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JiKcefdjE'><legend id='JiKcefdjE'></legend></em><th id='JiKcefdjE'></th> <font id='JiKcefdjE'></font>

				

			

    • 
      			
      			
      
      				
        
        						
          <optgroup id='JiKcefdjE'><blockquote id='JiKcefdjE'><code id='JiKcefdjE'></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JiKcefdjE'></span><span id='JiKcefdjE'></span> <code id='JiKcefdjE'></code>
            
            					
                
                  • 
                    					
                    • <kbd id='JiKcefdjE'><ol id='JiKcefdjE'></ol><button id='JiKcefdjE'></button><legend id='JiKcefdjE'></legend></kbd>
                      
                      			
                      			
                    • <sub id='JiKcefdjE'><dl id='JiKcefdjE'><u id='JiKcefdjE'></u></dl><strong id='JiKcefdjE'></strong></sub>

                      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28

                      字号

                      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鸟儿歌唱、荡荡秋千、在草丛中玩耍的年龄了吧?还有她父亲去参加时髦的宴会,上剧院,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问,但是她不想理出事情的先后顺序,她脑中有色彩鲜艳的图像,这是她自己描绘的,这几十年一直沉浸其中。不知是在哪栋房子里,她父亲走进来,对她母亲说:“你这邋遢黄脸婆,除了啜泣还会不会做点别的什么?”然后打了她。但他后来就再也没这样做过,因为莫迪冲向他,拼命打他的腿,于是他哈哈大笑,把她高高举起,对妻子说:“你要是有点她的脾气,就不会是个窝囊废了。”然后转身找他的情妇去了。接着母亲会叫莫迪捧着罐子去那酒吧,站在众人面前,说要散装的健力士黑啤。“没错,我必须站在那儿,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她就会惭愧了。但她才不惭愧呢,她才不会呢,她会叫我钻过吧台,去后面的小屋,屋里暖和得不得了,我们的脸都和烤牛排似的。那是她毒害我母亲,然后因为懊悔而开始憎恨我之前的事了。”到这里为止我上面写的都是扼要的重述,是个小结。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要记。今天是礼拜六,我上街采购,回家后又工作了两小时,然后去看F太太。我敲门的时候没人回应,于是我顺着她那陈旧的楼梯走上来,回到街上,看到她弓着背走过来,推着她的购物筐。在我眼里,她就和我第一天见到时是一个样:驼背的老巫婆。挺吓人,鼻子几乎碰到下巴,浓密的灰眉毛,脑袋上趴着一顶没形状的黑帽子,帽子底下露出乱七八糟的几撮白发。她喘着粗气走到我面前。我向她问好,她不耐烦地晃晃脑袋,一言不发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然后进了屋。我差点就转身走人了。但还是跟着她进屋,也不等她邀请,走进生了火的那间房。我听到她东忙忙西忙忙,过了好久,大概半个小时吧,才进来。她的老黄猫跟进来,蹲在我脚边。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她的棕色茶壶,还有饼干,很友好,面带微笑。然后她拉上脏兮兮的窗帘,打开灯,给火里添上煤。桶里没有煤了。我从她手中接过桶,沿着走廊走到贮煤的地下室。那里黑咕隆咚,没有灯。一股猫骚味。我把煤扒进桶里,拎了回去,她伸手来接桶,没有道谢。事后总结、扼要重述的缺点在于,你会漏掉两人见面时的各种细小摩擦。我可以说,一开始她不高兴,然后不生气了,我们很快乐地喝了一顿茶,然后她和我讲了……但我们两人之间那些喜乐、愤怒、烦躁等情绪的转换呢?——哦,好多的愤怒呢。我站在台阶上,她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生气,很有可能她也挺来火,心里想着这人还有完没完!后来和猫在房里枯坐时,我简直怒火中烧,心想,好呀你就是这样感谢我的!但是望着炉火一明一暗,听着窗外的雨声,怒气也就渐渐化成了欢喜。另外,每次拿起脏兮兮的杯子,还得把嘴巴靠上去的时候,我都感觉糟透了;闻到她身上那一阵阵刺鼻的甜味时,我也没好气;还有看见她有时候看我的表情,以前的怒火就又会燃起来……每一次见面,情绪都是好一番上上下下。她和我讲了她的一次夏日假期。“当然了,你们这些姑娘现在的那种暑期度假我没福气享受。你们现在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女帽店停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要我。我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那个时候我吃不上好的,因为他们付给我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布莱顿海边的一家宾馆登了广告招女佣,我就去应聘。广告上说,第一流的宾馆。请附推荐信。我没有推荐信,我从来没在别处做过仆佣。这种事我母亲想都不会想的。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收到回信叫我去,说是路费已付。我收拾收拾我的小包袱,就上路了。我知道没什么问题,这能从她的信里读出来。那是一座大房子,离大路有点远。我穿过门前小道,心里想,哎呀,我现在还不是在这儿干活的呢!女管家开门让我进去,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说皮维特夫人这就见我。嗯,我告诉你,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最善良的。我常常想起她。你明白的,当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你觉得走投无路时,但总会有人,总有那么一个人……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喏,莫迪,你说你没有经验,我欣赏你的诚实。但是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要有教养的姑娘。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干活?现在就行,我说。我们都笑出声来,后来她告诉我,对于我她也有一样的感觉,知道我来了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女管家把我带到顶楼。那里有一个厨娘,一个厨房里干粗活的女工,一个跑腿的男孩,两个女服务员,还有四个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佣。我就是女佣之一。我们住在那所房子的一间阁楼里,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两人合用一张床。我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工,于是我就跑到海边沙滩上,脱掉鞋子。那片海真是可爱。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没见过大海了。我坐在沙滩上,看着深色的大海上下起伏,真是快乐极了,快乐极了……然后我往回跑,穿过夜幕,什么都能吓我一跳,因为勒脖杀手嘛……”“因为啥?”于是这里她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是当时报上登的恐怖新闻,有一个男人,一碰上孤身一人的姑娘,就会把她勒死……这与她和我说的其他事完全不搭调,但莫迪那会儿——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样,有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受虐欲,倏地冒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哆嗦着跑啊跑,穿过夜幕,穿过黑乎乎的花园,勒脖杀手那热呼呼的鼻息就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管家打开房门,说着,啊,莫迪你回来了,我还为你担心来着呢,不过夫人说,不用担心,我知道她会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经常经常想这事,为善这么容易,干吗人却要为恶?那大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和善的,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宾客们,无人不友好、不耐心、不温和。这都是因为她,皮维特夫人。所以说,人为什么不善待彼此呢?“她给我留了晚饭,可好的一顿晚饭呢,我吃饭的时候她就坐着陪我。然后我上楼睡觉。房子里光线昏暗,楼梯平台上点着煤气灯,不过天顶上还有光亮,屋里另有三个姑娘,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大半个晚上没睡,躺在床上互相讲故事,鬼故事啦之类的,我们讲勒脖杀手吓唬对方,我们吃糖果蜜饯,哈哈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就得起床。等到早餐的时候我都饥肠辘辘了,不过她,皮维特夫人,她给我们的早餐和旅馆客人吃的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厨房了,她要确认我们吃到了早餐。我们有大盘的麦片粥,真正的牛奶,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挑熏鲱鱼或者黑线鳕,或者鸡蛋,是煎是煮是炒是蒸全凭我们喜欢,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吐司、橘子酱、黄油,有的时候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说,我喜欢看年轻人吃东西。你们可要吃饱了,不然就干不了活啦。那里每一餐都是这样的。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吃得那样好过。然后……”“那你都干些什么?是重活吗?”“嗯,大概算是重活吧。不过那会儿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干活。我们六点前起床,把楼里的壁炉都清扫一遍,生上火,接着我们把大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然后把茶和饼干给客人们端到房里去。接下来我们打扫各个公共休息室,所有东西擦得明亮锃光。做完这个我们吃早餐。然后打扫一间间卧房,彻头彻尾地清扫,不放过一个地方,皮维特夫人可不允许打马虎眼。然后我们和她一起插花,或者擦银器和玻璃。然后我们吃午饭,食物棒极了,客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午饭后我们回阁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做针线的时候我们会嬉笑打闹。她不介意。她说她喜欢听我们嬉闹,只要我们不误了活计就行。然后我们下楼,安排下午茶,一托盘一托盘的面包、黄油、蛋糕、点心,我们四个给客人端茶送水,女接待员们下午轮休。之后轮到我们休息,我们去海边,在沙滩上玩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客人们去剧院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四个女佣会看着他们的婴儿和孩子。我可喜欢做这个了,我喜欢小孩子。我们都喜欢这个差事。然后很晚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顿丰盛的晚餐,蛋糕、火腿,应有尽有。我们都是周日或者周六下午休假。哦,真是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心情愉快,长胖了好几斤,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呢?”“后来,秋天将要来的时候,旅馆就停业了。皮维特夫人找我,对我说,莫迪你留下来吧。冬天的时候我都在另一处海边做生意,在尼斯,法国。她想要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说不,我是一个制帽女工,我是干那行的。不过不能和她走,我可伤心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跟她去?”我问道。“你真够机灵的。”她说,“没错。是因为劳里。我离开伦敦,去了布莱顿,没说我在哪儿,这样他就会更在乎我了,他也的确如此。我下火车的时候,他就等在那里,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说,你回来啦?如你所见,我说。明天你来同我散步,他说。哦,是吗?我说。“于是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没有嫁给那个德国人。我嫁错了人。”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头,她说:“你是不是也嫁错了人?”“没有,”我回答,“他娶错了人。”这话逗得她好开心,她倒进椅子里,一双棕黄色皱巴巴的老手攥着膝盖,大笑不止。她的笑声年轻、鲜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笑声。“哦,哦,哦,”她大声说道,“我还从没这么想过呢。嗯,劳里觉得他娶错了人。但谁是他该娶的那个女人?他和我们谁也没待久过。”这就是今天下午了。我到六点才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你帮我拎煤。千万别介意我,亲爱的,别介意我的行为方式。”周日我去看了《白鸦》。我发现我和莫迪,以及那些女佣是一样的——我喜欢被惊吓。电影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做我周日晚上一贯做的事,确保下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做美容护理。我发现我一整天都是一个人过的,我周末一般都是这样。独来独往,隐士一般。直到弗雷迪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差不多每周办一次正式的晚餐会,于是我们邀请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我叫来单位的姑娘们,一般还有乔伊丝和她丈夫。我准备的食物堪称完美,弗雷迪调酒。我们宴会办得好极了,很是自豪。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同事和朋友。我有时想自己能不能再办几场完美的小晚宴,又觉得实在懒得操心。在单位,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自信独立的能干女人,生活充实。朋友,周末,娱乐活动。我每周都去参加三四场午餐聚会,酒会,为杂志办的招待会。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讨厌这样,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几乎所有人,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如果我不和乔伊丝一起吃晚饭讨论问题的话,下班后我就回家,买外卖,接下来——我的夜晚就开始了。我去浴室,在那里待上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会儿电视。周末我独自过。你该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不觉得寂寞。要是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能这样过日子,不想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定得想要有点什么不同的吧?我要去和乔姬一起过个周末。我会再尝试的。今天我没去找莫迪,我觉得要去的话就有点太过了。我坐在这里,坐在床上,写这些,心里在想不知她有没有指望我去,是不是觉得失望。周一我下班后去了她那里一会儿,带了点巧克力。她似乎有点冷漠疏离。我昨天没去,所以生气了?她说昨天天太冷,她没出门,感觉不好。我回家以后,在想她是不是想要我去帮她采购。但是,毕竟在我闯进——撞进——她生活前,她也一直过得挺好。周二乔伊丝说她和丈夫闹了矛盾,孩子们又添乱,不想去慕尼黑参加服饰博览会,我能不能去?尽管我通常挺喜欢出这种差,这次却有点犹豫:我意识到这是因为莫迪。我觉得我这想法实在有点疯狂,于是我说我能去。我下班后去看莫迪。炉子里火苗蹿起老高,她浑身发烫,怒气冲冲。是,她是不舒服,但是不,不用麻烦我照顾她。她好无礼,不过我还是进了厨房,厨房里一股馊饭馊菜、馊猫粮的味道,我发现她没什么可吃的了。我说我去帮她买东西。我现在看得出来哪些情况下她其实很高兴我做这做那的,但又觉得有伤自尊。她低下自己瘦削的小下巴,嘴唇有一丝颤抖,无言地盯着炉火。我没问她要买什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要给猫买鱼。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摆在厨房桌子上,煮了一点牛奶,端给她。“你应该在床上躺着。”我说。她说:“那接下来你就该把医生叫来了。”“哎,那很可怕吗?”“他会把我送走的。”她说。“送哪里去?”“医院啊,还能有什么地方?”我对她说:“你把医院说得好像是什么监狱似的。”她说:“我有我的想法,你保留你的意见。”就那一会儿,我看出来她真的病得厉害。我不得不努力说服她,安排她上床躺下。我四处看看,想找件睡衣,然后终于意识到她不用睡衣。她穿背心和内裤睡觉,裹一件旧羊毛开衫,用一枚漂亮的石榴石领针别住领口。她很难受,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床不干净,内衣也弄脏了。那股甜腥味非常浓烈:我现在知道那是尿骚味。我把她在床上安顿好,给她泡了杯茶,但是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会全尿出来的。”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其实是个便桶,就把它挪到床边。“谁来倒?”她质问道,火冒三丈。我走出厨房,去看卫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那地方干净,但是很冷。怪不得她咳得厉害。现在的确冷,二月份——但只有想到她,想到莫迪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天有多冷,我去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暖气充足,密不透风。如果她离开那么旺的炉火,出门去上厕所……我对她说:“我上班前会来一趟的。”我坐在这里,在床上,泡了澡,把身上每一寸都搓过了,也洗了头发,一边写一边琢磨我怎么就和莫迪走到了这一步。周三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下班后去看莫迪。医生来了。思林医生。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他大声喊道。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福勒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能逼我。”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和她说呀。”他说。“我知道她应该住院,”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看这事,”他说,“看看这档子事。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说完便走了。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周四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她没接话。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

                      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新麦。”“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虚假的和谈】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

                      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作者谨识2016年2月


                      序言

                      (一)解题

                      本书以府门儿与宅门儿命名,其中的府门儿即王府。在清朝,就是爱新觉罗宗室居住的府第,是清代京城中最显赫的宅邸。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形式,王府都建在北京城。所以,凡爱新觉罗子弟,除了少数留居祖先发源的盛京(即今沈阳)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京师。清廷在将八旗官兵按旗分置的同时,也给宗室王公赐予府第。虽然宗室王公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旗分,但他们的府第却不受本旗地界限制,选择的都是环境较为安静和宏敞的地方,许多是依明朝宅第改建。皇城西北的什刹海周围与积水潭以南,这片京城最风光旑旎的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统计,京城的清朝王府,在西城的有十分之七,东城只有十分之三,而东城的这十分之三中还包括一些蒙古王公的府第。大部分满洲王公都居住在西城,这是所谓“东富西贵”中“西贵”的含义之一。众多王府的存在,遂成为清朝京城一景。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介绍王府规制、坐落的专书,我关心的是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其中的那个独特的人群。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爱新觉罗家族13朝12位皇帝和他们众多的王妃皇后,以及他们那些拥有众多妻室与妃妾的子孙,在京城繁衍出近10万的人口,构成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群体。这个被当时人称“黄带子”的群体,在清朝时的崛起、兴盛与衰落,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统治的成败,而清朝覆亡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是近代北京乃至中国社会中饶有兴味的一个剪影。将爱新觉罗家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近年来颇引起清史学界的兴趣,也有多部高水准的专著问世。注2本书与这些专著的区别在于,作为一部口述史,本书所述的时间段是且也只能是在清亡之后。清亡之后这个家族成员各个不同的命运,是本书的重心。我想通过口述展示的,是在清亡之后,这个群体之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的不同遭遇、不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对那个创下丰功伟绩的共同祖先的不同认知。具体地说,是他们怎样看待这个家族当年的辉煌和荣耀,怎样看待家族中种种复杂甚至残酷的矛盾纷争,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以其他研究方式难以进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并不是研究这个家族的“正史”,所以我用“府门儿”取代了诸如“爱新觉罗家族口述史”这样的标题。当然,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该家族成员早已离散,王府多已不存,沿用此名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然而,无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神勇,但他们能够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也不仅是他们这一族一姓之功。早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就有额亦都等异姓贵族与他同生共死;及至入关夺取政权,更少不了诸多满洲臣僚的拥戴支持,以及作为左膀右臂的蒙古王公贵族的鼎力协助。他们与爱新觉罗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声气相求,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缔婚媾,日久遂结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关系网。既然谈到爱新觉罗家族,就不能不涉及这个群体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婚姻家庭。那么,对了解这些满蒙王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一切的记忆与心态,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便是我将对满蒙贵族后裔的访谈与对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访谈放在同一本书中的原因。至于定名为“宅门儿”,首先是因为在旧日北京,只有这些既富且贵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才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大宅门,而如同仁堂甚至比同仁堂更有钱的所谓“京城八大首富”,他们的居处再豪奢,与这些府第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次,由于口述更能体现的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不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官场上的经历,称为“宅门儿”,也许更合乎这几份口述的本义。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抗日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始终与腐朽的清廷和伪满洲国纠缠在一起,成为“卖国投降”的代名词,大批成员隐姓埋名,流散各地,府门儿早已不是他们的居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清宫戏泛滥屏幕之后,“康乾盛世”的记忆在国人中被重新唤醒,成为“强国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身从此再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一种荣耀,于是滥竽充数者有之,冒名顶替者亦有之。好在这个家族还保留着自入清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族谱,这是本书用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该家族成员的重要凭据之一。为此,我除了将清代爱新觉罗家族族谱的简介置于本书前页之外,还在部分访谈的开篇注明了被访者在族谱中的支系与传承。再者,清代皇族有严格的封爵制度,这是每篇口述的被访者都必然会提到的内容,为避免一再解释的烦冗,我将封爵制度也列成表,与对族谱的介绍一并置于书前。

                      (二)清代皇族族谱简述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因血缘宗支关系与身份、地位、权利的区别,分成两大宗支:一为宗室,专指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位下的子女,为本支。系黄带子。二为觉罗,即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所生的子女,为旁支。系红带子。二者虽属同宗同族,但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待遇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和差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族爱新觉罗的族谱,主要有如下几种。

                      1.宗室《玉牒》

                      清朝职掌皇族事务的机构是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位列六部和内阁之上。由宗人府编修的《玉牒》是统计宗室人口,了解宗室各支辈分、生卒年月、婚丧嫁娶、封赠革爵等情况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材料。《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分别成编,男女分册。每种文本均有男竖格本、男横格本和女竖格本、女横格本。男竖格本内类项包括:排行名次、人名、生卒年月日时、生母名、生母身份(嫡妻或侧妻或妾),生母之父的官职和名、授职封爵或革爵年月、终年岁数、其嫡妻、继妻、妾名,各为何人之女。男横格本仅反映宗支内的辈分关系,只书人名和排行名次。女竖格本类项与男本大体相同,有宗室女聘嫁成婚年月,额驸名及卒年月。《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80年)始修,以后每隔九年一修。最后一次修牒为民国十年(1921年)。清修《玉牒》前后共二十八次。

                      2.户口册

                      这是编修《玉牒》的依据或前期工作,《玉牒》的某些缺项可以从户口册中得到补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黄档房户口册数量虽多,但多而不全,不像《玉牒》完整成序。且户口册多为光绪、宣统年间所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较少,乾嘉两朝更少。

                      3.星源集庆

                      也是皇室族谱的一种,是《玉牒》及户口册之外另一种记述宗室人口的材料,所述宗室范围很窄,从仁宗(嘉庆)辈始编,仅限于当朝皇帝本支及嫡亲兄弟位下及姐妹。

                      4.说堂稿

                      时间自雍正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是查考宗室和觉罗婚娶日期和居住情况的极好材料。注3

                      (三)清亡之后所修《爱新觉罗宗谱》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宗谱》的首册是“星源集庆”,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7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文宗、宣宗、仁宗、高宗、世宗、圣祖、世祖、太宗位下世系子孙;乙、丙册为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册为景祖、兴祖位下世系子孙。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它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该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28册,另索引2册、《星源集庆》1册。注4目前大多数爱新觉罗宗室觉罗后裔查阅和依据的,都是这部1935年修撰的《爱新觉罗宗谱》,而极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

                      (四)清代皇族的封爵制度

                      清代皇族封爵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定宗室爵位分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其余为宗室。

                      1.乾隆朝所定封爵表(光绪朝《宗人府则例》卷3)

                      2.宗室王公俸银俸米数额表

                      按一般谈宗室王公俸禄,不会谈及四品宗室,表中的最后两行是我加的,旨在与有爵位的宗室王公做一对比。据《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闲散宗室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会给养赡银和养赡米。至于表中最后一行列入京旗马甲待遇,为的是与四品宗室的待遇做一对比。清末北京主要王府分布示意图
                      上编府门儿

                      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时间:2004年3月10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梅园小区金启孮寓所访谈者:定宜庄、乌兰、乔吉注5我当年读到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版本[访谈者按]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偶然在阅览室的开架书架上发现金启孮先生的那本《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的。至今犹记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时的感觉。可以说,我开始对满族,这个我生身的民族发生兴趣,就是在读了金先生这本书及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之后,这也正是我在师友们疑惑的目光下,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满族史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1984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遣使向李克用请降,可是李克用根本不理会,带领大军包围邠州。当时王行瑜登上城楼,向李克用哭诉说之所以会迫使皇帝流亡在外,并不是自己的过错,而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所为,请李克用讨伐凤翔,自己愿意到皇帝陛下那里负荆请罪。王行瑜哭得痛哭流涕,但李克用根本不为所动,反而讽刺王行瑜不用那么谦恭,说自己受诏讨贼,不是只有王行瑜一个人,还会有其他人做伴,王尚父(王行瑜)不会感到寂寞。李克用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让王行瑜彻底绝望,在感觉招架不住李克用的进攻后,王行瑜携带家眷弃城逃跑。李克用率领大军进入邠州,王行瑜逃到庆州时,最终被部将所杀,并传首京城。李克用讨伐靖难大获全胜,在处理完邠州的各项事务后,便率领大军返回渭北。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李晔为了表彰李克用的救援之功,加封李克用为晋王,并为李罕之加上侍中的头衔,任命李克用的大将盖寓为容管观察使,李克用的其他将佐和子孙全都加官晋爵。面对皇帝陛下的恩赐,李克用派书记官李袭吉入朝谢恩,并趁机劝皇帝李晔诏令自己讨伐李茂贞,以绝朝廷后患。此时皇帝李晔的心情很是矛盾,他当然痛恨李茂贞、韩建的嚣张跋扈,恨不能立即将他们清除掉,然而他更担心一旦李克用灭掉李茂贞和韩建,其实力将会更加强大,接下来就会将目标对准自己。可是他又不愿放弃这次除掉李茂贞和韩建的机会,李晔左思右想,始终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大臣们对于出兵讨伐李茂贞和韩建这件事,态度也是不一,有人认为不能让李克用一家独大,那样朝廷会岌岌可危,而也有的人认为李克用忠心可嘉,不会为难朝廷,断然不可放弃这次的机会。大臣们的意见再一次让皇帝李晔犹豫不决,不过,考虑到李克用毕竟是朝廷无法节制的藩镇,为了避免日后的祸端,李晔下诏表彰李克用的救难之功,却不同意他出兵讨伐李茂贞的请求。李晔给出的理由是这次藩镇作乱,以王行瑜的表现最为显著,而李茂贞和韩建已经认识到错误,而且对朝廷的贡赋没有中断,所以朝廷应该罢兵休战以利民生。在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李克用立即明白皇帝陛下是在戒备自己,但李克用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只得取消了攻打李茂贞和韩建德计划,但心中对此却是愤愤不平。按照惯例,立有大功的河东军将们应该入朝觐见皇帝陛下,但皇帝李晔当时对沙陀军心存疑惧,竟然下诏让李克用可以不用入朝觐见。因此河东军的将领们心中颇为不满,很多人都劝李克用强行入宫,李克用对此犹豫不决,不过他的心腹大将盖寓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盖寓认为,先前王行瑜等人侵扰京城长安,以致皇帝陛下流亡在外,如今皇帝陛下虽然已经回京,但人心尚未安稳,如果现在强行入宫朝见皇帝,以李克用的实力来看,恐怕又会引起混乱。盖寓最后为李克用送上了两句话:“人臣想要尽忠,看他是否能够勤于王事,不在于是否入朝觐见,请三思而后行。”盖寓在很早的时候就追随李克用,由于机敏聪慧,善于揣摩人的心理,所以很受李克用的器重,并逐渐成为其心腹,在河东镇内盖寓的权力几乎和李克用相当,就连朝廷和邻近藩镇的使者对其也是恭敬有加。朱全忠曾经多次离间李克用和盖寓的关系,但盖寓始终深受李克用的信任。现在盖寓劝李克用不要入宫,让李克用顿时豁然开朗,于是他上疏朝廷,说自己因为统率大军,所以不敢入朝觐见,而且担心部下士卒会侵扰百姓,就此领军北归。不过,李克用刚刚回到河东镇,李茂贞就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之态,并立即兴兵扩张地盘,河西很多州县如凉州、瓜州、沙州、肃州等地先后被其攻占,可谓一时间搞得波浪滔天。李茂贞再次兴兵作乱,让皇帝李晔颇为惊惧,同时他也认识到只是依靠藩镇的力量来对抗藩镇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再次开始组织禁军,希望拥有一支时刻忠于自己的军队。流亡华州皇帝李晔饱受流亡之苦,尤其是漂泊莎城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禁军腐败虚弱的现实,使他渐渐丢掉了先前削藩的幻想,但是为了保持朝廷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因此,自石门镇回京后,李晔决定在左、右神策军之外,重新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于是便招募了数万人,设置了安圣、振宸、保宁、宣化等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朝廷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皇帝李晔的这个举动,使得李茂贞深感不安,在李克用没有撤兵之前,李茂贞对朝廷表现得极为恭顺,但是李克用一撤兵,他便恢复了骄横跋扈的本来面貌,在李茂贞看来,皇帝李晔招募军队,是为了讨伐自己,因此他对朝廷的怨恨不断增加,日夜操练兵马,并扬言要带兵进京申冤。李茂贞要进京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饱经战乱之害的长安军民惶恐不安,很多人选择逃进山中避难,京城一时间为之一空。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晔急令通王李滋、覃王李嗣周分别领兵驻守京城周围,又令延王李戒丕屯守三桥以阻挡凤翔军。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李茂贞趁机上疏,诬陷延王李戒丕无缘无故兴兵攻打自己,所以只能领兵入朝请罪。李茂贞强硬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很是害怕,于是他一方面命令三王做好迎战准备;另一面火速遣使向李克用求援。乾宁三年(896年)六月,李茂贞领兵向京畿地区发起进攻,覃王李嗣周领兵迎战,双方在兴平的娄馆相遇。由于朝廷禁军刚刚重新组建,还没来得及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刚一交锋禁军便全线溃败,凤翔军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李茂贞大兵压境,皇帝李晔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李克用尽快赶来救援,然而当时李克用正在和朱全忠打得难解难分,自顾不暇,无力出兵相救,形势危急之下,眼见禁军招架不住李茂贞的进攻,皇帝李晔决定再次出逃。当时蜀中地区已经成为王建的独立王国,关中地区的藩镇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对于李晔来讲往哪里逃是个头痛的问题。延王李戒丕建议到太原避难,而且为了避开华州的韩建和同州的李继塘,他又建议从鄜州渡河前往太原。李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认为也只能逃往太原,于是命令延王李戒丕先到太原告知李克用,然后启程前往太原。七月十二日,李晔君臣仓皇逃离京城长安,一路向鄜州奔去,于次日到达渭北。韩建闻讯后,派其子韩从允前去迎接皇帝陛下,想将皇帝李晔请到华州。不过,李晔因为韩建当初对朝廷贡赋不足,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此婉拒了他的请求。李晔虽然不愿意到华州受韩建德钳制,可是又不敢公开得罪韩建,于是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韩建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接二连三地遣使奉表请求李晔临幸华州,而且言辞极为恳切。面对韩建的再三请求,皇帝李晔有些动心,韩建虽然曾经藐视过朝廷,但李晔内心还是不希望远离京城长安,所以当他到达富平后,就派宣徽使元公讯前往华州召韩建到自己的行宫,当面商议去留问题。韩建得旨后,第二天便赶到富平,见到皇帝李晔立即匍匐在地,哭着对李晔说,现在藩镇个个嚣张跋扈,又岂止李茂贞一人,如果皇帝陛下远离长安的宗庙园陵,到偏远地区避难,一旦渡过黄河,今后就再无回到长安的可能。如今华州虽然兵力微弱,但凭借地形优势,完全能够自守,自己在华州已经经营了十五年,可谓是兵强粮足,而且距离长安不远,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暂时留在华州,以作重新回京的打算。韩建诚恳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十分感动,于是他同意了韩建的请求,下令大队人马调转方向前往华州。七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到达华州,韩建将自己的镇国军府让给皇帝陛下作为行宫,自己则搬到龙兴寺处理政务。皇帝李晔留在华州暂时算是安定下来,接下来他开始着手建立流亡政府。虽然明知道朝廷虚弱,已经无力削藩,但他依然对帝国的前途抱有一丝希望,渴望得到一个贤明之臣辅佐自己渡过眼前的难关。李晔在即位之初所建立的宰相班子,其成员已经所剩无几。曾经备受器重的张浚和孔纬,在征讨河东失败后,迫于李克用的压力,已经被逐出朝廷。而杜让能、韦昭度虽然称得上是良相,但因为各种原因相继被害身亡,剩下的刘崇望已经年老体衰,不堪重任。大顺二年(891年)以后提拔起来的崔绍玮、徐彦若、李溪、崔胤等人,其中不是平庸之辈就是奸佞小人,唯有李溪还能得到李晔的信任,却又被李茂贞、王行瑜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首席宰相崔绍玮在朝廷内结党营私,勾结藩镇残害大臣,乾宁二年的时候已被皇帝李晔处斩;崔胤则善于耍弄阴谋,趋炎附势,是崔绍玮的死党。有鉴于此,皇帝李晔决定对中枢机构进行调整,清除奸佞小人,提拔忠实可靠者主持朝廷政务。七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下诏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武安节度使,就此将其逐出朝廷,次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宰相。陆扆,字祥文,浙江吴郡人。光启二年(886年)考中进士,曾经随僖宗李儇流亡兴元,李晔即位后,担任过蓝田尉、左拾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文思敏捷,词句优美,对时政的见解也很是中肯,深受皇帝李晔的器重,景福二年(893年),李晔一怒之下想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陆扆就劝阻说,现在时局动荡,不应该再和靠近京城长安较近的藩镇结怨,如果出兵讨伐凤翔,就会使其他藩镇产生觊觎朝廷之心。这次皇帝李晔提拔陆扆为宰相,显然是看中了其政治才能,而且他坚信有了陆扆的辅佐,朝廷的局势会一点点地好起来。然而让李晔想不到的是,虽然他依然信心很足,但在当时朝廷受制于藩镇的情况下,皇帝尚且受制于人,无论谁出任宰相都于事无补。事实证明,在不久的将来,李晔还会像从前一样,在藩镇的逼迫下,将宰相逐出朝廷。李晔初到华州的时候,韩建表面上还算客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把皇帝陛下放在眼里,而且宰相们因畏惧其权势而不敢处理政务,这其中也包括陆扆。李晔无奈之下,只得下诏让韩建主持朝政。不过,韩建因自己是一介武夫,文化较低,担心在朝堂上闹出笑话,于是上表推辞不受,李晔最终只得收回诏令。事实上在韩建看来,自己是否把持朝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在自己手中,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皇帝号令全天下。当时韩建利用皇帝李晔的名义,向各地方发布文告,命令各地将贡赋运往华州。李克用接到文告后,十分气愤地将文告掷于地上,并怒骂韩建,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早晚有一天会被李茂贞等人灭掉。李克用当然也只是发发脾气,毕竟皇帝陛下在人家手中,李克用是不能乱来的,但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朱全忠则表现的和李克用完全不同,虽然接到文告的时候,他正在和朱瑄、朱瑾兄弟作战,无法分身插手其中,但他却利用当时朝廷人事的变动,为自己在朝廷内安插一个自己的代理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三年(896年)七月,宰相崔胤因为曾经依附崔绍玮,在韩建的建议下,被逐出朝廷。崔胤不愿意到地方任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向朱全忠求助,劝他在洛阳营建宫殿,将皇帝陛下迎至东都洛阳。朱全忠认为,虽然目前情况下夺取帝位不太现实,但他可以在朝廷内找个自己的代理人,一点点地将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他选中了崔胤。他和河南尹张全义一同上表,请求皇帝李晔迁都洛阳,并声称要用一万人马前去迎接。在表文的最后,朱全忠大肆夸奖崔胤,说崔胤是个大忠臣,皇帝陛下不应该听信谗言将其逐出朝廷。朱全忠的表文虽然是献给皇帝李晔的,但韩建明白这也是在给自己一个下马威。面对强大的朱全忠,韩建自叹不如,于是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上奏请求重新起用崔胤为宰相,同时让皇帝李晔派使臣前往汴州,劝朱全忠不要带兵迎驾。韩建心生恐惧,朱全忠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上奏皇帝李晔,表示同意韩建奏请继续留下崔胤的请求,继续为崔胤增加印象分。崔胤就这样得以继续在朝廷任职,九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再次任命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对朱全忠感恩戴德,自此之后两个人结交更深。崔胤复相后,十分痛恨陆扆先前取代自己,于是便在皇帝李晔面前诬陷陆扆是李茂贞的同党,同时让朱全忠也上奏请求罢免陆扆。就这样担任宰相仅仅两个月之久的陆扆,在朱全忠和崔胤的压力之下被罢相,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被贬为硖州刺史。李晔刚刚任用一个贤明之臣,就在藩镇和佞臣的运作下,被迫远离自己而去,这让流亡华州的李晔心情十分苦闷。他盼望自己能够早日回到京城长安,能够在那里按照自己意志重新整顿朝纲,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当时李晔为了排泄内心的烦恼,经常撰写诗歌来抒发郁闷依旧的心绪,其中有两首词最能反映他当时向往回到京城长安以及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二)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早晚是归期,苍穹知不知。从两首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皇帝李晔对京城长安的无限向往,以及对自己身置窘境的无奈与辛酸。可是他一定想不到,流亡华州不仅仅让他犹如傀儡一般,更让他的诸王兄弟惨遭屠戮,其原因在于皇帝李晔制定的亲王典兵制度。诸王之死本来大唐帝国的宗室诸王自李隆基天宝年间起,就不再插手军务,基本上算是退出了政治舞台,只有代宗李豫在位时,宗室亲王曾经执掌过军队。由于李茂贞日益嚣张跋扈,皇帝李晔即位后时常想要兴兵讨伐,但因为朝廷中没有可用的武将,而且藩镇的武将很难节制,因此李晔便效仿先祖代宗李豫以宗室亲王典兵。不过,皇帝李晔实行亲王典兵的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景福二年(893年)五月,李晔以覃王李嗣周执掌禁军,负责征讨李茂贞,但最终征讨失利,李茂贞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亲王典兵就此宣告终结。乾宁二年(895年)随着时局的动荡以及帝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京城长安的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盗匪猖獗至极点,就连宫中的物品都是接连被盗,甚至还有盗墓贼偷掘皇室陵寝。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皇帝李晔再次想起起用宗室亲王执掌军队,一方面负责宫廷守卫;另一方面使其出使四方安抚藩镇。不过李晔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宰相和宦官们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给予亲王们兵权会不利于皇帝李晔。由于反对的人众多,李晔只得打消这个念头。乾宁三年(896年),李晔重新组建禁军,设置了安圣、保宁、捧宸、宣化四军。宦官和藩镇都想拥有四军的指挥权,而李晔创建四军就是为了抑制藩镇和削弱宦官,当然不会将军权交给他们,虽然宰相是李晔可以依托的对象,但唐代又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在李晔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得再次建立亲王典兵制度。乾宁三年(896年)二月一日,李晔以通王李滋味开府仪同三司,统管诸道军事,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等亲王分别统率禁军。亲王典兵制度的建立,不可否认在当时条件下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可以掌握一支自己能指挥的军队。不过,皇帝李晔的这种做法,让藩镇们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李晔前往华州时,四军随之同行,让韩建尤为惊恐。从李晔到达华州的第一天起,韩建便处心积虑地想要解散李晔组建的四军,进而除掉掌兵的诸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韩建分步骤地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四军。乾宁四年(897年)正月,他命人上疏皇帝李晔,说城防将张思行等人联名告发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密谋杀害自己,并要将皇帝李晔劫持到河中。当时皇帝李晔和诸王的关系非常好,李晔明白这封奏疏背后的指使人就是韩建。虽然他当时没有想到韩建最终的目的是想破坏

                      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自己,随他去,总之就把眼前的现状看作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对我的人生观来说是必要的,除了眼前的义务——保护白痴女人一夜——以外,没必要去想也没必要去害怕任何事情。他告诉自己,就算自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有些莫名的感动,也没什么好羞愧的。伊泽铺了两套被褥,让女人睡下,随后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就突然坐起身,掀开被子,跑到房间的角落里缩着。要不是天寒地冻,伊泽或许就强迫自己别去管她而直接睡觉了。然而在这尤为寒冷的深夜,光是两个人分一人份的被褥,外面的寒气都会直逼肌肤,冻得身子颤抖不已。伊泽坐起身,打开电灯,发现女人在门边拢着衣领,缩成一团,眼神简直就像被逼到了绝境。“怎么啦,快睡吧。”伊泽刚说完,没想到女人会如此听话,只见她立刻点了点头,又钻进被褥,然而伊泽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又像刚才那样爬起来了。伊泽把女人安置回被窝里,告诉她别担心。“我不会乱碰你的身子的。”女人眼里却满是胆怯,嘴里嘟囔着一些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话。就这样,伊泽第三次关上电灯,这次女人马上就爬了起来,打开壁橱门,进到里面,从内侧把门关上了。这执拗的做法惹得伊泽气不打一处来。他粗暴地扯开壁橱:“你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啊?!我都解释那么久了,你还跑到壁橱里拉上门,你侮辱人也侮辱得太过分了吧!你这么不信任我,还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这是在愚弄人,平白无故羞辱我的人格,搞得我好像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胡闹也要有个度吧!”不过伊泽一想到这女人甚至没办法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就觉得与其干这种有来无往的蠢事,还不如给女人侧脸来上一拳,自己赶紧去睡觉,想必这才是最精明的做法。这时女人却一脸迟疑地看着伊泽,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意似乎是“我想回去,我不应该来的”。然而女人说的一句话却使得伊泽心口一紧,无法坐视不管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那你就放心在这里睡一夜吧。我没有恶意,只是看你刚才的表现,就好像在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似的,我才会发火。别待在壁橱里,来被窝里睡觉吧。”于是女人又盯着伊泽,嘴里快速地嘟囔着什么。“哎?你说什么?!”伊泽吓得差点蹦了起来。不知为何,女人叨念的话里清清楚楚有一句“你讨厌我了”。“哎?你说什么?”伊泽不由得瞪大眼睛问道。女人露出忧伤的神色,只是来来回回嘀咕着一些话,话中之意大概是:“我不应该来的”“我被讨厌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然后盯着一个方向愣愣地出神。伊泽这才明白了。女人并不是害怕他。事情全搞反了。女人并不是因为挨了骂无处可逃这点小事才来的。女人一直以为伊泽爱她。然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能让女人深信伊泽爱她呢?伊泽不过是在猪圈附近、小巷,还有街上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这会儿想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根本就是场闹剧。伊泽目前不得不去理解白痴的意愿和体会,总之要理解的都是一些人类范畴之外的东西。关了电灯过了一两分钟,男人的手没有碰女人的身子,就是被讨厌了,因为羞耻就逃出了被窝。这件事对白痴来说真的很悲痛吗?伊泽能相信这一事实吗?白痴也搞不明白这些,就缩进了壁橱里。可以把这一行为理解成白痴的耻辱和自卑的体现吗?因为甚至没有一句话能让伊泽拿来判断这一推测,基于现状,他只能把自己和白痴降到同等地位。为什么非要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判断呢?自己也有白痴心中那份坦率,这难道是作为人类的耻辱吗?我曾经也认为,有一颗白痴这样的心,有这颗稚嫩、坦率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却不知把它忘在了哪里,只顾在龌龊的人类思维中追寻污秽肮脏的虚妄之影,搞得自己疲惫不堪。他让女人睡下,自己坐在她枕边,就像在哄三四岁大的小闺女睡觉似的,抚着她的刘海儿。女人恍惚地睁开眼,天真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泽起初也莫名其妙地跟女人讲了一些一本正经的话:“我没有讨厌你,人类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有肉体,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故乡,你就好比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当然,女人不可能理解得了这些话,况且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有多大价值呢?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只有人类的爱是真实的,那足以让人把生命的热情都托付给它的真实之物到底又在何方?一切都只是虚妄之影。伊泽抚着女人的头发,就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哭,心中满是伤感,仿佛这漂浮不定,难以握紧的小小爱情就是自己一生的宿命,而自己正出神地抚摩着这宿命的发丝。这场战争到头来究竟会如何呢?或许日本会输,美军会登陆本土,一大半日本人将迎来灭亡。这也只能说是另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他却有一个更卑微的问题。这问题卑微到令人吃惊,然而问题就在眼前,总是在那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这问题就是他心中的那份不安,也就是他从公司拿到的那两百多日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就惨遭辞退,在街头游荡?他拿工资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害怕公司宣布要辞退他。拿到了工资袋,就延了一个月的命,随之也就体会到了一种近乎惘然的幸福感。然而每当他回望这份卑微,总会想哭。他做着艺术的梦。在艺术面前,两百日元的工资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不知为何,这份工资却成了一种巨大的苦闷,这份苦闷像是融入了他的骨肉,撼动着他生存的根基。不光是生活的外形,就连生活的精神和灵魂都被束缚在这两百日元里,更可悲的是,他凝视着这份卑微,精神还能保持正常,还能若无其事地活着。“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部长滑稽的吼声包裹着真相,以雷霆万钧之力扎进了伊泽心里。唉!日本是要战败的。同胞们将会像崩坏的泥人一样,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无数的腿脚、脖颈、手臂将会随风跟残砖烂瓦的碎屑一起被吹上天空,日本将会变成一座没有树木、没有建筑,什么都没有的光秃墓地。比起上述结果,伊泽的好奇心倒是在阵阵作痛——不管逃到哪里,躲到哪个洞穴里,在哪里连带洞穴被一起炸飞,若是万一能活下来的话——虽说活下来简直就像做梦……为了这鲜活的重生,还有那完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为了在布满碎石的荒野上生活而阵阵作痛。再过个半年或是一年,这注定的命运就将到来。虽然它注定会到来,但伊泽只觉得它仿佛如同梦中的世界一般,遥远而又离奇。这两百日元那决定性的力量遮住了他眼前的一切,将他活下去的希望连根拔起带走,在梦里他都被这两百日元勒着脖子,呻吟着,他二十七岁青春年华中的全部热情仍在不断被漂白。事实上,他已经茫然走在黑暗的旷野之上了。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这一呼声甚至是伊泽最大的愿望。然而他跟女人的生活也会遭到这两百日元的束缚,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要背上这两百日元的魔咒,他们将会生下一个被两百日元魔咒附身的孩子,女人会像奴仆一样化身成被魔咒附身的恶鬼,每天叨念个没完。心中的灯火、艺术、希望之光都消失了。生活本身会像路边的马粪一样被踩个稀烂,干透后就会被风吹散,连半点痕迹都不剩。就连抓痕,都会消失无踪。女人的背上缠绕着这种魔咒。无法承受的卑微生活。他自身甚至没有能力去操纵现实中的这份卑微。啊!战争。它用这伟大的破坏力,用这离奇古怪的公平性来裁决众人,全日本将变成满是碎石的荒野,泥人们会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这份巨大的爱是如此虚无,又如此揪心!他想沉睡在破坏之神的怀抱中,而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生龙活虎地缠起绑腿来。每天生活的价值只在于对生命的担惊受怕和玩乐。警报一停,他就垂头丧气,又开始陷入绝望的感情麻木状态了。这个白痴女人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味噌汤。站在配给队伍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连表达都有问题,简直就像一片极薄的玻璃似的。哪怕是一缕喜怒哀乐的微风,她都会有所反应,夹在放心和恐惧的褶皱间接受他人的意愿,并让其经过。就连两百日元的恶灵都不能寄宿在这个灵魂里。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为我定制的可悲人偶呀。伊泽眼中仿佛看到了跟这个女人搂在一起,在风的吹拂下走在黑暗的旷野中,步上无尽的旅途。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念头有些荒唐,傻得离谱。自己会这么想,多半是因为这卑微透顶的人类躯壳蚕食了心中的意志吧。虽知如此,自己又为何从涌现的这一念头和坦率的情感中感觉不到半点虚假?又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规定来断定那些公寓里的妓女和某些地方的贵妇就比白痴女人更有人味儿。然而世道就是这么滑稽,仿佛真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规定一样。我有什么好怕的,简直就像那两百日元的恶灵……我现在正想靠这个女人跟那个恶灵断绝关系呢,这到头来,不还是被恶灵的魔咒绑住了吗?我只是害怕世人的眼光而已。这世界就是公寓的妓女、小妾、怀了孕的挺身队、发出跟家鸭一样的鼻音大吵大闹的太太们的排队会议而已,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世界,因此我才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害怕的是这不可思议的规定。那是短暂到惊人同时也是无限漫长的一夜。伊泽原本觉得这长夜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不知何时天亮了,黎明的寒气把他整个身子冻得跟没有感觉的石头一样。他仍在女人的枕边,轻抚着女人的头发。☆☆☆从那天起,另一种生活就开始了。然而除了一间屋子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体以外,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直虚假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周围,他的精神上甚至都没有一棵新芽探头。伊泽干脆理性地接受了这异常的事态,至于生活本身,就连改变桌子位置这种微小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他每天早上上班,白痴则一人留在壁橱里看家等着他回来。而且他只要一迈出门口,就把白痴女人忘个干净,只感觉一切都很遥远,就像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似的,脑海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战争这玩意,忘性强健得不可思议。战争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转变力只用一天就能引发数百年的变化,让人觉得一周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至于一年前发生的事,则被隔绝到了记忆最深处的箱底。好比伊泽家附近的道路,工厂四周的建筑物惨遭摧毁,整个小镇掀起一阵尘头大起的逃难骚动也不过是才有的事,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好呢,这场骚动就遥远得仿佛发生在一年前似的,那些令街道面目全非的巨大变化在第二眼看上去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景象了。白痴女人终究也就模糊在这强健忘性的混杂碎片中的一枚碎片里了。车站前的居酒屋(直到昨天还大排长龙)逃难留下的破木棍,遭炸弹毁坏的大楼上的窟窿,小城的火后废墟,白痴的面容充其量只是夹在这些混杂的碎片中滚动着而已。然而每天都会响起预警警报。有时候还会响起空袭警报。因此他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源自他的担忧——若是他家附近有空袭,就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担忧的唯一原因就是怕女人乱了阵脚,从家里跑出来,闹得街坊四邻人尽皆知。因为忧心这种未知的变化,他每天白天都不能回家。有好几次,他想索性把一切都跟裁缝店家坦白了——这也许是对无法克服这种低俗的忧虑的惨状做出的微弱反抗吧,又对这种卑微感到绝望,因为这至多算是一种通过最小伤害的坦白来转移忧虑的悲惨手段,他自身的本质并没有凌驾于低俗的大众之上,对此他只能诅咒和愤慨。对他而言,有两张白痴的脸他是忘不掉的。在拐过街角时,在爬公司楼梯时,在挤出电车人群时,在许多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忽然想起这两张脸,每逢这时,他所有的思考都会结冰,瞬间涌上的气血也绝望地冻结了。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白痴肉体时,白痴的那张脸。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本身就遥远得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只有这张脸被单独分割出来,一遍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从那天起,白痴女人就只是一具始终在等候的肉体,丝毫不再去想外面的任何生活。女人只管等候着。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的部分肉体,女人就将所有的意识放在肉体行为上了,于是身体、表情都只处于等候状态了。令人吃惊的是,深夜里,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女人酣睡如泥的肉体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只有肉体始终活着,始终在等候,就算在睡觉时也如此!可是,要说女人醒来后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本来也就是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昏睡的灵魂以及活着的肉体而已吧。醒着的时候灵魂在沉睡,睡着的时候肉体在苏醒。有的只是下意识的肉欲。那只不过是一具肉体,一具始终清醒,像虫豸一样不知餍足地蠕动着的肉体。另一张脸则在伊泽碰巧休假的那天。即将破晓的地区遭受了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没有防空壕就跟女人一起钻到壁橱里,用被褥当掩护藏着。轰炸集中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房子跟地轴一起摇晃,呼吸和思考也随着轰炸声断绝了。同样都是落下来的炸弹,燃烧弹和轰炸弹在威力上的差距就好比日本锦蛇[7]和蝮蛇[8]。燃烧弹尽管会带着一阵咔嚓咔嚓的非常诡异的声响,但落到地上不会有爆炸声,因此在头上咻地就消失了,就是所谓的虎头蛇尾,蛇尾都算不上,因为完全没有尾巴,所以欠缺决定性的恐怖感。然而轰炸弹这玩意,下落声音虽然微弱低沉,却会哗地发出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拉出一条直线,因为这玩意最后会发出宛如连地轴一起撕裂的爆炸声,所以一条直线里就已经包含着极为惊人的十足威力了,说到轰炸弹的脚步噼啪噼啪靠近时,那绝望的恐怖感,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让人没有活着的真实感。再加上飞机飞得很高,美军飞机轰隆隆从头上飞过的声响也就极为隐约,若无其事地在风中响起,简直就像一个没在正眼瞧你的怪物挥着大斧子要砍过来似的。因为不清楚攻击对象的情况,所以遥远到诡异的低沉轰炸声令人甚是不安。这时又持续传来像下雨般一条直线的下落声。在等待轰炸期间的恐怖,这家伙连语言、呼吸、思考都完全停止了。这次终于要一命呜呼了——只剩下这种绝望凭借着濒临发疯前的寒冷存活着,发着光。万幸的是,伊泽的小屋被公寓、疯子家以及裁缝店这些二层小房包围,附近的房子有窗玻璃碎了的,也有屋顶受损的,然而只有他的小屋连玻璃都没有裂缝。有的只是染满血迹,刚刚飘落在猪圈前田地里的防空头巾而已。壁橱中,只有伊泽的眼睛在发光。他看见了,白痴的脸,那伸手去抓紧虚空的绝望和苦闷。原来如此啊,人类是有理智的。无论何时,都会留下几分克制和抵抗的影子。如果连这几分理智、克制、抵抗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该是多么可悲啊!女人的脸和全身都因为向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怖和苦闷僵硬了。苦闷在动弹,苦闷在挣扎,然后苦闷流下了一滴眼泪。如果狗的眼睛也会流泪,那么狗笑起来应该同样丑怪至极吧。连理智的影子都没有的眼泪,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吗?轰炸期间,四五岁乃至六七岁的孩童们居然不会哭。他们的心脏掀起如海浪般的悸动,他们失去了语言,只会瞪大异样的眼睛。他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着,然而一眼看去,才发现他们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并没有刻着不安和恐怖这种直接而剧烈的表情。倒不如说,这些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能理智地悄悄扼杀掉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人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出那种露骨的不安,以及对死亡的苦闷要远超于孩童,也就是说,孩子看起来甚至要比大人冷静得多。白痴的苦闷,跟孩童们的大眼睛是截然不同的。那只是一种单纯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而并非人类的产物,也不是虫豸的产物,只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如果有那么点相像之处的话,也就是大约一寸五分[9]的青虫膨胀到了五尺[10]长,在挣扎,在动吧。还有一滴眼泪从眼里滑落。不说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去引发事端的人之外。他的两个舅舅迪克和斯图亚特,米斯纳牧师,阿涅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要讨论那记耳光,不会谈怀孕问题,当然更不会涉及那个鞋里藏着蓝宝石的姑娘。假设她没到这里。假设她的肚脐眼没露在牛仔裤裤腰上面或她的胸部不那么显眼,只要再有那么几秒钟,让他们能够琢磨出该如何表现——摆出何种态度。要是在没有姑娘们晃荡于周围的公开场合,他们会明了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当场采取恰当的语气。可是阿涅特在那儿嘀嘀咕咕,比莉·狄利亚也一样。K.D.和阿涅特离开其他人单独待在一边。为了谈话。他们站在野餐桌凳背后的矮橡树丛附近聊着,这是他从未想到的最糟的一次谈话。阿涅特说的是:“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她的意思是:我要在九月份去朗斯顿,我可不想怀孕,不想流产,不想结婚,不想独自伤心或面对家人。他说:“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心里想的是:对于我的社会活动,你比我惦记的都多,在我最后同意不需要拉下你的内裤时,你却打着我去做,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长途汽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遮掩威胁,揭开相互的厌烦。所有的脑袋,所有的,全都转了过去。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在镇上见过一辆长途汽车——鲁比不是通往别处的一站。其次是想弄明白那辆车到底为什么要停下来。长途汽车开走后出现了那个美女:站在路边的校舍和救世者雕像之间,吸引了大炉灶边闲散的人们的注意力。她没抹什么口红,而从一百五十英尺以外,你照样能看清她的眼睛。那笼罩下来的寂静若不是由阿涅特打破了,简直要永远持续下去。“要是那种荡妇就是你想要的,赶紧跑过去吧,黑鬼。”K.D.的目光从阿涅特整洁的女式衬衫移到她前额的刘海,再盯到她脸上——阴沉,找碴儿,责难——随后就扇了她一耳光。她表情的变化说明她活该。有人说了声“哎呀”,不过他的朋友们大多都在评断那正逼过来的令人惊艳的胸部。阿涅特逃跑了,狄利亚也跑了,可她像好朋友应该做的那样,回过头来看,眼见他们都强迫自己瞅着地面,瞅着五月明亮的天空或是自己的手指甲。古德完事了。它肚皮上的毛该剪一剪了——那样就不可能打结了——可它很漂亮。K.D.动手整理本的皮毛,心里默诵着面对阿涅特家人时为自己辩解的词句。当他向他的舅舅们描述事件的经过时,他们同时皱起了眉。这对双胞胎不仅长相,连姿态也像镜中的映像,斯图亚特吐出了刚吃进嘴里的“蓝孩”烟草,迪克(后文“迪肯”的昵称。)则点燃了一支雪茄。无论他们多么令人厌恶,K.D.深知他们不会商量出一个危及他或摩根家财富前景的决定。他的外祖父为双胞胎儿子起了迪肯和斯图亚特的名字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们家族建立两座镇子,并一心与白人的法律、有色人种克里克人、匪帮和恶劣天气奋争,可不是为了眼看着牧场和住房,以及给食品店、药房和家具店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最终落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手中。自从他的表兄弟们散架的骨骼两年前被埋葬以来,作为他们家族的希望和失望的K.D.就成了血脉中的最后一个男性了,而这个家族曾经出过一个副州长、一名州审计官和两位市长。他的举止一向需要仔细检查和认真纠正。或许,舅舅们会另眼看待这件事?很可能阿涅特的婴儿会是个男孩,摩根家的一个侄孙。她父亲阿诺德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权利让摩根家的人不得不尊重呢?K.D.抚爱着本的皮毛,从毛绺中挑出草刺,同时尽力像他舅舅们那样去思考——那是很难的。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干脆听凭梦幻去选择,只是在这时候才想起了吉姬(“格蕾丝”的昵称。)和她那显眼的胸部。“嗨。”她像个妓女一样吹爆口香糖泡泡,“这儿是鲁比吗?长途汽车司机说这儿就是。”“对,对的。嗯,没错。”闲散的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附近有汽车旅馆吗?”这问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们便问她找谁、从哪里来,心里觉得挺舒服。“旧金山,”她说,“还有大黄馅饼。明白了吧?”那么说,梦幻是在旧金山。摩根家的男人们没有退让什么,但他们对会议地点的选择感到不自在。米斯纳牧师原先认为最好是提出协议书并到弗利特伍德家去,而不要让受害的一方到加害者的家里来,以免使家族受到雪上加霜的粗暴侮辱。K.D.、迪克和斯图亚特坐在牧师的客厅里,点着头,嘴里模模糊糊地咕哝着,但是K.D.知道他舅舅们心里的想法。他瞅着斯图亚特换烟丝,端果汁。迄今为止,米斯纳组织的信贷会是不赢利的——把小额的紧急贷款借给教众,而且没有逾期不还的惩罚规定。迪克说过,就像个小猪存钱罐。可斯图亚特说,目前还凑合。米斯纳来鲁比前所待的教堂的声誉漂浮在他身后:举行皈信仪式来唤起民众,与白人的法律正面交锋而不是躲闪回避。他显然指望着有一个州能兴建一所全新的法律学校,接收一个学生——一个黑人女孩,并同时保护种族隔离制度。他明确而严肃地认为可能在一个州里作出改变:紧挨教室建一个敞开的小隔间,让一个黑人学生坐在里边。那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K.D.还是个吃奶的婴儿,他母亲、兄弟、表兄弟和所有其他人还没离开黑文呢。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的舅舅们每周都要听米斯纳布道,只是每次结束之后,他们就坐到奥兹莫比尔和英帕拉车的方向盘后面,重复父辈的歌谣:“俄克拉荷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上帝混居的地方。其余地方都只提供饲料。”让他们沮丧的是,米斯纳牧师常常把饲料当成餐桌上的食品。这样一个人能够鼓励奇怪的举动,支持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看法,改变立场支持弗利特伍德。这样一个情愿把钱财抛掉的人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主意,让他们以为在利率上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浸礼会教徒是镇上最大的教众群体,也是最有权势的。因此,摩根家的人认真分析米斯纳牧师的意见,以判断哪些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建议,哪些又是必须遵从的命令。他们驾着两辆车驶过从米斯纳的客厅到弗利特伍德住宅仅有的三英里路程。在一座俄克拉荷马州城市的某处,六月天的声响被阳光照耀下的一个游泳池的水声加大了。K.D.曾经到过那里一次。他随着舅舅们一路乘车经过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到达那里。他在路边候着,而舅舅们则在一栋红砖房里谈生意。那些激动的嗓音听起来很近,他就过去看。他看到在一道抹着宽宽的无缝水泥的篱墙背后是一片碧绿的水面。现在他知道那水面不过一般大,但当时觉得简直是漫无边际。在他看来,仿佛有几百个白人儿童在池中嬉戏,他们的嗓音好像瀑布一样落下,代表着世上最纯净的幸福,从中感受到的快活令他落下了眼泪。此时,当奥兹莫比尔车在吉姬吹口香糖泡泡的大炉灶处掉头转弯时,K.D.又感到了一种对耀眼的水面和六月游泳者的声音令人激动的渴望。他的舅舅们当年并不乐意为他去城里的商业区找门路,并在火车上责罚他,后来在坐汽车回鲁比的一路上也是如此。当年价钱低,如今价钱仍然低。“你真见鬼,怎么卷到这一团乱里边了?你应该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你干吗想和一个弗利特伍德家的人混在一起呢?你看到那小子的孩子们了吗?该死!”——这些话一下子爆发出来,却没有造成伤害。正如他看到了那片闪烁的水面,他已经看到了吉姬。但不同于那座游泳池的是,这个姑娘他还会再见到。他们把汽车头尾相接地停在弗利特伍德住宅的旁边。敲门的时候,除去米斯纳牧师,每个人都开始用嘴呼吸,像是要减少那宅子中疾病气味传播的通道。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从来不愿意睡在小帐篷里,也不想再睡在草垫或地板上了。所以他就在中央大街上建的这栋宽敞的住宅中设置了四间卧室,安排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使用,还留出一间他们引以为豪的客房。在他儿子杰弗逊从越南回来,带着他的新娘斯维蒂进入洞房时,客房仍然还在。他们若不是需要把它用作杰夫和斯维蒂的孩子们的病房,本来会把它当作育儿室的。事情的结果是,弗利特(“弗利特伍德”的昵称。)如今睡在餐厅里的一个隐蔽处。男人们坐在纤尘不染的垫子上等候米斯纳牧师结束对那些根本没露面的妇女的探望。弗利特伍德家的婆媳把全部精力、时间和疼爱都用在到目前为止还活着的四个孩子身上了。弗利特和杰夫(“杰弗逊”的昵称。)对这种奉献既感激又恼怒,反倒把羞耻撇到一边了。和他们在一起坐得这么近是件苦差,要谈话就更是难上加难了。K.D.知道,弗利特欠他舅舅们的钱。而且他也知道,杰夫特别想杀人。既然他无法杀掉老兵管理机构的那些人,就不得不杀掉别人。当米斯纳笑眯眯地下楼梯走回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是的。不错。”米斯纳牧师拍了下手,他的肩膀微微震颤一下,似乎他已经把对手击出了场外,“女士们答应给我们拿咖啡来,我相信她们还说了过一会儿再给我们一些米饭布丁。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富理性的开场了。”他又一次微微笑了。作为一个教士,他几乎过于帅气了。不仅是脸和头发,他的全身都经过了精心打理,结果引起所有人的钦羡。他为人严肃,并利用这种显而易见的英俊防止懈怠——这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他的教众打交道,任何事情都不想当然:无论是妇女的敬佩还是男人的嫉羡。没人呼应他对甜食展出的笑意。他仍自顾自说下去。“让我来把我所知道的局面说清楚。如果我分析错了或是有什么遗漏,你们一定要纠正。我的理解是,K.D.造成了一次伤害,一次严重的伤害,对阿涅特。所以,我们可以干脆地说K.D.在脾气和道义上有问题——”“他对一个年轻姑娘发脾气是不是不够老成?”坐在距离灯光最远处一把低矮椅子上的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按捺不住地打断了他,“我不管那种行为叫脾气不好,我管那叫非法行为。”“好吧,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出了格。”“请原谅,牧师。阿涅特十五岁。”杰夫紧盯着K.D.的眼睛说。“不错,”弗利特说,“从她两岁以来,就没人碰过她。”“问题可能就在这儿。”斯图亚特是人所尽知喜欢作煽动性讲话的人,所以迪克一直警告他别开口,而由他这个机灵鬼来谈。他这句话一出口,就让杰夫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对我们口出胡言吗?”“你们家?”斯图亚特的目光从杰夫扫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你听见我的话了!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结束这次会面吧,免得有人受伤!”“你说得对,”弗利特说,“我们谈论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原来只有杰夫是站着的,这时米斯纳也立起了身。“先生们。啊!”他举起双手,压制下坐着的人,充分利用了布道的嗓音,“我们在这儿的都是男人,上帝的男人。你们打算把上帝的工作扔进阴沟里吗?”K.D.看到斯图亚特竭力压下想吐的口水,也站起了身。“听我说,”他说,“我很抱歉。要是可能,我就收回我所做的。”“做了就做了,朋友们。”米斯纳压下双手。K.D.继续说:“我尊重你的女儿——”“从什么时候起?”杰夫问他。“我始终尊重她。从她只有这么高的时候起。”K.D.把手在腰间比画了一下,“随便问谁。问问她的女朋友比莉·狄利亚。比莉·狄利亚会告诉你的。”这机智一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摩根家的舅舅们控制着自己的笑意,而弗利特伍德父子气得须发倒竖。比莉·狄利亚是镇上最放荡的女孩,正被第二名追得益发放荡。“这事与比莉·狄利亚无关,”杰夫说,“而关乎你对我小妹的所作所为。”“等一等,”米斯纳说,“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K.D.,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你当时喝酒了吗?她当时激怒你了吗?”他指望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能够敞开一个诚挚的空间,以便让这些男人停止找碴儿而谈具体条件。之后的突然沉寂使他很惊异。斯图亚特和迪克两人同时清了清嗓子。阿诺德盯着他的鞋。米斯纳牧师猜想,准是出了什么毛病。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中,他们听到头顶鞋跟轻轻的着地声:妇女们在走动,干活,翻找,喂食——不管她们在做些什么来拯救孩子们,孩子们却拯救不了自己。“我们不在乎为什么,”杰夫说,“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办。”他在说到“办”字时,食指向椅子扶手上一戳。迪克向后靠坐着,把腿大大地劈开,仿佛在欢迎理当属于他的领地。“你们想好什么了?”他问道。“首先,要道歉。”弗利特说。“我刚刚道过歉了。”K.D.说。“不是对我,对她。是对她!”“好的,先生,”K.D.说,“我一定做到。”“好吧,”迪克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杰夫回答:“你最好再也别碰她。”“我不会再沾她的,先生。”“还有第三件吗?”迪克问。“我们需要知道他说话算数,”弗利特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影响?”迪克摆出一副不解的神情。“我妹妹的名声给糟蹋了,对吧?”“唔,唔,我看得出。”“没法弥补了,对吧?”杰夫的问话包含着挑战和询问。迪克向前俯身。“唉,我不知道。听说她要去上大学,那样这些事就全抛在她身后了。也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杰夫咕哝着:“我不知道那个。”他看着他父亲,“你看呢,爸爸?那样……”“得问她母亲。她也为这事受打击了,你知道。比我受的打击还大,也许。”“好吧,”迪克说,“可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和她谈妥呢?要是她通情达理,明天在银行那儿停一下。”弗利特擦着下巴。“我可不敢担保。梅布尔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非常骄傲。”迪克点了点头。“她有理由这样——女儿要进大学,这一切。我们不愿意有什么挡道的东西,这是在为镇上增光。”“那所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弗利特?”斯图亚特歪着头问。“八月,我认为。”“到那时她就准备妥当了吧?”“你是什么意思?”“唉,”斯图亚特答道,“离八月还有好长时间呢,现在才五月。她可能会改变主意,决定待着不走了。”“我是她父亲。我会为她安排的。”“好吧。”斯图亚特说。“就这么定了?”迪克问。“像我说的,得跟她母亲谈。”“当然。”“她是关键,我太太是关键。”迪克当晚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女人总是关键,上帝祝福她们吧。”米斯纳牧师叹了口气,仿佛又有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上帝的慈爱在这栋房子里,”他说,“每次我来这儿都感受到这一点。每次。”他朝天花板看着,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则委屈地瞪着他。“我们珍惜他的力量,但我们不该忽视他的慈爱。那才是保持我们力量的东西。先生们,兄弟们,让我们来祈祷吧。”他们垂下头,顺从地聆听着米斯纳锦心绣口的词句和看不见身影的妇女们响个不停的脚步声。次日黎明,米斯纳牧师对这一夜睡得这么好都觉得诧异。前一晚和摩根及弗利特伍德两家人的会面使他很不安。在弗利特伍德家的客厅里有一只灰熊——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限制着人们随意行动。楼上,他使妇女们大笑——嘿,反正梅布尔笑了。斯维蒂虽然也笑了,但并不欣赏他的逗乐,眼睛始终不离她的孩子们。向侧面一闪,向前一俯身,吸一口气——她上身探过婴儿床,迅速而熟练地作出调整。但她的表情很温和,仿佛在说:有什么可以让她高兴的,他又为什么要尝试?当他要她和自己一起祈祷时,她默许了。她低下头,闭上眼,但当她面对着他轻声地念诵着“阿门”时,他感到同正在与之讲话的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模糊了或者太生疏了,而她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优越的、长久的、完全隐蔽的。他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相处时运气还不错。她很高兴他来拜访,拖延着他们东拉西扯的谈话。听了在大炉灶那儿发生的事之后,他召集了那些男人,此刻他们都在楼下等候——就像那灰熊一样。米斯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的: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就这样,张罗了短短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包围紫禁城。此时,18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尚在宫中玩乐,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毫无知晓……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一切荣华富贵,顿时都成了镜花水月、过往烟云。鲜为人知的是:在冯玉祥的背后,让溥仪彻底失去“宝座”的幕后“黑手”,原来却另有其人……中国的近代史爱好者,大概都知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从紫禁城里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依据在辛亥革命中所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是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但是,清廷倒台十二年之后,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走了。对于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冲到前台的冯玉祥。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站在冯玉祥后面的更高级拍板人,却是另有其人。首先,让我们回到当时事发的现场,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1924年11月5日的清晨,天蒙蒙亮,鹿钟麟、李石曾等“国民军”将领,奉冯玉祥之命,带着一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拥兵策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紫禁城,要驱赶溥仪出宫。当时,出来接待鹿钟麟、李石曾一行的是清朝的老臣子绍英。绍英从鹿钟麟手中接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一读,就知道来者不善。当时,绍英的心怦怦地跳。糟了,这回皇上要被赶出皇城了。十万火急。但是,绍英毕竟是饱经风霜,他假装镇定自若的样子,彬彬有礼又绵里藏针地质问李石曾:“李将军,您不就是我大清重臣李鸿藻的公子吗?你们李家,深受我大清恩德,今日何以忍心,要如此相逼?”李石曾冷笑着答道:“对,我是李鸿藻的儿子,我从小是吃清朝的饭长大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我早就放炮赶人了,哪里还会对你们这么客客气气地说话?”绍英见李石曾的口气毫不通融,遂快步往回跑向溥仪汇报:“不好啦!鹿钟麟带兵来,要赶万岁爷出宫啦!”溥仪大惊失色。这件事情,也来得太突然了!溥仪一家人,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事到如今,溥仪还是希望能有个商量。于是,他命令绍英继续往返斡旋,幻想能有所转机。绍英频繁出入,汗流浃背地跑了好几趟。宫里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乱成一团,真如世界末日一般。很快,鹿钟麟就失去耐心了,他决定吓唬人。于是,鹿钟麟当着绍英的面故意转了个身,对手下的兵说:“你叫外边,先别开炮,再等二十分钟!”绍英一听这个,面色立即发黑,他立即扭头,往回就跑,火速告诉溥仪:“万岁爷,万岁爷,要开炮啦,要……要……要开炮啦!”溥仪一听大炮都架好了!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立即答应鹿钟麟同意搬走。于是,溥仪一家子的全体人员,用了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大清最后一位皇帝十分狼狈,颜面荡然无存。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有名的“驱赶溥仪出宫事件”。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属。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历史爱好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冯玉祥干的事情。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批判。可是,无论赞扬还是批判,人们似乎都忽略了站在冯玉祥身后的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其实是一股更大的政治势力。那么,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支持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这股政治力量,他们又是谁呢?原来,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拍板批准了驱赶溥仪出宫行动的政治势力,不是别人——正是一群国民党人。对此,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例如,冯玉祥事后,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透露:他是向当时由国民党人士所掌控的“摄政内阁”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并由“摄政内阁”讨论通过后才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势力批准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对于这件事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率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我开始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内,竟然还有一个前清的小朝廷,这真是民国的耻辱,留着这个小皇帝,等于给中外野心家留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把柄,实在不妙。于是,我在征得摄政内阁的同意之后,下令鹿钟麟去执行了把溥仪驱逐出宫的任务。”可见,冯玉祥在原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在派兵驱逐溥仪出宫之前,征得了“摄政内阁”的首肯——是“摄政内阁”批准他驱逐溥仪出宫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说“摄政内阁”是一股“国民党势力”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摄政内阁”的来历了。原来,在此前不久,刚刚打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内战中,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三方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在国民党、奉系等势力的策反之下,突然倒戈,投向“三角同盟”阵营,并直接导致了曹锟、吴佩孚的战败。一不做二不休。冯玉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悍然将自己原本属于直系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即国民党部队的意思。杀入北京之后,冯玉祥立即拥护了一群国民党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称作“摄政内阁”。这就是所谓“摄政内阁”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所谓“摄政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有些什么人: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交通总长:黄郛(国民党的人)内务总长:王永江(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海军总长:杜锡珪(和国民党渊源较深)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农商总长:王迺斌(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教育总长:易培基(和国民党渊源较浅)参谋总长:李烈钧(国民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摄政内阁”里面,十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国民党势力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黄郛就是国民党的人,而黄郛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很明显,所谓“摄政内阁”,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和操控的临时中央政府。如前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自白中,也写得很明白,他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之后,征求了摄政内阁的同意,才派人去执行驱逐。换言之,驱逐溥仪一案真正拍板的决策人,并不是冯玉祥自己,而是站在冯玉祥背后,以黄郛、王正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这一群国民党势力分子。“摄政内阁”作出驱逐溥仪的决策之后,向溥仪签发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签署人,一共有四名: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这四个人,全部是国民党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从冯玉祥的证言来看,还是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历史文件来看,驱逐溥仪的,都是把持了“摄政内阁”的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而冯玉祥,则仅仅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行文至此,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它的全文是什么样的: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兹与前清皇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特公布之此令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落款: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什么叫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所谓《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份由“摄政内阁”单方面强行废除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毁约书”。说到这里,请容我在此给各位作一个梳理和总结,各位看了下面这个梳理和总结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更是一目了然了。1.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属于直系。2.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策反了冯玉祥,冯玉祥于是倒戈,直接导致直系战败。3.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寓意“拥护国民党的军队”,挥师杀入北京将总统曹锟赶下了台。4.接着,冯玉祥拥戴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把持了中央政权。同时,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国事。换言之,冯玉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人了。5.随后,冯玉祥冒出一个想法——驱逐溥仪,但由于他深知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将这个提案,提交给由国民党势力所把持的“摄政内阁”来讨论。6.由国民党势力掌控的“摄政内阁”经过讨论之后,拍板、决策了驱逐溥仪的议案。7.冯玉祥得到“摄政内阁”的批准之后,立即派出鹿钟麟、李石曾带兵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可见,在驱逐溥仪事件的前前后后,冯玉祥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站在他的背后真正拍板、决策的,是垄断了“摄政内阁”的一股国民党势力。可是,当时的废帝溥仪及其幕僚,并不知道此中的内幕,以为驱赶自己出宫的,仅仅是这位“莽夫”冯玉祥的作为。依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的记载,短短两个月之后,这群清廷贵族,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指责冯玉祥践踏《清室优待条件》,并向孙中山诉苦,进而请求孙中山为他们“伸张正义”,不料,孙中山却复函,对这群清廷皇室进行了坚决地拒绝和驳斥。孙中山在当时,是这样驳斥清廷皇室的:“你们清廷皇室,在1917年的时候搞(张勋)复辟,就已经是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在先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指责冯玉祥撕毁《清室优待条件》?”可见,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的这个举动也是大力支持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黄郛、王正廷、张耀曾、李烈钧这一群国民党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做出了“驱赶溥仪出宫”这个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决定。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们似乎都知道,孙中山大公无私,不准其哥哥孙眉从政。可是,孙中山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从政?是只有大公无私这个原因吗?还是除此之外,同时也有别的隐情?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人世间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探讨历史,尤其需要认真。解读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而更应该探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似乎都知道,1912年,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热潮中,孙眉从广州北上南京,找到自己的弟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弟弟索要官职。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对自己亲哥哥的这个要求,坚决予以了拒绝。历史爱好者读到这一层,显然可以得出孙中山“大公无私”的结论。应该讲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毕竟,孙中山是拒绝了其兄长的非分之请。要知道,孙眉对孙中山,不但有着兄弟之情,而且还有着养育之恩。这个事情,如果换了你、我来做,还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孙眉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平生经营生意,对政治一无所知,所以,孙中山不给孙眉封官,显然是正确的,只是,这件事除了“大公无私”这个因素以外,恐怕同时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情。那么,孙中山到底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担任政治职位呢?当年的同盟会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以及革命同志冯自由,对于此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深一层的隐情。原来,在辛亥革命当中,由于清帝宣告退位了,南北达成了和平,那么,顺理成章,革命军就必然要裁军、解散。毋庸讳言,裁军往往意味着断饷,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裁军了,就有许多革命军人失业。当时身为革命军一分子的某些广东民军,为了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他们利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孙眉,要求孙眉担任广东都督,并借以照顾广东民军,而使广东民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借机发展壮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伙人。他们坐在地上,紧紧挤在一起,三个女人和小男孩在中间,三个男人在她们周围,要是此时有人看见他们会说,这几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确实,他们好像成了一个躯体,共同呼吸,共同挨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睡得很轻,并且醒了几次,因为有的盲人从麻木中醒来,站起身,迷迷糊糊地绊在别人身上,不过其中一个一直没动,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呼呼大睡。天亮了,废墟上只有几个淡淡的烟柱,但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很快开始下雨了,那种蒙蒙细雨,像空中的微尘,只是这一回下个不停,开始的时候落不到被烤热的地上便化成了蒸汽,但一直不停地下,如果借用水滴石穿这句话,眼前的场景就是水滴火灭。这些盲人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理解力也丧失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奇特的思维,他们认为渴望的食物迟迟不来是因为正在下雨。无法让他们相信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告诉他们现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无济于事。他们绝望了,扑到地上哭起来,不会来了,天在下雨,不会来了,他们不停地唠叨着。要是这一片狼藉的瓦砾还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那就还会成为原来的精神病院。即便被踩踏也整夜没有动的那个盲人站不起来了,蜷缩成一团,仿佛想保住腹部的最后一点热气。雨开始下大了,他仍然一动不动。他死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最好趁着还有点力气的时候离开这里。他们艰难地站起身,头昏脑涨,东倒西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后来排成一队,前面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接着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们,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丈夫,医生在队伍最后。他们沿着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往前走,但医生的妻子另有想法,她想尽快为跟在她身后的人找个避雨的地方,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去寻找食物。街上空无一人,也许因为天还早,也许因为下雨,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到处都是垃圾,有几家商店门开着,但大部分关着门,看样子里边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医生的妻子想,把伙伴们留在一个商店里,这是个好主意,她记清这条街的名字和门牌号,免得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停下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们在这里等着,不要动,说完走到一家药店,从玻璃门往里看一看,好像里边有些人躺着,她敲敲玻璃,一个人影动了动,她又敲了一下,另一些人影也慢慢动了动,其中一个站起来,把脸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想,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也许是药店老板一家人,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总比睡在硬邦邦的地上舒服得多,除非是为了保护药店,防备谁呢,药店里都是药,既能救人也能致人死命。她离开药店往前走了几步,朝另一家商店里边望望,看见里边躺着的人更多,女人,男人,孩子,其中有几个似乎正准备出来,一个人走到门口,把胳膊伸出来说,正下雨呢;下得很大吗,里边有人问道;很大,我们得等雨小了再走;这是个男人,他离医生的妻子只有两步远,但没有发现她在眼前,所以听到有人说早安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已经失去了说你好的习惯,这不仅因为,准确地说,盲人的日子永远不会好,也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完全有把握应当说早安午安还是晚安。现在,与刚才解释的相反,这些人差不多同时在早晨醒来,那是因为有几个人几天前刚刚失明,还没有完全丧失日夜轮转醒睡交替的概念。那男人说,正下雨呢,接着又说,您是谁;我不是这里的人;在找吃的吗;对,我们四天没有吃东西了;您怎么知道是四天呢;估计出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吗;我和丈夫还有一些伙伴在一起;你们有多少人;一共七个;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您就死了心吧,我们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你们从哪里来的;从失明症开始我们就被关起来了;啊,对,检疫隔离,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放你们出来了吗;发生了火灾,这时我们发现看守我们的士兵不见了;你们就出来了;对;你们那里的士兵大概是最后一批失明的,所有人都失明了;所有人,整座城市,全国都失明了吗;要是还有谁看得见,那就是他不肯说,保持沉默;您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因为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不知道家在哪里;就说您吧,您知道您的家在哪里吗;我,医生的妻子刚要说她正准备和丈夫以及伙伴们回家,现在只想吃点东西恢复体力,但与此同时清楚地看到了现在的状况,只有出现奇迹,一个走出家门的失明者才能再回到家里,和以前不同,那时候盲人们总能得到行人的帮助,比如横穿马路时,比如不小心离开了熟悉的道路时。我只知道离这里很远,医生的妻子说;但您回不了家;回不去;这就对了,和我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回不了家,你们在隔离检疫区待过的人有许多东西要学呢,不知道无家可归是多么司空见惯;我不明白;成群结伙,像我们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寻找食物,必须在一起,这是我们不走失的唯一办法,由于我们在一起,由于谁也不能留下来管家,毫无疑问,假如找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家也已经被别的找不到家的人占了,于是我们成了转来转去的水车,开始的时候还发生打斗,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这些瞎子,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身上的东西例外;那么,解决办法应当是住在一家食品店,至少在还有食品的时候就不必出去;这样做的人至少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一分钟也不得安宁,我说至少,是因为听别人说起过一件事,一些人想这样干,关上门,上了门闩,但他们不能让食品的气味消失,于是那些想吃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由于里边的人不肯开门,他们就放火烧食品店,这一招真灵,我没有看见,别人告诉我说这一招确实灵,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干了;这么说,人们不住在家里,不住在楼上;也住在家里,住在哪里都行,我家里大概已经住过许多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能找到我的家,另外,这种情况下睡在一楼的商店和仓库里要方便得多,这样我们就不必上下楼梯了;已经不下雨了,医生的妻子说;已经不下雨了,那男人朝里面重复了一遍。听到这几个字,还躺着的人们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书包,小手提箱,布袋和塑料袋,好像要出门远征,确实,他们要去猎取食物,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商店。医生的妻子注意到他们穿得不错,当然,衣服的颜色不搭,有些人裤子太短,露出了脚踝,或者又太长,不得不把裤脚卷起来,但寒冷不会侵犯这些人,几个男人穿着风雨衣或者大衣,两个女人穿着皮大衣,但没有人拿雨伞,大概因为带着不方便,伞骨总是对眼睛构成威胁。这伙人大概有十五个,他们走了。其他人一伙一伙的在街上出现了,也有单独行动的,有的男人靠在墙边解决膀胱在早晨的紧急需要,女人们则愿意躲到被丢弃的轿车后面。粪便被雨水泡软了,这里一摊,那里一摊,散布在人行道上。医生的妻子回到她那一伙人中间,他们已经下意识地躲到一家糕点房的遮阳棚下面,糕点房里散发出酸了的乳脂味和其他腐烂的气味。我们走吧,她说,我找到了一个住处,接着把他们领到商店,原来的那些人已经走光了。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既不是吃的也不是穿的,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煤气灶,微波炉,打蛋器,榨汁机,吸尘器,粉碎器,以及其他各种方便人们生活的家用电器。空气沉重污浊,所有物品无一例外的白色外表,显得荒唐怪诞。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医生的妻子说,我去找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近处还是远处,我不知道,你们要耐心等待,要是有人想进来,你们就说这里有人了,只要听到这句话他们就会离开,这是习惯;我和你一起去,丈夫说;不用,最好我独自去,我们必须知道现在人们怎样生活,据说可能所有人都已经失明了;如果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就和住在精神病院一模一样了;无法相比,我们可以随意走动,食物一定能解决,我们不会饿死,我也一定要找些衣服来,我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其实,这些人当中她最需要衣服,从腰部以上她几乎一丝不挂。她吻吻丈夫,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无论出了什么事,即使有人要进来,请你们也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们被赶出去,我相信不会出这种事,只不过为了防备各种可能,你们就留在这扇门附近,待在一起,等我回来。她眼泪汪汪地看了看众人,他们站在那里,全都依赖她了,像一群年幼的孩子依赖母亲一样。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呀,她想,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所有人都失明了却仍然活着,只有她本人也失明才能明白,人能习惯一切,尤其是到了已经不再是人的时候,即使不到那般地步也一样,斜眼小男孩就是个例证,他已经不再打听母亲了。她走出商店,来到街上,看了看门牌号,牢牢记在心里,还有商店的名字,现在要看看拐角处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找食物,能找到什么,可能走过三个门就找到了,也可能是三百个,不能迷路,找不到任何人问路,原来能看见的人现在都失明了,她看得见,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太阳破云而出,照得垃圾中间的一个个水洼闪闪发光,现在,人行道石板缝里长出的青草历历在目。外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如何辨别方向呢,医生的妻子非常纳闷。他们并不辨别方向,而是紧紧贴着大楼行走,把胳膊伸向前方,相互间不断碰撞,像走在窄窄的小路上的蚂蚁,但出现碰撞时听不到抗议声,也用不着说话,其中一家人离开了墙,就沿原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再次碰到原来那堵墙。他们偶尔停下来,在商店门口闻一闻,感觉一下里面有没有食品的气味,不论什么食品都行,接着又往前走,转过十字路口消失了,不久那里又出现一伙人,看样子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得比他们快,无须浪费时间走进商店就知道是不是食品店,但她很快就明白,找到大量食物不容易,她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食品店似乎早被人掏空,成了空壳。她穿过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广场,距丢下丈夫和伙伴们的地方已经很远,来到一座超市前面。里边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空空的货架,倒在地上的玻璃柜,盲人们在中间游荡,大部分人趴在地上,用手在肮脏的地板上扫来扫去,希望找到一点点可果腹的东西,一个经受住别人敲砸而没有被打开的罐头,一包随便什么食物,一个土豆,即便是被踩过的也好,或者一片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医生的妻子想,尽管如此,总会还有点东西,这超市太大了。一个盲人从地上站起来,叫嚷着说玻璃碎片扎进他的膝盖里去了。血顺着腿往下流。同伙的盲人们围住他,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他说,玻璃扎进膝盖里了;哪个膝盖;左边;一个女人蹲下去,小心,说不定这里还有玻璃呢,她摸索着找到那条腿,又摸了摸,在这里,她说,还扎在里面;一个男人笑起来,既然扎进去了,就好好利用利用吧,别的盲人,不论男女,全都笑了。那个女人用大拇指和食指当镊子,把玻璃拔了出来,这是个无师自通的做法,之后从肩上背的包里找出一块破布,把那个男人的膝盖包扎好,这时轮到她说句笑话让大家乐一乐了,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很快就把扎进去的那玩意儿还给他了;受伤的男人反击说,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再扎什么进去;可以肯定,这伙人当中没有一对夫妇,因为看样子谁也没有恼怒,大概已习惯开放的言行与自由的结合,除非他们两人正好是夫妻,才这样随便地玩笑,但实际上又不像夫妻,夫妻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种话来。医生的妻子环顾一下四周,人们正在争夺仅有的一些可吃的东西,有的挥拳头,有的推搡,拳头几乎总是打空,推搡又往往不择敌友,争夺的东西从手中掉下去,落到地上,等待着绊倒什么人;这回我不会从这儿滚开的,她用了一个通常不会用的词语,这再次表明,环境的力量和性质对词汇有着巨大影响,想想看,某个军人在被逼投降时曾说出狗屎二字,因此,即便今后在不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说出同样泄愤的话,人们也该宽恕他的缺乏教养。这回我溜不掉了,她又想,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另一个想法天启般地出现在脑际,这么大的商场应当有仓库,不是那种大仓库,大仓库在别的地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而是存放某些购买量较大的商品的小仓库。想到这里她立刻兴奋起来,开始寻找通往藏宝洞的紧闭的大门,但所有的门都开着,里面同样一片狼藉,同样有许多盲人在同样的垃圾堆里刨来刨去。最后,她来到一个阴暗的走廊,阳光几乎照不进来,她看到一个像运货铲车似的东西。金属门关着,旁边另有一扇门,很光滑,像能在铁轨上滑动的样子,这是地下室,她想,盲人们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道路堵死了,大概会以为是电梯,但谁也不曾想到,正常的设计是一旁还有一个楼梯,以备停电的时候使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她推开推拉门,几乎同时产生了两个强烈的印象,第一是要去地下室必须走又深又黑的楼梯,接着就是里边的气味清楚地表明那里的东西是食物,即使是装在我们所说的密封容器里也能闻得出来,饥饿会使嗅觉变得极为灵敏,像狗一样能穿过重重障碍。她赶紧回去从垃圾堆里拣塑料袋,必须用它们来运送食物,同时她又问自己,没有光亮,我怎能知道应当带走哪些东西呢,她耸耸肩膀,这担心太愚蠢了,但现在她又产生了怀疑,考虑到目前身体虚弱的状况,我能不能有力气背着一个个装得满满的口袋原路返回呢,此刻,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她害怕回不到丈夫等着她的那个地方,她知道街道的名称,这个她没有忘记,但一路上拐了那么多弯,惊慌之中她几乎思维混乱了,过了一会儿,仿佛停滞的大脑终于又开始转动,她慢慢觉得自己好像俯在一张本市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最近的路线,好像有两双眼睛,一双看着她自己和地图,另一双看着地图和道路。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好运气,由于发现了楼梯而过于紧张,她忘记了关门。现在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整个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她像外边的盲人一样瞎了,区别仅在于颜色,确实,仅仅在于白色和黑色的不同。她紧紧贴着墙壁开始沿楼梯往下走,如果这地方已经不是秘密,有人同时从底下往上走,他们就必须像她在街上看到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离开安全的依靠,贴着另外一个人模糊的身影往前,也许会荒唐地害怕墙壁已不在那一边。我要疯了,她想,并且有根有据,沿着一个阴森可怖的洞穴往下走,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光亮的希望,走到哪里去呢,这些地下仓库一般都不太深,第一个梯段,现在我明白成为盲人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个梯段,我要喊叫了,我要喊叫了,第三个梯段,黑暗像浓浓的糊状物贴在她的脸上,两只眼睛变成了沥青球。我前面有什么呢,马上又产生的一个想法更加让她胆战心惊,以后我怎样再找到这个楼梯呢,突然间身体失去平衡,她赶紧蹲下,免得失去依靠倒下去,她几乎神志不清了,喃喃地说,这里干净,她指的是地面,她觉得神奇,干净的地面。现在她渐渐清醒过来,感到胃部隐隐作痛,胃痛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刻仿佛她身上再没有任何活的器官了,它们依然在,但不想发出任何信号,只有心脏不同,心脏像一面巨大的鼓咚咚作响,一直在黑暗中盲目地工作,从所有黑暗中的第一个,形成它的子宫开始,到最后一个黑暗,它将在这个黑暗里栖止。她手中还拿着塑料袋,没有扔下,现在只须安安静静地把它们装满,仓库不是幽灵和恶龙出没之地,这里只有黑暗,而黑暗既不咬人也不伤害人,至于楼梯,我一定能找到,用不着在这个大坑里转上一圈就能找到。她下定决心,要站起来,但想到她像其他盲人一样瞎,最好和他们一样爬着走,直到在前边找到什么,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了一半,忽地看到杨葛根手中拿着一张印着照片的纸。那是我的照片,而那张纸应该就是传达各处的通缉告示。村中逗留期间,我并没有继续延用林岳给我定制的伪装,对这些淳朴的村民更是不作设防,过于专注养尸茔地和血鬾事件,却忽略了自己还是被通缉的在逃疑犯。……“热水烧好咧,洗下早点歇着。”姚建国拎来一篮子东西,“这些奏带着路上吃,都是土产,么啥好地。”“姚大哥,你别太客气了……”对着这个老实憨厚的陕西汉子,我变得不知如何应对,言语间也迟钝了起来。“饿读书不多,不懂啥大道理,但饿能看明白,啥是好人啥是坏人。”姚建国咧嘴笑道,“啥也别多说咧,快歇着吧,一早要赶路咧。”……“大,这些人奏是通缉犯?咋姨大还放了他们咧?”门外的姚远山悄声问道。“嘘!”姚建国狠狠瞪了儿子一眼,轻轻带上门,拽着姚远山的胳膊连拖带拉地来到了前屋。“哎~~大,你这到底啥意思么。”姚远山被父亲捏得胳膊生痛。“你知道人家犯地啥事儿?你知道窝叫冤枉?啥事儿给你说咧你也不懂!”姚建国唬着脸训斥道,“莫忘了,咱地命是谁救地,做人奏是要分得清好坏,么忘了别人的恩!”“贼七好坏,饿看奏是胡球整地,不奏是问两句嘛。”姚远山不满地嘀咕道。“滚你妈蛋起,人家救了饿们一村人地命,你奏让警察把人家抓近七?”姚建国抬手就是一个耳刮子,“瓜娃心肝奏让狗叼起咧?!看饿不打死你个瓜松!”“贼,又打饿,奏是问两句么……贼……”姚远山连蹦带跳地逃了开去。姚建国看着逃远了的儿子,无奈地摇摇头,抬眼看着天上的月色,口中低低叹了一声。……“老凡,你看着小潇没?”林岳鬼头鬼脑地在屋里张望着。“啊?没看见,不是和晖儿在一起吗?”我收拾着背包,头也不回地说道。“不对啊,嫂子去前屋问桂芬嫂借针线去了。”林岳不折不挠地继续道,“她们那屋没动静,不像有人的样子。”“靠,你小子还真过敏?!”我笑骂道,伸手指着趴在一边打呼的狴犴,“大猫还在边上,你要真不放心就自己去看看好了。”“这……合适吗?”林岳突然扭捏道。“合适,合适,关心一下嘛,绝对合适。”我忍着笑道,“快去快回,别让我独守空房就是。”“切~~”林岳对我翻个白眼,硬着头皮冲对门屋子走去。没多久,林岳挠着脑袋再次回到屋内,一脸纳闷:“小潇不在,这丫头能去哪儿呢?”地上的狴犴忽地翻身站了起来,两只眼睛瞪的溜圆,双耳转动几下,冲我们低低地叫了一声,身子一弓,蹿出门去。“糟了!小潇一准有事!”林岳嗷地一声,跟着跑了出去。……村外山道上,S正在月光下寻找着什么。“粗心,真粗心!”S敲着自己的脑袋自语道,“连自己的手链丢了都不知道。”S寻找的手链是她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也是她最喜欢的饰品,为此还特意找人打了一块银制小挂牌,刻上了自己的简称“S”。银色的月光洒满了山道,甚至不用打开手电便可看清地面上最细小的石子,但即便如此,要想在这么大范围找到一条小小的手链,却也是个大海捞针的活计。“应该是掉在这里的啊。”S焦急道,那晚她和晖儿正是在这里大灭活尸的,手链或许是那时被她挥落了。“扑嗵……扑嗵……”一阵清晰的心跳声在四周响起,那声响飘忽不定,完全分辨不出传来的方向。“血鬾?!”S浑身一颤,“不是都死光了吗?!”一双血红的眼睛自树丛中亮起,距离S不到三米的距离,正死死地瞪着她。这个景象立刻毁灭了S心中仅存的那一丝侥幸,但僵硬的双脚却不知该作出如何的反应。“呼”,伴随着一道残影,血鬾飞扑而出,S甚至可以看清它面部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条即将吸食她鲜血的肉管长舌。一个闪着红光的物件射出,“吱”,空中的血鬾发出一声惨叫,身子陡然一震,直直摔在了S面前,继而迅速翻起,恶狠狠地窥视着周围。在它的左眼上,插着一支纸烟,深入眼窝的架势更像是一支锐利的飞镖。“王亦凡算漏了一只血鬾,差点要了你的命。”一个人影笑盈盈地出现在S的身边,“孙烈在村里找了个向导,所以他们应该有十六人。”“韩笑?!”S瞪大了眼睛,条件反射似地左右看了看道,“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我可是专门来救你的。”这个“救星”正是韩笑,他笑嘻嘻地从兜里拿出一条手链,“杀了这只血鬾,顺便把这串手链物归原主。”“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S眼睛一亮,一时掩不住地欣喜道,“怎么会在……”话音未落,韩笑右手一翻,四支纸烟夹在了手中,数点红光闪过,血鬾再次翻倒在了一边,原来这只贪婪的家伙趁机喘息后便想偷袭S。“好心没好报哦~~”韩笑调皮地笑着,左手一扬,手链在空中划出一道晶亮的轨迹,稳稳地落入了S的手掌。“退后!”韩笑声音一沉,手中闪出一个怪色火球。S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还未站稳,只见韩笑双掌交错一拍,血鬾的全身顿时爆出一蓬火焰,怪色火光一闪而过,那家伙顷刻化作了一片灰烬。“任务完成。”韩笑扶了扶警帽,冲S笑道,“下次就未必那么幸运了,你自己保重。”说罢,他的身影奇异地抖动了起来,鬼魅般地悄然没入土中。“小潇~~”林岳的叫声远远传来,一阵山风拂过,地上的灰烬随风飘向山林。S并没有回应,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晶莹的手链在月光的照耀下跳动起灿烂的光芒……十四、神机惨灭“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起要云……”他提到的正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的一段评述,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为千古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资料和文化遗产,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奇门遁甲大家。诸葛亮深谙奇门之道,由此衍生发明了古代机械运输工具“木牛流马”,战术连发武器“诸葛连弩”,夜间高空信号用具“孔明灯”,而他主持改制的八阵图至今仍为人们称奇不已。“唔,好吃……”吟颂声嘎然而止,这小子竟馋相毕露地吃起水果来,肥美的果肉中不断溢出果汁,饶是他张大了嘴巴也接纳不暇,不住地滴在了身上。“哎,哎,你吃管吃,别弄那么恶心行不行?”S皱眉道,“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唔……怎么着……吃东西还要摆什么架势不成?”林岳翻着白眼道,“咱学不来那种大尾巴狼,谁爱学谁学去~~”S脸上一阵发白,恨恨地瞪了林岳一眼,索性靠在座椅上闭目不语起来。“臭小子,就你小心眼!”我一边开车一边低声恨道,“就算韩笑救她也是韩笑自愿的,你吃什么醋?!”“靠,吃醋,我还吃酱油呢。”林岳一脸不乐意道,“那笑面虎那会正好落单,只要拖住他……”“你还是吃你的猕猴桃吧,自己好好想想错在哪儿。”我打断了他的牢骚,“男人若是失去了胸怀,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魅力,就这你还追女孩子?”不管韩笑的行为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S可以在血鬾爪下逃过一劫,这已是足够了,至于之后的事情,我们总是会面对的。林岳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恋爱中的男女似乎都有些不可理喻。“专心开车吧,爱情专家先生。”晖儿靠近椅背笑道,“时间不早了,别让耿婆等急了。”之前的路上,耿婆已来过电话,通知我们在定军山附近会合,看来她已找到了要找的人。马达一阵轰响,车速加快了起来,路虎越野车像匹黑色的野马扬尘飞驰在山道上。隐约间,远处浮现出一片连绵蜿蜒的山脉。……陕西省勉县,定军山。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生前辅佐汉室宗亲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官拜丞相、武乡侯,死后谥“忠武侯”,因此也被后人尊称为“诸葛武侯”。诸葛亮的葬地武侯墓位于勉县城南五公里的定军山下,周围环抱着由青沟、罔子沟、井沟、斩地沟、田家沟、牛角沟、瓦洞沟、龙嘴沟八条小溪分割成的九条小山岗。自定军山上俯瞰武侯墓,只见九条山岗犹如翻滚的巨龙,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墓地,拱卫者翠柏苍松之中的武侯息眠之所,故有“九龙捧圣”之称。墓前上岗三层,自定军山向西叠浪而来,约三里许至此成眠弓形,古称“三台书案”。从少祖山下六岗向东势若游龙,倏起忽落五六里,至墓后形成新月者半里许,传为墓之正脉。新月之下,眠弓之内,豁然开张平地三百余亩,左右前后九支环抱,又如佛手,其天造地设实为人工所不能者。近墓四山,名曰“前书案梁、后笔峰山,左土地岭、右武山岗”,将武侯墓紧密围护。四山翠柏苍松攒蔚川阜,一派遮天蔽日的架势,如果不明就里地闯入,只怕很难得见武侯墓。转过书案梁,前面豁然开朗,别有一番风光,盆地当中,武侯墓高冢巍然,古建筑成群,修竹异木,花香鸟语,一条小溪从墓前蜿蜒而过,更是为墓区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武侯墓千年来从没被盗掘。有人将原因归咎为二:一、世人仰慕武侯,不愿扰其安息;二,武侯一生清廉,临终时后主刘蝉上书中说,只有薄田数亩,以养家中老小。清廉的武侯实在没有什么厚葬品值得一盗。不过,其中的原因只怕并不如人们传说的那么美妙,诸葛武侯兵法精绝,通晓天机,历代以来都会有野心勃勃之人窥觑其兵书宝典,但都也知道他精于奇门机关之术,曹操、司马懿两代枭雄尚且惧之如虎狼,更何况后世那些匪类宵小之徒。也有民间野史称诸葛武侯有七十二座假墓,这些假墓里不仅埋藏着兵书,甚至还有木牛流马的模型。此外,诸葛武侯真正的安息之地在史书上也记载不一,有据可考的一种说法叫“两墓八祠”。两墓即,陕西勉县定军山武侯墓,四川成都武侯墓。八祠即,湖北襄樊古隆中武侯祠、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四川成都武侯祠、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云南保山武侯祠、甘肃礼县祁山堡武侯祠、陕西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和勉县武侯祠。因诸葛亮生前曾有遗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葬汉中定军山下,以励后人,不忘北伐。”此外,《三国志》也述:“亮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因此陕西勉县的武侯墓是目前史学界承认的诸葛亮真墓的地方。莫曹、陈子浩以及他们背后的神秘势力所窥觑的究竟是什么?……绕过墓园管理处,一座不起眼的小屋隐在众多参天古树间,屋前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和耿婆坐在那里饮茶闲聊。见我们走来,耿婆笑着起身招手,老人则进屋拿出四个小竹凳放在了树下。“村里的事办得还算不错。”耿婆听完我们的简要介绍后点头笑道,“来,我给你们引见一下,这位是姜老。”姜老看来十分的矍铄,年龄似乎比耿婆要大些,眉目间透着慈祥,当下众人一阵寒暄,彼此倒茶聊了起来。据耿婆的介绍,姜老是武侯墓园的老管理员,极为精通机关术,对于古代机关和阵法了如指掌,譬如我们饮茶所用的茶壶便是姜老的杰作,只要握住壶把时,改变手指的位置便可从壶中倒出四种不同的茶水,其原理是来自于古代饮酒作假的“转心壶”。“呵呵,雕虫小技,不入法眼。”姜老爽朗地笑着,继续为我们斟茶。“姜老,请恕我冒昧。”听了耿婆的介绍,我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您老祖上可是武侯手下的大将?”姜老端着茶壶的手不禁一抖,一些茶水洒落在了杯外,他低叹一声放下茶壶,手指轻轻地弹动着尚余半盏茶水的杯子,口中低声吟唱了起来:“姜家庄(哩嘛)灯笼哟,靠南山(哩嘛)灯笼哟,南山(嘛)背后有个水盆盆哟,南山顶上灯笼红。姜家庄(哩嘛)灯笼哟,靠南山(哩嘛)灯笼哟,一棵(嘛)松柏一盏灯哟,靴子坪的灯火万年红(魂),万年红(魂)。”充满西北风味的歌谣哀婉动听,如泣如诉,在姜老充满沧桑的声音诠释下,似乎正在呼唤一个远在他乡的英魂回归故里。这首歌谣正是甘肃有名的姜家庄《招魂曲》。当年诸葛武侯手下的大将姜维,为了完成蜀国复兴的心愿,明降司马懿,暗反魏军营,可惜棋差一着,以至功败垂成,被残忍地分尸曝于野外,家乡人便在其祭日,高照明灯,悲唱此歌招魂。“悲先人,歌古谣,人老了总是容易悲伤,让各位见笑了。”姜老平复了一下心情道,“姜维的确是我的先祖,祖辈以来未能完成诸葛武侯遗志,便隐居在此守墓谢罪。”“喝茶,喝茶,咱不谈古人的事情。”林岳打着哈哈道,“好山好水有好茶,聊聊现在该干嘛。”经过一番详谈,我们才知道,姜老祖辈在定军山武侯墓守墓,一则是为了守护武侯英灵,二则也是与武侯后人相邻而居,彼此照应。事实上,诸葛武侯的嫡传后人也隐居在武侯墓附近,隐居避世。耿婆从地图行进路线上得知定军山被划为目标时,便想到了姜老和武侯后人,陈子浩等人所图的很可能不是千年未遭盗掘的武侯古墓,而是诸葛武侯的后人。诸葛武侯是位绝世奇才,他从奇门遁甲中悟出了道理,结合前人的经验,创出了独具一格的机关术、阵法和推算法。他将其中的机关术、阵法秘密传授给了姜维,唯独留下一门推算法由其后人继承。这门推算法便是在后世民间广为流传的“诸葛神算”,也叫“诸葛灵签”。求卜时只凭问卜者说出的文字或数字便可得出卦语诗句,而这些玄妙深奥的词句却恰好能正中问卜者的痒处,因此便被认作是预测未来的灵验之术。一些江湖术士更是乐得照本宣科,凭着一本卦语诗句索引到处招摇撞骗,装神弄鬼不亦乐乎。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照姜老所说的,“诸葛神算”是根据奇门遁甲所创出的一种推算法,它的原理来自于奇门八卦的卦象演变规律,诸葛武侯通过整理,将人们的性格、心理、行为、后果与文字、数字、卦象相结合,撰写出一套对应的卦语。神算的卦语来源于卦,人们在写字报数的时候不自觉的透露了心中的信息,便把卦脱口而出,于是上卦,下卦和动爻就出来了,每组文字或数字自然就有了对应卦语,便得出了结论。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推算法,用以推算掌握事态的发展和可能的结果,这也正是诸葛武侯料事如神背后真正的秘密。民间所流传的“诸葛神算”则是某代不肖子孙偷偷转卖出去的,但却只有卦语索引而已,真正的精要口诀并没有泄漏。失去了口诀的引导,那本所谓的神算也只能是似是而非罢了。“那些人应该就是冲着这个口诀来的。”姜老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勉县城西,一家书店前。古色古香的装潢配合着现代建筑的风格十分别致,迎面而向,隐隐能够感受到一股浓重的书卷气息。整间书店分上下两层,置前后堂间,所陈书目颇为繁多,古今中外各色书籍巧妙地分门别类,由此可以看出书店主人的用心细致。只不过,这一切都只是透过书店那明亮的窗户所看到的,两扇店门牢牢紧闭,店内不见一个人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林岳摇头晃脑地吟起诗来,“梦觉书屋?这店主该不是知道我们要来,特意睡觉去了吧?”“切,人家可是诸葛亮的嫡系子孙,你祖上又不是刘备。”S不冷不热地说道,“三顾茅庐的典故也用不到你身上。”林岳被抢白得一阵语塞,摇头不已,两人当下冷战了起来。“有点不对劲。”书屋中那阴晦低沉的气息让我有些不安,“可能里面出事了!”书店的周围栽种着不少树木,茂盛的树冠在风中不住摇曳着,但若仔细看去,便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树枝都微微向着屋子相反的方向歪去,那情形就像是在竭力逃避什么似的。风水堪舆学说对阳宅格局曾有如是说法:“树向则吉,背则凶。”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是这屋子本身包含着什么隐患,那就是屋内发生了什么凶险的事情,所以才使得这些对自然变化敏感的植物极力逃避。“前天我来过,并没有什么异常……”姜老闻言脸色一变,带着我们向书店后面走去。书店背后是一个院落,大门也紧闭着,S怀中的狴犴发出一声低低的叫声,纵身一跃蹿上了院墙,向里

                      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关键词 >> 黑人女人 精AA片一级

                      评论(32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