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SUn1Kds8r'><legend id='SUn1Kds8r'></legend></em><th id='SUn1Kds8r'></th> <font id='SUn1Kds8r'></font>

				

			

    • 
      			
      			
      
      				
        
        						
          <optgroup id='SUn1Kds8r'><blockquote id='SUn1Kds8r'><code id='SUn1Kds8r'></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SUn1Kds8r'></span><span id='SUn1Kds8r'></span> <code id='SUn1Kds8r'></code>
            
            					
                
                  • 
                    					
                    • <kbd id='SUn1Kds8r'><ol id='SUn1Kds8r'></ol><button id='SUn1Kds8r'></button><legend id='SUn1Kds8r'></legend></kbd>
                      
                      			
                      			
                    • <sub id='SUn1Kds8r'><dl id='SUn1Kds8r'><u id='SUn1Kds8r'></u></dl><strong id='SUn1Kds8r'></strong></sub>

                      在线精品国产2018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33

                      字号

                      在线精品国产2018…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点评】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第五章康熙大帝开创盛世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续领兵造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而死。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醒道。我回过神来,转眼用十数支吴钩短刃钉住了来不及起身的恶魈。说也奇怪,那恶魈在地上只是不住挣扎,完全失去了方才的凌厉凶猛。莫炎抢上前挥出一团灵火,恶魈在火焰的灼烧下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吱声,顷刻间化作数块卷起的焦皮,在山风的吹动下片片飞散而去。“我刚才就在猜想,它们是不是对空气流动十分敏感。”晖儿对我说道,“你用金属针之类的武器慢慢接近它们,应该可以对付。”“瘪了不能飘,似乎有道理。”莫炎望了一眼圈外剩下的恶魈,“照晖儿的办法试试。”“好,你吸引它们的注意。”我低声招呼莫炎,环视着辨别了一下周围恶魈的位置。火圈蓬然升起,五色的光焰不断交替闪烁,圈外的恶魈果然被吸引,各自漂浮在空中不住观察着圈内的动静。莫炎在火圈上动了点手脚,自外部看去虽然十分耀眼,但圈内的人却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外部的动静。四根尖锐的金属丝自地下悄然升起,缓慢地接近漂浮着的恶魈,我稳住呼吸尽可能地让金属丝不引起它们的注意。恶魈们并没有查觉慢慢接近的危险,在莫炎的全力施为之下,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火圈上。在即将触及恶魈时,金属丝伸长的速度突然加快,尖锐的一端猛地穿透了恶魈的身体,恶魈在空中频频抖动,发出一片吱吱怪叫。金属丝穿出之后速度继续加快,尖端向下一转直往下冲,深深地扎入了地面。就这样,四只恶魈被倒“U”型的金属丝牢牢地固定,虽然怪叫不停,但却都没有大力挣扎,唯恐穿透的金属细丝将它们的薄皮身体撕碎。“砰”,S瞄准其中一只恶魈开火,全无躲避之下,子弹射中了它的手臂,一蓬火光闪过,手臂顿时干瘪下去,化作一块破烂的薄皮随风飘动。“哈哈,晖儿真聪明!”一击得手,S兴高采烈地转向莫炎,“你那种会爆炸的灵火可以借用吗?”莫炎点点头,翻手间掌中多出四个不住闪烁的小火球递了过去,S像个拿到糖果的小孩兴高采烈地接过火球,转身向圈外的恶魈走去。“凶,再给我凶……”S嘴里一边嘀咕一边将手中的火球用力抛向恶魈,那火球有粘性似地贴在了恶魈的身体上,但却没有如她预期般地爆炸。“你给我的是不是次品啊?!”S急了,冲着莫炎喊道,“怎么一个都不炸?”莫炎看着S,无奈地摇摇头,挥手示意她退后,右手缓慢有力地捻了一个响指。“轰……轰……”一串猛烈的火团爆裂开来,空中的烈焰直冲云霄,人皮恶魈在爆炸的高温中立即烟消云散。“夸张~~”S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火云,转而怒道,“这么大的威力,你想害死我啊!”“我没必要得罪你。”莫炎摊手道,“至少得为自己的鼻子考虑。”众人一片绝倒,看来莫炎还是记得之前S的“配药事件”。“莫炎,刚才的那个假警察是你师侄?”晖儿对莫炎道,“听你们的对话,似乎有很大的不合,他这么做是冲你来的?”莫炎的脸部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中掠过一丝怒意:“教他的混蛋是个败类。”“这是派系家事,我们不便多问。”看神色我觉察到了些隐意,“我只关心他的出现是冲你还是冲大家。”“他们师徒认钱办事的。”莫炎轻叹了一声,“应该是冲着钱。”“那他就是冲大家来的,雇用他的人和这次龙脉事件肯定有关。”我沉思道,“找龙脉的富商和了然那些前后相悖的邮件,这些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莫炎没有答话,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块人皮,仔细端详了会,又放在鼻尖细细闻了闻,眉头不住重复着聚紧和放松的动作。“还是先回老田家再说吧。”晖儿建议道,“这里不是太安全。”一旁几乎已经站立不住的老田立刻点头称是,忙不迭地收拾起我们散落的背囊物件,一头钻进警车,在后座上缩作一团。……回到老田家中,我向莫炎要过他的手机,将之前署名了然的几份疑点邮件传到了晖儿的笔记本电脑上。晖儿接驳手机上网,十指如飞地查询了起来,黑底白字的界面中攒动着大排的数据,看得我不住眼花。“邮件不是一个地方发出的。”晖儿看着查询结果道,“预言危险的邮件来自丽江,而取消预警的邮件则来自蒙化。”“两小时之内飞越云南?”S看着自己电脑上的地图疑道,“他有私家飞机还是会瞬间转移?”“筑壤一派的确会遁术。”莫炎古板地答道,把S的玩笑当成了话题,“但速度绝对没那么快。”他的话让我不禁有点犯晕,转而问晖儿:“会不会是用了代理之类的伪装?”“绝对没有代理,我先前也担心有代理跳板之类的伪装,但对方似乎很有把握,丝毫没有伪装自身信息。”说道这里,晖儿下意识地看了看莫炎,“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方有恃无恐,二是吃准了收件人不懂计算机知识。”“我只管实用,对电脑不感兴趣。”莫炎板着脸老实道,“查下雇主发来的邮件。”这次的查询时间比刚才长了很多,晖儿发现这份邮件的发出时间较早,存储信息已经残缺,再三比对查证后得到了数个残片信息。“残片信息需要处理一下。”晖儿仔细地对比着那些令人头大的数字编码,时间已近深夜,疲惫的感觉袭来,我不觉有些担心她的身体。“改日再查也可以。”莫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晖儿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并没有回答莫炎,我冲莫炎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劝解。晖儿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查出结果,只怕今晚她是不会睡觉的。“Bingo!”一声欢叫,晖儿兴奋地抬起头,“头几份邮件是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发出的,最后一份的发出地则是在云南省蒙化县。”“蒙化……绥德县……”莫炎看着屏幕上的显示,脸色一阵冰寒,“看来我是被人利用了。”“那人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我还是有些疑问,“但你又是怎么会选这条龙脉的呢?而且一开始你是约我去丽江的。”“了然提供的龙脉线索。”莫炎望着窗外的夜色道,“在我发邮件询问后回复的。”“那份回复邮件也是绥德县发出的,但要你自丽江改道玉溪的邮件却是在丽江发出的。”晖儿查证了一下,“照之前发生的情况来看,对你提供有利建议的邮件都来自丽江,而迷惑你的邮件则来自绥德和蒙化。”目前的局面已是相当清楚,莫炎的雇主不但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并且还第一时间截获了他与了然之间的电子邮件,伪装了然给莫炎提供线索。了然似乎对这件事情也有所查觉,同样也用邮件给莫炎一些有帮助的建议,但却不知为何没有道破其中的秘密。“照你说的,了然没有可能会害你,那他为什么不向你说明这个骗局?”S歪着脑袋道。“这倒是他的作风。”莫炎摇头道,“王亦凡应该也领教过。”这话的确没说错,在之前与了然的联系中,他始终一付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架势,说话向来只说半句。莫炎虽然言简意赅,但与了然的滔滔不绝比起来倒还显得清晰明了,似乎了然很乐衷于引发他人苦思。“管他那么多呢!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毫无顾忌了。”S拍着桌子不耐烦道,“既然知道是陷阱,索性散伙不找龙脉就是。”莫炎看了S一眼,没有答话,转头又望了望我,眼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毫无顾忌?唉,你未必太过乐观了吧。这一路上都被人抢在前面,而且对方似乎很了解我们。”我叹了一声,冲S道,“他们在暗,我们在明,现在是聚在一起才能守望相助,如果散伙,单是莫炎的那个师侄就足够将我们逐一击破。”“那……”S一时语塞,低头默许了我的看法。“那个小子不难对付。”莫炎缓声道,“人皮恶魈是他师父的,他只懂操控。”老田在一边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也大致清楚了情况的严峻,见大家的谈话暂缓,他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汉不懂啥法术哈,不过,年轻时倒也跑过云南各地咯。几位不嫌弃的话,老汉愿意给你们做个向导,在地方上老汉还是认识不少朋友哈。”我感激地冲老田笑了笑,这位热心的老人说的不无道理,但之前的几次遭遇却也没少让他受罪,带着他虽然便捷许多,不过在紧急关头我们未必能保证他的安全。见我犹豫,老田又道:“老汉吃的盐巴不少,懂得看人,各位都是好人哈。莫要担心咯,老汉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反正这条老命也是你们救的,能帮得你们,不怕掉脑壳。”说话时,他挺起胸膛,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豪迈,众人不禁对这位老猎手产生了一种敬意,眼神交流之下,都已是默许了他的加入。“在哀牢土司府的时候,文鳽曾经提到秦始皇派蒙恬押运物件埋进龙脉,是不是?”晖儿看着电脑屏幕问道。“没错,文鳽的确说过。”莫炎点头道。“看来那些人在这方面的线索并不比我们少。”晖儿将电脑屏幕转向大家,“绥德县的文物古迹很多,最著名的要数这两个墓。”“扶苏墓和蒙恬墓?蒙恬因为支持秦长子扶苏,当年被秦二世赐死”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这两个古墓的介绍,我不由一愣,“他们去追查蒙恬墓,难道认为胡亥是在灭口?”“这可说不定,我刚查了一下,史料记载上蒙恬的弟弟蒙毅先被胡亥杀死,而蒙恬则是后来被逼服毒的。”S在电脑上也列出了几个窗口,“因为蒙毅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两兄弟又出奇的相似,因此野史上有很多关于蒙恬假死的记载,有推断说蒙家兄弟是偷梁换柱。”大家的眼睛都是一亮,这个发现无疑将线索推进了许多,虽然野史未必可信,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古史本就扑朔迷离,何况蒙恬之死史书上早有质疑之说。“单凭这些不可考证的野史记载也不能找到龙脉。”晖儿仔细看着资料道,“不过倒是可以从蒙恬和蒙化县这两条线索入手,或许可以打开缺口。”“说到蒙恬将军,老汉年轻时听得老人们说过,唐朝云南六诏的时候有个蒙舍诏。”老田眯缝着眼睛道,“诏里做了云南王的那个说是原本就姓蒙的汉人哈,祖上是做过将军的咯。”“越国公蒙归义?”莫炎似乎也知道这段历史,“他祖上好像是哀牢夷。”“对咯,就是这个蒙归义,哀牢山的土司据说是他们的家臣哈。”老田不住点头道,“不过,蒙家消失地很快哦,最后一批好像就是在蒙化哈。”“蒙化县……”我恍然道,“他们果然在挖蒙恬这个口子。”“茶马古道上的血案终于可以解开了。”莫炎突然冒了一句。“什么?”他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父母的血案。”莫炎淡然地说道,眼中透出一片无尽的空洞。从他淡淡的神情中,我能感受到一丝别样的忧伤,听话里的意思他父母是在茶马古道上遭遇了毒手,但怎么会令他与今天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无从可知了,至少现在我不会去主动问莫炎,那应该是他心中一块很大的疮疤。“那时我只有十三岁……”莫炎似乎沉浸在了那段回忆中。饲虚一派的人过着游侠般的生活,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虽然在现代听来有些奇怪,但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捕捉饲养虚灵,收钱做事为生。莫炎的父亲叫莫念非,是饲虚一派中顶尖的好手,许多棘手难办的生意多数都是经他解决的,加上精通巫蛊之术的妻子,可以说没有什么生意是他不敢接手的。三十年前国内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很多港澳海外华人纷纷与国内恢复联系,而莫念非这次接到的就是一个香港神秘富商寻宗的委托。刚看到委托时,莫念非并不很重视,甚至感到有些被侮辱,象寻宗这样的小事根本用不着他出手。但对方再三申明要派内的顶尖高手接办此事,饲虚一派在生意上一贯守信,于是他才勉为其难地接了下来。既然没有什么危险,那么让两个儿子见见世面历练一下的念头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莫念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接下生意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儿出发了。一切都很顺利,沿途打探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按照富商提供的线索要求莫念非很快便查到了有关他先人的情况和资料。按莫念非的调查结果,富商要找的先祖应该就是越国公蒙归义一族,蒙氏曾建立和统治着赫赫有名的南诏国,政权稳固程度与当时的唐朝并驾齐驱。不过,在第十三位蒙氏皇帝统治时期,皇帝连带太子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丞相郑买嗣的手里,事后蒙氏皇族八百人一夜之间惨遭灭族,南诏蒙氏从此便销声匿迹了。莫念非不但找到了富商的先祖资料,还查出了蒙氏一族乱葬堆的位置,照理来说所有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可接下去的事情却让这笔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意变得奇怪了起来。情况查明之后,没等莫念非联系,富商的代理人竟先一步找到了他。这人对蒙氏一族为富商先祖的调查结果不屑一顾,说是已经查明富商的先祖其实就是灭了南诏国的郑买嗣,并对莫念非的办事不力深表遗憾。莫念非哪里肯给自己的金字招牌抹黑,当即便和那人言语冲撞了起来。一阵争辩之后,那人却又软了下来,加付了一笔丰厚的报酬,要求查找郑买嗣墓葬的下落。收钱办事向来是饲虚一派的风格,莫念非虽然有气,但也不愿和钱过不去,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不知道是郑买嗣性格多疑,还是心存顾忌,他的墓葬地在云南历史上一直是个迷,几番查找居然都没有墓葬的消息。莫念非发了狠,召集了饲虚一派的骨干精英,人、兽、虚灵轮番上阵,最终将目的地锁定在了被称为“茶马第一重镇”的蒙化。“郑买嗣灭了蒙氏一族,蒙化则几乎断送了饲虚一派。”莫炎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十七、古道惊魂莫炎平时并不多话,但却将这段往事叙述得十分生动,屋内的众人在他那缓慢的语调中都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父亲的本事应该比你厉害吧?”S听得有些入迷,唐突的问话脱口而出。“超出我很多。”莫炎的语气中带着崇拜和佩服。“你都那么大本事了,他为什么还……”S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不合时宜,后半句话直接咽了下去。“只有那个混蛋知道答案!”莫炎恨道,“如果当时我不病倒……”与结实健康的哥哥相比,莫炎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到了蒙化的当天便因劳累而发起了烧,趁大家停歇休整的时候,莫炎的母亲特意为他采了些药来。一碗药汁还没喝完,屋外就冲进了一个浑身紫胀的男子,进门后便倒在地上不住地打滚脱衣,不多会便脱了个精光。可脱完衣服之后,那男子的动作还在继续,他脱的是自己的皮肤和肌肉,就像是在除去衣物一般,直到变成一具残留着脏器的骷髅,两只挂在颅骨上的眼珠中满是惊恐。莫炎吓得连碗都丢了,一头钻进被子死活不敢再看。莫念非一众人等虽然见多识广,看到如此的惨状也不免一阵寒慄。那人进门时样貌早就肿胀走形,眼下更是已成白骨,众人从衣着和缺落的牙齿方才辨出他就是负责先遣查探的弟子——陈子浩。这陈子浩最是熟悉土性虚灵,对墓葬风水方面也小有研究,经常混迹于蜀滇闽一带做些摸金倒斗的缺德活计,并用盗来的老金包了一嘴金牙。饲虚一派最忌偷鸡摸狗,为此陈子浩被莫念非活拔了满口金牙,吊在太阳下晒了足足三天。为了将功补过,这次他主动请缨查探郑买嗣的墓葬地,莫念非见他积极,又是专长此道,便应允了下来,却不成想他会死得如此之惨。陈子浩的衣袋里有一张画得十分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个重要地点,莫念非估计那里便是郑买嗣的葬地所在,而陈子浩大概是在探墓时故态复萌着了道。原本和陈子浩同行的还有一名弟子,此刻两人不在一起,看来也是凶多吉少。莫念非当即将众人分为两队,自己带第一队前往地图标注的地点,第二队留在驻地作为后援。莫炎的母亲将一对雌雄蛊的雄蛊交给丈夫,自己则带着雌蛊留守了下来。第一队出发的一个小时后,雌蛊突然躁动起来,翻腾了没几下便爆成了一滩酱汁。莫炎的母亲见状大惊,知道丈夫一定遇到了危险,嘱咐莫炎的哥哥照顾好他,匆忙地随着第二队赶往营救。莫炎心急之下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哥哥已不在身边,他支撑着唤出遁鬣,一路循着气味追踪而去。走出没多远,一股奇怪的皮肉味传来,莫炎随即发现荒凉的古道边躺满了死尸,尸体的头颅被剖开,皮囊般地敞着口子,颅内空空如也,大脑已被人取走。更让他惊恐的是,满身黄白汁液的哥哥正拿着一把短刀不紧不慢地切割着父

                      在线精品国产2018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孩咳嗽了一声,于是,他心中大为惊骇,以为从一种失明症转到了另一种失明症,经历了光明型失明症之后现在要经历黑暗型失明症,在恐慌之中他呻吟了一声;你怎么了,妻子问;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就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我失明了,仿佛这是世界上的一条新闻;妻子亲切地搂住他说,算了,要说失明,我们早已都是盲人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眼前一片漆黑,以为睡着了,但又没有睡着,醒着呢;你本来就该睡觉,睡觉吧,不要想这些事了。妻子的劝告让他满心不快,一个男人正痛苦不堪,只有他自己知道多么难过,而妻子却没有任何话好说,只会劝他睡觉。他十分气恼,一句气愤的话就要脱口而出,就在这时候他睁开了眼睛,竟然看得见了。他看得见了,于是大喊起来,我看得见了。这第一声的口气里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第二声,第三声,一连几声,口气越来越肯定,斩钉截铁,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疯了似的拥抱妻子,随后又跑过去拥抱医生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但早已知道哪个人是她,接着又拥抱医生,戴墨镜的姑娘,还有戴黑眼罩的老人,他不会把老人与别人混淆,还有斜眼小男孩,妻子跟在后边,不肯离开他一步,他转过身来,重新拥抱妻子,现在又走到医生跟前,医生先生,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没有再以你称呼医生,在这个群体中,用你称呼几乎成了规矩,你们谁能解释解释,这突然的变化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医生问,你真的像以前一样看得清楚,一点白色的痕迹也没有了吗;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戴过眼镜。这时候,医生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的话,这场失明症可能到了尽头,我们大家可能开始恢复视力了;听到这句话,医生的妻子哭起来,喜极而泣,人们的反应太奇特了,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这不难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了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它搂住,这倒不是她不再爱丈夫,也不是她不再喜欢所有这些人,而是由于此时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如饥似渴地舔她的泪水的狗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大家的欢乐情绪已经被紧张和激动取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发生了这种事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谁也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留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到这里停下来,仿佛还有所怀疑,过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完,等一等吧。他们等了一会儿。油灯上的三个喷嘴照耀着围成一圈的那一张张脸。开始时他们还谈得热火朝天,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眼睛发生了变化呢,还是头脑也感觉到了什么,渐渐地,话越来越少,这时候第一个失明者想起了一件事,对妻子说,我们明天回家去吧;可是,我还看不见呢,她回答说;没有关系,我领着你;如果他们旁边有谁亲耳听到了这些话,就能发现这几个简单的词语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保护,自豪和权威。第二个人恢复视力时已是深夜,油灯里的橄榄油将尽,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是戴墨镜的姑娘恢复视力了。她一直睁着眼睛,仿佛视力是从眼睛钻进去而不是从里面再生,她突然说,我好像看得见了,不过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非所有人的病症完全一样,常言说,没有失明症,只有盲人,而近来的经验却又告诉我们,没有盲人,只有失明症。这里已经有三个看得见的人,再增加一个就构成多数,尽管重见光明的幸福还没有降临到其他人头上,但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而在今天之前他们只有痛苦,请看看那个女人到了什么地步吧,像一根绷断了的绳子,像一个长期承受压力之后再也支撑不住的弹簧,也许正因为如此,戴墨镜的姑娘第一个拥抱她,这时候舔泪水的狗就不知道该照顾谁好了,这个在哭,那个也在哭。她拥抱的第二个人是戴黑眼罩的老人,现在我们将知道说过的话是否真的算数,那次这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许诺使我们感动,但现在情况变了,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能看见眼前是个老头子,理想化的激情不复存在,荒岛上虚幻的和谐不复存在,皱纹就是皱纹,秃顶就是秃顶,黑眼罩与瞎了的眼睛之间没有区别,老人以另外的方式对她说出了这些话,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你说要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她回答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我愿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这次拥抱和那些话一样。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第三个人恢复了视力,这一次是医生,现在已经无须怀疑,其他人恢复视力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可以预料的自然感情的流露,我们在前面这段欢快的记述中已经写明,即使涉及本故事的主角,现在也无须重复,此后医生才提出了早该提出的问题,外边的情况怎样。答案来自他们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下有个人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楼道里,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太阳从这一层楼升起来了,要照亮这座沉浸在节日中的城市了。上午这顿饭是节日宴会。桌子上东西不仅少,而且会让任何正常人倒胃口,但像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样,感情的力量战胜了饥饿,欢乐成了美味佳肴,没有一个人抱怨,仍然失明的人也在笑,仿佛已经看得见的人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吃过饭,戴墨镜的姑娘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我家门口贴张纸条就好了,说我在这里,我父母如果回到家里就会到这里来找我;你带我去吧,我想看看外面怎么样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也走吧,当初第一个失明的人对妻子说,那位作家可能已经看得见了,正想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呢,路上我顺便找找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也这样做,戴墨镜的姑娘说。几分钟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走过去坐到妻子旁边,斜眼小男孩躺在沙发一角上睡觉,舔泪水的狗卧在地上,嘴放在前爪上,偶尔张开又合上眼睛,表示它仍然警惕,虽然这层楼在高处,但变了调的声音还是从窗户里钻进屋里,街上大概挤满了人,人群中只发出同一个喊声,我看得见了,已经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突然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实际上,这倒很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们说,我失明了。斜眼小男孩正嘟嘟嚷嚷地说话,大概在做梦,也许见到了母亲,他问母亲,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医生的妻子问,他们会怎么样呢;医生说,这一个,很可能醒来以后就好了,其他人也一样,很可能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恢复视力,我们那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会大吃一惊,他太可怜了;为什么;由于白内障,从上次我给他检查以后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眼前大概像一片浑浊的云彩;他会失明吗;不会,一旦生活正常,一切都开始运转,我马上给他做手术,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失明了呢;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查明原因;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说吧;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代译后记)1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我当即发出唁电: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2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当然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住址、电话,信的最后还特别写明:“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在里斯本的头几个月,我读了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请教了几位文学评论家。已七十岁高龄的阿尔瓦洛·萨莱马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了解之后,我到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那样热情奔放。他问我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会,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给“糟蹋”了。他送给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此后,我犹豫了五年多的时间,又将这部作品读了几遍,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下定决心动手翻译。3译书难,对我来说,译萨拉马戈的书更难。就拿他的写作风格来说,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还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普也说:“读懂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有时一个自然段甚至长达几页,叙述当中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其实,何止不用引号,起码在《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这两本小说共四十多万字中,同样看不到问号、感叹号、分号、冒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等等,总之,他只用两种标点,即逗号和句号。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解释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而我在翻译这两本书时,除了原有的逗号和句号外,还增加了一种标点符号:分号。这是因为,人物的对话在葡萄牙文中可以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亦然),而在中文里难以办到,我也曾设想过把人物对话的头一个字改用大一号的汉字,但那样真的就会“东施效颦”了。于是,考虑再三,我决定增加一个分号。4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呈现给我们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所说,《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是七年多;而《失明症漫记》呢,从头一次阅读葡萄牙语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我通过翻译《修道院纪事》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叙述的是现代生活,相对容易得多,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我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当时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二〇〇六年八月,香港话剧团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的《盲流感》和北京的《失明的城市》均由冯大庆女士编剧,王晓鹰博士导演,我有幸观看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后来听说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合作把《失明症漫记》拍成了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中文字幕上的电影名是“盲目”。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况且我不懂表演艺术,没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但我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的话剧《失明的城市》绝不亚于巴、日、加、美合作的电影《盲目》——对两者而言,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5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现在,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但愿有更多中文版的萨拉马戈作品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范维信二〇一三年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交织着毁灭与梦幻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繁华、文明的宋朝像一朵盛夏的花,终于开到荼縻了。但此时,她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功绩之彪炳,完成了北宋所有宗祖的夙愿,达到顶峰。建延福、修艮岳、赏花石,翎毛丹青,徽宗的风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缔造出有史以来最艺术的时代。这些是各种族的帝王们都不曾达到的。梦幻空花。帝国骤然从顶峰跌落至万劫不复的谷底,最屈辱的时刻来到了。在这段历史中,充满着方方面面的极致。最奢靡的帝国,最荒唐的宰相,最庞大的官商,最憋屈的战事,最无耻的官员,以及最伟大的将军!在最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最明亮璀璨的星辰,希望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在线精品国产2018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6
                        南直隶5
                        江西2
                        河南2
                        山西2
                        福建1
                        湖广1
                        四川1
                        北直隶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31
                        北直隶21
                        陕西17
                        山东16
                        河南15
                        江西13
                        山西12
                        湖广10
                        浙江9
                        福建7
                        四川6
                        广东3
                        云南1
                        广西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自杀者人数
                        16041
                        16131
                        16191
                        16224
                        16251
                        16285
                        16314
                        1634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投降者人数
                        15951
                        16191
                        16221
                        16288
                        163112
                        163415
                        16371
                        16407
                        1643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凹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像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战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虐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何等迂腐!公元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大举进攻中原的邢国。据春秋时期的史料记载,狄人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分布地域很广,进攻邢国的狄人部落当属赤狄。管仲对齐桓公分析说:“戎、狄均是豺狼之辈,贪欲难以满足。中原各国,多为近亲,同根同种,不可见死不救。宴饮娱乐,有如鸩毒,不可以留恋。诗经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请您立刻响应简书,发兵救援邢国。”所谓简书,是当年各诸侯国之间传递外族入侵信息的告急文书。因军情紧急,求援的书信写得很潦草,甚至来不及用绳子将竹简穿起来就送出去了,所以叫做简书。邢国有没有向齐国发送简书,史料并无记载。但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马上动员部队前去救援邢国。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齐国军队赶到之前,已经将邢国劫掠一番,转而进攻卫国。这是典型的流窜作案,破坏性极大,很难对付。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懿公。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因为谋杀兄长急子和寿的罪行,于公元前696年被赶下台,逃到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七年之后,齐襄公联合鲁、宋、陈、蔡等国,出兵讨伐卫国,帮助卫惠公重新夺回政权。但是,这个在列强刺刀的扶持下粉墨登台的复辟政权,一直没有被卫国人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据《史记》记载,直到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卫国的大臣和百姓对这一家子仍然不感冒,而且“常欲败之”。但是,这位生来不被国人拥戴的卫懿公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是献给卫国的子民,而是献给他的宠物——鹤。鹤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神态飘逸,能鸣善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都写下了关于鹤的美好篇章,松鹤延年更是中国水墨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宋朝有个叫林逋的人,甚至将鹤视为自己的儿子,同时将梅花视为自己的老婆,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传为千古美谈。一个国君喜欢鹤,很正常,人们最多说他附庸风雅。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也正常,人们最多说他奢侈浪费。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就有点问题,人们会说他不务正业。要命的是,这位卫懿公不但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而且,他将养鹤和朝政混为一谈,给鹤定等级、封官位。地位最高者,享受大夫待遇,可以乘轩(大夫专用之车)招摇过市,卫人戏称“鹤将军”。当时卫懿公听说狄人入侵,十分紧张,连忙下令动员部队,整顿军备,准备迎战。他自己也顶盔贯甲,手持祖传的宝剑,带着几位大夫站在校场的检阅台上。没想到站了一上午,准备好的演讲稿在肚子里都烂了几回,各支部队才稀稀拉拉来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人呢?——报告主公,大伙听说狄人打来了,全都跑到城外山上的树林里去了。——咳,这都什么世道?外敌入侵,当兵的不打仗,跑到山上去当土匪哇?——报告主公,大伙说,打仗这事不靠他们。——不靠他们,那靠谁?——大伙说,您不是有鹤将军吗,请叫鹤将军去迎敌!我们这些草民,不敢和鹤将军争功。“这……”卫懿公尴尬地朝左右挤出一点笑,“这些人也真是,我就那么点爱好嘛,再说,我这爱好没妨碍别人嘛,没妨碍别人……”他的爱好确实没妨碍别人。可是,既然身为国君,就应当知道当国君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即使有点正当的个人爱好,都最好藏着掖着,不要让人家看到,君不见,当年鲁隐公跑到棠地去看鱼,都被臧僖伯叽叽歪歪说了一大通?哪有像他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国家公器的?卫懿公站在检阅台上发了好久愣,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方,宫中传来阵阵鹤鸣,那些清灵钟秀的羽族之物,想必正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他长叹一声,将大夫石祁子和宁庄子叫到身边:“留守国都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他将自己佩带的玉玦交给石祁子,意思是让石祁子临危决断;又将一支箭矢交给宁庄子,意思是请他像利箭一样保卫国都。这两个人默默地接受了任务。卫懿公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出城迎击狄人。据《左传》记载,卫懿公摆出的阵容是:渠孔驾驶戎车,子伯站在车右担任护卫,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后。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毫无疑问,卫懿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但他这一刻的举动,多少为他洗刷了一丝耻辱。那些躲在山林中的卫国丁壮,纵使有一万种理由不为卫懿公作战,但是将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狄人劫掠,又于心何忍呢?卫国军队与狄军在荧泽相遇,卫军惨败。渠孔与子伯请卫懿公拔去戎车上的大旗,微服逃跑,万念俱灰的卫懿公长叹道:“我就算逃回去,又有何面目见百姓?”卫懿公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自己当做活靶子吸引狄军的注意力,君臣几人最终全部战死。卫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成为狄人的俘虏。狄人一看这两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带回去的话,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养马,只能吃饭,当场就要把他们杀掉。两个老家伙也不慌张,砍刀架到脖子上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们,杀不得。”据两个老家伙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卫国的“大史”。那个年代,大史不光写历史,还要负责国家的祭祀工作。“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得不到卫国。”两个老家伙一本正经地说。就这样,狄人把他们两个给放回去了,要他们赶快向神祷告,保佑狄人得到卫国,并且说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城里,见到守城的石祁子和宁庄子,就说了两个字:“快走。”从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狄人完全占据优势,卫军弃城而走,不失为自我保全之策。到了夜里,卫国人偷偷打开城门,全体将士百姓倾城而出。狄人得到了一座空城。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女人、壮丁、金银财宝,而不是城池。如果没有掳获到足够的俘虏和财物,这一趟就等于白跑。因此,狄人又追踪上去,在黄河边将卫国人大杀了一阵,这才满载而归。狄人对卫国的入侵引发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宋国首先派部队渡过黄河,趁着黑夜迎接幸存的卫国子民。这个时候清点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在齐桓公和宋桓公的主持下,从共、滕两邑抽调居民四千余人,与卫国遗民凑足五千人之数,迅速开始了重建卫国的计划。前面说过,齐僖公的女儿、齐桓公的姐姐宣姜本来要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这条老淫虫捷足先登,成为了卫宣公的夫人。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寿被刺客杀死。卫宣公死后,小儿子朔则即位为君,也就是卫惠公。后来卫惠公被赶下台,逃到齐国避难七年。在这期间,宣姜又与卫宣公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生了一堆儿女。关系虽然很乱,生下的这堆儿女现在却可以派上用场了。老大是个女儿,嫁给舅舅齐桓公做小妾,被称为齐子,也就是齐国的长卫姬,深受齐桓公宠爱。齐桓公如此仗义地帮助卫国重建,很难说有没有被吹过枕边风。老二公子申,在卫国重建的计划中,被任命为新一任卫国君主,也就是戴公。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借曹国的地盘为戴公修筑宫殿和城池。可惜,戴公无福消受,不久就去世。老三继承了老二戴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卫文公。老四是个女儿,嫁给了宋桓公,成为宋桓公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宋襄公的母亲。宋桓公积极派部队迎接卫人,参与卫国重建,多半也与这位夫人有关。老五也是个女儿,嫁给了许穆公,在《左传》上被称为许穆夫人。在齐国、宋国热火朝天地帮助卫国重建的时候,许国却一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表示。对此,许穆夫人非常郁闷,作了一首《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bì)。陟彼阿丘,言采其蝱(máng)。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péng)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有我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中之意,既痛心于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相比齐桓公、宋桓公两位姑爷的阔绰,这位许穆公实在是寒碜了点,也难怪老婆抱怨。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许国的实际情况,他不参加卫国重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许国国小,人少,还有过一段被郑国统治的经历(郑庄公死后,郑国军队如约撤离许国,恢复了许国的独立),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哪有银两去支援卫国建设?这事给男人们一个教训,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娶老婆之前最好先看看老婆的姐妹嫁得好不好,如果遇上一两位财大气粗又出手大方的连襟,这辈子都别想在老婆面前抬起头来了。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保护卫国的新朝廷,赠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还有建筑材料一批,连卫国国君一家穿的衣服、布料甚至连女眷乘坐的车马都一一馈赠。老三卫文公倒是很对得起两位姐夫的照顾,他穿着粗布短衣,与五千子民同甘共苦;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供优惠政策,搞活经济;尊师重道,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大胆任用贤能之士,同心同德,共建卫国的未来。短短两三年,卫国的实力大增,从重建之初的革车三十乘,突飞猛进地发展到三百乘。狄人在卫国尝到了甜头,不愿意回到北方的严寒之地,稍事休整之后,于公元前659年再一次入侵邢国。齐、宋、曹三国军队开到邢国的聂北,一方面是为邢国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则是审时度势,以待战机。但是没想到,邢国人在狄人面前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崩溃,邢国人纷纷跑到聂北投靠联军。不难发现,齐桓公作为当时天下的霸主,面对狄人的入侵,虽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自始至终,齐国的军队没有一次和狄人正面交锋的经历。公元前661年救邢,齐人慢半拍,狄人已经横扫而去;公元前660年救卫,还是慢半拍,卫懿公战死,卫都沦陷;这一次再救邢,三国联军作壁上观,直到邢国崩溃,狄人劫掠一空,才象征性地追击了一阵。齐桓公为什么始终不愿与狄人交锋?笔者在此大胆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极强,大部队交锋的话,中原军队胜算不大。回想当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僖公还向远在河南的郑国求援,畏敌之深,可见一斑;而郑庄公派了世子忽带兵前往,斩首三百,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一年前狄人入侵卫国,不但突入卫国首都,更将其国民杀得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宋桓公派兵渡河迎接卫国遗民,也只敢在夜里偷偷行动,生怕狄人发觉。以现在齐国军队的实力,不至于害怕与狄人交战,但绝无完胜的把握,齐桓公和管仲不想打无把握的仗,所以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战略。第二,狄人来去如风,目的不是攻占城池,而是劫掠人口与财物。齐桓公率领的中原联军即使有把握一战,也不一定能求战得战,狄人很可能避其锋芒,等联军退后再卷土重来。往复数次,则中原疲惫,而狄患犹存。所以,齐桓公组织中原诸国救援邢国,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团结抗战的姿态,既提高了齐国的威望,又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狄人。当然,作壁上观不等于袖手旁观。经过狄人的扫荡之后,邢国国都一片断壁残垣,惨不忍睹。齐桓公再一次扮演了战后重建者的角色,协调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在夷仪为邢国建立新的城池。与此同时,诸侯为卫国新建的都城楚丘也接近完工。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带领子民迁入楚丘,结束了流亡生涯。据冯梦龙说,卫文公重新立国,对齐桓公这位舅舅加姐夫(这都什么关系)十分感激,写了一首《木瓜》之诗相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木瓜》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如果用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未免太肉酸。还是那句话,有没有这回事,咱们姑妄听之。《左传》记载齐桓公帮助邢、卫复国的事:“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思是说,邢国人迁到夷仪,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开心;而卫国人进入楚丘,如同没有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帮人帮到这个份上,无论如何值得表扬一下。【什么风都不如枕边风】周,原来只是商朝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小诸侯国,或者说一个小部落也未尝不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年代,周通过“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等手段,励精图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终于联合其他诸侯与部落,在牧野一举打败商朝大军,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国的共主。但是,必须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打败商纣王,是依靠了诸多受商朝压榨的诸侯部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即位的第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商量讨伐商朝的大计,与会诸侯多达八百人。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单靠周的力量,完全不可能与商朝抗衡。牧野一战无疑奠定了商朝灭亡的基础。但是,牧野之战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仅仅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战定胜负,虽然简单快捷,但也意味着,商朝虽然灭亡,它的贵族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伤,对于周政权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周王室除了分封了一大批同姓诸侯国,还将一批异姓贵族分封到新的土地上,用以加强对商朝遗民的监控。对于投降的商朝贵族,周王室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是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宋国国君,使其仍然祭祀商朝的祖先,以安抚商朝遗民;二是将商朝的士族交由姬姓诸侯带到封国去,使其成为这些诸侯国的“国人”,甚至卿大夫阶层。这样既可以消除他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英王之后金励衡口述时间:2005年11月23日地点:北京西城区南樱桃园回民医院家属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岑大利注136[访谈者按]老北京人常说的“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指的是顺“穷西北套”往东延伸到德胜门城根儿的一带地区。“穷德胜门”无须解释,至于“恶果子市”,是做干鲜果品生意的市场,既然是做买卖,就有欺行霸市各种勾当滋生,故曰“恶”。而绦儿胡同中有很多人以捡破烂儿为生,便被嘲笑为“不开眼”。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一带的应以穷人居多。但金励衡却是“天潢贵胄”,注137他的先祖是英王阿济格,那个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所生的幼子。虽然他这一支的祖上已不再是府门儿的王公,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家的败落是自清朝覆亡才开始。虽然金先生更愿意与我谈论那个被逼殉葬的大妃以及她生的小哥儿仨(即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的故事注138,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祖父在家庭败落之后,在果子市经营果品的经历。前面谈到,清亡后的满洲皇族,较著者多以作画与写字为生,还有很多靠变卖家产度日,像金励衡的祖父这样全凭自己的才能经营商业并且游刃有余颇为成功,在爱新觉罗子孙中,是一个很罕见的形象。与前面毓旗的口述一样,这是又一个由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自有与“穷西北套”那三位女性不同的视角。金励衡医生接受访谈时为74岁,退休前是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回民医院的副院长。《爱新觉罗宗谱》中金励衡家族支脉一览:阿济格注139奉恩镇国公傅勒赫(第二子)注140已革辅国公将军绰克都(第三子)注141已革头等侍卫瑚图礼(第六子)注142已革辅国公经照(第九子)注143励衡(第一子)注144励庄(第二子)注145金励衡与本书作者(岑大利摄于2005年)金励衡(以下简称金):我是1932年出生的。英王是我的第12辈祖父,太祖努尔哈赤是我的第13辈祖父。别看到我这一辈不景气了,老一辈还挺什么的。文的武的那都……英王现在对他的评价就是勇有余啊,比较直,这人。纳兰性德您知道吗?纳兰性德是英王的外孙子。《爱新觉罗宗谱》最后一次修是在1935年,我就赶上一个末车,上头有我的名字,我们在丙册,从英王阿济格注146那儿开始。(查玉牒)我得把我名字找着啊,说明我不是冒充的。定:不会的,您冒充也没好处,不会有钱粮给您。金:那我写的字没准儿就好卖了,可惜我写不好。定:那您开的药方也好卖。金:(笑)开药方不论这个。啊找着啦,大同元年注147六月初二日未时生。定:铁光是您父亲的名字?金:对,我父亲是2000年死的,89岁。定:您祖父就是存海是吗?金:对。我爷爷那辈是存,我父亲是铁字辈,我们这辈叫励什么,我的堂哥叫励庄,是敦诚的承继子孙。我三叔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励字辈儿的。不过另外一支可能就又叫别的。注148他们是按康熙的子孙排的,我们不是。注149不过现在也没法排了,像我那儿子叫朝晖,是从毛主席诗词来的。定:“芙蓉国里尽朝晖。”金:以后就更不排了。您看这是我们家的世袭表,这是有爵位的,世袭的。定:还是满语呢。金:这是马熙运注150给我写的。英王不是被赐死的么,王位都全给抹(读mā)了,就是一般的人了。注151多尔衮的王位也给抹啦,可是后来又给多尔衮恢复了注152,英王的王位就没恢复,所以一辈儿比一辈儿小。后来到康熙时候好像是恢复宗籍了,开始是镇国公,后来是辅国公,到我祖父那辈儿啊,就是奉恩将军了,最末等了,可是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哩(众笑),可是这不是由我们这支儿世袭,是由我们本家另外一支儿世袭,再下边还是奉恩将军,没法儿再往下降了。西单石虎胡同右翼宗学,敦诚、敦敏与曹雪芹吟诗处(金励衡提供)

                        1.祖父的生意

                        金:我祖父的父亲,我的老祖啊,那会儿就指着吃国家的钱粮,皇上给的国家给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给多少粮食,反正到时候就给。那会儿对老头的评价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什么本事都没有,反正有吃有喝吧。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没落了,生活就不够了。我祖父哥儿三个,我祖父行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同母生的,要是叔伯的就多了去了。我那个大爷爷,他是御前大臣。定:御前侍卫吧?金:对,御前侍卫。那会儿反正是光绪了,溥仪了,我祖父要活着100多岁了么,他是我祖父的哥哥呀。辛亥革命以后什么不干,有点儿积蓄,家里头挺破落的。他后来半身不遂,结果我那大太太,满族不是管奶奶叫太太么,大太太就把我这大爷爷送到我们家去了,送到他弟弟这儿来了等于。她不管,反正她经济也困难。我祖父反正那会儿有钱吧,和我父亲,吃喝拉撒地就照顾着。后来见好了,就拄一拐棍在院子那儿遛弯儿,现在我那印象还挺深的。后来第二次脑出血还是怎么就死在那院子了,就在那院子我祖父还给搭的棚办的事儿。我祖父的弟弟呢,我管他叫三爷爷,就更破落啦,挺聪明的人什么也不干,靠我祖父一个月给多少斤杂和面儿。老找我祖父要钱来,也早就死了。我祖父还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妹妹,她们的爱人也都是侍卫,等于大清国一不行就都不行了(笑)。她们都住在西直门那块儿。我祖父的妹妹住在桦皮厂,现在还有,我祖父的姐姐住在后桃园,靠城根儿,西直门里头。现在这前桃园、后桃园可能没了。定:那不都是过去特穷的地方,是“穷西北套”吗?金:穷噢!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是穷啊。从我老祖来讲,是什么也不会干,就指着吃钱粮。到我祖父那儿呢,就苦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我祖父什么都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灯,原来七月十五不是放莲花灯吗?什么都会。他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啊,我祖父连小学都没上过。后来就在果子市卖力气,当时叫伙计。我祖父一个肩膀能扛300斤栗子,那不容易啦。后来商店的老掌柜死了,一看我祖父也挺能干也挺吃苦的,就让我祖父接着做这个商店了,就熬到当了掌柜的。这个商店原来叫老合店,我祖父接过来以后就叫合店存记,我祖父那辈不是姓存么,所以老本家老亲戚都管我们叫果子市存家,一提果子市,就知道是我们了。5路汽车不是还有果子市一站呢么,现在不叫果子市了,叫鼓楼西大街了。北京的果子市原来有两个,这个叫北市,前门那个叫南市。南市大北市小,都是卖干鲜果的。注153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累太乱,就专门卖干果,栗子、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另外我祖父还是一个商店的股东,果子市最大的商店,叫泉德长,卖百货的,就是杂货店。定:他到哪儿进货去呀?金:货全是从德胜门进来的。定:他是不是就到德胜门那儿趸栗子去?金:人家给送。平谷的、顺义的、昌平的、怀柔的,山里人啊,一到栗子熟了,就赶着骡、驴子,不用马,马根本扛不动。那也很辛苦的啊,头天晚上半夜三更就起来了,什么时候到德胜门?第二天的下午才到德胜门哪!到德胜门把这货物啊,栗子也好,枣也好,就都卸到商店里边,人跟牲口就都住大车店了。人吃饭,牲口吃草,那儿都有大炕,几十米长的大炕。哎,第二天,才过秤。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见当地送货的农民,有的还留着清朝的辫子。有的把辫子铰了呢,就跟现在男的似的,留着跟女的似的头发。我还挺奇怪的,这男的怎么梳辫子,怎么留那么长头发呀。现在琢磨呀,怀柔、延庆那边净是满族,密云檀营注154,怀柔的喇叭沟门儿注155,那不都是满族么。然后小商小贩上这儿来买来,就是搞批发。核桃、山楂,晾干了的柿饼儿。杮饼就是串儿的那个,也叫串饼,用麻绳串一大嘟噜。定:都挂在身上?金:(笑)山里红才挂着哪,杮饼可挂不了。还有庚饼,就是现在那高庄杮子,一个儿一个儿的,杮饼就是串儿的。庚饼不太甜,可是杮饼甜。定:有人吃么那会儿?旧日北京的车马客店注156金:太有人吃了。柿饼泡果子干,知道什么叫果子干么?那会儿像北京吧,到夏净天儿呀,就用那柿饼、杏干、藕,有时候还搁枣儿什么的,用水泡了,泡软乎了,连汤搁到盆里盘里的,用冰镇上,又甜又酸,夏净天儿吃那个袪暑。那小商贩不是还吆喝:“果子干啦玫瑰枣儿咧——”,不是玫瑰,玫瑰是玫瑰花,那会儿卖零食的商店就卖玫瑰木樨(桂花),搁到小坛儿里头。玫瑰枣儿就是那小枣,煮熟了就叫玫瑰枣儿。现在果子干少了。我祖父年轻时候也上山里去过,上山里采购栗子去。他知道,他懂。定:他自己加工吗?金:就卖生的。我祖父没上过学,可是那会儿跟银行都有联系,什么事都开支票,跟现在的经营方式差不多,挺现代化的。老头自己参加人寿保险。可以说那会儿就很开明了。日本人爱吃炒栗子,我祖父认识一个日本人,他在东京卖炒栗子,叫北泽洋行,在东京,就专门买我祖父的栗子,就可以说我祖父是搞外贸的(笑)。定: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对您爷爷的生意影响大吗?金:怎么说呢?我祖父还是脑子比较灵啊,他一方面应付着,一方面还跟日本人做着买卖。定:就是说抗战的时候他跟那个日本人的栗子买卖也没断?金:没断。有一次那个日本人买了十几袋还是几十袋白面,就存到我祖父的商店里了。这面刚卸下来,警察就来了,把我祖父带走了,那会儿粮食紧张啊,买那么多要干吗这是?后来还是那个日本人来了,疏通,把我祖父给放出来了。定:这个日本人就住在北京?金:他在日本,就是有时候有什么业务,他来。我祖父到60多岁自个儿不干,自个儿退休了。那会儿“三反”“五反”啊,正好他刚退休,没事儿。定:那产业给谁了?金:原来我祖父那里都是山西人多,就把买卖交给一个山西人了,让他经营。定:您爷爷解放前就把店盘给山西人了?金:我记不大清了,好像是解放以前。这山西人一个月给我们10袋白面。那会儿不是钱毛嘛。定:10袋白面就挺富裕了。金:而且还给我祖父一个月100块钱车马费。就是因为那会儿做买卖的人都跟我祖父熟,跟他们不熟,所以我祖父虽然不干了,有问题还得把我祖父请去。定:您刚才说“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注157”。绦儿胡同都是叫花子,捡破烂儿的,这我知道,可是我一直没闹明白为什么是“恶果子市”。金:哎呀,那会儿做买卖竞争也很厉害呀,有的讲理,有的不讲理,就说那地方“凶恶”吧。所以我祖父那会儿在那儿做买卖也不是很容易的。那会儿他得帮助很多人,亲戚朋友,老人去世了,没钱,找他来了,“行,办去吧”,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钱我出了。我三爷爷家我那三叔娶媳妇什么的,全是我祖父包下来的。定:就是说您祖父在解放后也没受什么冲击是吧?金:哎。因为什么?一个是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也有揪出来的呀,我祖父人缘儿好。亲戚也好,本家也好,能帮人就帮人,那没数啦。所以那会儿名声还好。我祖父三娶。我父亲的生母早就没了,后来又续了一位,又没了。又续了一位。前两位我都没见过,后面这位五十几岁死的吧。定:这上面写着您祖父“嫡妻白佳氏”,白佳氏您知道是满族还是汉族?金:可能是蒙族。这个白就是博,博尔济吉特。我们家老祖宗的女方啊,很多都是蒙古族。注158定:您还能举几个例子吗?金:那太多了。白佳氏是第一个,我父亲是她生的。定:您知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呢?金:反正据我所知好像就在德胜门外,因为德胜门外我有一个大舅爷么,这大舅爷好像就是我这亲祖母的弟弟——也不是同母生的。原来德胜门外有个祭旗庙,就是出兵打仗先祭旗,在那儿住,在那儿种地。我祖父有过几个孩子,后来成家立业就是我父亲一个。我父亲有个哥哥,比较聪明,可是十几岁就死了。我父亲还有个妹妹,几岁就死了。定:您祖父为什么不把店给您父亲呢?金:我祖父不让我父亲做买卖。我们那老父亲呀,太老实了,做不了买卖。另外我祖父也比较伤心,我祖父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话,就是说做买卖呀,还得有良心,可是不说谎话不行,不说谎话挣不了钱。所以我祖父也不愿意让我父亲做买卖。就让我父亲上学。我父亲按现在说,倒是相当于大专毕业,可是赶上那会儿毕业即失业啊,一直就找不着工作。后来到门头沟当小学教员。定:他后来一直在门头沟?金:一直到退休。周汝昌的儿子找我父亲去(打听有关敦诚、敦敏的事注159),老头也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什么都不说,反正什么都没说。定:您祖父的性格跟您父亲不一样?金:不像。定:您祖父爱说吗?金:分什么场合。我祖父做买卖挺忙的吧,早起晚睡的,有时候回家来,看看孙子。那会儿我们小孩都在炕上,坐这儿就跟我们说,什么英王之后啊,镶红旗啊,就跟我们说这个,说这老事儿。那会儿我祖父一回来,我了,我姐姐了在炕上玩,我父亲我母亲就靠墙这么一站,一句话不说。老头还不在家住,说一会儿,就上柜上去了。定:那你们家规矩还挺大的。金:好像也不像书里边说的。那会儿我父亲我母亲还都请安,女的就请蹲儿安,也有请得好的,请得差的,请得好的好看着呢,请得差的特难看。男的也是请安,据我听说这文的跟武的还不一样,武的请安好像“呲儿”的一下,这脚退出去。那会儿我有个本家叔叔,他来就请这武的。我还挺奇怪呢,我说这安怎么这样请啊?“呲儿”一下。定:因为他是武官啊?金:他哪儿是什么武官啊,他什么都不是。我小时候请过安,我请不好。后来就不请安了,就鞠躬了。我小时候在家呀,管得严着呢,不让出大街门。我怎么上的辅仁中学注160呢?因为离得我们家最近,再近的中学没有了。第二天入学考试,头一天我父亲骑着车带着我认门儿,要是不带我去,我连辅仁中学都不认得。我祖父爱听戏,爱听京剧。我祖父特别爱听《四郎探母》,爱看那两把头和花盆底子。萧太后不是说:“回克吧”,克,这是满语,我祖父就爱听这个。那会儿听戏得上前门那边去,所以很少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那会儿戏都晚上唱,白天很少,晚上回去就麻烦,回去雇不着车。一听去德胜门,人家都摇头,给多少钱人都不拉。害怕,太背,而且去了还得放空车回来。所以就偶尔地雇一马车,那车四四方方的,大洋马,坐在那儿。那会儿马瘦如柴,看着挺可怜的。定:您祖父跟你们一起生活的时间还比较长吗?金:1962年死的。八十多不到九十。原来老头身体很好,正赶上困难时期,又赶上快“文化大革命”了。

                        2.关于祖上的故事

                        定:关于您祖上的那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是从小听老人说的,还是后来学满文的时候自个儿从书上查的?金:这个啊……反正说来话长啊。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在线精品国产2018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集的地方放炮,这些炮击使后金军将士受到巨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迅速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的消息,就带兵乘胜追杀,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又杀死了不少后金军,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攻。结果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此后,他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忧愤而死。【点评】《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上的偶然,还是历史上的必然?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次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在将上述的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袍称朕,挥师西进,迁都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集、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第二章大清奠基工程的完成者皇太极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努尔哈赤死后登上汗位,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颗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的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四十三岁;崇祯帝自缢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只在北京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后败死九宫山,时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这场空前政治角逐的最大赢家,并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显然都要比对手技高一筹。一、自古英雄多磨难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孟古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人寰,十二岁时皇太极便失去母爱。皇太极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致死。她从结婚到患病、去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因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送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遭到叶赫贝勒的拒绝,孟古抱憾九泉。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生,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唯有其生母是叶赫部,并且叶赫又同建州结下了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皇太极的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孟古格格是一位聪明灵秀的姑娘,受遗传的影响,皇太极聪明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的外公以外,都名不见经传,这个背景给皇太极增强了政治上的信心。其次,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这磨炼了他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再次,没有母亲爱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的状况又养成了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他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最后,皇太极因舅父与建州有世仇,长期冤冤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使他长于心计。所有这些,都为皇太极后来的宏图大业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二、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由此,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已非常惨烈。当时的形势是: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岁均列第四,此外,多尔衮、多铎的权势也很大。但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囚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势力较弱。同时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就使他名声很差,只可任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四人中,只有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也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因此,皇太极虽胸怀大志,胸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同其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据传,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两次送佳肴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并吃了,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却接受了没有吃,大福晋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听后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完成了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无力争夺汗位,又削弱了大福晋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这还不够,为了彻底消去多尔衮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大福晋自缢而死。大福晋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便不再有力量与皇太极争夺大位了。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在了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商议,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托萨哈霖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集在朝堂上。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了共识。皇太极经过长期的精心谋划,终于在三十五岁时登上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后来,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三、八大文治武功皇太极时代,有人概括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便是一个著名例子。皇太极每当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到奏事不当的地方,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当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时,皇太极就认可了。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食,想起了老父亲,停下筷子不吃饭。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马上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了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了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对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认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当时,大明朝有人才却不能用,所以走向衰败。皇太极感到,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聪明才智,谁就能战胜对手。努尔哈赤对明朝知识分子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幸存下来的约有三百人,都沦为了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都被解除奴隶身份,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来皇太极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了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极大,使皇太极“仁声远播”。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机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于是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一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保(zǒ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授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他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于是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附(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四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十佘万只,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玉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得到了这颗宝玺。后来宝玺就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这“一统万年之瑞”的玉玺

                        在线精品国产2018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

                        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

                      关键词 >> 在线精品国产2018

                      评论(320)

                      相关推荐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