办了几次商务活动,他都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任务。公爵行事诡秘,但很有可能巴托罗缪会知晓一切可以被了解的内幕。马基雅维里有信心,可以略施小计,将他知道的情况统统地套出来。市政厅手里也抓着巴托罗缪的软肋——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两套位于佛罗伦萨的房产。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一场意外的火灾可以轻易地烧毁其中的一处房产。如果这一点尚不足以威慑他的话,执政团方面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让他在近东的生意遭受损失——他的这些在近东的生意是他很重要的利益。“有朋友当然是件好事。”马基雅维里思忖着。“但是让他们明白,他们一旦做事情不够朋友的话,你自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报复,同样也是一件好事。”一个仆人把门打开了。当马基雅维里自我介绍,要求面见他的主人后,他开口说道:“男爵已经在等您了。”他被带进了一个庭院,上了一段露天的楼梯,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这个房间一看就知道是被主人用来作书房的。他们等了一两分钟以后,巴托罗缪阔步闯了进来,用热烈的气氛和言语欢迎他的客人。“我听说您来了,尼科洛大人。我一直在热切地等待着您。”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胖子。一头长头发从前额向后梳,一副黑色的大胡子,红脸膛,因为有汗珠挂在脸上而熠熠发亮,双下巴,腆着一个硕大的肚子。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瘦得像栏杆一样的人,并不喜欢胖子。他曾经说过,在意大利,没人能吃成胖子,除非那个人掠夺孤儿寡母,榨取穷人的膏血。“比亚乔·布纳科齐写信告诉我您要来了,一个信使昨天把信捎了过来。”“是的。信使本来就计划来伊莫拉,比乔亚就让他顺便捎带了这封信。这是皮埃罗·贾科米尼,[2],我们那个好伙伴比亚乔姐姐的儿子。”巴托罗缪发出一阵清楚而响亮的笑声。他伸出手臂将男孩子搂了过去,顶在了他自己的大肚子上。他亲吻了皮埃罗的两颊。“这么说来我们是表亲呢!”他用一种洪亮饱满的声音大声说道。“表亲?”马基雅维里不禁嘴里嘟哝着。“难道您不知道?比亚乔的外祖母和我的外祖母是亲姐妹。她们都是卡罗·佩鲁齐的女儿。”“奇怪。他可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你知道这件事吗,皮埃罗?”“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马基雅维里不过是在否认他了解此事。当然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巴托罗缪和比亚乔的表亲关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除非有好的理由,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掌握多少情况。他很高兴地看到,皮埃罗领会得十分快,没有一刻的迟疑。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巴托罗缪请他们坐下。房间里没有壁炉,但房子中央放置的一个火盆驱走了屋里的寒意。他询问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那些他由于生意的原因经常访问的朋友。马基雅维里就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给予了回答。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不久话题就转到了刚刚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的皮埃罗·索德里尼身上。“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非常诚实和可靠的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正是按照他的意愿我被派来出使伊莫拉。”他早就打定主意,让巴托罗缪知道,他本人是受到共和国最高首脑信任的。“我非常高兴见到您。您尽管放心,我会尽全力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我曾要比亚乔带一匹细亚麻布来,但是我猜这次您走得急,可能没能带来吧?”比亚乔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喜欢差遣他做这做那。和其他人相比,马基雅维里用起比亚乔来就更加没有节制。“正好相反,”他回答道,“比亚乔特意关照我将这匹布带来。不过它现在正在我的仆人那里。他们要今天晚些时候才到伊莫拉。”“我的妻子正在为我做一些衬衫。她向修女们学习过绣花。我敢说在绣花这方面伊莫拉城里还没有谁能赶得上她。她简直是个艺术家。”马基雅维里的心思正忙活着。他试图了解眼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粗放,快活,多血质的样子,让人不难想像他非常喜欢大吃大喝。笑起来满脸开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声如洪钟。在外露的快乐态度和坦诚友善下面是否掩盖着一个敏锐和算计的头脑,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他有着一个精明商人的声誉,据说极其善于讨价还价。马基雅维里将话题转到了伊莫拉和这个城市当前的状况上。巴托罗缪大大地将公爵颂扬了一番。他严格地执行了伊莫拉在投降时和他达成的条件,他为了支付占领这座城市所需要的开支而征收的税赋也完全合乎情理。而且,公爵还建议将所收的税赋的一大部分用于伊莫拉的市政建设,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和庄严。因为伊莫拉是他最近才获取的这个城邦的首府,他正在起草蓝图,准备为他本人建造一所新的宫殿,一个供商界人士聚会的会馆和一个为穷人而开设的医院。城市里秩序井然,犯罪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法能迅速地获得执行,且收费低廉。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商业很繁荣,贿赂和腐败也停止了。公爵本人对这一带乡下的农业资源十分感兴趣,下达了指示,要大家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部队则是驻扎在城外。总的说来,城市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希望这一切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马基雅维里高兴地说道。“但是一旦公爵的那些将领们推翻了他,把部队开进城来,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还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心里清楚,没有公爵,他们毫无权力。他们会和公爵妥协的。相信我,这一切都会像一阵风吹过,什么也不会改变。”马基雅维里不能够确定,巴托罗缪是完全相信他自己刚刚所说的话,是在努力地去相信这番话,还是只不过说出来,希望马基雅维里能够相信。马基雅维里也还没能断定,这个人到底是个蠢人还是一个精明的人。这种表面的坦诚,热情,真诚的气氛和那双含笑友善的眼睛之下也许隐藏着什么。马基雅维里换了一个话题。你方才说你将很愿意帮我一些忙,我十分感谢。你可以告诉我我在哪里可以找一个地方,让我、皮埃罗和我的仆人住下吗?”“我真是希望您求我另外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巴托罗缪声震屋宇地大笑起来。他说道:“公爵的宫廷成员,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诗人,画家,建筑师,工程师,还有那些从公爵其他领地过来出差公干的人,商人,卖这卖那的小贩,被赚钱的机会所吸引,蜂拥到这座城市,整个城市简直没有一块空地了。”“我不想在这里不必要地逗留,但是我肩负着执政团的使命。我在一个修道院的房间里是无法履行我的使命的。我必须为我的皮埃罗和仆人们找到住的地方。”“我会问一下我的岳母。她对这种事情了解得比我多,我现在就去找她。”他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请客人们跟着他去另一个房间。他把大家带到了一个相比之下宽敞得多的房间,墙壁上装饰着十分漂亮的油画,房间里还有一个壁炉。女眷们正坐在炉火旁,做着手里的活计。当客人们走进房间后,她们起身,在客人们微微鞠躬之后,也有礼貌地还了礼。其中一个是个长相不错的中年妇女。“这是我的岳母,卡特琳娜·卡佩罗夫人。”巴托罗缪介绍着说,“这是我的太太。”他的太太年轻得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按照当时的习俗,她的头发,从原来自然的黑色染成了金黄色。但是这么一来就和她黝黑的意大利妇女们所特有的皮肤不相称了。于是她就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和胸脯上扑了厚厚的一层粉。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和她那双黑亮俊美的眼睛形成的对比非常地强烈。她的眉毛被修剪成一道细线。她有着一只小巧而笔直的鼻子和一张可爱的樱桃小口。她一身淡灰色的装束,包括一条长裙,波浪一般飘动着的袖子,一副非常适合她瘦削身材的紧身胸衣,胸开得比较低,呈现出正方形的形状,显示出她雪白的胸部和年轻饱满的乳房的轮廓。在她的美丽之中有一种处女的特质,但同时又有一种成熟的美,两者结合起来,十分令人倾倒。马基雅维里,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在他十分乐于称之为内心的地方,出现了一阵奇怪的涌动。“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他对自己说道。“我会愿意和她共赴巫山。”当两位妇人在给客人们搬椅子时,巴托罗缪向卡特琳娜夫人解释了马基雅维里的难处,之后又补充说明,他发现皮埃罗还是一位他所从来未能谋面的表亲。当听说这层亲戚关系时,两名妇女都向皮埃罗露出了笑容。马基雅维里很高兴地发现,巴托罗缪妻子有着一口好牙齿,细小,整齐而且洁白。“先生们需要不需要用些点心?”卡特琳娜夫人问道。她的穿戴非常像她的女儿,但是颜色稍微深一些。而且,因为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体面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是不应该染发和在脸上敷粉的,她就没怎么化妆,以本色出现在众人面前。但是她有着一双和她的女儿一样的,俊秀的眼睛。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们已经吃过早饭了。但是主人坚持他们至少要喝一些酒。“奥莱莉娅,去吩咐一下尼娜。”巴托罗缪对他的妻子说道。年轻的妇人走了出去。于是巴托罗缪向自己的岳母重复了一遍马基雅维里的要求。“这不可能。整个城里都没有一间空房间了。不过等一等——因为尼科洛大人是贵宾,这位年轻人又是你的表亲,也许塞拉菲娜会愿意接待他们。她一直拒绝招收房客,前些日子我还说她来着,我说当人们为了一块巴掌大的安身之地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时,还让她那间房间空着真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巴托罗缪解释说,塞拉菲娜女士是他在近东的一个代理人的孀妇,她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属于他的。她最大的儿子在巴托罗缪在士麦那的办事处工作,她另有两个孩子和她住在一起,一个将来要做神甫的儿子,外加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正是为了这一双儿女,为了不让他们受到坏人的影响,她才决定不出租她的那间空房间。“不过如果是你开口的话,她是不会不答应的,孩子。”听到卡特琳娜女士叫那个胖男人为孩子,旁人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因为她只不过比他年长两到三岁而已。“回头我带你们过去,”巴托罗缪说道。“我确信这个可以办得到。”奥莱莉娅回来了,身后跟了一位女仆。女仆手里端着一只巨大的金属食品盘,上面放了一些玻璃杯,一瓶葡萄酒和一碟肉脯。奥莱莉娅坐了下来,重新开始做她手里的针线活。“尼科洛大人给你带来了亚麻布,亲爱的,”巴托罗缪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帮我做衬衫了。”“你还需要新衬衫?真是只有上帝才知道。”卡特琳娜说道。奥莱莉娅微笑一下,但是没有开口。“让我给您看,我的太太绣花绣得多好。”巴托罗缪走近奥莱莉娅,拿起她正在做的绣品。“别这样,巴托罗缪,这些是女人用的东西。”“如果尼科洛大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衬衣的话,现在也是时候让他好好看上一眼了。”“我是一个已婚男士,奥莱莉娅夫人。”马基雅维里微笑着回答道。他脸上的微笑使他瘦削的面容变得稍稍讨人喜欢了一些。“瞧瞧这针线活多漂亮!设计多么精巧!”“这些图画是她亲手制作的吗?”“当然了,她是一位艺术家。”马基雅维里恰到好处地赞美了一下,然后将衣服还给了她。她谢了马基雅维里,明亮的眸子里闪着笑意。当他们用完肉脯,饮了一杯酒之后,巴托罗缪建议带他们去见那个叫塞拉菲娜的孀妇。“她的房子就在我们房子的后面。”他说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跟着他下了楼梯。他们穿过了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有一口井,井口是一围用石头凿出来的井沿。庭院中还有一棵栗子树,入秋以来第一次霜降之后,树叶就掉下来散落在地上。最后他们来到一道门前面,门背后是一条窄窄的巷子。“我们到了。”巴托罗缪说道。这条荒芜的巷子向马基雅维里预示着,他的客人几乎可以完全不被人注意地来拜访他。巴托罗缪敲了敲门,一会儿工夫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子的女人,深灰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有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头发则是已经花白了。在看清是谁敲的门之后,她狐疑的神色立刻变成了热情洋溢的欢迎。她请大家到屋里面坐。“这位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大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厅的首席秘书,共和国向公爵大人派遣的使节,这位年轻人是我的表亲皮埃罗,我的好朋友和表亲比亚乔·布纳科齐的外甥。”塞拉菲娜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客厅。巴托罗缪就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塞拉菲娜脸立刻就沉下来了。“唉,巴托罗缪大人,你是知道的,我拒绝了所有要租房子的人。你看看,我家里有两个年轻的孩子。要住的人又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人。”“我知道,我知道,塞拉菲娜。但这两位我可以担保。皮埃罗是我的表亲,他可以成为你儿子路易吉的朋友。”谈话继续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黄色网站app视频免费下载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伙人。他们坐在地上,紧紧挤在一起,三个女人和小男孩在中间,三个男人在她们周围,要是此时有人看见他们会说,这几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确实,他们好像成了一个躯体,共同呼吸,共同挨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睡得很轻,并且醒了几次,因为有的盲人从麻木中醒来,站起身,迷迷糊糊地绊在别人身上,不过其中一个一直没动,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呼呼大睡。天亮了,废墟上只有几个淡淡的烟柱,但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很快开始下雨了,那种蒙蒙细雨,像空中的微尘,只是这一回下个不停,开始的时候落不到被烤热的地上便化成了蒸汽,但一直不停地下,如果借用水滴石穿这句话,眼前的场景就是水滴火灭。这些盲人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理解力也丧失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奇特的思维,他们认为渴望的食物迟迟不来是因为正在下雨。无法让他们相信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告诉他们现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无济于事。他们绝望了,扑到地上哭起来,不会来了,天在下雨,不会来了,他们不停地唠叨着。要是这一片狼藉的瓦砾还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那就还会成为原来的精神病院。即便被踩踏也整夜没有动的那个盲人站不起来了,蜷缩成一团,仿佛想保住腹部的最后一点热气。雨开始下大了,他仍然一动不动。他死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最好趁着还有点力气的时候离开这里。他们艰难地站起身,头昏脑涨,东倒西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后来排成一队,前面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接着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们,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丈夫,医生在队伍最后。他们沿着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往前走,但医生的妻子另有想法,她想尽快为跟在她身后的人找个避雨的地方,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去寻找食物。街上空无一人,也许因为天还早,也许因为下雨,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到处都是垃圾,有几家商店门开着,但大部分关着门,看样子里边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医生的妻子想,把伙伴们留在一个商店里,这是个好主意,她记清这条街的名字和门牌号,免得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停下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们在这里等着,不要动,说完走到一家药店,从玻璃门往里看一看,好像里边有些人躺着,她敲敲玻璃,一个人影动了动,她又敲了一下,另一些人影也慢慢动了动,其中一个站起来,把脸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想,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也许是药店老板一家人,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总比睡在硬邦邦的地上舒服得多,除非是为了保护药店,防备谁呢,药店里都是药,既能救人也能致人死命。她离开药店往前走了几步,朝另一家商店里边望望,看见里边躺着的人更多,女人,男人,孩子,其中有几个似乎正准备出来,一个人走到门口,把胳膊伸出来说,正下雨呢;下得很大吗,里边有人问道;很大,我们得等雨小了再走;这是个男人,他离医生的妻子只有两步远,但没有发现她在眼前,所以听到有人说早安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已经失去了说你好的习惯,这不仅因为,准确地说,盲人的日子永远不会好,也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完全有把握应当说早安午安还是晚安。现在,与刚才解释的相反,这些人差不多同时在早晨醒来,那是因为有几个人几天前刚刚失明,还没有完全丧失日夜轮转醒睡交替的概念。那男人说,正下雨呢,接着又说,您是谁;我不是这里的人;在找吃的吗;对,我们四天没有吃东西了;您怎么知道是四天呢;估计出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吗;我和丈夫还有一些伙伴在一起;你们有多少人;一共七个;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您就死了心吧,我们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你们从哪里来的;从失明症开始我们就被关起来了;啊,对,检疫隔离,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放你们出来了吗;发生了火灾,这时我们发现看守我们的士兵不见了;你们就出来了;对;你们那里的士兵大概是最后一批失明的,所有人都失明了;所有人,整座城市,全国都失明了吗;要是还有谁看得见,那就是他不肯说,保持沉默;您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因为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不知道家在哪里;就说您吧,您知道您的家在哪里吗;我,医生的妻子刚要说她正准备和丈夫以及伙伴们回家,现在只想吃点东西恢复体力,但与此同时清楚地看到了现在的状况,只有出现奇迹,一个走出家门的失明者才能再回到家里,和以前不同,那时候盲人们总能得到行人的帮助,比如横穿马路时,比如不小心离开了熟悉的道路时。我只知道离这里很远,医生的妻子说;但您回不了家;回不去;这就对了,和我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回不了家,你们在隔离检疫区待过的人有许多东西要学呢,不知道无家可归是多么司空见惯;我不明白;成群结伙,像我们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寻找食物,必须在一起,这是我们不走失的唯一办法,由于我们在一起,由于谁也不能留下来管家,毫无疑问,假如找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家也已经被别的找不到家的人占了,于是我们成了转来转去的水车,开始的时候还发生打斗,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这些瞎子,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身上的东西例外;那么,解决办法应当是住在一家食品店,至少在还有食品的时候就不必出去;这样做的人至少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一分钟也不得安宁,我说至少,是因为听别人说起过一件事,一些人想这样干,关上门,上了门闩,但他们不能让食品的气味消失,于是那些想吃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由于里边的人不肯开门,他们就放火烧食品店,这一招真灵,我没有看见,别人告诉我说这一招确实灵,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干了;这么说,人们不住在家里,不住在楼上;也住在家里,住在哪里都行,我家里大概已经住过许多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能找到我的家,另外,这种情况下睡在一楼的商店和仓库里要方便得多,这样我们就不必上下楼梯了;已经不下雨了,医生的妻子说;已经不下雨了,那男人朝里面重复了一遍。听到这几个字,还躺着的人们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书包,小手提箱,布袋和塑料袋,好像要出门远征,确实,他们要去猎取食物,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商店。医生的妻子注意到他们穿得不错,当然,衣服的颜色不搭,有些人裤子太短,露出了脚踝,或者又太长,不得不把裤脚卷起来,但寒冷不会侵犯这些人,几个男人穿着风雨衣或者大衣,两个女人穿着皮大衣,但没有人拿雨伞,大概因为带着不方便,伞骨总是对眼睛构成威胁。这伙人大概有十五个,他们走了。其他人一伙一伙的在街上出现了,也有单独行动的,有的男人靠在墙边解决膀胱在早晨的紧急需要,女人们则愿意躲到被丢弃的轿车后面。粪便被雨水泡软了,这里一摊,那里一摊,散布在人行道上。医生的妻子回到她那一伙人中间,他们已经下意识地躲到一家糕点房的遮阳棚下面,糕点房里散发出酸了的乳脂味和其他腐烂的气味。我们走吧,她说,我找到了一个住处,接着把他们领到商店,原来的那些人已经走光了。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既不是吃的也不是穿的,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煤气灶,微波炉,打蛋器,榨汁机,吸尘器,粉碎器,以及其他各种方便人们生活的家用电器。空气沉重污浊,所有物品无一例外的白色外表,显得荒唐怪诞。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医生的妻子说,我去找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近处还是远处,我不知道,你们要耐心等待,要是有人想进来,你们就说这里有人了,只要听到这句话他们就会离开,这是习惯;我和你一起去,丈夫说;不用,最好我独自去,我们必须知道现在人们怎样生活,据说可能所有人都已经失明了;如果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就和住在精神病院一模一样了;无法相比,我们可以随意走动,食物一定能解决,我们不会饿死,我也一定要找些衣服来,我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其实,这些人当中她最需要衣服,从腰部以上她几乎一丝不挂。她吻吻丈夫,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无论出了什么事,即使有人要进来,请你们也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们被赶出去,我相信不会出这种事,只不过为了防备各种可能,你们就留在这扇门附近,待在一起,等我回来。她眼泪汪汪地看了看众人,他们站在那里,全都依赖她了,像一群年幼的孩子依赖母亲一样。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呀,她想,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所有人都失明了却仍然活着,只有她本人也失明才能明白,人能习惯一切,尤其是到了已经不再是人的时候,即使不到那般地步也一样,斜眼小男孩就是个例证,他已经不再打听母亲了。她走出商店,来到街上,看了看门牌号,牢牢记在心里,还有商店的名字,现在要看看拐角处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找食物,能找到什么,可能走过三个门就找到了,也可能是三百个,不能迷路,找不到任何人问路,原来能看见的人现在都失明了,她看得见,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太阳破云而出,照得垃圾中间的一个个水洼闪闪发光,现在,人行道石板缝里长出的青草历历在目。外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如何辨别方向呢,医生的妻子非常纳闷。他们并不辨别方向,而是紧紧贴着大楼行走,把胳膊伸向前方,相互间不断碰撞,像走在窄窄的小路上的蚂蚁,但出现碰撞时听不到抗议声,也用不着说话,其中一家人离开了墙,就沿原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再次碰到原来那堵墙。他们偶尔停下来,在商店门口闻一闻,感觉一下里面有没有食品的气味,不论什么食品都行,接着又往前走,转过十字路口消失了,不久那里又出现一伙人,看样子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得比他们快,无须浪费时间走进商店就知道是不是食品店,但她很快就明白,找到大量食物不容易,她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食品店似乎早被人掏空,成了空壳。她穿过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广场,距丢下丈夫和伙伴们的地方已经很远,来到一座超市前面。里边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空空的货架,倒在地上的玻璃柜,盲人们在中间游荡,大部分人趴在地上,用手在肮脏的地板上扫来扫去,希望找到一点点可果腹的东西,一个经受住别人敲砸而没有被打开的罐头,一包随便什么食物,一个土豆,即便是被踩过的也好,或者一片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医生的妻子想,尽管如此,总会还有点东西,这超市太大了。一个盲人从地上站起来,叫嚷着说玻璃碎片扎进他的膝盖里去了。血顺着腿往下流。同伙的盲人们围住他,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他说,玻璃扎进膝盖里了;哪个膝盖;左边;一个女人蹲下去,小心,说不定这里还有玻璃呢,她摸索着找到那条腿,又摸了摸,在这里,她说,还扎在里面;一个男人笑起来,既然扎进去了,就好好利用利用吧,别的盲人,不论男女,全都笑了。那个女人用大拇指和食指当镊子,把玻璃拔了出来,这是个无师自通的做法,之后从肩上背的包里找出一块破布,把那个男人的膝盖包扎好,这时轮到她说句笑话让大家乐一乐了,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很快就把扎进去的那玩意儿还给他了;受伤的男人反击说,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再扎什么进去;可以肯定,这伙人当中没有一对夫妇,因为看样子谁也没有恼怒,大概已习惯开放的言行与自由的结合,除非他们两人正好是夫妻,才这样随便地玩笑,但实际上又不像夫妻,夫妻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种话来。医生的妻子环顾一下四周,人们正在争夺仅有的一些可吃的东西,有的挥拳头,有的推搡,拳头几乎总是打空,推搡又往往不择敌友,争夺的东西从手中掉下去,落到地上,等待着绊倒什么人;这回我不会从这儿滚开的,她用了一个通常不会用的词语,这再次表明,环境的力量和性质对词汇有着巨大影响,想想看,某个军人在被逼投降时曾说出狗屎二字,因此,即便今后在不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说出同样泄愤的话,人们也该宽恕他的缺乏教养。这回我溜不掉了,她又想,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另一个想法天启般地出现在脑际,这么大的商场应当有仓库,不是那种大仓库,大仓库在别的地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而是存放某些购买量较大的商品的小仓库。想到这里她立刻兴奋起来,开始寻找通往藏宝洞的紧闭的大门,但所有的门都开着,里面同样一片狼藉,同样有许多盲人在同样的垃圾堆里刨来刨去。最后,她来到一个阴暗的走廊,阳光几乎照不进来,她看到一个像运货铲车似的东西。金属门关着,旁边另有一扇门,很光滑,像能在铁轨上滑动的样子,这是地下室,她想,盲人们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道路堵死了,大概会以为是电梯,但谁也不曾想到,正常的设计是一旁还有一个楼梯,以备停电的时候使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她推开推拉门,几乎同时产生了两个强烈的印象,第一是要去地下室必须走又深又黑的楼梯,接着就是里边的气味清楚地表明那里的东西是食物,即使是装在我们所说的密封容器里也能闻得出来,饥饿会使嗅觉变得极为灵敏,像狗一样能穿过重重障碍。她赶紧回去从垃圾堆里拣塑料袋,必须用它们来运送食物,同时她又问自己,没有光亮,我怎能知道应当带走哪些东西呢,她耸耸肩膀,这担心太愚蠢了,但现在她又产生了怀疑,考虑到目前身体虚弱的状况,我能不能有力气背着一个个装得满满的口袋原路返回呢,此刻,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她害怕回不到丈夫等着她的那个地方,她知道街道的名称,这个她没有忘记,但一路上拐了那么多弯,惊慌之中她几乎思维混乱了,过了一会儿,仿佛停滞的大脑终于又开始转动,她慢慢觉得自己好像俯在一张本市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最近的路线,好像有两双眼睛,一双看着她自己和地图,另一双看着地图和道路。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好运气,由于发现了楼梯而过于紧张,她忘记了关门。现在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整个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她像外边的盲人一样瞎了,区别仅在于颜色,确实,仅仅在于白色和黑色的不同。她紧紧贴着墙壁开始沿楼梯往下走,如果这地方已经不是秘密,有人同时从底下往上走,他们就必须像她在街上看到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离开安全的依靠,贴着另外一个人模糊的身影往前,也许会荒唐地害怕墙壁已不在那一边。我要疯了,她想,并且有根有据,沿着一个阴森可怖的洞穴往下走,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光亮的希望,走到哪里去呢,这些地下仓库一般都不太深,第一个梯段,现在我明白成为盲人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个梯段,我要喊叫了,我要喊叫了,第三个梯段,黑暗像浓浓的糊状物贴在她的脸上,两只眼睛变成了沥青球。我前面有什么呢,马上又产生的一个想法更加让她胆战心惊,以后我怎样再找到这个楼梯呢,突然间身体失去平衡,她赶紧蹲下,免得失去依靠倒下去,她几乎神志不清了,喃喃地说,这里干净,她指的是地面,她觉得神奇,干净的地面。现在她渐渐清醒过来,感到胃部隐隐作痛,胃痛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刻仿佛她身上再没有任何活的器官了,它们依然在,但不想发出任何信号,只有心脏不同,心脏像一面巨大的鼓咚咚作响,一直在黑暗中盲目地工作,从所有黑暗中的第一个,形成它的子宫开始,到最后一个黑暗,它将在这个黑暗里栖止。她手中还拿着塑料袋,没有扔下,现在只须安安静静地把它们装满,仓库不是幽灵和恶龙出没之地,这里只有黑暗,而黑暗既不咬人也不伤害人,至于楼梯,我一定能找到,用不着在这个大坑里转上一圈就能找到。她下定决心,要站起来,但想到她像其他盲人一样瞎,最好和他们一样爬着走,直到在前边找到什么,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就这样,张仪又来到了楚国。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楚国。第一次是他籍籍无名的时候,在令尹昭阳府上为门客,曾经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暴打;第二次是前几年访楚,把楚怀王当猴耍了。这一次,他却是将自身当作筹码,为秦国换取土地而来。当他进入郢都的城门的时候,内心是否五味杂陈,后人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偷偷地派自己的心腹去找了一个人。一个叫做靳尚的人。当张仪还是昭阳的门客的时候,就和靳尚关系很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这一次,张仪要依靠靳尚这位兄弟来为自己找一条后路。因为靳尚与郑袖的关系很好。而郑袖,是楚怀王的夫人。什么风都比不过枕边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国官场一半以上的游戏规则。楚怀王见到张仪,二话不说,命人将张仪绑起来,押入死牢。这回他算是学聪明了,不让张仪有说话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上当。但是他没想到,张仪不说话,靳尚却在他的后宫掀起了一场暴风“醋”雨。“难道您没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吗?”靳尚问郑袖。“什么危险?”“秦王十分宠信张仪,大王却将张仪抓了起来。我听说,秦王为了解救张仪,打算将上庸之地六县献给大王。”“那是好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郑袖继续对着铜镜顾影自怜。“咳,您听我说完。秦王还精选了一位美人,又从秦宫中挑选了十名能歌善舞的宫女当作陪嫁,正准备送到郢都来呢!”就听到“哗啦”一片响,郑袖跟前一案几的化妆品都被扫落在地。关于郑袖,有必要介绍一下,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醋坛子。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魏国给楚怀王送来一个美女,楚怀王很喜欢,对她十分宠爱。郑袖一反常态,也对这位魏妃十分宠爱,甚至超过楚怀王。但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总是先给魏妃送去,看到魏妃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了,郑袖才摆出一副释然的样子,拉着她说这说那。男人们最享受的就是这种妻妾和谐的齐人之福了。楚怀王看到郑袖如此大方,时常感叹道:“夫人知道寡人喜爱新人,因此比寡人更喜爱她,这才是孝子养亲、忠臣事君之道啊!”有一天郑袖对魏妃说:“后宫这么多女人,我看大王最宠爱的就是你了。但是大王也曾经对我提起过,他对你的鼻子不是很满意……这种事情,我本来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们是好姐妹呢?你如果想在大王面前长期保持美好的形象,以后可以拿一朵花放在鼻子前面遮掩一下,又优雅又自然。大王看了,不知道多着迷呢!”魏妃不知是计,再度见到楚怀王的时候,果然捏着一朵梅花,故作扭捏状。楚怀王一开始还很受用,久而久之便有点狐疑了。他问郑袖:“魏妃见到寡人,总是以花掩鼻,这是怎么回事?”郑袖连忙说:“您别问我,我可不知道。”她越是这样,楚怀王越是追着她问。被逼不过了,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听人说,她是讨厌大王有狐臭。”楚怀王气得浑身发抖,想都没想就下令道:“劓之!”也就是处以割鼻之刑。郑袖生怕楚怀王反悔,马上对内侍说:“大王已经下令了,还不快去执行?”可怜的魏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割去了鼻子。从这个故事不难推测郑袖听说秦王要送美女到楚国来的时候,是何等恼怒。她马上去找楚怀王,说:“人各为其主,张仪就算得罪了您,也不过是为了国家,没什么好责怪的。再说,您现在这样对待张仪,秦王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来讨伐。请您把臣妾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成为秦人的鱼肉。”说着就哭了起来。郑袖这么一哭,楚怀王就没了主意。他把自己关在卧室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释放了张仪,并且礼送出境。当时有位楚国大夫出使齐国,正在回来的路上。当他回到郢都,听说张仪刚被放走,气得直跺脚,质问楚怀王道:“张仪把咱们骗得这么惨,全楚国人都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您为什么又把他放了?”楚怀王无言以对。这位大夫乃楚国的名门之后,姓屈,名平,字原。世人一般称其为屈原。第十一章秦武王之死公元前310年,张仪风尘仆仆从楚国回到秦国,还未进入咸阳,就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秦惠王去世了。秦惠王的一生,不用过多评述,有几件大事是可圈可点的。第一是杀商鞅。杀商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是他杀了商鞅之后,仍然坚持用商鞅制订的法律,没有走回头路。韩非子说“秦用商鞅而富强”,秦孝公当然居功至伟,秦惠王其实也功不可没。第二是重用张仪,采取连横政策,削弱了魏国,压制了韩国,打败了楚国和齐国,震慑了赵国。秦惠王时期,秦国对天下诸侯威逼利诱,拉拢打击,翻云覆雨,取舍予夺,将“纵横捭阖”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第三是采用司马错的巴蜀战略,在增强秦国国家实力的同时,还对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威胁,与张仪的连横政策形成互补,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是起用了樗里疾、魏章、甘茂等一批优秀将领,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蓝田行云流水般五战五胜,写下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东方各国从此患上“恐秦症”。秦惠王死后,太子嬴荡(好名字!)即位,嬴荡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武王。秦武王是个标准的武人,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喜爱舞枪弄棒,与当时秦国有名的武士任鄙、乌获、孟说打得火热。他一上台,就把这三个人封做大官。可想而知,秦武王对于张仪这种单靠嘴皮子吃饭的男人,是很看不起的。秦国朝中有很多大臣也看不起张仪。当然,他们更多是嫉妒张仪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秦惠王在的时候,他们拿张仪没办法;现在秦惠王死了,他们觉得时机已到,纷纷围到秦武王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张仪的坏话。火力集中到一点: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意思是张仪是个无信小人,到哪都是出卖国家以获取个人利益。有人更是放言,如果秦国还要用张仪,将被天下人耻笑。群臣的意见和秦武王一拍即合。张仪的脱身之计张仪回到咸阳,便发现空气不对。对于久经江湖的他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第一件事,丹阳之战的有功之臣魏章,原本也是魏国人,是张仪推荐给秦惠王的,历来被视为他的同党,现在受到牵连,坐了冷板凳。第二件事,张仪多年的宿敌公孙衍居然放着韩国的相国不做,又来到了秦国。秦武王虽然还没有给其任命什么职务,但是此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王宫,非同小可。第三件事,甘茂原本是楚国人,经张仪和樗里疾引见,才受到秦惠王重用,平日里关系也不错,现在却开始有意回避张仪。当然,甘茂见到张仪还是很客气,只是每当张仪想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打着哈哈说:“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好个啥?分明的阴云密布,风雨将至!种种迹象表明,张仪如果继续待在秦国,很有可能步商鞅的后尘。但是离开秦国又能去哪里呢?放眼天下,能够得罪的诸侯,张仪都得罪了——齐宣王和楚怀王对他恨之入骨;魏襄王和韩襄王(韩宣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太子韩仓即位,是为韩襄王)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赵武灵王性烈如火,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燕昭王倒是跟他没什么瓜葛,但是以燕国现在的状况,估计不想惹任何麻烦上身。张仪倒不怕得罪诸侯。二十年来,他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出入各国宫廷,颠三倒四,搬弄是非,很多时候是在刀尖上跳舞,凶险万分。然而他从来没有感觉过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秦王在背后为他撑腰,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可是这一次,连秦王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像那只曾经领着老虎行走于百兽之间的狐狸,突然发现老虎已经对他目露凶光,不由得寒意顿生。显然老虎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吃了他。然而,一旦老虎下定决心,他势必无处可逃——即便他能逃离虎口,那些曾经被他戏弄的百兽,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他必须在秦武王对他下手之前,为自己找到一条后路。有一天,他对秦武王说:“下臣为秦国服务多年,现在已经老迈不堪,不能再为大王奔走了,但仍想为秦国发挥一点余热,不知大王能不能批准?”秦武王不冷不热地说:“你说吧。”张仪说:“大王英明神武,有号令天下之志,下臣我是十分钦佩的。可是号令天下,既要有强大的武力,也要有恰当的时机。如果东方各国相安无事,而大王贸然出师,只怕引起诸侯的公愤,则田文、苏秦之流将趁势而起,再举合纵之旗,对我秦国那是大大不利。相反,如果东方各国互相残杀,大王您就有机可乘,师出有名。”秦武王微微点头,示意张仪继续往下说。“现在,齐王因为我拆散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十分讨厌我。但凡我所在的地方,他必定兴师征讨。我在此恳请大王把我这把老骨头派到魏国去,引诱齐国来进攻魏国。齐、魏两国交兵,大王就可兵出函谷,装作要讨伐韩国三川的样子,但是并不一定要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周朝的地界,威逼周天子交出九鼎和天下的地图,这才是称王的大业啊。”说来说去,又回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话题上来了。秦武王虽然讨厌张仪,听了这番话却不免热血沸腾。他和秦惠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和荣耀的欲望。换而言之,秦惠王或许对周天子还多少有些敬畏,秦武王却只将周天子当作个行货,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九鼎扛回咸阳的。秦武王甚至突然觉得,原来张仪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的。如果把张仪派到魏国去,可以引发齐国进攻魏国,也算是废物利用,总比杀了他要强。毕竟,刚上台就杀先王的重臣,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一层,秦武王说道:“那就辛苦你了。”张仪赶紧下拜领命。秦武王又说:“既然你代表秦国去魏国,不能过于寒碜。这样吧,寡人派魏章担任你的副手,再给你革车三十乘,别让魏王小瞧了咱们。”秦武王心里暗自得意: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连魏章也打发走了,从此眼不见心不烦,通体舒泰。张仪等的就是这句话。“代表秦国”。只要有这顶帽子戴在头上,他便走遍天下都不怕,到魏国更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就这样,张仪以秦国常驻魏国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地来到了魏都大梁。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果然兴师伐魏。魏襄王害怕了。张仪却很镇定,他对魏襄王说:“有我在,您不用担心。我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齐国退兵。”张仪派门客冯喜装作楚国人前往齐国,对齐宣王说:“天下人都知道大王痛恨张仪,可是现在张仪被秦王赶到了魏国,您却想方设法让他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您这样优待他,可真让人看不懂。”齐宣王说:“胡说,张仪在哪,我就派兵打到哪,怎么是让他获得秦王的信任呢?”冯喜说:“您有所不知,张仪离开秦国的时候,和秦王有个约定……”于是将张仪对秦武王说过的话,又原原本本转述给了齐宣王,然后说道,“大王兴兵伐魏,正中秦王下怀。秦王一高兴,说不定又宣召张仪回国了,这不是让他重新获得秦王信任吗?”齐宣王一拍脑袋:“幸好有您提醒,差点上了张仪的当了。”魏襄王不知道张仪使了什么招数,只知道齐国在张仪的劝说下果然退兵了,不禁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任命他当了相国。一年后,张仪在魏国去世,享年不详。魏章从此没有记载,不知所终。与国君盟誓:甘茂的谨慎张仪离开秦国后,秦武王就将相国的职务一分为二,分别任命樗里疾和甘茂为左右丞相。甘茂原本是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人,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之说。秦惠王年间,通过樗里疾和张仪引见,甘茂入秦为将。汉中之战中,甘茂得到魏章配合,一举夺得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名声大振。秦武王即位后,蜀地发生叛乱,甘茂入蜀平叛,又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秦武王的心腹爱将。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据《战国策》记载,秦武王曾经对甘茂说:“楚国派来的使臣,多半能言善辩,常常把我搞得无言以对,该怎么办?”甘茂说:“这有什么难的!如果那些会说话的人出使我国,大王就故意为难他,不让他完成使命;如果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来了,大王就让他顺利办完事,早早回去交差。这样一来,楚国就不会再派那些会说话的人过来,而是派那些不会说话的,大王就可以轻松对付他们了。”这都什么主意?只有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出这样的点子吧!值得一提的是,张仪虽然被排挤出了秦国,他献给秦武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却被秦武王全盘接受。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开始了“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行动,命令甘茂出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甘茂接受了任务,但是向秦武王请求:“请让我先到魏国跑一趟,说服魏王共同出兵讨伐韩国。”同时又提出,要庶长向寿担任他的副手。秦武王心想,还是甘茂考虑得周到,秦国出兵,如果能够得到魏国的响应,就理直气壮多了,于是同意了甘茂的请求。甘茂到了魏国,还没抵达大梁,就在中途停了下来。他对向寿说:“请你马上回秦国向大王汇报,就说魏王已经听从甘茂的建议,准备共同发兵进攻韩国。但是甘茂突然又变了卦,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了。”向寿说:“啊?”且不说向寿的脑瓜子一向不怎么灵光(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就算是个聪明人,恐怕也会对甘茂此举感到不理解吧。甘茂没有理会向寿的疑惑,说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要你把这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大王,此次出访魏国的首功就是你的。”向寿似懂非懂,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回到秦国,将甘茂的话转告了秦武王。秦武王一听就急了,立即从咸阳出发,来到秦魏边境的小城息壤(地名,今不详),宣召甘茂前来相见。甘茂来到后,秦武王只问了三个字:“为什么?”甘茂没有回答秦武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大王听说过曾参吗?”曾参是孔丘的得意弟子,以孝道闻名天下。秦武王虽然是武人,对曾参也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秦武王说:“听说过。”甘茂说:“当初曾参在老家费邑,有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好心跑过来对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啦!’那老太太连头都不抬,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儿子曾参杀人啦!’老太太还是无动于衷。没过多久,又有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你赶快跑吧!’老太太赶紧扔下梭子,连鞋子都没穿好,翻墙就跑掉了。”秦武王听了,不禁莞尔一笑,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呢?”甘茂说:“大王派我攻打宜阳。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物资长期以来都贮存在那里。它名义上是个县城,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现在您命令我不避险阻,行军千里去攻打宜阳,我实话实说,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时间一长,朝中难免有人会说我的闲话。我知道您信任我,可即便是曾参那样的人品,再加上他母亲对他的了解,只需三个人的谣言,就把他母亲吓成那样。我的品德比不上曾参,咸阳城中想说我坏话人也不止三个,我害怕有朝一日您也会像曾参的母亲那样,吓得扔掉梭子跳墙而逃啊!”秦武王拍着胸脯说:“你大可放心,我不会那样。”甘茂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大王服务。先王在世的时候,张仪为秦国开拓疆土,人们不是称赞张仪的才干,而是歌颂先王的英明。当年乐羊花了三年时间打下中山,还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胜利回朝论功行赏的时候,魏文侯却拿给他一箱子诽谤他的举报信。乐羊大为感慨,对魏文侯说,灭掉中山不是乐羊的功劳,而是主公的功劳。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漂泊到秦国的异乡人,承蒙大王不嫌弃,被委以重任,嫉妒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他人便也罢了,如果樗里疾、公孙衍这些人都劝说您不要攻打韩国,您必定会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您就欺骗了魏王。韩国的相国公仲朋(公孙衍离开后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我没有割她!”“嗬!”我大吃一惊。迈尔斯顿了顿,“你以为是我做的?”“你想告诉我什么吗?”我不理会他的提问。我不想直接要求他打某人小报告,但我很好奇他会告诉我什么。迈尔斯仔细端详我。“詹森干的,一共17刀,一刀代表一个人。他是个混蛋,每次都害我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我被骂。”迈尔斯用力板起脸。我可以感觉到迈尔斯并不喜欢詹森。我不记得有人提过詹森,但这个人却说他们一共有17个。上次我只数到16,其中还包括那个“坏脾气”——我一直对“坏脾气”很好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现在再加上詹森就有17个了。“看来我必须多了解一下这位詹森。我不想误会你,把你没做的事算在你头上。”我试图弥补方才那大吃一惊造成的影响。迈尔斯稍稍放松了些。“噢,好吧。他是挺古怪的啦。”“卡伦腹胀、肚子痛是怎么回事?”我问。“噢,那是桑迪啦。她认为她怀孕了,”他语带轻蔑。“有这个可能吗?”“去她的,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来的。我很确定最近没人碰我们。”“所以是她自己的想象啰?”“我想是吧。”“嗯。迈尔斯,你一直很帮忙,也帮了很多忙。你说过不会再伤害卡伦,所以假如这真的是你做的,我一定会很吃惊。我在想,其他人是否也有意见想分享?你是否愿意退回去,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咱们下次见啰。”“好。再见。”“再见。”我等了一会儿,卡伦的表情也逐渐恢复正常——至少是我习惯的,认定是正常的那个卡伦。然后,她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带点女孩子气又有点犹豫。我继续等待。“喂?”我说。“这里好黑喔,”声音又细又小。“你在哪儿?”我问道。“在衣橱里。我和西娅。”“是你吗?克莱尔?”“嗯。”“你们在衣橱里做什么?”“躲起来。”“你们在躲谁?”“躲人。如果被他们找到,他们会伤害我。”“那西娅呢?”西娅也是新出现的——第18个?詹森以为只有17个。“她来陪我,”克莱尔继续说下去,“只要我很害怕,西娅就会陪我。”我这才明白,她认为过去曾伤害她的男人还会继续伤害她。也许我能帮上忙。假如我没记错,克莱尔大概7岁,她应该有能力理解时间推移的概念。“现在是哪一年?克莱尔?”“哪一年?”“嗯,你能告诉我吗?”“1967年。”“你最近一次受伤就是在1967年,是吗?”“是啊,怎么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克莱尔。我要说的话也许会吓你一跳,不过,说不定能对你有帮助。”“好。”“现在已经不是1967年了。现在是1994年,1994年11月底。已经过了27年。卡伦的父亲已经死了,其他伤害你的人应该也都不在人世了。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耐心等待她明白过来。“我不相信。”“你问问凯瑟琳和霍尔顿,现在是哪一年?”“好,等我一下。”克莱尔离开几分钟。卡伦呆滞地坐着,面无表情——直到克莱尔回来。“你说对了!”她的脸庞亮了起来,“你说卡伦的爸爸,还有那些人都不会再伤害我了?永远都不会吗?”“不会,再也不会了。如果你不想躲进衣橱就不用再躲了。说真的,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别人出来时观察一下其他人。我会帮助你适应的。”“谢谢你,贝尔医生。”“不客气。克莱尔,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比较开心,也不会想死了。那么,你可以退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嗯。再见。”卡伦轻轻靠在椅背上,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神情。右手悬在空中,绕着腹部划圈;那是孕妇抚摸并感觉腹部膨大的动作。她吃力地开口。“贝尔医生。”“我是。”“我是桑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直在收缩、阵痛。”“嗯嗯。”“我想我快要生了。洛申医生说宝宝……说他有什么来着?疝气?他说我们必须开刀。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刀很好吗?”桑迪感觉有点疯狂。我试着让她继续说话,好推断她的疯狂程度。“我喜欢开刀。”“你为什么喜欢开刀?”“因为会痛。”“你为什么喜欢痛?”“疼痛让我感觉真实。”“真实……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活着。我只有这种感觉。我喜欢手术带来的疼痛,有时连医生都被我骗了。”“医生被你骗?”“是啊,我想生病就能生病。”“桑迪,我在想,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跟别人相处,也许不错。你认识同住在卡伦身体里的其他人吗?”“当然认识,别蠢了。现在我们一共有17个。实际人数也许比这个数字还多,不过目前正常运作的只有17个人。”“你跟谁处得比较好?”“嗯,我喜欢朱莉安。”选得好,我想。朱莉安颇为正常。“你何不试着观察一下朱莉安出来时的表现?也许你能分享她的感觉,进而跟她拥有相同的感觉。说到这个,你的肚子痛颇令其他人苦恼。”“噢,真的吗?那……我想我愿意试试看。”“那咱们下回再聊。”桑迪有点吓人。我想卡伦闹肚子痛应该是她引起的。这些人显然颇为缺乏自主行为能力。我得耐心等候,看看我能否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圣诞节快到了。度假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卡伦拿着礼物和卡片走进来,看起来比平日更有精神。我知道,假如她一直揣着准备送我的礼物不放,咱们啥都谈不成,因此我看看她,再看看礼物,扬了扬眉毛。“我有东西要给你。圣诞快乐,贝尔医生。”她递给我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上头有张卡片。她仔细端详我,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可以拆开吗?”我问她。“噢!当然可以!”她说,“然后要看卡片哦!”我拆开纸盒,里头是一条红色领带。领带上的图案是小朋友叠罗汉:最底层有4个人,再是3个、两个、一个,形状像金字塔或圣诞树。翻过背面,商标上写着“拯救儿童”,底下还有一行字:“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栋梁。”对卡伦而言,这是多么真切的一句话。“真好!”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是我的真心话。不需要言不由衷的感觉真好,因为我很少成功地骗过如卡伦这般纤细敏感的病人。我拆开卡片,细细阅读。多美妙的故事啊!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有个最快乐最开心的圣诞佳节,同时也想借这份礼物向您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我们想告诉您这份礼物有多特别,还有它的来龙去脉。有一天,卡伦沉睡,换我们出来,霍尔顿看报纸,克莱尔按遥控换频道,突然,一则广告引起她的注意。那是“拯救儿童”的募款广告。克莱尔好喜欢这条领带,想买来送给你,所以她把我们统统叫出来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见并听见大家的想法!以下是他们说的话:凯瑟琳说这真是个好主意,这份礼物非常适合你。卡伦博问领带软不软,她想摸摸看。迈尔斯说:“贝尔医生真的会系这条领带吗?他大概已经有上百万条领带了吧!”但迈尔斯也很喜欢。西娅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领带了,可不可以真的买下来,送给贝尔医生?西德尼说,领带上的小孩子看起来很像我们。然后,克莱尔说,这领带是一位叫特蕾西的女孩儿做的。这时霍尔顿插嘴说,不是她做的,是她“设计”的。霍尔顿喜欢这条领带,但他没看到订购信息。桑迪很兴奋,她说她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詹森说,这条领带看起来很不错。安说她喜欢这条领带,而且还可以捐钱帮助儿童。卡伦2说,“对我们来说,贝尔医生是很重要的人,我也想买来送给他。”朱莉说,“你们看,领带上的小孩图案看起来好像金字塔。”朱莉安说,“这领带仿佛象征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卡伦3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拿这个当礼物真是太棒了。”卡尔说,贝尔医生人很好,只送领带好像太少了?凯瑟琳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领带,这是我们大家首次达成共识而做的决定。”爱丽丝问你算不算我们的家人?霍尔顿说,“就好的一面来说,他是的。”于是爱丽丝说她能不能负责包礼物?凯瑟琳说可以。迈尔斯说,“贝尔医生会不会气我们买礼物给他?”卡伦1说,“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喜欢他,而且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而且,撇开这个不说,这领带很可爱呀!而且是为了圣诞节嘛!”于是桑迪立刻打电话询问订购信息。霍尔顿下订单,凯瑟琳签支票,然后我们让克莱尔负责寄出去。这是大家第一次共同做决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高兴能送这份礼物给您,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为我们的付出。希望这条领带能让您想起我们,甚至能为您带来微笑。17倍的圣诞快乐!我不曾收到过如此令人惊奇而赞叹的圣诞礼物。第二部分身第12章重启连结卡伦的各独立人格逐渐意识到彼此存在,造成一股压力,导致卡伦出现头痛症状。他们偶尔意见相左。有些人开始写日记,什么都写,然后再拿给我看,但有人却把日记烧掉了。现在已有数个独立人格主动让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会在催眠治疗时请他们现身一谈。言谈间,他们多有隐瞒,仿佛不确定是否能畅所欲言。我从没想过他们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发言。卡伦连着好几次都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让其他分身有更多时间说话。她盼望能缓解一下大伙儿在脑袋里竞相发言的压力——长久以来头一次有人听他们说话呀!我担心卡伦不但不会变好,反倒可能先垮掉。与卡伦再度见面时,我们跳过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这些分身有待探索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们也都想赶快行动。卡伦现在轻易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我大概只要说句“睡着”,她就真的睡着了,但我依然维持例行的催眠诱导过程,为她和其他人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谈话环境。“等你准备好,”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嘱咐道,“瞧瞧安全小窝外吧。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说话。”“哈罗……我是安,”卡伦突然坐直,给人专注、自信、一本正经的感觉;她的声音冷静而有魅力,慈眉善目。有趣的是,她的举止态度令我感觉轻松、如沐春风。“喂,安,我是贝尔医生。”“嗯,我知道,”她说。“你好吗?我第一次这么做,有点害怕。”“希望我能借着这次谈话多了解你一点,”我说,“还有卡伦内在的其他分身。如此一来,说不定我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凯瑟琳也这么说。这也是我答应出来跟你谈话的原因。”“关于你自己,有什么愿意跟我分享的吗?”“当卡伦再也无法应付教会、维持正常信仰时,我出现了。”“卡伦没办法应付教会?”“有几个伤害她的人是教友。他们伤害她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宗教仪式才用得上的词汇。她无法忍受走进教堂,所以我诞生了。”“你今年几岁?”“16岁。我出生在卡伦10岁那年,那时我11岁。我知道这有点分不清……”“看来,你似乎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才诞生的。”“嗯,是啊,当然啰。”目前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分身似乎都是为了替卡伦应付特殊情绪创伤而诞生的。“我懂了。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我不知道,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很坚持我的信仰。以前在天主教学校时,修女都很喜欢我,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学生。我也会帮校长和神父跑腿办事。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切正常得很。我想当修女,但是我不能,因为……因为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我不干净。我在圣杰罗姆医院帮忙照顾受伤生病的孩子,但只要我一往医院跑,卡伦的爸爸就会打我。他总说慈善必须从家庭做起。”安陷入沉默。她在想事情。“怎么了?”我问她。“我想坦白一件事。”“哦?”“日记是我烧的。”“真的?为什么?”我很惊讶是她做的。“我很气你不响应。我以为你每天都会看,可是你却不认真听我们说话。”“日记是其他人和我沟通想法、倾吐烦恼的一种方式。卡伦负责收集,然后再一起交给我。可惜我没办法天天跟你见面。”“噢!我的老天!我真丢脸!”安用手捂着嘴,“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以为你不在乎。”“这是我的损失,”我说,“或许你能协助大家再写一次,这样就皆大欢喜啦。”“我会试试看,”安没再说话,眼睛朝斜上方看,视线茫然。“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她又开口,“卡伦结婚时,在婚礼上昏倒的是我。哦,不光是我啦,卡伦站在圣坛前时,我们有好几个轮流现身。昏倒后我曾醒来,但旋即又昏过去。我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心想结婚的只有卡伦1。她只有10岁,但她想当妈妈,想要孩子。等我们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太迟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嫁给谁。这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吓人了。”安再度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惊愕莫名。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似乎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如此,不知道安能不能帮忙处理卡伦与母亲之间的龃龉?“你跟卡伦的母亲熟吗?”“不熟!感谢老天。负责应付她的是桑迪或西德尼。卡伦的妈妈拿铁丝刷帮她化妆的时候,是西德尼出面应付的。那时卡伦14岁。我不喜欢想起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说,“你的话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希望能再跟你说话。如果你准备好了,是否愿意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分享呢?”“谢谢你,贝尔医生。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卡伦的表情短暂陷入空白,姿势也换了(但细微得难以察觉),然后她开始用比较正式的态度说话,却少了几分优雅和自信。“哈罗,贝尔医生,很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凯瑟琳?”“当然是我啊!噢,抱歉,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忘了你不见得清楚我们谁是谁,还有谁在跟你说话。”“我认得你说话的习惯,”我说,“当然,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一直很想认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给我一点背景资料?你是何时诞生的呢?”“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大概是卡伦一两岁的时候吧。我的工作是照顾卡伦,霍尔顿比我晚一点点报到。卡伦自小就被虐待猥亵。霍尔顿有力量保护她,我则是靠脑袋照料一切。”“你主要在何时现身?”我问。“需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打扫和烹饪都是我做的。卡伦去药店当秘书——那个也是我。过去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卡伦几乎完全不现身。”我纳闷她指的是哪一个卡伦,但我任她继续说下去。“有多久?你是指好几个礼拜吗?”“噢,不止,卡伦——那个来这儿就诊的卡伦——曾一度消失好几年。整个高中时代都不见人影。卡伦念高中时,我们天天挨揍,持续遭受性虐待,卡伦根本不愿意出来。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卡伦2和几个男孩在撑着。”“你们是怎么决定来找我的?”我问,“我猜这应该是你做的决定。”“你猜对了。那天,第一次就诊那天,是我带卡伦来的。”“为什么是我?”“我跟你其他的病人聊过。他们说你了解他们。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们,所以我必须好好观察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真的关心我们。我看过你的学位证书,也打电话去州医学会询问你有没有不良记录。”“那么,我有任何让你困扰或担心的地方吗?”“没有。我想我做了正确选择。我认为我们走对路了。”“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治疗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问她,渴望得到协助。“没有。我认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觉得,这事是急不得的。”凯瑟琳令我想到学校老师。她很有耐心,鼓励我尽我所能,勇敢尝试。诊疗时间到了。我不但没得到多少协助,还被告知要有耐性。但这说不定也是种帮助。我的指导老师曾经跟凯瑟琳说过一样的话:“静观其变,因为你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等你明白了,再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治疗师常有一股很强的欲望,期盼病人遵循治疗计划,而非按照病人自己的步调走,殊不知这种期盼往往错得离谱。※※※※1995年1月中旬,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一会儿看看家具后面,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最后终于走向诊疗椅。卡伦手里握着一捆纸。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疑神疑鬼,东张西望。她举起纸卷,凑近眼睛,像海盗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怕漏掉一个字(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当年不给他做饭的嫂子,匍匐在地,爬到苏秦身边,向他道歉(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前后两次待我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他的嫂子说: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还那么有钱(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听完之后,仰天长叹:人穷了,父母都不认儿子;富贵了,家人都害怕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富贵怎么能不重视呢(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而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学成之后,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但是,周显王身边的人一向看不起苏秦,周显王也不信任他。苏秦没有办法,只好西行奔赴秦国。此时,秦孝公已经去世,于是,苏秦对秦惠文君说,秦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东面有华山、黄河,西边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是代地,这是一个纯然的天府之国。秦国凭借众多的士兵和百姓,凭借精锐的军队,完全可以称帝而统治天下。秦惠文君因为刚刚车裂了商鞅、非常忌讳说客,他一看苏秦又是一个说客,一来就劝他称帝,便婉言谢绝了苏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对苏秦至少可以了解三点。一是读书为君。苏秦是一位说客,他读书就是为了能为某一位君王服务。至于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周天子还是秦惠文君,他才不在乎呢!二是苏秦曾经想为秦国服务,因为秦国当时强大,有实力,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三是苏秦有着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其实这也是其根本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原先君臣父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所以说,苏秦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时代因素,二是个人因素。前者指当时天下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像苏秦这样的谋略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从而谋取富贵的巨大平台;后者则是指苏秦如果不能成功,在家中都毫无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上立足。在秦国没被接纳的苏秦又来到赵国,赵国国君这时候正用他弟弟为相,这位赵相也不欣赏苏秦的主张。就这样,苏秦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这是他寻找工作的第四站了。见到燕国国君,苏秦先夸燕国的富有,再夸燕国的军队:“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结论是:“此所谓天府者也。”然后接着谈到,燕国富庶是因为连年太平,燕国连年太平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方,挡住了秦军的进攻之路(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如果没有赵国作为屏障,燕国早就深受秦国之害了。所以,对于燕国来说,和赵国处好关系远比和秦国处好关系重要得多。如果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进驻东垣了,再不出四五天,大军就能直抵燕国都城。秦国攻打赵国是在千里以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现在贵国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关注午里之外的战事,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因此燕国必须和赵国联合抗秦,燕国才能平安。苏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燕国与赵国联合,整个六国结为一个联盟(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天下为一”,就是苏秦针对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而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这也是秦惠文君即位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苏秦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叫“合纵”。“合”,就是联合;“纵”,指南北,当时六国从燕至楚,是从北至南。“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秦国,所以也叫“合众弱以攻一强”。但说“攻一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合众弱以抗一强”,是联合六国应对强秦,而不是进攻秦国。燕国国君对苏秦的这个主张非常感兴趣,但是,燕国国君非常现实。他指出,燕国是个小国弱国,西边是强大的赵国,南面是强大的齐国。你说得很动听,但是,燕国参加合纵,是为了保证燕国的安全(合纵以安燕),所以,必须让赵、齐两国不侵犯燕国。只要能保证这一条,我愿意举国参加。于是,出重金资助苏秦。这是苏秦得到的第一笔创业基金。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原来讨厌苏秦的赵相已经死了,于是,苏秦对赵国国君说:当国君的最大任务是“安民无事”,而要“安民”,最重要的是“择交”,就是要选准自己的朋友。如果朋友选不准,百姓就不安宁。对赵国来说,西边是强秦,东边是强齐。如果赵国把齐、秦都当作敌人,民不能安。而不论是依靠齐国攻秦,还是依靠秦国攻齐,民也都不能安。秦国在六国中最担心的是赵国,但是,秦国却不敢集中军力攻打赵国,因为秦国担心出战后韩国,魏国切断它的后路,所以,韩国、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韩国、魏国和秦国接壤,又没有天然的山河作屏障,一旦受到秦国的蚕食、很容易让秦国打到国都。所以,韩、魏如果不能对抗秦国,一定会成为秦国的附庸(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国要是不受韩国、魏国的牵制,一定会将赵国定为头号敌人。苏秦又说:看看天下的地图,六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如果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六国为一),全力以赴对抗秦国,一定可以打败秦国。而现在却相反,主张和秦国友好的人,都劝说六国国君向秦国进贡,事奉秦国(今西面而事之)。我的主张是:让六国结为盟友,一致对抗秦国(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让六国的将相白马盟誓:秦国若进攻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锐之师联合作战;诸侯中如果有人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有权联合讨伐它(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赵王听了苏秦这一番颇为新颖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而且也给了苏秦一笔重金。苏秦得到了第二笔创业基金。苏秦对赵国国君所说的,正是当时六国对付强秦合纵之术的完整表述。燕国是一个弱小之国,赵国是当时的强国之一,所以,赵国投的这一赞成票对苏秦完成合纵非常重要。苏秦的下一站是韩国。苏秦对韩国国君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讲利害。韩国若向秦国让步,秦国一定会索要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成皋,韩国如果把这两个军事重镇给了秦国,明年秦国又会来要求割地。如果你继续割地,你很快就会发现无地可割;如果你不给秦国,秦国一定很恼火,那等于是“弃前功而受后祸”,前功尽弃啊。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以你有限的土地,去填补秦国无休无止的欲壑,结果必然是“不战而地已削矣”。二是讲荣辱。以韩国的强大,却“西面事秦”,让国家蒙受耻辱,没有比这更让天下人耻笑的了(为天下笑莫大于此)。而且,我苏秦听过一个谚语:“宁为鸡尸,无为牛后。”宁做鸡中之王,也不跟在大牛后边作小牛犊。你现在如此低三下四地事奉秦国,和尾随在大牛后边的小牛犊又有什么区别?我都为你感到羞耻!苏秦这番话把韩国国君羞得满脸通红,他挽起袖子,仰天长叹:我就是再没有才能,也不能再事奉秦国了(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经过逐一的不懈游说,苏秦终于组成了六国的反秦联盟。苏秦一人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六国合纵的领袖。苏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各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苏秦生活的时代,秦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余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唯有六国联手,才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东扩。这种自身利益的诉求,是苏秦合纵成功的客观基础。其次,是苏秦等纵横家的个人努力。苏秦顺应了六国联合抗秦的现实诉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促使六国结成了反秦抗秦的联盟。苏秦个人的努力绝不可低估。作为一位纵横家,必须熟悉天下大势,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必须懂得各国国君的心理,必须明晓各国的强弱,必须了解各国的软肋。这些条件苏秦都完全具备,因此,他的游说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完成六国合纵之后,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协约送到秦国,秦国在十五年内没有敢出兵函谷关(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合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遭羞辱张仪负气西入秦连横破纵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然而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封堵了,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才行。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而张仪的飞黄腾达又是苏秦一手造就的。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著名学者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张仪学得比苏秦还好。张仪学成之后,也像苏秦一样在诸侯中游说。可是,很不幸,他成功得比苏秦晚(有的学者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后)。张仪未发达时,曾经和楚相吃过一次饭,饭吃完了,楚相的一块玉璧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要查找。楚相手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张仪偷了,理由是“仪贫无行”,因为张仪贫穷,所以肯定没有道德底线。结果,他们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张仪暴打一顿。张仪不服气,因为他确实没有偷楚相的玉璧。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最后把白白挨打的张仪给放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仪回到家中,遭到妻子的嘲讽:你要不读书,不去结交权贵,你能挨打吗?张仪听了妻子的嘲笑,不卑不亢地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在。张仪回答:这就足够了(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对于苏秦、张仪这类纵横家来说,只要舌头在,能说会道,一切就够了。因为,他们靠的就是这三寸不烂之舌。苏秦在已得到赵国国君全力支持的时候,张仪还没有成功。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诸侯而破坏他的合纵之谋,于是他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老同学张仪。于是,他派人暗示张仪:你和苏秦是老同学,如今苏秦已经发达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老同学呢?张仪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张仪就来赵国求见苏秦。苏秦事先安排他的手下,张仪来了之后,不要替他通报。这样,张仪来到苏秦的官邸,一连几天见不到苏秦,而且还拖着他走不了。等他好不容易见到苏秦,苏秦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给张仪吃的是仆人、侍女吃的那种饭。而且,苏秦还数落、挖苦张仪:你就那么点本事,才成为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是不能让你富贵,可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收留,回去吧,回去吧(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一听这话,张仪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他这次来,满心以为老同学一定会念及旧情,帮自己一把,万万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受了一肚子气,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思来想去,诸侯中没几个能成气候的国君,只有秦国可以收拾赵国。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又深知这位老同学是个贤士,各方面比自己都强。苏秦为什么要引诱他来赵国?为什么张仪来到赵国又要羞辱他呢?原来,这是苏秦的一计。张仪一走,苏秦立刻跟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士,我都比不过他,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先取得成功。将来能够掌握秦朝朝政的,只有张仪(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但是,他比较穷,我怕他贪小利而忘大业,所以,召他来,激怒他,让他奋发有为。苏秦马上向赵王汇报,让赵王立项、批钱,准备了车马,让一位门客暗中跟随张仪,做张仪的贴身管家。这位门客先和张仪住进同一家宾馆的客房,似乎是偶然相识。然后,再逐步接近他,把赵王特批的这笔钱给张仪用,一路上他这个贴身管家当得尽职尽责。张仪有了这笔巨款的资助,一路全住高级宾馆,舒舒服服地到达秦国,面见秦惠文主。一席话后,秦惠文王立即任命张仪做客卿,和他商量对付六国的谋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一在秦国当了高官,苏秦派的这位门客就前来告辞。张仪非常惊讶:靠你的资助,我才有了今天,正想报答你,你为什么走呢?这位门客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毁了合纵,认为天下英才中只有你才能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所以,他才有意激怒你,并让我担任你的贴身管家,一路上照顾你。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秦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该回去交差了。张仪一听,大为感慨:我处在苏秦的计谋之中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比不上苏秦(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秦明矣)。何况我刚受到信用,怎么可能去算计赵国呢?你替我好好谢谢苏秦。有苏秦在,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但是,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这一手并不高明,他把比自己还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针锋相对。张仪到了秦国,虽然因感谢苏秦,短时间内不会攻打赵国,但是,张仪毕竟是一位天下奇才,而且备受秦惠文王的重用。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张仪的能量之大远远超出苏秦的估计。况且,张仪即使要报苏秦之恩,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他一旦成为秦惠文王的重臣,必然要将秦国利益置于第一位。秦国当时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打破苏秦的合纵,张仪怎么能够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施展才华呢?张仪的努力最终会使苏秦所有的心血化为泡影,而苏秦恰恰又是送张仪登上这一历史平台的人。张仪的连横是苏秦合纵的掘墓者,苏秦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张仪怎么攻破六国的合纵呢?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合纵的链条上先找一个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个链条断裂。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魏国。他对魏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一是明任魏相,暗中为秦服务。他选中的是和秦国接壤的魏国这个薄弱环节。张仪是秦国重臣,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相却是要为秦一国谋取利益。他的目的就是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他国家仿效魏国(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可是,张仪在魏国期间,颇费唇舌,也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二是军事高压和政治利诱两手并用。一计不成,张仪改变策略,先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魏国与他国作战,先败于秦,再败于齐,而此时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使得天下“诸侯震恐”,也让魏主惊恐不已。在连续受到军事重创之后,魏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结盟。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而再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屈服(魏复事秦)。魏国尊秦之后,张仪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一国呢?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国背叛盟约。颇有意思的是,张仪飞黄腾达以后,仍对当年楚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

                      黄色网站app视频免费下载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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