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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免费黄色推油片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没呢。”“有山鞠穷吗?”“也没有。”“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看到枯井就有救啦!”“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也感叹道:“一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又有什么错呢?”于是释放了解扬。收到晋景公开出的空头支票之后,商丘城内的士气明显高涨起来,居然又支撑了几个月。楚庄王本来想打一场歼灭战,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掐指算来,楚军出国作战已经大半年,而商丘城仍然屹立不倒。加上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形势对楚军极为不利。楚庄王将几位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有可能给晋国可趁之机,不如撤军回国。楚庄王于是下令收拾家当,准备拔营起寨,文之无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车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色凛然地说:“我父亲虽知必死,却不敢放弃王命,反倒是大王没有遵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陈名夏给事中江苏
                      党崇雅侍郎陕西
                      梁清标翰林学士北直隶
                      卫周祚郎中山西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刘昌给事中河南
                      柳寅东御史四川
                      陈之龙分守道丞江西
                      张若琪侍郎山东
                      方大猷分守道丞浙江
                      高尔俨翰林学士北直隶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
                      张端翰林学士山东
                      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南
                      刘余祐兵部侍郎北直隶
                      龚鼎孳给事中安徽
                      孙承泽给事中北直隶
                      薛所蕴国子监司业河南
                      傅景星御史河南
                      李元鼎太常寺少卿江西
                      熊文举吏部郎中江西
                      叶初春工部侍郎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王正志户部侍郎北直隶
                      徐一范吏部郎中江苏
                      王宏祚户部郎中云南
                      卫周允御史山西
                      曹溶御史浙江
                      胡世安少詹事四川
                      吴惟华主事北直隶
                      李若琳翰林学士山东
                      王鳌永1户部侍郎山东
                      金之俊1兵部侍郎江苏
                      沈惟炳1吏部侍郎河北
                      冯铨2大学士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李化熙兵部侍郎山东
                      宋权顺天巡抚河南
                      任濬兵部侍郎山东
                      张煊御史山西
                      李鉴宣化巡抚四川
                      谢升吏部尚书山东
                      田维嘉吏部尚书北直隶
                      黄图安分守道丞山东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
                      刘汉儒四川巡抚北直隶
                      苗胙土郧阳巡抚山西
                      陈之遴编修浙江
                      刘正宗翰林学士山东
                      谢启光兵部侍郎山东
                      孙之獬翰林学士山东
                      李鲁生国子监司业山东
                      魏琯御史山东
                      潘士良刑部侍郎山东
                      霍达江苏巡抚陕西
                      吴伟业少詹事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周亮工御史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吏部郎中山东
                      张凤翔3工部尚书山东
                      钱谦益礼部尚书江苏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玉璋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考古的期望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想看免费黄色推油片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

                      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

                      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想看免费黄色推油片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把四象定为阵主,搞得阵法完全自主运行,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虚灵!”“切,老凡,你该不是有了挫败感才那么歇斯底里吧?”林岳嬉笑道,“不过说真的,你身上还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啊?这聚金成形的力量还真牛逼啊!”“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能力!”其实自己也觉得奇怪,这能力是何时获得的,又是从何而来呢?“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你……妈呀,又来咯~~”林岳大呼小叫地跳脚起来,我惊觉四周的十字形空间竟完全扭曲了起来,不多时便形成了一个四方空间。突起的巨木、飞掠的树枝、狰狞的“木兽”自四方慢慢逼近,看来阵法已经自行将剩余的树木凝成了新一轮的攻击。“好吧,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我低喝道,一摆手中的战刀,半月刀轮再次疾转,银色的刀轮在身周不断扩张。那四象并未急于攻击,只是静静地守住各自的方位。黑暗中突然闪起一道青绿色的光芒,在刀轮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北斗阵形。光芒中,七根数人难以抱合的木柱平地而起,各自散放着耀眼的绿光。原本安静的四象此刻躁动起来,伴着光芒的剧盛直冲入北斗阵形中瞬间消失了。拉近林岳,两人背靠着站立在一起,刀轮在意识的控制下飞速扩张。北斗阵形中突地一阵爆裂,七根巨木均裂作四段飞入半空,断木在绿光中渐渐幻化开来,形成了二十八只形态各异的鸟兽,咆嚎呼啸着在四周聚起了球形的包围圈。“搞笑了,四只变出这么多来,我们来的不是动物园吧?”在刀轮的保护下,林岳还能谈笑风生,但他的声音也不由得有些打抖,“那些是什么东西?该不会全是阵里的虚灵吧?”亢金龙、角木獬、井木犴……几个熟悉的动物形态跃入眼帘,这些兽形曾在一些典籍资料上见过,想不到今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是它们到齐的话,那这个阵形岂不就是……“我收回刚才对布阵前辈的评价。”无故而出的话语把林岳说得一愣,“他老人家不是混蛋,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忿恨中杀心大盛,我猛挥双手,满地尘土一阵飞扬,地面浮起无数银色弹丸,面前的半月弯刀也在旋转中随即化散开来。意识的控制下弹丸在空中狂转不已,逐渐聚成了二十八个浑圆的盾牌,那盾牌的边上布满了尖锐的弯刀,宛如锋利的狼牙闪着寒光。“带刀的盾!老凡,你玩狠的啊?!”林岳见到这些盾牌失声道,“能不能先给我造个大个的盾牌,免得殃及无辜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这根本就不是围困虚灵的印阵!”愤怒和怨念烧红了我的眼睛,全然不顾林岳的问话,“既然是杀戮修道者的阵法,那就和我的狼牙刀盾阵一见高低吧!”十三、阵义四象、北斗、二十八宿,很难有人会把这三者之间关联起来考虑,当初看到与了然交流的资料时,我也纳闷了半天,后来在他的指点提醒下方才领悟。从风水的排布看,这是用以设局控制他人运势的“煞阵”。四象暗含两仪,定天地而控其根本;北斗主凶吉,祸福生死多以七数为界;二十八宿则循道五行,限制着每月每日的变化发展。如果将北斗阵形结合五行定作克制阵内人的五行命格,配合着四象的控制和二十八宿的变幻,那此人的命数一定被搅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直到被整得家破人亡为止。了然曾提到过,这阵法在玄学鼎盛的过去,是专门用以杀戮收服修道者的斗法阵形,由于阴毒险恶过甚,会折损道行,因此很少有人去运用。之后便随着玄学风水主流的消沉,这个阵法被一些心术不正的堪舆者引用篡改,逐渐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在面对的正是这种阵法,从发动的效果来看应该就是一脉正宗。林岳的炉铲和我的锐金印阵均属于金性,而木性为阵法的根本属性,因此金性的物体和行为自然就受到了这个庞大的阵形的反击。作为阵法的本身来说,其中的天罡参木印阵是守护封印原本处于此地的土性虚灵,四象与二十八宿则是预防一些修道者窥觑这里的防卫手段。阵法一旦发动是敌我不分的,且异常险恶,也正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作风激怒了我。狼牙刀盾飞旋着在空中布开了一个球形的防御,二十八宿的形态不断变化着角度发起攻击,坚实的爪牙、翅膀和尾巴轮番击打在金属盾体上,发出恍如洪钟般的巨大响声。频繁的攻击并没有对狼牙刀盾造成损伤,自地下提取的多种金属聚合体造就了它们坚不可摧的特性。轸水蚓、翼火蛇、壁水蝓等凭借着自身体形的特殊,意图从空隙攻击入内,却因木性的关系被飞转的刀刃斩得粉碎,化作一堆碎块掉落在地下。激战中,球形屏障忽地膨胀开来。离得较近的二十八宿见缝隙增大,顿时冲入。一阵喀嚓声响中,数只被绞落在地,缝隙中倏然飞出数十个巴掌大小的轮锯,飞速盘旋着在二十八宿阵中横割开来。狼牙刀盾原本光滑的盾面上枝丫地生出了许多带着倒钩的尖刺,疾转下有如露着利齿的狼群,紧跟轮锯扑入阵中。二十八宿一时间阵脚大乱,在夹杂攻击下已有半数被绞碎击落。狼牙刀盾一击得手,并不追赶,腾地缩紧阵形全速回防,只留下那数十个轮锯在二十八宿阵中左冲右突。“呼呼”几声,四段粗大得难以想象的木柱横空飞来,阵中旋起了四个硕大的“木轮”,在仅存的二十八宿前形成了一个防护盾。笃笃声响成一片,横扫阵中的轮锯深深地嵌在了木柱之上。木柱旋动得更快了,挟着风雷之势直冲狼牙刀盾的防护圈。“找死!”恼怒中我喝骂一声,催动轮锯继续攻击,但卡在木柱上的轮锯竟如生根一般纹丝不动。轰地大震传来,盾阵的防卫在撞击下一片松散,木柱趁着盾阵尚未聚拢,有意识地将分散的狼牙刀盾逼向四处。“老凡,它们用的是敲壳吃乌龟的战术!”林岳注视着战团,大声呼道,“那些木头野兽估计要趁火打劫了。”“战术分析不错,不过你要想当乌龟别拉上我。”林岳的分析的确有理,虽然用词实在是令人皱眉不已。狼牙刀盾在木柱的牵制下已渐渐无法保护我和林岳的安全,它们的旋转切割攻击对于这些巨无霸级的木柱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虎视眈眈的二十八宿已全数集结在盾阵最薄弱处,前锋位置上的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咆哮着跃跃欲试,只等缺口大开便一拥而上将我俩扑杀当场。“其势昭彰,汹涌而至,刚猛之处,阴柔化之。”了然曾如是说过,风水格局中,对于这个险恶凶猛的阵势可以用阴阳并济的两仪之法化解。脑中灵光闪过,风水阵形既然是遵照斗法阵形而来,那阵法的本质也就相同!木柱一顿,面前的刀盾全然消失,就连卡在柱身的轮锯也不知去向,阵法中心的两人已毫无防御地曝露在二十八宿的面前。林岳见状挥刀正欲格挡即将到来的攻击,我一把拉住他的身形,眼光直射空中那张牙舞爪的二十八宿。无数道微弱的光线在身边飞速闪动起来,嗤嗤的破空声回荡着整个空间,二十八宿已扑到了面前,那锋利的爪牙距离我俩的头顶已不足数寸。“喀嚓……哗啦……扑!”杂乱的声响不断响起,在身周的地面上散落下了大量的木块碎片。抬头望去,空中的二十八宿连带那四根巨大的木柱早已不知所踪。窸窣声中,黑暗中飞出大量的坚韧的金属细丝,噼啪地将地上散落的木块再度勒割成碎片。“金属丝?!老凡,有你的!”林岳看着眼前的景象喜形于色道,“这招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别给我戴高帽子,投机取巧罢了。”听辨多时,终于确定了阵中没有剩余的威胁。我方才发现,浑身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如果慢了半拍,估计变成这样的就是你我了。”“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看玄幻小说都没那么过瘾。”好像刚才大呼小叫的人不是他似的,林岳一付兴奋有余的样子,“不过,咱们怎么离开这里啊?”“出口是死门,刚才打斗的时候似乎已经移位了。不过,那边的坑似乎有点蹊跷。”面前的金属细丝化作数个螺旋叶片微微地扇动着,辨着空气的流动我俩来到阵中心不远的一个坑前。这是一个直径大约一米半的坑,深度不到两米。在坑壁的一侧有另外一个孔道斜斜通向地下的某处。从空气流动的感应判断,那孔道相当深远。会不会是土性虚灵逃遁的出路?思考片刻,我招呼着一旁东张西望的林岳,拉他进入孔道。入口处仅容一人匍匐爬过,但行进不远后空间便扩大到一人多高。又走出了十多米后,面前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球形土室。“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林岳惊讶道。“看来是有人或什么东西从外部挖掘了这个通道,将困在阵中的土性虚灵引入了这个土室,然后消灭了它。”我打量着四周说道。“怎么说?你怎么不认为是土性虚灵自己挖的通道?”林岳好奇道,“再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土性虚灵的葬身之地?”“泥土翻动的方向与我们过来的地方相反,这就证明了是从外挖进来的。”我捻了下壁上的泥土,“这个土室的泥土是新挖的,但表层上却有着一层绿色的不知名植物,明显是后期布上的。”“嗯?我看看。”林岳上前抹了一把,用电筒照射观察了一下,“是一种少见的蕨类植物,木克土,这里曾经布过木性的某种阵法?”“应该是这样,植物上凝结了少量的水珠,我碰到的时候可以觉察到杀气和一些模糊的场景,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感觉很像是一场激烈的争斗。”“拾水”的力量也并不是无所不知,水就像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如果载体太少,所能储存的信息就更少,“取阵形薄弱处挖掘,引虚灵到这里布阵收伏,看来是个高手!”走出土室,一路沿着地道前行,大约半小时后便看到了刺眼的光亮自头顶斜斜地射来。面前出现一个上升的坡道,两人终于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地面世界。“这什么地方?”潺潺的流水声自耳边传来,林岳眯着眼适应着地面的阳光。“是城北的植物园。”熟悉的环境不由让我想起和晖儿恋爱时的情景,在地下行走并没有多久,出口竟然已是远离美术馆数十公里的植物园。“老凡,你看看时间,我的表好像坏了。”林岳望着手上的卡西欧表奇怪道,“进壁炉的时候是十一点零五分,怎么现在才十一点四十分?!”“你的表没坏。”看着头顶的太阳,我指了指一旁巨大的花钟道,“现在就是十一点四十分,那阵法把时间凝固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俩对视着笑了起来,凶险过后的感觉格外地轻松,如果不是两人想泥猴一般的造型,此刻倒是可以找人帮忙合影留念一下。……“胡来!简直他妈的愚蠢!”林岳一反常态的暴躁道,“她以为她是谁?!神奇公主西瑞?!我和老凡都差点挂了,她就这么一个人去不是白给吗?!”“别急啊,S没你想的那么乱来的,她只是去探消息。”晖儿耐心地劝道。回家换下脏乱的衣服,林岳在客厅里眉飞色舞地和晖儿描述着适才的场面,在她惊疑的表情中我在手中凝出了一个狼牙刀盾,随即又让它消失在面前。惊喜之余晖儿却说出了一个让林岳暴跳如雷的消息——S半小时前来电,她正独自一人在城西冶金仓库探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电话中传来机械的回复声,林岳别有意味地望着我,眼神中似乎比平日多了些什么。“冶金仓库那里是手机盲区,我们这就赶去看看。”我拍了一下林岳,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捏了捏。低声交待了晖儿几句,我拉上林岳出门叫了辆出租直奔城西而去。……随着蜿蜒起伏的山脉映入眼帘,车子渐渐驶近了城西工业区。这是城市重工业的集中地,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脉,出于就近取材加工的考虑,本市的冶金厂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仓库。仓库延用了早期废弃的防空掩体,这个在山腹内部开凿而成的掩体大约有数十万平米的空间,里面堆放的都是半成品和成品的金属锭块。“金似覆釜兼仄月,是武星”,山脉处于西金位,山形风水显示其五行亦属金,武星观照则必有凶猛之物,但山上从未出现过大于黄鼠狼的食肉动物。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篇的记载来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只凶猛异常的金性虚灵。一路上林岳还是啰哩啰嗦的东问西问,但与平日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关于金性虚灵的特性和我准备的计划。就在我被他烦得还剩半条命的时候,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王亦凡,你们在哪里,快到城西冶金仓库来!”S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急促的语调听不出是兴奋还是恐惧。“我们马上就到仓库了,你人在哪里?!”我生怕断线,急速说道。“快到了?那我……”电话突然挂断,林岳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迅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要求司机加速到一百六十码。仓库入口前除了警卫和稀落进出的工人外,根本没有S的影子,我和林岳交替着拨打S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下只能找人询问,试图打听S的下落,但偌大的地域范围使我俩一筹莫展。“喂~~我在这里~~”呼唤传来,声音发自仓库顶上的山坡,那是S的声音!林岳条件反射般地撒腿朝山坡上奔去。换作平日或许我会和林岳一样飞奔上去,但腿上的箭伤还没有愈合,只能拄着手杖慢慢地沿小路缓行。不过,这未必是件坏事,在路上借着拂来的山风,我早已将山坡上的状况探查清楚,看来我俩是虚惊了一场。“……手机没电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我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清楚吗?”两人的身影尚未出现,咄咄逼人的话语早已传了过来,看来林岳心急口快,又惹恼了S。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场景实在是有趣得紧,林岳一脸无辜地靠在树干上正被S滔滔不绝地轰炸着,在山风的撩动下,数片绯红的树叶在两人的身边飞舞。记得日剧爱情片经常有类似的场景,但这两位主角的表现却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目——《三娘教子》。“原来是手机没电,我们还以为你遇上危险了。”我笑着走上前给林岳解围道,“不过话说回来,S你怎么跑这个山坡上来了?”“我上来透透气,仓库里闷死了。”S环视着周围说道,“这里的视野不错,还有一片红枫林,感觉舒畅了很多。”“嗯?你去过冶金仓库里面了?!”我和林岳异口同声道,按之前市美术馆的状况,冶金仓库很可能也被神秘高手捷足先登了,S既然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冶金仓库,那就应该看到过什么。S并没有爽快地让我俩一解心头的疑问,而是从背包中拿出了她那台形影不离的小型笔记本电脑。在鼠标的轻点下,一个3D模拟地图出现在我俩面前。“冶金仓库是垂直山壁开凿的,直线进入山腹,在中心区域折转掉头平行向外开凿,从剖面图看是一个倒着的‘V’字形。”S一边演示变换着图形角度,一边仔细讲解道,“这座山的后部延续山脉是很多金属矿脉的集中点,但所有的矿脉到了仓库这部分便全部中断。”“西山座金开南口,火星头尖而足阔。”从S的地图方向标来看,山体的仓库出口在南,折弯处距离矿脉集中点足有近一公里。V字造型配合山南阳火位恰好组成了一个火克金的尖刀煞,而那大开的V字口则聚集了南方丙丁火,加上山中的金属矿脉被截断在身后,这只金性虚灵几乎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山腹中。“上个月这里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仓库的部分石壁轻微开裂。”S继续说道,“不过经过一番修补加固之后,没有什么危险,这边的主管部门也借机对仓库内部休整了一下。”“内部休整?什么意思?”林岳呆呆的问道,“补完再贴点石膏线,弄几个吊顶?”“您真内行!”S把林岳的口头禅丢还给他,“只是给内壁加固了水泥,并用垩土粉刷了。”“垩土?!”我心中一惊,“怎么不是用的特种防水涂料?”“哦,他们说附近垩土矿的矿渣再度提炼加工可以变废为宝,之后拿这里做试验了。”S撇了撇嘴道,“省下的工程款进腰包,还可以申请科研成果,政绩啊~~”“就是,他们一定串通了设计、施工的人,蛇鼠一窝。”林岳连忙点头称是,并不失时机的拍马道,“内幕都打听的这么清楚,你真厉害。”“我同学负责这里的一部分工程,而且我也参与了这次工程的部分设计。”S语音未落,林岳的脸上便露出了被马蹄踢到的表情。方才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都不让跟一块儿玩。完全钝了,外界的事都不知道了。定:噢,就是把您护到身边,什么都不让您做。奎: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对父亲母亲都不知道亲,就都到这种程度了。定:那您父母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吧?奎:没有,就我一个。我父亲生气地说,说我不再要孩子了,再有了也养成糊涂孩子,这我是19岁以后才知道的。定:那您跟父母不是也住在一个院里吗?奎:就是一个院儿也……怎么说,一个院也不是照我们这个小四合房似的,不是头一道二一道,前边是客厅,正房,后罩房。那时候父母住后边,祖父祖母住前边。那时候有时有晌的啊,比如说早晨,我父母上我祖父祖母这儿请安来,请安站那儿说一会儿话,就回屋了。回来做点儿什么事情,待会儿12点以前又得去,吃饭过来吃,说几句话,晚上再上来请回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不是我们一家子,张寿崇家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满族大家庭都这样。反正是没那么多自由。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喝水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宫廷御医也住在秦老胡同,跟我祖父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人湿气重,不能喝水,所以就不给我水喝,有一次我渴得厉害,就去喝花盆的水,还是我母亲看见了,把我领到她屋里偷着给我倒了两碗水喝。定:你们家那会儿有几个保姆啊?奎:这要说我也说不上来了,没算过。祖母那儿可能有俩仨,管梳头洗衣杂事,可能还有俩使唤丫头。我母亲屋有三个,看我的,还有做活的,做饭的,反正院里站着好些人。我是有一看妈,吃饭是看妈给弄,一人单吃,坐一小地桌。我都分不清是看妈跟我亲呢还是母亲跟我亲。那时候母亲不是都能带儿子回娘家么,我就不行,我母亲回娘家很少能带我去。定:您那时候也读书吗?奎:岂止是读书,整天都在学习,几乎占了所有时间。学5种,中文、英语、书法、武术、历史,后来又加上日文,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英语老师,新知识都是他们传授给我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文化的窗口。定:不玩吗?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耍影戏人儿,我经常一个人玩那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叔叔玩。定:那您祖母一天干吗呀?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一天抽水烟,有人点烟,有时候来客人,说正事的时候:“去去去玩儿去”,轰走了。所以家里什么正事我都不知道。定:唉!您这童年可够难受的。奎:不是童年,是从小到大一直难受。把我一辈子都害了嘛。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面三句是“……锦衣玉食困中央;壮士原非侯淑女,一样无计出高墙”。这里有个典故,知道吗?隋炀帝选进后宫的女子里有一个姓侯的,侯淑女,几年都看不见皇上,就上吊自尽了,死前写了一首长诗,很有名,里面有这样几句:“命薄何可量……此身无羽翼,无计出高墙”,隋炀帝也回了一首长诗……注268定:后来怎么又难受了呢?奎:后来我父亲不甘心哪。给孩子叫回家了,由这个没上过学堂,一跳,送外国留学去了。(众大笑)其实我祖父也愿意我去,祖父也觉得要让中国好还得学外国的技术,也同英语老师商量过,想托他把我带到英国去。后来因为英国路太远不方便,日本近,还有亲戚照顾,就改去日本了。又怕我娶一个日本媳妇不行,得结完婚才许走呢。这就先结完婚才上日本。20岁走的。定:您太太是……奎:那桐的二孙女、张寿崇的姐姐啊。娶完带去了啊。不是我带去的,也是一块儿送出去的,要不然怕我在那儿……嗨,是借溥杰、润麒的光啊,他们俩把我带出去的。定:润麒不是婉容的弟弟吗,我找过他,他90多岁了,现在还开着一个诊所。奎:对,比我大5岁呢。他那时是第三回去(日本)。定:这是怎么算的呢?奎垣之妻,那桐二孙女张寿英像(察世怡提供)奎:他第一次去日本哪,去的是一般的进修学校,比高中高,比大学低。第二回去是进士官学校。第三回去呢,是进的陆军大学。他是这么上的学。第四回去就是大使馆武官了。定:您呢?奎:他第三回的时候我第一回呀。定:您那时候在家里惯成那样,到那儿生活能自理吗?奎:这事儿也糟糕!我跟你说。我要是一般的一个留学生,许能够读好。这不有溥杰、润麒的关照吗,当然经济方面由自己负责,我跟他们并不住在一块儿,就是我要有特殊的事,找他们帮忙办,也不是经常的。再说,我在那儿期间他们也没老在那儿。不过后来就不行了,都不行了,冬天冷就给你一捆炭,就这点儿,你烧不了你就冻着。吃饭也是,赶紧买饭票,这儿吃完赶紧跑那边去,再买饭票,要不然吃不饱,也那样。定:没听懂,怎么买饭票还不吃饱,只吃一半儿?奎:他不卖,就给咱们这儿发什么一样,受限制呀。定:噢,这是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了。奎:对。定: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你们是不是跟对别的学生也不一样啊?奎:那倒也不是,那个学校留学生就我一个人儿,没别的人。其实我们是三个人,不知何故那两人没来。别的都是日本人。我先在进修学校,就是高中大学预科,出来以后进的东京帝国大学,选的是教育。在教育系里还是有三个留学生,一个高我一年,一个低我一年……咱们这是什么都说,我差一点大学没毕业,念了三年应当毕业啊,我念了四年还没毕业。定:为什么呢?奎:我受不了啦,太危险,我要死到那儿不是太冤了吗,跑回来啦。飞机炸弹美国都扔过来了,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正写毕业论文呢,跑回来了。定:回来以后呢?奎:回来一趟又去了一回,又去了又跑回来了。其间行李托运船在下关到釜山的海域被炸沉了。那时候一天是两趟船,人乘的是白天那趟,行李是在夜行船。那船的名字我还记得呢,现在忘了。炸沉的不只这一条船。定:到了儿您也没念完?奎:念完了是念完了,实际说是念完了。定:拿着毕业证书了没有?奎:没有。定:反正您家里也不缺您工作。奎:不是缺不缺我工作,这说完就完啦,一炸弹下来就全完啦(众笑)。子:得先要命嘛,“咣”一下完了,这念书管什么用啊。定:您在日本的时候您父亲在哪儿?在长春吗?奎:前一段在长春,后一段时间在北京。他回来办点什么事,就回来了。定:您太太耿佳氏是哪年去世的?奎:日本投降以前。我在日本呢,死了以后我回来了。定(问子):你对你奶奶印象怎么样?子:我奶奶快去世的时候,知道自己快去世了,我们都不知道,老太太把自己的相片全撕了。定(问奎):您从日本跑回来之后,您都干什么呀?奎:天津有保险公司,就在那儿挂一名儿,也没真去。为什么挂一名儿呢?不挂名,北京就有抓兵这一说。挂一名儿就免去抓兵的危险。定:抓兵还抓你们这大宅门儿?奎:怎么不抓?敲竹杠啊。定:是啊,你们家那会儿还挺有钱的呢,到20世纪50年代你们秦老胡同旧门牌14号察家北房正厅(察世怡提供)家还好几百间房呢,我查的。奎:这不用查,外边人也都没查着,一百间太容易了,就我们这13号啊,这一个院就90多间。定:就是让石油部占了的那两个院?注269奎:对对。当初那两个院是典当给煤炭部,说的是十年。定:然后你们家就都住到南边来了。奎:就搬这儿来了。定:解放后您做什么工作来着?奎:后来加入民族学习班了。定:噢,东四那个,叫民族干部培训班。奎:对了,完了就介绍到石油学院去了。在石油学院干了几年,既不是老师也不是专业人员,图书馆。我是图书馆的开国元老。图书馆净是给老师找材料啊。定:石油学院的书都是理工科的书。奎:是呀,所以我待不下去嘛,没意思。后来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啊,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啊真正自己能够怎么发展,就觉得我再上别处换换也好,又赶上国家不是出了个文件么,五个部门缺人,干部里头有愿意去的,不可拦阻。我不是请调,也不敢请调,我要是请调不叫去也没办法,后来不是有这个嘛,我就说我愿意去北京市教育局。我就上中学了。子:五十四中,当语文老师,“关关雎鸠”,开始教古文了,哈哈。定:这不挺好吗。奎:是呀好是好,这不是挺好嘛,也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子:老头老自省(众笑)。奎:大伙儿把我捧得高得了不得。我确实在那儿教古文哪也镇了我那学校,结果我不知道学校怎么打算的,开学的时候没分我教哪一个班,我生气了,我又跑教育局去了,跟我一起的还有一个杨老师,杨老师扯着我,说走吧,说女十四中缺老师,实际是图书馆缺人,因为是多年老校,图书馆要大整理,结果呢又陷到图书馆里头去了。后来也还有叫我教书的,不是讲古文,讲白话,讲白话就不是我的长处了,讲白话就是说话嘛,是不是?这怎么教啊。子:说老头有学问,给他一个最乱的班,压不住堂啊。后来就在图书馆啊,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奎:幸亏上图书馆啦。定:没错,您要是当老师,“文革”就惨啦。奎:因祸得福(众笑)。定:说说您太太吧,您母亲对您太太不欺负吧?奎:不欺负,宠着。张寿崇这姐姐啊,也是一个特殊人物,比较直爽,像小孩儿,没有心眼儿,所以有时候就不按照旧的,我母亲都不说。这对人不严,不讲究,就是由我父亲母亲那儿(开始的),自从我祖父祖母过去了以后,(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管,随便。子:和谐大家庭。奎垣夫妇合影(察世怡提供)

                      5.社交圈

                      奎:跟那家结亲就是我这一辈,以前没结过亲。我爱人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子(指拜把兄弟),因为我们住街坊。定:您说的街坊就是你们在天津的时候?奎:在天津的时候。在北京不行,他们住金鱼胡同,我们住秦老胡同。子:我老祖(指增崇)跟那桐是好哥们儿,我爷爷那辈儿跟我姥爷(指那桐之子绍曾)等于是换帖子的把兄弟,我爸爸跟张寿崇又是莫逆,好朋友。奎:我跟他们哥儿四个都好,特好,姑舅亲。定:你们家和张寿崇他们家,你们两家在民国的时候和以前,谁家的派头大呀?奎:他们家,他们是中堂。那桐早跳出内务府了,人家当了军机大臣了,不归内务府管了,他跳出去的时候我祖父增崇还没当那么大的官呢。我们家是内务府大臣,没做过中堂。定:你们是内务府总管大臣。奎:对,总管大臣,总管大臣并不是一个,好几个呢。后来我父亲当过正红旗汉军的都统,我那老丈人、寿崇的父亲是正都统,我父亲是副都统,俩人又在一块儿。定:他父亲?就是那桐的儿子绍曾,宝儿?奎:对。定:我听说北京那时候有八大宅门,特别有名的,你们家算一个,还有哪个您知道吗?今日秦老胡同之一(定宜庄摄于2006年)今日秦老胡同之二(定宜庄摄于2006年)奎:有八大宅门我知道,具体是哪八家我说不上来了。应当是我们家,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注270定:你们家就跟刘汝舟家熟。奎:提到刘汝舟我们得分开说。我们和刘槐庭、刘贡南父子注271是一面东伙关系,那时候还没刘汝舟,他岁数比我还小呢。我只看见过他一次,是他十岁左右,他还不一定看见过我,如此而已。所以和他也没有来往。他家与庆王府结亲,那更是大以后的事了。说那时候跟他们家熟,是指他们家当家的刘老头,那是爷爷辈的,叫刘石竹,刘槐庭是名,刘石竹是号。他的儿子是刘贡南,名字好像是刘桐吧,注272也不用,大伙都叫号。等于刘贡南与我父亲,时代一样,也算平辈。怎么着由上边说就是刘家的祖上,由这儿拿着钱去做买卖,做就全赔了,赔了他就跑了,这也许是庚子年吧,过了多少年后,回来了,他还欠着我们家钱呢,不因为欠钱不敢来,欠着钱就敢来,来就跟我家的账房说啊,那时是我对不起您,现在您再拿出点钱来,准保能赚回来。定:你们家就又给他钱?奎:就又给他钱,我祖父说这人还可靠,还敢来。说这人还有信用。定:这还叫有信用?(众笑)奎:您就当好玩听,我都是听来的。定:您家就是那时候用的刘槐庭他们?奎:用是用他,管房子的不是他,管房子的也姓刘,是另一个姓刘的。不是刘家的亲戚,起码也是刘家的朋友,是他介绍过来的。定:刘家不是就给你们开当铺吗?奎:是。不过后来钱都归他们了,现官不如现管。我这也是一件事两头说,有东西来了,他先挑,土产是他先进,赚钱是他的,我们是在他之后,给多少是多少(众笑)。当然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别人家的当铺也都如此,再说官家人也不可能做买卖。当时开当铺的,金鱼胡同那边有当铺孟,还有当铺娄,当铺娄和这个当铺刘是亲家。定:就是说到刘汝舟爷爷的时候他们刘家已经很有钱了?奎:很有钱,比我们家有钱。那时候他们一劲儿往上巴结,我们清朝的官不是算完了么,就一个劲儿往下就和他们,刘石竹都能跟我爷爷这么说:你们这个一品大员,现在可不如我们这个一品大商人了(众又笑)。定:刘家说是在这边修了一个戏台,在马大人胡同注273。您见过那个戏台吗?奎:有喜庆事儿时上那边听戏去,我们家有事都得借他们家地方。刘贡南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人。我知道刘汝舟写了好多稿子。我看了他的文章(指我为刘汝舟所做访谈的稿子——定宜庄按)以后,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他的想象,是他所希望的,怎么叫他所希望的?他们刘家不是买卖人么,就极力地往上爬,学些个官僚,尽量地把自己改成像官僚,所以他说话也把自己说成是官僚团体的一部分。他说的那些个关系啊,跟我们家里倒是比较深,可是跟庆王府、跟那(桐)家啊,几乎没听说过他们有任何联系,他说是都有。不过这又说回来了,也难免有人打着那家的旗号,跟刘家办事,庆王府管事的当时是高博海的父亲,那家那会儿主要的大管事姓王,叫王连五,他是大拿。婉容是长将军的后代,在东北,是达斡尔族,也算满族,那会儿据我所知,不仅达斡尔,锡伯、索伦都算满族。去新疆的原来就是一个满族,后来分成三支了,锡伯、索伦和老满营。注274

                      6.习俗及其他

                      定: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我看《那桐日记》就不明白,那里头记着说大年初一去拜年,一天就能拜上七十家八十家,第二天又去拜上四十家五十家,这可怎么拜的呢?注275奎:这么拜的:坐着车,管事的拿着名片,到门口来,叫这边的人来,把名片一递,说给您拜年,完了主人不下车,赶车就走了。话到是礼。定:怪不得呢,我说要不一家一家地拜,腿不都得走肿了。奎:下车的也可能有,一般是这么样。话到是礼嘛。要说拜,拜年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是先拜我们家,第一家全上我们这儿来,不是说我们官儿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秦老胡同吉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图一个开门吉祥。定:您祖父那时候也像那桐他们家那样有这么多应酬,一天到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这么折腾吗?奎: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也有,就不那么多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在天津的时候没这么拜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抽动起来,裂帛声中黑影被撕成无数的碎片飞散而去。细看间,那草叶的边缘遍布着细小的硬齿,像极了一根根柔韧的锯片。“我的鲁班锯草味道不错吧?”我跳下车子,正听到林岳得意的话语。“是什么东西?”顶着风沙,我翻动了下被狴犴扯碎的黑色东西。碎裂的黑色长袍下裹着残缺的肢体,像是被风干的人类尸身残块,一旁散落着一些木块碎片,似乎是这些东西身上掉落的。“吼~~”威猛的咆哮传来,身躯涨大如巨虎般的狴犴站在山谷的出口处,凶猛彪悍的气势似乎正面对着什么强敌。……山谷尽头,扩张喇叭形谷口向两边侧伸,形成了一个双月环抱的宽阔地域,周围隆起的山势恰好使之成为了一处绝佳的两兵交锋之地,这里应该就是古战场的正地所在。无数黑色长袍乌云般的布满了整个战场,在狂风卷动中发出猎猎的声响,弯刀的寒光有如乌云中的闪电不住闪现,扑面而来的戾气杀意几乎将我们扼杀在了当场。十六、墨者非攻“唐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擒胡王斩首阙下,群胡怨忿不已,遂领众番集结大食,共谋反唐。是年春,大食王遣精锐三百,乔装入关,欲结朝中乱党以谋内应,事败,被歼关中。”……狂风扯动的黑色长袍连成一片,黑压压地在面前铺开,完全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一股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油然而生,手心中渐渐渗出了汗水。“这……是什么东西?!”林岳皱眉道,“好像很眼熟啊。”“这群家伙像是古代大食的打扮。”耿婆的声音自背后传来,晖儿和S不知何时也已站在了我们身后。大食是我国古代对中亚阿拉伯国家的称呼,源于古波斯的悠久民族,古代波斯帝国一度曾称霸欧亚非大陆,其精悍的军队和巧妙的战术至今常为军史界所称道。低沉的号角响起,浑厚悠长的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那些雕像似的黑色身影整齐地移动起来。随着间隙的增大,一群头裹黑色布巾,身着黑色长袍,面遮黑布的身影落入了眼帘。我有些吃惊,方才对我造成极大压迫感的竟然只有百十余人,也许是密集排列后宽大的黑袍给人造成的视觉假象所带来的效果。但即便如此,那种压迫感却依旧没有消失。“双十阵列,老婆子还不算眼花,是大食黑魆兵。”耿婆一拍我和林岳,反手抽出小玉槌,“我们迎上去,要是被困在谷里,只怕就没命了。”大食黑魆兵属于轻步兵,古代大食的轻步兵单兵配备锋利的波斯弯刀和直木弓,行进迅速,冲锋前以排箭攻击敌方,近身时以弯刀斩杀,强而有效的战斗力在中亚一带称霸多年。不过,这些黑魆兵与普通轻步兵不同,隶属精锐禁军编制,以十人队为基础组合,攻防得体,全军配合战术类似于我国易理兵法中的某些精要理论,在唐朝时期曾大败突袭大食的盛唐军队,其战斗实力可见一斑。他们的阵势完全是将我们当作了捕杀目标,可这些数百年前的古董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脑中思索但脚下不停,众人随着耿婆快步冲出谷口,狴犴一马当先地冲在头前,威猛的气势直逼黑魆兵的阵脚。号角声连响三下,黑魆兵的阵形突地散了开来,整齐地分作了十队,一阵黑袍抖动间五队黑魆兵快速将我们围住,另外五队则附在外围,两道五边形的包围圈中传来弓弦的响动。“小心排箭!”耿婆高喝一声,玉槌在地下划出四道半弧。飞蝗般的箭矢随声而来,我和林岳还未动手,只见耿婆玉槌一摆,横空带出一片水滴,地下的半弧随即涌出白色寒雾,空中凝结起无数细小冰粒。咯啦声响不断,箭矢撞在冰粒间竟无法穿透,扭曲地卡在了半空,一时间周围完全被箭矢所包围,我们像是待在了一个白色的仙人柱中。号角再起,第一道五边形包围圈立刻变动,每边队伍以中间兵卒推进,左右两侧雁行排开,迅速形成一个五星阵形,雪亮的弯刀齐声出鞘,迎着狂风发出嗡嗡地响声。五队黑魆兵并没有直接攻击,手中弯刀互相磕碰,外围阵形也相继改变,如法炮制地磕碰着弯刀。起初只是发出清越的金属脆响,随着磕碰速度的加剧,响声骤然大起,隐隐挟着风雷之势。“轰!”上百名黑魆兵突地同时将弯刀斩向地面,暴雷声卷动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直奔冰粒壁垒而来。狴犴大吼一声,长尾猛地一旋,在周围带起一阵疾风,林岳双手猛按,十二棵苍柏瞬间围立。空气凝结了数秒,轻轻爆开,微风拂面的感觉几乎令人产生错觉。圈外的狂风依旧大作着,圈内却已和风习习,强烈的反差中耿婆布下的冰粒壁垒悉数落下,化作水滴渗入了黄土。十二棵苍柏数段断开,轰然倒地,切口平滑整齐,却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砍斫痕迹。“金风雷杀!”耿婆眉毛一挑,“老婆子轻敌了,没想到是墨家的人到了。”“墨家?墨者非攻,兼爱天下的墨子?”我惊疑道。“墨者机巧,专于五行,奇门异阵,遁甲成兵。”耿婆笑了笑,“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回可是一场硬仗!”黑魆兵一击得手外围阵形立即退开,内围五星阵形围着我们迅速跑动起来,整齐的步伐使得队形毫不改变。跑动中左手握刀,尖刃冲外,右手扳住刀身蓄势用力。阵形一顿,破空声骤起,反弹的弯刀上奇异地飞出弯月形飞刃,袭向众人。我集中心念横空拦截飞刃,凶猛而来的攻击在叮当互碰之下全数瓦解。旋身一挥,飞刃自地下再起,从各个角度反攻了回去。那些黑魆兵并不慌张,队形倏然一变,内圈蹲下,抬刀上磕,外圈赶上落刀砍斫,任由我攻击的角度多么刁钻,在黑魆兵整齐有序的攻守下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的阵法挺厉害嘛。”林岳嘻嘻一笑,“那试试我的招数。”说着两手在地上一抹,一圈绿色波动开去,黑魆兵的脚下出现了无数湿滑的苔藓。歪扭几下,黑魆兵摔倒一片,我立刻挥起一批圆锯飞斫过去。“还是损招管用吧?”林岳得意道,但很快笑容便凝结在了脸上。倒地的黑魆兵席地而坐,弯刀竖在了胸前,其余黑魆兵则站在了他们的肩上,上下挥刀将圆锯挡开。挡过攻势,坐在地下的黑魆兵翻身躺倒,任由同伴站在自己身上,一片刀光急速飞舞,地下的湿滑苔藓顷刻削平。“阵法变化的奥妙就是配合,你俩奈何不了他们。”耿婆沉声道,“也好,就让墨家的人见识一下奇正六爻。”狴犴列在阵前,我和林岳各居左右,晖儿和S反顾后部两腰,耿婆立在正中。所谓奇正六爻即是以奇门遁甲的三奇循环配合六仪六甲,听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在耿婆的诠释指挥下却并不复杂。随着狴犴的一声狂啸,地下蓬然扬起一圈厚重的灰土,瞬时间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黑魆兵阵形一顿,肃立静观,按兵不动以防我们有诈。借着灰土的掩护,晖儿与S转到了狴犴两侧,我和林岳则换到她俩原有的位置上,耿婆脚下轻划,双手捻诀,再度与晖儿她们配合施展“六仪遁甲”。S丹凤眼圆睁,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两手顺时针划动,在身前形成一道黑色气圈,随即左掌平端,右手握拳,拳掌击打中高喝一声:“灭!”雷声隐隐,气圈中闪出数个颤动的球形闪电,直扑黑魆兵阵形。晖儿双手柔若无骨地在胸前摆动起优美的曲线,双掌翻动中,掌根对抵,十指虚拢如莲花,快速旋动中清叱一声:“化!”四周的狂风陡然一停,继而分作两道互错的风带,呼啸不已地压向黑魆兵。风雷声中,黑魆兵的阵形终于土崩瓦解,狂雷炸得残肢四处飞散,烈风中撕裂的黑影漫天飘舞。然而这一战并未将黑魆兵尽数消灭,听风在脑中形成的景象告诉我,在狂雷烈风袭击的瞬间,黑魆兵的阵形突然化整为零,十来个黑魆兵挺身迎上球形闪电,将其引爆,而剩余的黑魆兵则翻起身上的黑袍互抱成团,围做一个巨大的黑色壁垒,烈风只撕裂了那些黑袍和外围的黑魆兵。灰土散去时,一群怪异的东西出现在面前,那样子有些像干尸,但身上的肌肉却似弹性依旧,如果不是拿着弯刀,我很难将它们与之前的黑魆兵联想到一起。更为诡异的是,在这群干尸的背后都嵌着一个木质的圆形东西,既不像盾牌也不像护甲,八根竹制的细条紧紧扣在了肌肉上。狴犴摆动长尾,吸气张口间一股狂风直奔黑魆兵而去。“风雷已去,五行顿生!”耿婆一声低喝,手中玉槌凌空劈下,这一槌敲在坚硬的黄土地上竟完全没入,数目惊人的细小水珠陡然出现,如枪弹般直射黑魆兵。借助狴犴的狂风,疾速飞射的水珠自四面八方包围攻击,避无可避的黑魆兵被打得满身是孔,朽木似的身体不住断开翻倒。林岳乐不可支地打了两个喷嚏,黑魆兵阵中长出了几棵枝干光滑的大树,那些树木长出后不断地开裂,流出大量气味刺鼻的液体,似乎是某种易燃物质。我微微一笑,十来个长满尖刺的圆球凭空而出,只要它们在黑魆兵阵中碰撞开来,一场熊熊大火便可彻底地结束战斗。“呼……”圆球疯狂地砸出,锐利的尖刺带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声音,在它们的面前没有人会泰然自若。这一点,连林岳也不例外。“我靠!老凡你丫吃错药啦?!”圆球落在了林岳的脚下,两棵坚实的大树遍体鳞伤地倒在了一边。脑中混乱不已,就在挥出圆球的那一刹那,背部肌肉隐隐有些刺痛,随即拉紧,一股酸麻热胀的感觉自背后传来,整个四肢百骸无比舒畅,似乎体内蕴含了无穷的力量,想要爆发开来。但我的动作却着魔似的改变了,变得让我难以想象……“你的背上……”晖儿惊声提醒,却被我挥手带起的一片刀刃阻断,林岳返身击出一根圆木,立即被无以计数的刀刃钉满。“木甲机关!”耿婆脸上闪过一丝惊异的表情,反手拉开S,四人与我直直面对。这是怎么回事?慌乱急躁的情绪立刻堵满大脑,我想开口问话,但嘴里发出的却是野兽般的低吼。背后咯地一声轻响,我猛一弯腰,双掌狠狠拍在地上,抖动间地面突起无数尖锐的金属利刺,似乎想将眼前众人活活钉穿。林岳反应灵敏地荡出四根藤蔓,脚下木桩托起四人,在藤蔓的帮助下躲过一劫。我心中一松,两手却直直插入了泥土中,双臂奋然发力,遍布尖刺的黄土竟像地毯般地被我掀动起来,疯狂挥动下卷向空中悬吊的众人。“横空惊雷破万山!”耿婆大喝一声,翻手掷下两个黑色石球,手中玉槌直射而出,撞在石球上蓬然爆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伴随着无数电蛇闪动,黄土粉碎落下,金属尖刺亦被熔为废铁。咯,背后一紧,刺痛中左侧一根经脉猛地一热。我双手抱拳,狂吼着砸向地面,一片大浪般的泥土平地扑起,毫不留情地将空中的众人牢牢裹住,化作一个巨大的泥球凶狠地拍向地面。泥球表面疯长起无数的藤蔓,迅速包裹着外围,撞击到地面时,泥球已然变成了藤球,起伏弹动了几下后倏然裂开,晖儿等人所幸安然无恙。视野中泛起了微微的粉色,我的双眼此刻已布满血丝,圆睁之下眼角几乎迸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我的身体,难道是想要我手刃妻子和好友吗?!“老凡,对不住了……”林岳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忍,双脚急急连跺数下,泥土内隐隐传来一阵涌动声。“不要用你的缘木能力攻他!”耿婆冲林岳喝了一声,后者半信半疑地停了下来,这一喝一停的数秒内,几乎酿成了弥天大祸。咯,咯,咯,连续三声轻响,莫名的力量充满全身,我直直站立不动,一片银白自脚下无限延伸,阳光从逐渐退去的乌云中落下,整个古战场发出一阵雪亮的光芒。是金属,整个地面被金属完全覆盖了!这……这是我的能力吗?!金克木,也许是那东西改变了我身上能力的自然反应,在林岳的缘木能力诱发下,驭金能力疯狂甦醒,厚重的金属抑制了任何可能长出植物的土壤,林岳此刻如果可以自保,那便是我的福音了。“好小子,能力底蕴这么足……”耿婆惊叹一声,脚下快速走动,轻盈的步伐竟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落下了不浅的脚印,那格局图案赫然是奇门水泽卦局。随着耿婆踏下最后一个脚印,金属表面开始波动扭曲了起来,耿婆略带气喘地翻手划破掌心,满是鲜血的手掌击在了卦局正中。波,波,几声连响,金属被数道水柱击穿,喷出的水柱顷刻在我身周形成了一层厚重的雾气,那雾气似乎带着黏稠,渐渐困住了我四肢和身体的行动。“快杀了我!”我心中默念道,如果任由我这样疯狂下去,只怕所有人都会死在我的手下,现在的能力发展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透过水雾间,我看到晖儿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她没有作声,眼神中充满了悲哀和不舍,我……我该这样死去吗?一连串的咯咯声爆豆般地响了起来,身体中的力量膨胀到了极限,周围的水雾仿佛受到了什么压力,渐渐退让开去,耿婆一声低咳,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嘴角竟已溢出血来。哗啦……地面的金属碎裂成无数的细小碎片,极为壮观地漂浮在整个古战场中,所有人都沉没在了这片金属的海洋中,只要碎片在我的意念下稍稍加速,面前的人们便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成形的东西。不知是心中的悲愤还是背后那东西的作用,我仰头狂啸起来,原始野性的呼啸下金属海洋波动起一阵涟漪。晖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要我亲手杀死你和朋友们?!为什么!!!背部猛然一震,咯啦声连连爆响,金属碎片终于动了起来。我完全绝望,无助地闭上了眼睛,这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若是无法面对却又无力挽回时,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避,哪怕只是自欺欺人……大脑旋晕着,浑身已没有任何的力气,伴随着金属碎片的脆响声,我倒在了地上,朦胧中眼前闪过那些亲切的面容,晖儿、林岳、S、耿婆…………山谷边的小路上,一个黑瘦男子悄然潜行着,走出不远,回头望了望,口中低叹了一声,似乎遗憾不已。“很不甘心是吧?”淡淡的语声飘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能做得干净漂亮。”那黑瘦男子一凛,身子僵直不动了,他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满面微笑的人,那笑容亲切得像是三月的春风。春风很快便熔化了黑瘦男子,地上留下了一滩淡淡的痕迹,狂风带过的沙土迅速覆盖了上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风继续呼啸着,那人却毫不费力地迎风而去,悠然舒缓的脚步完全是一派赏景野游的意境,甚至连一个衣角都不曾被吹起。“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人能成长到什么地步。”那人俯瞰着古战场,幽幽叹道,“不过,这个答案只怕连风爷也不知道。”古战场中大片残缺的尸体铺陈在地上,四周遍布着无数的金属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令人不禁眼花缭乱。如果适应了那眩目的光芒,你应该可以依稀看到隐隐晃动着的人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也许只是一个,其余的只是你眼中的光斑在作祟……十七、湘西赶尸小时候常常会梦到这样的情景,自己在柔如白棉的云端间奔跑玩耍,累了便躺在云絮中,仰面看着清澈的蓝天,心情舒畅不已。我记得那云絮特别柔软,贴在肌肤上的感觉有如丝缎,轻飘飘地悬在空中那感觉美妙之极。不,这不是儿时的梦境,刚才我还疯狂地攻击着我的晖儿和朋友们,脑中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漫天的金属碎片闪着寒光,涌动着绞向他们……身子猛地一颤,双眼生涩地睁开,并不刺眼的光芒却令得我眩目不已,几经努力后方才适应。眼前出现一张奇异的面孔,扁圆的脸上布满了黄色的绒毛,睁大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极为严肃。这是什么生物,难道是死亡后见到的东西吗?我死了?还是……那张面孔晃动了一下,发出呜呜的低叫,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总算醒了。”一个显得有些年长的声音传入耳中。“亦凡,你感觉怎么样?”这是晖儿的声音,她不是……眼前的面孔倏地消失了,耿婆和晖儿探过脸来,活生生的表情和面容完全打消了我的疑惑,可是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得了,全搞定了,让大猫下来吧。”林岳探过头来,S伸手从我身上抱走了那张毛茸茸的面孔,混乱的脑中这才反应过来,那严肃的表情是狴犴常有的面容啊。“老凡,你丫够狠,等你恢复了我一定好好揍你一顿。”林岳满脸坏笑道,“差点把我们都给灭了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想看免费黄色推油片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呢?“陛下!建宁王李倓的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啊!”“建宁王的事情朕十分清楚!”李适的神色越来越缓和,不过他思考片刻后,仍然不死心,于是开口问李泌:“爱卿能不能告诉朕,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曾经废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呢?”显然,李适进一步变换策略,开始以实例质问李泌。“陛下!这正是我要详细说的。”“哦?愿闻其详!”“从前承乾太子谋反,太宗皇帝都没有擅自废掉他,而是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最终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同时将他和魏王李泰废掉,以绝后患。至于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天下人都知道是冤死的,后来就连玄宗皇帝也追悔莫及,这些都是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的,陛下千万不要效仿。”李泌说完后,他观察了下李适的反应,见李适神色平静后,他接着说道:“陛下从前让太子在大明宫中的蓬莱池与我相见,我观察太子的容貌绝不是残忍奸邪的人,恐怕还过于柔弱仁慈,而且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殿,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未与外界接触,怎么会有异心呢?如果陛下怀疑太子,请召集众臣一起对东宫的侍臣进行审问,如果太子有异心必定会发现证据,到时陛下可以废掉太子,但同时恳请陛下也废掉舒王,立皇太孙为储君,那么百代之后的皇帝依然是陛下的子孙。”李泌说完后,跪在地上将头叩在地上不再抬起。李适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此刻殿内的气氛颇为凝重,但无论是李适还是李泌都知道,今天君臣二人的对话将决定太子李诵的前程。“爱卿先下去吧,朕会慎重考虑的!”李泌走了,李适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李泌的一番话语,让李适从郜国大公主事件中似乎恢复了些理智。他也明白天下没有不信任儿子而信任侄子的道理,只是他的猜忌之心让他瞬间蒙蔽了心智,使他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李泌,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李适内心矛盾而召见李泌,李诵的前程可能就此断送。只是最终在面对国家未来兴衰的问题上,李适克服了自身致命的弱点,让他没有做出轻率的举动。或许这就是处于父爱的一种本能!一天后,李适单独召见李泌,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如果不是爱卿及时进言,朕几乎犯了大错,太子仁孝绝不会有什么异心,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朕都会和你商量。”……贞元三年(787年)八月,李适下令将郜国大长公主的情夫李万杖杀,并将萧升与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流放岭南,两年后风流的郜国大长公主在幽禁中死去,萧妃也随即被杀,因为李泌的据理力争,李诵保住了太子之位。不过,李诵虽然保住了太子之位,但其内深处与父皇李适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韬光养晦的意义所在,于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到李适去世为止,关于李诵的活动,史书记载的很少。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去世后,本来应该顺利即位的太子李诵,其身份是否应该顺利继承皇位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阻力最大的来自于宦官。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适在会宁殿弥留之际,诸王全都侍奉在病榻前,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这也是李适临死前最为伤心的一件事。很多人认为当时李诵身染中风可能行动不便,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李诵还能抱病出九仙门召集众大臣议事,可见在父皇傍晚病危时,李诵完全可以去做生死诀别,但直到李适去世,也没见到李诵的面。在我看来,李诵身体的病不是大问题,心理上与父皇的隔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李适去世的当天,宦官们紧急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等人到宫内的金銮殿起草遗诏。我们知道遗诏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在朝官们的眼中,太子李诵当然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就在那一天的起草遗诏过程中,宦官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也再次体现了李诵的地位并不稳固的现状。暗流涌动“内宫之中正在商议立为皇帝,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当郑絪和卫次公准备在遗诏上写下李诵继承皇位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忽然想起,郑絪和卫次公顺势望去,说话的人是个宦官。宦官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朝官全都为之震惊,因为在这些饱受圣贤礼法教育的朝官们看来,已经做了26年储君的太子李诵,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现在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从前,所以当宦官说完后,虽然朝官们内心十分不悦,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且很多人在揣测宦官所说话语的用意,是否宦官和舒王已经勾结在一起?还是因为太子李诵病重,先皇去世前改变了初衷?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一种势力:宦官。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第二种势力:后宫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第三种实力:诸王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结局来看,前边我们说过韦贤妃在李诵即位后进入陵园被幽禁。而事实上舒王李谊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宪宗李纯即位后,也就是李诵做皇帝仅仅十个月后李谊忽然死去。史料没有记载其具体的死因,但李纯对于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叔叔该如何对待,颇为耐人寻味。所以,透过他们的结局来看,李诵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三个派别当时有联合之意,所以即位后展开报复行动。虽然他很快病逝,儿子李纯继续完成老爹未完成的遗志,不过宦官派别是个例外,因为在李纯的即位过程中,俱文珍宦官具有拥立之功,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说到。在我看来,李诵的即位虽然合乎礼法,但当时特殊的朝廷局势,使得李诵的即位之路事实上并不平坦,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变数,表面看一片坦途,实则是暗流涌动,甚至是充满杀机。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三个派别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李诵即位,或许是因为李适去世的过于突然,以至于三个派别没有来得及制订出可行的计划,而当时朝廷又必须有新君即位;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乃至于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样宦官在起草遗诏时的那声高喊,至少透露出了他们底气并不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日,由卫次公等人起草的遗诏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向百官宣布。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的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赞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对于李诵而言,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中风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实在是百感交集,26年的储君生涯弹指一挥间,此刻终于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李诵当时在宝座上用力向所有朝臣点点头,眼睛早已经湿润。李诵成功即位,让所有朝臣为之欢呼雀跃。在李诵短暂的十个月皇帝日子里,这位已经病重的皇帝并不是瞩目的焦点,真正在李诵即位后,走向前台的是李诵即位前的东宫太子集团的诸多人。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在走向前台后,俨然成朝廷的主流派,并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史称“永贞革新”。在短短三个月内,这个集团在李诵的支持下,对贞元时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虽然永贞革新短暂且很快夭亡,但它却在那个特殊的形势下,左右了大唐帝国的政局。纵观当时东宫集团的所有人,李诵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真正让这个集团做大做强,并成为永贞革新真正具体实施者的,当属“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王叔文。永贞革新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于下围棋,但这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围棋大师,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最初李适任命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到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当时李诵对王叔文这个侍臣并不重视。但王叔文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利用陪李诵的机会,经常对李诵谈论民间的疾苦,使身居在深宫的李诵逐渐了解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情况。久而久之李诵对这个棋友有些刮目相看,于是逐渐让王叔文参与谋划东宫的具体事务,并让他的书法老师王伾协助王叔文。对于李诵提供的这个良好平台,王叔文可谓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在王叔文看来,太子李诵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能够把握机会,未来在李诵登上皇位后,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辅弼之臣,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团队。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王叔文开始了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组建团队之梦居然瞬间实现,在这其中一个叫韦执谊的人起了关键作用。韦执谊,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自小聪明活泼,才华出众,十七岁进士及第,而后参加制科测试名列前茅,授为左拾遗官职。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经常与皇帝见面,所以是官员最好的晋身之阶。韦执谊在二十岁那年便因为在左拾遗的官职上干得出色,被李适授为翰林学士。在一次宴会上,太子李诵向父皇李适进献了一幅佛像。李适当即让韦执谊为之画像写赞诗,然后又让太子李诵赐给韦执谊绢帛以作酬劳。宴会结束后韦执谊前往东宫向太子李诵致谢,就在这次致谢的过程中,李诵将王叔文引荐给了韦执谊。韦执谊的东宫之行,成为王叔文与他结交的开始。王叔文对这个十分具有才气的翰林学士十分敬重,两个人一来二去结成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了诸多名士,让王叔文的团队迅速壮大。在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的诸多名士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柳宗元年少时史书评价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贝珠。”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后来与韦执谊交好,被引荐成为东宫集团成员,随后柳宗元为王叔文引荐了自己的挚友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德,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州县官员,也是一个世代的官宦家庭。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调任中央进入宰相班子,刘禹锡也随之来到长安,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由于他和柳宗元同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又因为年龄相仿,所以在刘禹锡来到长安后,很快和柳宗元结成了挚友。柳宗元成为东宫集团后成员后,将刘禹锡也引荐给王叔文,一经对话王叔文就称赞这个年轻的后生具有宰相之器。此外,除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外,当时王叔文和韦执谊还积极网罗天下名士,例如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在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积极拉拢下,都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成员。李诵成功即位后,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东宫太子集团开始走向前台。而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六日李诵下达贬黜李实的诏书,则揭开了东宫集团成员永贞革新的序幕。李实时任京兆尹,本是李唐皇族子孙,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京兆尹后,为了得到皇帝李适的恩宠,李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百姓怨声载道。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向李适报告说庄稼生长一切良好。依据他的汇报,李适下令照常收取关中百姓租税,搞得百姓们只得拆卖房屋凑足税金上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当时李适已经下令免去关中百姓拖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税。但李实为了追求政绩,下令照常收租,如果不能及时上交则要实行笞仗刑罚,就连京兆府下属的官吏未能交租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一声丢进讲台旁的垃圾箱里。“那么,今天从读本的第二十页、第三课开始。”老师开始上课,同学们把视线转向课本。“我先读,大家一起跟我朗读!”老师开始领读,同学们齐声跟读。在读书声中,安岛君独自面向大家直立不动,表情既不悲哀也不愤怒,当然也不可能笑,与平时并无两样。以某种眼光来看,他的表情像是受到训斥反倒非常痛快。伸夫望着安岛君的面孔,忽然觉得他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他虽然喜欢亮子同学可是表达却不得法,把怪诞的玩具蛇放进对方的桌斗招致失败。他本来应该采用亲和而高雅的方式接近亮子同学,可那种方式又不适合他。而这样做才符合安岛君的性格,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别的方式。望着没说一句辩解话的安岛君,伸夫开始觉得他挺可怜,并感到还在用手帕擦眼泪的亮子同学太可气了。差不多就行啦!一条玩具蛇至于吓成那样吗?望着不停哭泣的亮子同学,伸夫觉得男人跟女人简直就是互不相容的两类东西。就像男人的道理无法跟女人说通一样,女人的道理跟男人也说不通。男女同校确实增添了某些乐趣,但同时令人厌烦的事情也有所增加。虽然具体说来显得幼稚可笑,但其根本原因应该就是男女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虽说如此,安岛君那天的表现着实令人称道。他面向全班同学站在讲台旁纹丝不动,而且笔直挺立,视线一直紧紧地盯着亮子同学。“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搞的恶作剧,可你却一点儿都不明白,真傻!”安岛君的眼神看上去像在呐喊,又像是在倾诉“虽然我做得不对,但你应该懂我的心思”。可是,不知亮子本人是否理解安岛君的心意,她又大叫一声趴在了课桌上。“你怎么啦?头还晕吗?”老师慌忙走了过去,亮子同学依然趴着小声嘟囔:“安岛君……”“什么,安岛怎么啦?”“他瞪我。”老师回头一看,安岛君双眼依然盯着亮子同学毫不动摇。“哎,你还想欺负她吗?”“……”“好吧,那你站到后边去!”这回安岛君站在了教室后边放鞋袋、挂大衣的墙边。“听着,你就在这儿拿着课本学习吧!”老师像是突然想起,把安岛君课桌上的英语读本递了过去。“从前,有个叫二宫尊德的人就是站着学习的。”同学们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安岛君面不改色,依然从后边盯着亮子同学。“你小子真固执……”老师也苦笑一下继续上课,像是不想再管了。安岛君就那样站着,直到下课后才获得了解放。“你听好,以后再胡来就不许你上课了。”老师用名册又拍了安岛君一下。结果,在此次骚动中体现硬汉风貌的是安岛君本人。安岛君虽然遭到呵斥却毫不辩解,那他始终堂堂正正挺立不动的姿态确实令人佩服。这才是真正的硬派男子汉。不过,女生们的评价却并不那么理想。多数女孩都说“安岛君太粗野、太纠缠人了,真恶心”,还有人说“被那种人盯上,左右田同学太倒霉啦”。到头来,安岛君得到的只是在男生中的人气上升,而女生却唯恐避之不及,亮子本人也越来越讨厌他。因此,安岛君煞费苦心的表现也无果而终。“女人真是搞不懂啊!”同情安岛君的男生们嘟嘟囔囔,可最后也只能以叹息告终。伸夫对同班女生村井麻子产生兴趣,是在男女同校之后五个月的时候。此前麻子同学就坐在伸夫旁边那行前三的座位上,因为不太显眼,伸夫没跟她说过话。在午休和放学后,女生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聊天。但即使在这种时候,麻子同学也是既不会成为中心也不会尖声大笑。可能由于生性腼腆,她在课间也只是跟坐在后边座位的铃木圣子同学窃窃私语,不太加入团团伙伙。当然,她也不会在课堂上踊跃举手发言,更不会在课外活动上发表意见。她剪着娃娃头,水手服也穿得很正统,不像一部分女生那样为引人注目而降低胸扣的位置或改短裙摆。她长相平平,不算美女却也没什么缺点。伸夫第一次跟她说话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八月底。伸夫家在本市的山手区,离学校三公里路程,他总是步行上学。那天他跟也是住在西山边的松本君同行回家,但他半路要去一个地方,于是在电车大街分别。独自一人走老路回家有些无聊,于是他在半路朝北转弯。当他来到九条大街时,村井麻子突然从右方出现了。那个街角是一片空地,大波斯菊正在美丽绽放,使伸夫一时陷入错觉,感到村井麻子仿佛来自花丛之中。“啊——”伸夫含混不清地打了声招呼,村井麻子也停下脚步微微点头。“你家在这边?”“就在前边的儿童公园旁边。”“那挺近的嘛!”两人自然而然地并肩而行。“你每次都从这儿走吗?”“从电车大街过来。”以前上学和放学都没碰到过村井麻子,好像就是因为经由路线不同。“我家在圆山附近哦!”“知道。我从那边走过。”听村井麻子说她知道自己家的地点,伸夫心情骤然激动起来。“可是,我真不知道就这么近啊!”伸夫重新打量村井麻子,只见她身穿水手服,手提藏蓝色书包,脚穿白色运动鞋。路旁有棵高大的榆树,叶片在初秋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树叶亮光的映照下,村井麻子的脸色看似有些苍白。“你早上一般几点出门?”“七点半左右。”“你早上也走电车大街吗?”“因为我跟小泉同学一起走。”伸夫跟松本君相约同行,而村井麻子好像是跟姓小泉的女生一起去学校。要想跟村井麻子单独同行,伸夫就得跟松本君分开,而村井麻子也必须跟小泉同学各行其道。“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这条路安静,我喜欢。”伸夫点了点头,发现自己正在跟村井麻子单独走路。当然,因为男女同校,所以同学相伴上学实属正常。不过,男女同校刚开始不久,身穿黑色立领学生装的男生跟穿水手服的女生一起走路的身影还很稀罕。有些货车司机和路边的修路工都会揶揄说“小哥儿,亲密点儿嘛”,而周围的人也会用既像羡慕又像担心的目光盯着说“世道变啦”。“你星期天一般都做些什么?”伸夫边问边与村井麻子稍稍拉开距离,而村井麻子也稍稍错后些回答。“听听唱片啦,读读书啦,还有就是上街买东西。”“那,你也会来我家前面的市场吗?”“常常经过那里。”虽然只说了两三句话,但伸夫喜欢村井麻子那种文静态度。虽然以前她并不显眼,可在单独交谈时却意外地感到这女孩性格爽快。最可喜的是,她不会像邻桌的中井洋子那样哈哈大笑和高声说话。虽然因为刚刚开始接触而了解不多,不过看样子村井麻子是个能够控制情绪的女孩。“你暑假怎么过的?”“去妈妈的老家,然后随意闲逛。”“老家?”“在余市。”伸夫顿时感到自己错过了享受浪漫的大好时机。如果能早些接近村井麻子的话,暑假期间也许就去海水浴和登山了。“余市离海边很近吧?”“我不会游泳。”怪不得她皮肤那么白。伸夫对村井麻子皮肤白且不会游泳也感到很可喜。“女孩还是不会游泳好啊!”“不过,如果会游泳感觉一定很棒吧?”伸夫感到似乎嗅到了村井麻子的味道,既像发乳的清香又像透明秋风般的味道。“你不是一直住这儿吧?”“我家是三年前搬来的。”伸夫对儿童公园周围也大体熟悉,可从未见过村井麻子这样的女孩。“你跟谁比较亲近?”“我怕生,所以很难跟人亲近。”村井麻子提着书包和鞋袋,只见那鞋袋上绣着花朵,还用红丝线绣着“ASAKO。“你跟小泉同学挺亲近吧?”“因为以前在同一所学校。”前方有三棵高大的白杨树,再向前还能看到儿童公园的白漆木牌。走过那里就得跟村井麻子分别了,想到这里伸夫突然有些焦急起来。在分别之前,必须赶快说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例如希望再次见面、希望来我家附近时打声招呼等等,可结果还没说出来就分别了。三不过,自从认识了村井麻子之后,伸夫觉得自己突然像个大人了。当然,虽说是认识了,却并非与村井麻子有过书信往来或接过吻,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和教室里单独交谈过而已,内容也只是“昨晚几点睡觉”“下个星期天干什么”等简单的对话。但是,村井麻子已经占据了伸夫的大脑。虽然在跟同学玩耍和用功学习时会暂时忘记,可一旦解放出来就会立刻想起村井麻子。在课堂上老师提问时他担心她不会解答,考试时也担心她不会做题,课间休息时还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伸夫以前只需考虑自己的事情即可,而现在必须多考虑一个人的事情,并且不能在同学面前暴露自己的想法。在顾忌周围的同时挂念另外一个人,这是伸夫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状态,所以他感到有些累。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如此麻烦的境地?如果能做到的话真想逃出这种困境。但其实伸夫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愿意,他还会在对自己生气的同时欣然接受这种状态。爱一个人很难或许说的就是这种状态。伸夫发出一声叹息并忽然想到,大人们也许就总是在重复与此相似的状态。可能大人们就深陷于这种恋爱的问题当中,而且比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要复杂好几个级别。以前一直以为大人们只是早起上班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但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单纯。其中似乎不仅隐藏着个人好恶,还隐藏着爱憎等各种感情的波动。以前在知道大人们都有性行为时,感觉眼界似乎突然开阔起来。而当现在对一个女性心怀好感时,伸夫感到自己似乎窥见了前方的另一个世界。“自己是不是就这样渐渐地变成大人呢?”伸夫自言自语,并对正在向未知世界走去的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真的能行吗?”伸夫对自己和迫近的未来产生了不安,而且这种隐忧越来越强烈了。北海道的女生制服以六月中旬北海道神宫祭礼为分界换成夏季的白色水手服,并从十月初换回冬季的藏蓝色长袖服。秋意阑珊,一齐换上藏蓝色水手服的女生们忽然显得格外妩媚。当然,也许那并非只是因为换了服装,而是经过从春到秋的半年时间,女生们迅速具备了“女人味道”。她们正在长个子,仅仅一个月不见也会有明显的变化。而且,伸夫他们这些男生已经没有了男女同校初期的新奇感觉,开始能够平静地观察女同学了。在上课时老师提问,前排的女生举手发言,她们的短上衣下摆就会露出白色衬衣,不知是衬裙还是无袖衬衫,看上去似乎有种丝滑感。伸夫从后排看见了女生瞬间闪现的内衣,一时感到浑身发热。另外,在上课时斜前方的女生偶尔抬手拢发,便会露出脖颈和耳后雪白的肌肤。女生似乎漫不经心,却会使伸夫他们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还有,伸夫在走廊上有时会看到女生裙子侧面挂钩滑脱,闪现出里面的内衣。女生中还有人特意把水手服的领口改低,把裙摆改短。这一个个细节都会刺激伸夫,使他困窘不已。不过,男生们都假装没看见,也不会说出来。当然,在男生之间的交谈中,也几乎不会触及这些细节。大家都有所感觉却心照不宣,因为如果说出来恐怕会遭到轻蔑——你好色!虽然他们对性的感兴超人一倍,却羞于被视为“好色之徒”。男生们不会像露骨宣扬的中年人那样大胆而不知羞耻,不仅如此,在上学和回家路上看到下流男人对同班女生说“哎,小姐”时,他们还会勃然大怒。他们虽然心里想过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变成那样,但还是觉得言语轻浮的大人们太龌龊,甚至想啐他们一口。这种洁癖或许就是使男生不会轻易踏入性的世界的原因。再加上缺乏性体验的不安和不自信,也使他们远离现实中的性行为。不过,即使施行了男女同校,伸夫的自慰行为仍在持续。他仍在暗自寻购黄色书刊,看到精美的裸体插图就剪下收藏起来,而且在阅读和观赏之后总是沉湎于自慰行为。不过奇妙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大脑中并不会浮现出同班女生,当然更不会出现村井麻子。他在自慰时想象的是一般的裸体插图和模糊不清的女性形象,并非现实当中认识的女子。每天都与同班女生接触和交谈,可为什么在自慰时却不会在大脑中描画出她们的形象呢?虽然水手服后襟下露出的衬衣和拢起头发时露出的后颈肌肤都会带来刺激,可一到关键时刻却不见了踪影。当然,伸夫并非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其实准确地讲,也许就是因为不那样想象也能完成自慰行为,所以根本没必要思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伸夫心中并不愿意在自慰时想象同班女生。这或许是由于他不愿让同学陪伴自己做不洁行为,此外他还可能觉得以熟悉的人为对象不够新鲜刺激。现实与梦境截然不同。他在夜晚沉湎于自慰,到了早上又精神饱满地去学校跟女生们玩耍。他的身影中没有丝毫暗自沉溺于自慰的男性腥臊味。四冬雪降临札幌的街道,圣诞节即将到来。繁华街上播放着《铃儿响叮当》的乐曲,被雪花遮蔽的橱窗里装饰着五光十色的照明。那时电视机、洗衣机尚未出现,生活还很艰难,但街道上总是洋溢着蓬勃的活力。街道在瑞雪中彻底改观,女生们也随之大变。此前她们只穿藏蓝色水手服,而现在又加上了一件深藏蓝色大衣,脚蹬黑色长靴。爱打扮的女孩还在大衣领口露出红格围脖,戴上白毛线五指手套提着藏蓝色书包。藏蓝色大衣与白雪十分相称,透出一种纯纯的小清新感觉。其中还有患感冒的女孩,戴着白色大口罩。戴着口罩稍显虚弱的女孩连连轻咳,那姿态有种妙不可言的娇媚感,令男人们不禁想伸手相助。或许就是由于这一点,有的女孩偶感风寒便戴上口罩,为的是故作柔弱无助之态。这种女孩一般都是大眼睛、长睫毛,戴口罩的样子相当有型。“因为那小丫是个‘口罩美女’嘛!”伸夫他们总是用揶揄的语调品头论足。不过,观赏口罩美女的感觉倒也不错。“蒜头鼻女孩都该戴口罩哦!”他们边调侃边等着看下一个戴口罩来的女孩是谁。可是,虽然天气转冷,村井麻子却从未戴过口罩。有的人会被寒风吹成红脸蛋,有的人会变得脸色苍白,而村井麻子则属于后者。当然,脸蛋红到像苹果的人顶多只到本州最北端的津轻一带为止,而在寒潮凶猛的北海道似乎后者居多。村井麻子梳着微微向内弯曲的搭肩发,身穿极为普通的藏蓝色大衣,脚蹬黑色长靴。虽然乍看并无奇特之处,但与她朴素的性格完全相符,伸夫反而特别喜欢。“圣诞节怎么过?”冬季天短,太阳已经沉向西山。伸夫跟村井麻子在西斜的阳光中并肩前行。“我会待在家里。高村君呢?”邻座的中井洋子家要召开圣诞晚会,伸夫接到了她的邀请。中井洋子是本市有数的著名菜馆家的女儿,家里房子很大,朋友中爱花哨的女孩也多。伸夫虽然对她并非特别关注,但因为座位较近,所以一有什么聚会总是跟两三个男孩同时受到邀约。“我有个聚会……”“是在中井同学家吧?”伸夫本以为村井麻子不知道,可她好像已经有所了解。也许因为中井洋子本来就爱讲排场,所以大家早已预料到她家要开圣诞晚会。“我本来不太想去……”“可是,到时候会有好吃的吧?你还是去吧!”傍晚路面的积雪已经冻冰,村井麻子的嗓音特别通透。“在那之前,能不能见一面?”平安夜那天是星期六,如此欢乐的日子村井麻子却要在家里跟母亲平淡地度过,实在太可怜了。“三点钟在四丁目的富贵堂前怎么样?”“要上街吗?”此前两人会面都是在九条大街的书店前,即使同时离开学校各自跟朋友走别的路线,来到九条大街时也会自然相遇。就算当时碰不到,只要稍稍走慢一些,或者进书店稍等也肯定能见面。可是,去热闹的繁华街会面却从未有过。“偶尔也去大街上看看吧!”总是说些无聊的闲话走老路回家实在没意思。“可以吧?”伸夫再次催促,村井麻子轻轻点头。虽然没有吭声,但看到她率真的肯定态度,伸夫越发感到她可爱了。平安夜那天,伸夫中午出门坐公共汽车前往市中心。北海道的学校寒假期间比暑假长,从三天前就已经进入假期了。伸夫在四丁目下车,冒着小雪步行片刻进了一家百货店。他想给村井麻子送个礼物。以前伸夫在父母生日时都没送过礼物,更别说圣诞节了。说到旅游也只是去抓野兔和挖红薯,连修学旅行都不曾有过。至少直到上高中的一九四九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想看免费黄色推油片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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