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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黄频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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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黄频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日本黄频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甚至连动作都未曾改变,只是那些劈下的树枝却已折断,散落在地上。“呀?这帮东西不是僵尸吗?”林岳纳闷道,手下不停,一脚跺在了地上。一片葛藤缠绕而上,自怪人的脚下盘行起来,不一会便将七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林岳一咧嘴,刚想说些什么,却听得那灰衣汉子大喝一声,七个怪人身形陡然拔起,四肢猛挣,噼啪数下断裂的葛藤四处飞去。怪人身后,灰衣汉子手舞足蹈地在那里不住舞动着,举手抬足间韵律十足,而他每个动作后那些怪人便有了相应的反应,难道说这些怪人是被他操控着的?狴犴在S怀里翻了个身,懒懒地抬了下眼皮,极为不满地看了看发出喧闹声的人们,猫脸舒服地埋进了她的臂弯,不一会便打起了呼噜。看来S要指望狴犴出马是不太可能了,这只小东西似乎完全不关心眼前的战局,反而有些厌烦正在进行的打斗。“这家伙是人形师?”S惊问了一句,右手自腰带上取下尺弩,打开机簧保险,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怪人。“你是日本漫画中毒太深了吧?”林岳撇了撇嘴,双手垫掌,俯身在地面上敲击了数下,“就算真是玩木偶的那也叫方相师。”“管他什么师呢~~”S单手举起尺弩刚要发作,地上突然钻出一排矮小的植物来。那些植物在我们身周长成了一圈,很快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只是那些花朵的样子有些奇特,十字形的花瓣几乎拉成了平面,尖锐硬直的边缘像是四把锋利的尖刀。“啊嚏~~”林岳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无数十字花猛地暴射开去,“笃笃……”飞旋着的花朵像十字镖似的钉满了那些怪人的全身。“切,还说我亲日中毒呢。”S反唇相讥道,“你这花不也是仿照了日本忍者的十字镖吗?”“呀?这帮子僵尸是木头疙瘩不成?”林岳烦躁道,“靠,少胡扯了,日本鬼子是仿照十字飞花造的忍者镖。”“哈哈,还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兜底是一伙嫩仔。”灰衣汉子狂笑起来,双手猛一舞动,“你爷老子让你们长下眼,么子叫国术精萃!”啪啪几声脆响,七个怪人的身上落下一些竹制的节扣来,僵直木纳的动作瞬时变得灵巧无比,也正是这个动作变化间,怪人头上的斗笠纷纷震飞,现出一张张狰狞可怖的面容。……“言家兄弟的造诣参差不齐,也只有言三和言五还算得上高手。”陈子浩毕恭毕敬地站在茶桌旁轻声道,“如果招呼这些跑龙套的去办事,恐怕会坏了大局啊。”莫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手下不停地炮制着香茶,斟了一杯稳稳地敬给对座的高大男子。“言家兄弟算跑龙套的话,三爷您就只能装些酒水饭食了。”高大男子悠然地嗅了嗅手中的茶。“呃,风爷说笑了……”陈子浩的眼睛不住瞟向莫曹,脸上却满是诚惶诚恐的表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爷也许是劳于大局,没有注意到细节罢了。”莫曹对高大男子恭敬道,“风爷,不如让三爷前往湘西督战,一则自己人办事放心,二则也给三爷一个表率的机会。”“对,对,小莫说的正是属下所想。”陈子浩不住点头道,“属下请命,前往湘西督战。”“督战?三爷,莫曹是敬你年事已高,才有督战之说。”高大男子放下手中茶杯叹道,“您老就不必对号入座了,今晚启程,给言家兄弟做下参谋,配合行事吧。”一旁的金毛猴子正端着莫曹递来的一杯香茶,听到这话不由咧嘴,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三下两下蹿上陈子浩的肩膀,滚热的茶水全部倾倒在了他的头顶,烫得陈子浩一阵哆嗦。“佛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对三爷我不敢如此苛责要求,只希望这一盏清茶能让您头脑清醒。”高大男子缓缓道。金毛猴子闻言不住点头,竟兴奋地爬上了陈子浩的头顶,唧喳着在他那日渐稀疏的脑袋上蹦跳起来,脸上竟似人一般地露出得意的笑容来。陈子浩点头称是,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下,如果这时能从下方看去,便能查觉,他的眼中隐隐闪动着无比怨毒的目光。……斗笠下竟是七张一模一样的铁青面孔,干瘪死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长长的獠牙横伸出嘴唇,白多黑少的眼珠透出凶恶的目光。原本贴在额头的朱砂黄符纸早已不知去向,口角张合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不管是谁,初一见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惊吓,这些怪人根本就是传说中湘西赶尸匠手下的僵尸造型,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四肢僵硬,除去了那些竹制的节扣后,动作已和人类一样敏捷灵活。灰衣汉子双手猛张,腾身向后一跃,落地间脚下稳稳地踏动着规则的步伐,石板路的泥缝间露出了几个不浅的脚印,他的脚步规律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七具僵尸陡然腾起,身形斜仰,两只手爪交叠着抱在胸前,双脚直直蹬向圈内众人。“蓬蓬……”连响,悄然冒出的七个金属圆盾挡住了僵尸的进攻,在圆盾外掀的力道下,七具僵尸借力倒翻了出去。灰衣汉子眉毛一挑,双手在胸前错动数下,空中倒翻而出的僵尸猛地折转身形,交叠的双爪平伸过顶,像端着两把五股尖叉般直射圆盾。噗地一下,僵尸那寸许长的黑色指甲竟穿透了坚固的圆盾,盾牌上顿时出现了十个凹洞。僵尸借力扣住,双臂一较劲,呛啷数声,金属圆盾像纸片似的被撕作数片。原本按兵不动只是不想多生是非,但从对手的强劲程度和攻击意图来看,这灰衣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如此,也不必再有所隐忍,况且这人奇诡的赶尸数术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招漂亮!”我由衷地赞了一声,双手拢在胸前,反掌挥出。十来道链锯缠上了僵尸,我猛一旋身,链锯交错拉动起来,刺啦声不断,链锯不住绞动着僵尸的身躯,即便是千年不坏的尸身,在这些特制的链锯下也会变作碎块。漫天飞舞起无数的衣衫碎片,七具僵尸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的衣衫已完全被链锯撕裂,裸露出大腹便便的奇怪躯体,那肤色和体格完全不像普通的尸体。我一愣神,尚未来得及反应,七双手爪已牢牢地抓住了链锯的连接处。“呔!”灰衣汉子大喝一声,脚下一扫,急急走出四步,手中舞出一道直曲相交的轨迹。七具僵尸随即齐声呼喝,身子猛然后退,双爪交叉一紧将链锯拉向胸前,粗壮的手臂狠狠挥动开去,一片壮观的“金属雨”凭空而起,链锯竟在它们那恐怖的力量下断作了无数链环飞入空中。笃笃,一排弩箭射在了僵尸的大肚上,发出一阵脆响,晖儿手中的尺弩一次射空。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惶然大悟的表情,脚下轻挪靠近了我的身边。“亦凡,这是辰州尸俑,古代木甲偶人的一种,不是僵尸。”晖儿低声在我耳边道,“铁木秘制,无坚不摧,可操控,可自行。”脑中一亮,难怪我和林岳的攻击会如此失败,原来吃亏在了这里。晖儿一定是在姜老的机关术笔记中看到过这种东西,但却不敢确定,直到它们露出原形并用尺弩试探后才下了定论。“铁木秘制,无坚不摧?”林岳竖着耳朵听到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片坏笑,“天下还有比我更熟悉木材的人吗?”说着双手在地下一撑,头下脚上地倒立起来,手臂一压一弹中地面被他压下了一个不大的浅坑。灰衣汉子见状倒是一愣,手中一扯,脚下倒退三步,左脚踩点两下,右脚接上又是两下。那步法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是《闻风拾水录》上提及的罡斗步法,天罡七印阵运作时我也曾运用过这种步法,只是和这汉子相比之下完全是幼童学步了。那边林岳双臂一撑,翻身跃起,双脚狠狠踏在了浅坑中,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一片隐隐的绿色自地面蔓延开来,在七具辰州尸俑的脚下凝成了一片浓厚的绿色。“嗬~~噗~~”林岳恶作剧似地大吐了一口浓痰,那灰衣汉子不知虚实,手下又是一扯,七具辰州尸俑双爪直直击入地下,猛地一掀,碎裂的青石板夹杂着泥土蓬然翻起,竟是想要彻底截断林岳的攻势。碎石烂泥间一股酸臭黏稠的绿色东西沾了辰州尸俑一身,一阵奇怪的味道传来,辰州尸俑的动作忽地缓慢了下来,凡是沾染了这东西的部位竟像被酸液腐蚀一般凹陷了下去,不住冒出丝丝白烟,还夹杂着有些酸臭焦烂的味道。“哈哈,铁木再牛也受不了腐草,你丫就等着收拾破烂回家吧~~”林岳拍手大笑道。灰衣汉子脸色一变,眼中凶光闪现,脚下一阵变动,快速踏出一套罡斗步法。我看了一凛,那是罡斗步法中的三凶步法,即杀破狼三凶星汇聚为前步,余下四星顿步,隐含辅助的阵法或招式一定是凶险之极!“小心,那里面应该是尸毒!”晖儿见状失声叫道,辰州尸俑被腐蚀穿透的身体里正流出一种腐臭不已的黑黄色液体。灰衣汉子三凶步法中双掌猛合,狂吼一声,七具辰州尸俑咧开獠牙暴伸的大嘴,一股夹杂着腐臭的黑黄液体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林岳和我均是一惊,疏于防范之下没料到这灰衣汉子竟还留有如此险恶的一招,林岳的破坏性攻击反而成了诱发这个杀招的导火索。黑黄色液体密集地从各个角度扑来,一时间已无法聚集金属或植物屏障来抵御,情急之间我已准备用金属将众人完全包裹起来,虽然可能误伤大家,但总比死在尸毒侵蚀下要好。聚力发动间,却被一只手掌按在了肩头,方才集中的精力一下消逝。耿婆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笑眯眯地冲摇了摇头。面前忽地一亮,一股淡色的火焰无声地横空穿过,辰州尸俑像雪人般地熔解殆尽,黑黄色的液体在火焰中完全消失。那火焰撞在身上只是微微的一暖,却是毫无伤害,一种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只看外表,不重内涵。”一个人影自火焰中缓步走来,口中冷冷道,“以后别说你俩认识我。”十九、煞虎临门“臭……”林岳欢快的叫了一个字,却硬生生地将剩下的三个字吞回了肚内,因为莫炎那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要么现在消失。”莫炎转脸对着灰衣汉子沉声道,“要么,永远消失!”那汉子看了看莫炎,眼光扫了众人一遍,一咬牙,闪身几个起落消失在一片树林中。“哎~~不是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林岳拧着脸道,“这不是纵虎归山吗?”“杀一只惹四只。”莫炎面无表情道,“另外四个更难对付。”“呵呵,难怪老婆子看那身法有些眼熟,原来是辰州言家。”耿婆笑道,“你说的这五兄弟,应该是正宗直系的言家五虎吧?”莫炎眼睛一闪,用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问着什么,我这才想起他还不认识耿婆,于是便简要地为两人做了个介绍。听完介绍,一贯冷若冰霜的莫炎有些动容,腮骨鼓动了两下,对着耿婆躬身便是一拜。“哎,小子,这就不必了。”耿婆抬手一点,右手二指按在了莫炎的肩侧,他那一拜竟是无法继续。“耿老……”莫炎的语声中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倒是耿婆却显得十分释然。“小子,田然的死和你没关系。”耿婆拍了拍莫炎的胳膊,叹道,“况且,下手的也绝不是你那个混账大哥。”我低声将老田身上中的“八门转魄凶格”向莫炎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耿婆话中的意思,从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宽慰了不少。虽然他对莫曹的憎恨之心并没有怎么消减,但听到老田不是死于莫曹的诡计后,却也暗舒了一口气,我隐隐觉得他对自己的大哥并没有完全绝情,或许莫曹也是。……夜间,旅店中。“辰州的言家五虎怎么会找上我们?”晖儿沉吟道,“从那个人的行为来看,他是故意惹事的,而且带来的七个辰州尸俑也是事先暗藏了尸毒。”“对了,嫂子,那辰州尸俑是怎么回事?”林岳好奇道,“湘西赶尸匠倒是常听到,但这尸俑还从没听说过。”“我也是从姜老的笔记上看到的。”晖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仔细向我们解释起辰州尸俑的来历。说道辰州尸俑,就不得不提起木甲术,与之前那个墨家败类用来制约我的“傀人甲”同出一门,所不同的是,辰州尸俑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偃师木甲术”。在古老的历史文献《列子》中,便有一段详细记载,说的是周穆王前去昆仑山狩猎,回程途中在巴蜀一带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匠人偃师。当时在偃师身边站着一位全身木纹的奇异人物,周穆王一时好奇便上前询问。偃师微微一笑,从容回答:“这不是真人,是我制造的木甲艺伶。”周穆王不禁有些吃惊,于是便仔细查看,发现这个木甲人的确栩栩如生。无论是他的一进一退、一抬首、一低头,仿佛都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周穆王要他唱歌,完全可以合律,要他跳舞,也是千变万化。惊叹之下,周穆王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侍妾们也来观看他的表演。可就在表演将结束之时,这个木甲艺伶竟眨巴眼睛,勾引周穆王的美丽爱妾。周穆王当下大怒,斥责偃师道:“我还以为当真是什么木甲人!原来只是找个真人贴上木皮,想当作奇技,欺骗我这个天子?”偃师为了释疑,便当场拆解那一个木甲人让周穆王瞧仔细。周穆王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木头、皮甲、胶漆等材料制作出来的,不论是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等,全是人工。偃师重新把这些零件拼了起来,那个木甲人真的又再度能栩栩如生动起来!周穆王这时才不禁佩服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一个水准,实在不可思议!”然而,偃师的这一脉“木甲术”,后来竟自人间失传了。到了六百年后的战国时代,当代的“工匠之神”公输般,曾发明了会走会动、以线枢控制的“机关人”,和各式各样具高度杀伤力之机关战具,而墨家之祖墨子也发明了能飞行三日的机关飞鸢、以及能自由移动的机关屋。当时二人都自认自己的技艺,已达到天地间从未有过之最高水平。然而墨家的大弟子禽滑厘把他所听到的偃师技艺之巧,告诉了这两位老先生,二人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谈论有关“机关术”技艺的事。而辰州言家则正是偃师木甲术的一脉旁系传人,辰州尸俑便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之所以说是旁系传人,是因为言家先祖曾师承公输般,不但学习了公输般的机关术,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偃师木甲术的秘诀。公输般在听了禽滑厘的描述后,对偃师的技艺甚为敬仰,后半生便苦心找寻失传的偃师木甲术,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限将至之时让他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公输般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太久了,他便叫来门下最得意的三位弟子,将这些资料分给这三人。当时还没有用到纸张,这些资料都是记录在一些竹简上,三名弟子各拿到了五根竹片,公输般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便限这三名弟子一天内参透。这三名弟子在公输般的床前跪了一夜,仔细参详着竹片上的资料,终于在鸡鸣时分将这些竹片尽数投入了火盆中焚为了灰烬。两名年长的弟子一无所获,羞愧地掩面而去,唯独最小的弟子向公输般道明了自己的见地,公输般听后大叹:“周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吾至死方得其解,惭愧惭愧。”说罢溘然长逝。其实就“木甲术”和“机关术”的原理而言,两者既有相同却又截然不同。“木甲术”以磁为动力,以磁榫来控制,追求的是能灵活轻巧,栩栩如生。而“机关术”则以畜为动力,以枢来控制,用作为战争军事工具,追求刚硬肃杀。这两者在气质与理念上,可以说一开始便迥然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名见解独到的弟子便是言家先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刻苦,钻研出了一套融会两门奇术特长的技法,但由于只看过五根竹片的资料,所以在他的技法中,只融入了极少部分的偃师木甲术。可就是这点点资料也已足够让他的技法精绝世间了。辰州尸俑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种大腹便便的木偶身材较为魁梧,腹内中空,可装入不少物品。而且通过木甲术和机关术的不同原理构造,它被设计成即可人为操控又可自行走动的特殊木偶。这种木偶在平时可作为商旅短途运输之用,若遇到抢匪,也可操控与之搏斗。在战乱时期,它则被作为军用物资的短途运输工具,同时也可抵御敌军的偷袭。由此,言家配合了奇门遁甲的阵形步法,独创出了一套操控技法。不知从哪一代起,言家做起了赶尸的行当,这木偶便被稍加改制成了运送尸身的工具。赶尸的收入比较丰厚,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音继续道,沉稳的语气间包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莫炎和林岳的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似乎都很信任这个声音,当下三人凝神聚力意想着“玉龙”二字和皑皑白雪。“师父……”韩笑觉察到了变化,但却无法撤身,“龙脉走向有变,我控制不住!”莫曹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地望着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并非是我大意,实在是您老厉害。”莫曹恭敬地对那人道,“一路跟来,我竟然没有查觉您老的真实身份。”“呵呵,别乱客套,你肚子里早在骂我老乌龟了。”那人笑道,“龙脉已经转向别处了,我布了掩气诀,你暂时不用去找了。”“轰……”地上的石台突然爆裂,接着四周的九块无间轮回盘也一一毁坏,那股可怕的力量已完全消失,围在石台边的四人不由跌坐在了地上。“韩笑,你过来。”莫曹招手叫过韩笑,“见下筑壤一派的了然大师。”韩笑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一贯的笑容已换作了无比的惊讶,其实不止是他,我和莫炎、林岳也是目瞪口呆。莫曹面前的那人正是一路陪着我们的老猎户——老田!“少点俗套比较好。”老田笑了笑,“带着你那乖徒弟赶快走,我现在还不想改主意。”“那就先告辞了,您老保重。”莫曹恭敬地欠了欠身,“改天再去拜访您老。”话一说完,莫曹拍了一下兀自发愣的韩笑,两人身影一晃有如火焰般抖动着没入了地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田看着他们消失于地面,叹了口气,转身走到洞壁边,伸手轻叩了两下,石壁嘎然一震,晖儿和S从中落了出来,老田双手一托,扶住她俩,原来两人均已昏迷。“别愣在那里,过来扶着她们。”老田回头招呼道。我和林岳立即上前扶过晖儿、S,莫炎冷冷地看着老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三十年前我救你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个狐狸面具。”老田对莫炎缓缓道,“打那以后,你一直叫我老狐狸,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一个象牙盒子,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莫炎的脸色一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你父亲留下的是一块木头,考进医学院那年我假扮邮差送到你寝室的。”老田对林岳道,“你父亲叫林若飞,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还总喜欢赖棋。”林岳笑了笑,眨眼点头,对老田的话语完全认同。眼前的老田身板挺直,一口浓重的乡音换作了地道标准的普通话,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与之前的那个老猎户形象判若两人。“王亦凡,我知道你的疑问最多。不过,韩笑那天说的大多是真的,只是他稍许改编了一点。”老田对我道,“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并不是莫炎的先祖,他也不是想和秦始皇换命,那段历史各派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人的身份是个迷。”老田接着又说出了一些隐含的事情,照他的调查,莫曹应已知晓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并由此得知了龙脉的秘密。而且,就当年莫曹的能力来说,即便他学会了一些高超的技艺,再加上陈子浩协助也不足以将整个饲虚一派灭除。莫炎的父亲在去茶马古道之前秘密与老田会过一次面,他隐约感到此行有所凶险,因此便将饲虚一派的典籍交与老田,万一自己出了事,便由老田将东西转交他的两个儿子。老田观星推算出莫念非和一派弟子将陷入大凶,便立即前往,但却晚了一步,只救下了莫炎。在安顿好莫炎之后,老田追查凶手时,却意外的发现莫曹的身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作祟,只可惜,他用尽办法也无法找出真相。事隔几年后,林岳的父亲因罪入狱,老田发现事件的背后同样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但也无法查清,唯一的线索便是林若飞死亡时,手中紧攥着一枝风信子。老田感到事态的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各派的安危,于是便隐居了起来,隐去本名田然,一直以了然这个化名与外界沟通。至于我的父母,老田却始终没有联系到,事实上听风一派在四派中是最为低调的,和其他三派几乎没有联系。直到之前的城市事件中,林岳和莫炎相继将我的情况告知老田,他才通过网络找到了我,并在暗中调查和帮助。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那个幕后力量再次出现,当年的莫曹也成长到令人可怕的地步,老田发现自己与莫炎的联系被切入后,便装扮成布依族猎户,与我们同行查探,暗中保护。几番经历险境之后,老田始终隐忍不发,就是想找到那个幕后力量。但很可惜,直到被迫出手逼走莫曹的那一刻,他始终无法查探到任何的消息。“莫曹和那个幕后力量到底为什么要找龙脉呢?”醒来的晖儿在听完叙述后不由问道,“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想把自己埋进去那么简单吧?”“说的对,没有那么简单,在风水上并不只是墓葬才能利用龙脉。”老田幽然道。“那会是什么呢?”S抱紧怀里的狴犴道,“龙脉难道不是用来埋葬先人的吗?”“用来改造人们的风水运势。”老田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只怕他们是想用那个上古的龙脉藏穴法。”二十八、龙脉藏穴自古以来,民间对风水和命理的关系十分看重,尤其是牵涉到观命改运的环节,很多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这段广为流传的歌谣就代表着民间多数人对风水命理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但大多人都错了,人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在一定时期后会定型一样,很多现代科学都能表明,其实一个人的命格是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外界因素。中国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命由心定,运自气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田所说的龙脉藏穴是一个上古风水格局,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墓葬风水格局,事实上很多江湖风水先生也会凭着一知半解拿这个名头去糊弄人,冒充作天下极盛的墓葬风水格局。其实不然,正如老田讲的,龙脉地气并非只能用在墓葬风水上,博大精深的风水堪舆文化中就有着多不胜数的利用方案。龙脉藏穴就是一个改运的大局,但究竟效用有多大,老田也不知道。龙脉藏穴中所说的穴,绝不是墓穴,穴在风水地理上是对地脉重要环节的一种统称,后世人们关注自身较多,因此便忽略了本意,常将它认作是墓葬用的坑穴。“凡是山,必会有穴窍,就像人有口鼻,是气脉出入的地方。”老田如是说道。那这个龙脉藏穴格局为什么会令得老田如此担心呢?《易经·需卦》六四中曾这样写道:“需于血,出自穴。”其实按古代风水堪舆学说的分析,山都具有灵气,它们的灵气是顺着山脉而来的,就像是人体会有血液,血液总是遵循血脉而流行。龙脉也是一个道理,它是风水堪舆学者们综合了多年的经验和验证,以人体的血脉为蓝本,比喻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名词。龙脉地气蜿蜒盘曲,随着山脉流行而去,但到了山脉尽头,地气便会结成穴。这种穴,并不是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石洞、土坑之类的地貌特征,而是山脉尽头所止之处,也就是龙脉地气所出之位。这里会生成一个像似微闭的口、鼻、嘴、乳、脐等形象不一的地质特征,有些类似脉眼,但吞吐的地气能量却远胜于脉眼。这些穴吞吐而出的地气能量会影响到周边的地理、生态甚至是人文环境。虽然穴的吞吐能泽被它周遭的环境,但对于整条龙脉而言,这是一种损失。不过在风水堪舆理论中,这样的损失被视作正常,就像人体一样,有消耗才会有摄入,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而这个龙脉藏穴的原理便是将这些穴口人为地封住,使得地气毫无外泄,最大限度地保证龙脉地气的旺盛和充裕,从而获取其中最大的能量。不过这样的做法属于杀鸡取卵。宋朝时,著名的风水大家赖布衣就曾被迫使用过这种方法。那时还未拜相的秦桧野心勃勃,私下找到赖布衣,胁迫其寻觅一个风水宝地帮助他及第王侯。赖布衣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但他知道,一旦帮助这位奸臣获取龙脉,天下势必会拱手金人,因此便冒险用了龙脉藏穴的方法,将一处龙脉穴眼封死,点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秦桧带着一干风水先生现场查看,那些风水先生大多是半吊子,只会溜须拍马,奉承之下更是添油加醋。秦桧听着顺耳,再加上地域内藏风得水,一派葱郁之气,便十分满意,当下打赏了赖布衣,并将自己的先祖山坟迁至此处。赖布衣回家后立即收拾,带着一家大小偷偷溜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他知道,这个布局很快便会报应到秦桧身上,但现在的龙脉生气会帮助秦桧不少,为免杀生之祸还是早走为妙。其实秦桧这会根本就不知情,受到高宗重用,一路爬升拜相封爵位极人臣,觉得自己已是王侯之命,便大举张罗着与外邦私通卖国,想着可以当上南国王侯。可就在一天夜里,那块风水宝地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之下,大地颤动,山岳移位。雨过天晴没多久,秦桧就被处死了。赖布衣闻讯赶到那块地方,只看了一眼,便不禁大叹道:“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那里的局势应该是变了。”莫炎沉吟道,“称王落败,就差一线。”“赖布衣看到的是一个满门抄斩,千刀万剐的死门局,之后便一直郁郁而终了。”老田缓缓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风水格局的变化本就很多,秦桧也是罪有应得。”我皱眉道,“但赖布衣为什么要自责呢?按理他的做法并不过分。”“观局看大,观人看小。赖布衣不是为了秦桧,而是为了整个龙脉地域的环境变化而自责。”老田摇头道,“就是这个龙脉藏穴的布局,刻意改变了整个龙脉地域,使得后来发生了剧变,不但是秦桧,其实整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受到了牵连。”“牵连?难道附近的很多地方都被毁了吗?”S瞪大眼睛道,身旁的狴犴听懂了似的不住摇头,好像在反对她的说法。“呵呵,没那么厉害,不过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那个地方一直很贫困。”老田看着狴犴的模样不禁笑了,“那里虽然出过皇帝,但却横征暴敛,闹得十年倒有九年荒。”“您的意思是,这个龙脉藏穴将地理环境中的能量大量使用,造成失衡。”晖儿思索着说道,“接下来很长时间区域内会因此而贫瘠,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全是这样,老田您所担心的应该是赖布衣所没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吧?”我试探地说道,“不用墓葬,改用动物或植物,布置得当可以将龙脉地气完全汲干。”动植物比人类要贴近自然,在感应自然的龙脉地气方面更为显著,这种方法很像日常生活中人们信奉的风水植物和风水鱼,因为它们在特殊地域吸收的地气能量可以缓慢释放,给予人类一些改变和帮助。“说的没错,但莫曹应该用的是虚兽。”老田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云南鱼米富庶,一旦被他们得手,可是千年贫瘠啊。”“怎么那么久?”林岳拧着四条眉毛道,“难道当年赖布衣用的龙脉是条杂龙?”“就是杂龙脉,换作定世三龙的任何一条,那还了得?”老田叹道,“何况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改的是什么运……”……抚仙湖畔,在高处眺望之下,老田和我们观看着整个地域的环境。晖儿和S不时地在电脑上记录着资料数据,演算绘图中一些组合排列渐渐整理了出来。“山上龙神不下山,水中龙神不上山。”老田完全否定了我当初所说的巨犼迫伏羲的局势,龙脉真龙部分有山水龙神之分,两龙互不相犯,山为阳卧龙,水为阴盘龙,这就是真正的龙形。抚仙湖一直流传着六大迷的说法“平湖跑骏马,湖底万尸划,龙州寻不见,大鱼赶竹筏,众鲭来朝拜,怪石界鱼家。”“湖底的那些尸体、古城和消失的龙池州其实是一回事。汉代县志记载中,龙池州设立于秦末,明里是座普通城池,暗地全城都是负责风水布设的司职人员。”老田指着湖水道,“抚仙湖地域的风水环境大多都由他们改造完成,传说沉于湖底的大小孤山就是他们凿空的,可惜全部葬身湖底了。”“龙脉藏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变化?”我不解道,“湖里那些巨鱼,湖面上出现的骏马和每年出现的大批鲭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与之有关?”“先别急,从莫炎的父母出事那天起,我在云南调查了三十年,这当中的关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老田摆手道。现在的抚仙湖地域就是当年的龙池州,城内的这些人员是当初那个神秘高手从秦始皇那里借助的,引龙大局就是由他们协助完成的。但之后那神秘高手又安排了他们新的任务。龙池州有大小两座孤山,山体中空。这些人将它们改造成土性形势之后,又通过云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向山体内引入水流,造成了“土包水”的风水格局。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孤山便是龙脉的两个重要穴,而且是两个地炎穴。地炎穴是龙脉中最刚猛也是外泄最强的穴,“土包水”激发的双行对抗力量刚好封住了穴眼。与此同时,他们在山体内放入了大量的特种鲭鱼,这种鲭鱼别名“龙吐珠”,外形如刀,存活力大,在风水上被称为“冲煞鱼”,主偏运横财,聚集之下效力十分巨大。“冲煞鱼”和“土包水”的混合局势不但阻止了地炎穴外泄龙脉地气,更是将哀牢山的龙形气脉也吸附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在龙脉被引走后进行的,如果龙脉还在这里,封阻穴眼的做法只怕会引发大地剧变,导致崩落塌陷。“那人并不是想帮秦始皇,只是利用了嬴政想称霸天下的野心,为自己方便罢了。”了然叹道。在定世三龙的南龙上实施龙脉藏穴,这原本就是件火山上钻井的危险活,那个神秘高手的确高明,他预先转移了龙脉,而后进行藏穴,这样就毫无危险。而藏穴完毕后,他就会把龙脉再度引回此处。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四派瓦解了,龙脉也被封禁了起来。追斗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并毁了地炎穴上的封堵,结果土、火、水三行并交,引发了地下海眼,加上附近的湖泊泛滥之势,顷刻间将整座龙池州化作汪洋,抚仙湖便就此出现了。湖内的大群鲭鱼便来自大小孤山内,古城和尸体便是龙池州和一干司职人员。至于湖面的骏马,其实就是之前我曾见过的兵駮。这种火性虚兽十分喜欢地炎穴,穴眼封堵爆开后,地炎穴残余的能量经常会吸引兵駮来这里寻找,所以人们就会看到神奇的骏马在湖面或湖内出现。……“我约摸着莫曹和他那个主子肯定知道这事儿,悬啊~~”林岳走马灯似的在周围溜达着,嘴里大声道,“这儿不都废了吗?他们再引回来也不顶啥用啊。”他的声音大的有些出奇,直觉告诉我,林岳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但又不便说明。果然,林岳身边的矮树上停着一只鸟,那鸟很普通,像是常见的喜鹊。但它却并又不普通,林岳的嗓门已经提得很高了,那鸟却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田,丝毫没有被惊吓到的迹象。“呼”,一个影子闪过,狴犴不知何时蹿了上去,那只鸟竟来不及挣扎,一口被它吞了下去,接着满意地摆摆头,像只吃饱了的猫儿似的回到S身边卧下。“知信鸟。”莫炎收回手中的灵火道,“偷听了有一会。”看来莫炎也早就觉察到了这只“间谍”,还没出手便被狴犴抢在了前头。“我说这只大猫挺机灵的啊。”林岳走近狴犴道,“看家护院啥的比我老家的狗还强。”狴犴听懂了林岳的话,当即虎起脸,呜呜地冲他叫着,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们小瞧狴犴了,它只是被人动了手脚。狴犴所在的地方是龙脉的生穴,那块界鱼石是封堵生穴的陨石。”老田突地想起了什么,“陨石不入五行风雷,具有特殊的磁场力量,用以封杀生穴是上等选择,当然也就禁锢了狴犴。”说罢,老田走到狴犴身边,双手轻柔地在它额头位置连续揉搓,狴犴温顺地低下脑袋,显得十分享受。不一会,一些细小的颗粒落在了地上,乌黑发亮,看上去像玄武岩的碎粒。狴犴眯着的眼睛圆睁了起来,整个身躯一下暴涨,少时又缩了回去,整个身躯比先前小了许多,看上去更像一只家猫了。但它的额头上却亮起了一道盘曲的纹路,像是一条飞龙,身上的花纹更加亮丽,浑身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气。“好大的气势。”林岳惊讶之下不忘贫嘴,“个头小了点,不过浓缩的都是精华。”狴犴冲林岳翻了翻眼,一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日本黄频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出城迎战,并打败乐从训,然后乘胜追击,将乐从训团团包围在内黄(今河南内黄)附近。乐从训只得向身在汴州的朱全忠求援,并告诉朱全忠,他派去魏博镇买粮的部将雷邺也是被牙兵们所杀。此时朱全忠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筹集粮草,准备攻打秦宗权,接到乐从训的求援信后,立即领兵前往滑州,并派部将朱珍前去援救。朱珍自白马渡河,接连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兵临内黄城下,并打败魏州牙军,解救了被包围的乐从训。但是乐从训当时不听朱珍劝告,一心想夺回魏州城,便移兵洹水。罗弘信派牙将程公信出兵袭击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牙兵们回城又处死了乐彦祯,将其父悬挂城门示众。而罗弘信不想与强大的朱全忠结仇,因此派使者带着重金厚礼慰劳汴州军队,并请求修好。朱全忠本不想主动插手魏博镇叛乱事宜,但此次出兵损失不大,而且由于罗弘信的主动修好,使得朱全忠得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补充,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为他接下来进攻秦宗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全忠从魏博镇退兵后,便发起了对秦宗权的进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城南大败秦宗权,并攻克其北关门。针对秦宗权当时固守蔡州城中的现状,朱全忠将众将分为二十八个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包围。八月三日,朱全忠攻克蔡州南城,次日因为粮草不济,蔡州城破在即,于是留下朱珍继续攻打蔡州,自己则领兵回到汴州。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蔡申丛见秦宗权大势已去,于是囚禁秦宗权,向朱全忠投降,第二年秦宗权被押解长安处死。至此,曾经致使江淮地区陷入战火的秦宗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灭掉了秦宗权,朱全忠开始得以全力对付时溥。文德元年(888年)九月,朱全忠自蔡州退兵后,派朱珍领兵五千护送刘瓒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刺史。当朱珍等人行至时溥的辖地时,时溥派兵前来阻击,朱珍将其击溃,并乘势攻下了沛、滕二县,朱、时二人由此开始交兵。在看到汴州军接连攻取自己的两个县后,十一月,时溥亲率七万大军屯驻吴康县,试图对朱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在还没有准备好时,朱珍先发制人,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时溥被迫从吴康县撤退,结果临近的宿州被朱珍攻克。龙纪元年(889年)六月,朱珍攻克萧县,在此和时溥形成对峙局面。本来这种对峙局面,是有利于军事实力强大的朱全忠一方的,但朱全忠此时却犯了和先前李克用一样的情绪冲动的毛病,导致大将朱珍被处死,并以部将庞师古代为指挥全军。不过,庞师古的能力和朱珍相比差了很多,时溥趁机进兵击败庞师古,收复了徐州周边的大部分失地。时溥虽然利用朱全忠的错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双方力量相差有些悬殊。为了防止朱全忠大兵压境,时溥决定向李克用求援,可是李克用虽然和朱全忠是仇敌,但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派了部将石君和带领五百名士兵增援。面对如此少得可怜的增员人马,时溥不敢和朱全忠进行正面交战,而是出兵攻取砀山。朱全忠得到消息后,派其子朱友裕领兵一万奔赴砀山,在那再一次打败徐州军队,并生擒石君和。后来即使在李克用、李匡威、赫连铎联手讨伐朱全忠时,朱全忠依旧没有停止对时溥的进攻。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朱全忠攻陷宿州,一个月后又兵临徐州,迫使时溥的骁将刘知俊带领两千人马投降朱全忠。因此时溥的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其辖地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连年征战,徐、泗、濠三州的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水灾严重,境内十分之六七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时溥不得不向朱全忠求和,而朱全忠答应得十分干脆,并告诉时溥,如果想议和,就必须移驻其他地区才行。对于这个要求,时溥满口答应。于是,朱全忠向朝廷奏请将时溥转到其他藩镇,另派一名心腹将领驻守徐州。皇帝李晔当即下诏,让宰相刘崇望为感化节度使,让时溥担任太子太师。可是当刘崇望走到华阴时,时溥因为担心朱全忠反悔,害怕日后会加害自己,于是他又决定坚守徐州,刘崇望被迫只得返回长安。时溥决定继续对抗朱全忠,在看到李克用指望不上后,他开始向兖州的朱瑄、朱瑾求救。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朱瑾带领两万人马出兵援救徐州。朱全忠令其子朱友裕和大将霍存前去阻击,二人合力在石佛山下打败兖州军队。朱瑾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兖州,朱友裕担心朱瑾会有埋伏,所以并未追击。时溥在朱全忠的攻击下,据守徐州城不敢出战。汴州军队将徐州城团团包围,不过,因为时溥防守严密,汴州军队连续攻打了几个月毫无进展。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认为攻城之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出兵的日子不好。朱全忠认为有道理,于是便想撤兵回去,准备选个良辰吉日再来攻打。就在朱全忠准备撤兵时,谋士敬翔坚决反对,他认为连续攻城已有数月,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徐州城虽然还没破,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可攻下,万万不可在如此关键时刻半途而废。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敬翔阻止撤兵,或许朱全忠和时溥的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敬翔的建议,并亲自到徐州城下督战,继续攻打徐州城。终于,又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攻城后,时溥走投无路,率领族人登上城内的燕子楼自焚而亡,徐州就此为朱全忠所有。徐州之战结束后,朱全忠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兖、郓二州。在刚刚攻打徐州城完毕后,朱全忠马不停蹄地全力对付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他让庞师古的人马稍事休息,就调转兵锋攻打兖州,屡次击败朱瑾。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郓州,朱瑄闻讯后,与朱瑾一起领兵直奔鱼山截击朱全忠,以求速战速决。朱全忠整军迎战,两军在荒草之中展开对决,时值西北风骤起,朱全忠让士兵们放火,浓烟立即向兖郓军队扑去,汴州军趁势攻击,朱氏兄弟大败而归,死亡万余人。朱瑄眼见对抗不过朱全忠,也立即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和先前援救时溥一样,也只是派出五百名士兵,由部将安福顺、安福庆率领前往增援。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派朱友恭领兵攻打兖州的朱瑾,并将兖州团团包围。朱瑄得到弟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领兵赶来救援。朱友恭在高梧设下伏兵打败朱瑄,生擒安福顺、安福海。李克用眼见二将被擒,而且兖州形势极其危急,立即派出得力部将李承嗣带领万余名沙陀骑兵前往兖州救援。而朱友恭看到作战勇猛的沙陀骑兵到来后,急忙撤兵回到汴州,李克用见汴州军队撤兵,于是也撤回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双方暂时偃旗息鼓。八月,朱全忠卷土重来,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兖州,他让士兵埋伏在梁山,然后到郓州城下挑战。朱瑄出城迎战,结果进入朱全忠的埋伏圈,大败而归。十月,朱全忠又让葛从周进攻兖州,齐州刺史朱琼投降朱全忠,兖州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迅速解除兖州的危机局势,朱瑄派大将贺环、柳存率领一万人马袭击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得到消息后,自兖州率领骑兵连夜追赶,于次日拂晓时分,追上朱瑄的人马,将其杀戮殆尽,并生擒了贺环、柳存及其部下十多名将领。第二天,朱全忠又回到兖州城下,让士兵用绳子捆住贺环和柳存等人在城下绕行,并对城内高喊,说朱瑄已经失败,让城内的守军立即投降。朱瑾则利用这个机会,写信给朱全忠诈降,朱全忠信以为真,亲自到延寿门与朱瑾对话。朱瑾当时表示愿意献出印符,不过条件是让朱全忠的部将,也是朱瑾的堂兄朱琼到自己这边来取。朱全忠答应了朱瑾的要求,让朱琼前往对方阵营。朱瑾当时立在桥上,让其部将董怀进躲在桥下,等到朱琼一上桥,董怀进忽然从桥下跃出,将朱琼挟持进兖州城,然后士兵们升起吊桥,兖州城重新进入戒备之中。不一会儿,朱琼的人头被士兵从城墙下扔出,朱全忠见被骗,而且兖州城防备严密,一时间难以攻下,于是只留下葛从周继续包围兖州城,自己领兵返回汴州。朱全忠撤退后,朱瑾依旧闭城不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食开始出现短缺,并逐步到了财尽力竭的地步。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企图一举吞并兖郓之地,命令庞师古、葛从周向郓州发起猛攻。朱瑄见汴州军队兵锋甚锐,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将护城河灌满水,试图凭此守住城池。正月十五日,庞师古带领大军在郓州城西南安营扎寨,命令士兵拆毁民房,用房木架设浮桥,五天后浮桥铺成,他利用夜色率军渡过浮桥攻城。朱瑄慌忙弃城逃奔中都,葛从周领兵在后追赶,将朱瑄一举擒获,押解其前往汴州,最终将其斩首。郓州城破后,朱全忠听说朱瑾在丰、沛一带寻找粮食,兖州城只有大将康怀贞据守,便派葛从周领兵攻打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而且汴州军队声势浩大,自料难以据守,便开城投降了葛从周。二月三日,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擒获朱瑾的家人,朱瑾回来后发现城头已经变换旗帜,只得被迫率众投奔杨行密,兖州就此也被朱全忠占有。至此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全都归朱全忠所有,而朱全忠也就此成为唐末的第一大藩镇。实力消长晋汴角逐之初,李克用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征战,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全忠实力大增,相继吞并了滑、孟、兖、郓、徐等州,而李克用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力明显不如朱全忠。在兼并地盘的过程中,双方都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李克用自剪羽翼,李存孝、康君立等大将相继死去,大大削弱了李克用的军事实力。朱全忠在实力增强后,想要与李克用一决雌雄,为此,他和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深相结交,共同对付李克用。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派部将李存信带领一万人马援救朱瑄、朱瑾,并向罗弘信借道通过。朱全忠派人告诉罗弘信,说李克用时刻想要吞并河朔,等到他撤兵时,会顺道灭掉罗弘信,于是罗弘信发兵三万将李存信打败,李存信被迫退守洺州。自此之后,罗弘信投向了朱全忠的阵营,与李克用彻底决裂。朱全忠与罗弘信结盟时,他正在与朱瑄、朱瑾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罗弘信抄其后路,每次罗弘信送来礼物时,朱全忠都当着使者的面大肆夸奖罗弘信智勇双全,并表示自己和罗弘信的关系,绝非其他藩镇可比,以显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四月,李克用为了报复罗弘信,发兵攻打魏博镇,在洹水附近斩杀魏博军队万余人,乘势逼近魏州。朱全忠见状将葛从周从兖郓前线调回增援,于是晋汴军队展开激战。李克用在进攻葛从周的时候,汴州士兵在阵前挖了许多陷阱,激战的过程中,李克用之子连人带马掉进陷阱里,被汴州士兵生擒。李克用驰马相救,结果马被绊倒,也险些成为阵前俘虏。李克用救子心切,向朱全忠表示求和,而朱全忠为了加深李克用与罗弘信之间的矛盾,没有答应李克用的请求,而是将李克用之子交给了罗弘信,结果罗弘信将李克用之子杀掉。朱全忠用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让李克用深受丧子之痛,更将罗弘信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与李克用势不两立之势。为了彻底孤立李克用,朱全忠又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结盟,让刘仁恭会和魏博军队共同攻打李克用。皇帝李晔见朱全忠日益强大,想调解一下晋汴之间的关系,于是派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劝二镇停止互相攻伐。李克用想趁机收兵,但是碍于首先屈服的面子,便让王镕去说服朱全忠一起停战。此时朱全忠的势力正盛,没有同意李克用的意见,并于九月份在青山口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河东军队连连受挫,而李克用当时又是屋漏偏遭连雨天,就在青山口之战进行的过程中,李克用得到消息,大将李罕之发动叛乱。李罕之投靠李克用后,始终得不到信任。王行瑜被灭后,李罕之请求担任邠宁节度使,可是李克用却拒绝了李罕之的请求,奏请部将苏文建为邠宁节度使,李罕之因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又请求李克用赐给他一个小镇以养老,李克用也是没有回应,而且每当藩镇出现空缺的职位,李克用从不让李罕之接任,李罕之一直闷闷不乐。乾宁三年(896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郁闷之下的李罕之在没经过李克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兵进入潞州,然后才为李克用送信,告诉他自己担心潞州会发生叛乱,所以先行来到潞州镇守。李克用接到信件后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斥责李罕之,不过这种做法,反而将李罕之推向了朱全忠的阵营。面对李克用的斥责,李罕之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朱全忠,并将河东守将马溉和泌州刺史傅瑶押解到了汴州。虽然后来李克用动用大军平定了李罕之,但李罕之的叛变,使李克用的实力进一步下降。现在朱全忠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对胆敢与之争锋者坚决予以武力征讨。光化二年(899年)正月,幽州的刘仁恭出动十万大军征讨河朔地区,攻占贝州后残忍地将城中百姓屠杀,然后又继续进攻魏州。当时魏州刺史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大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兵前往营救,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和部将单可及率领精兵五万对李思安发起进攻,李思安事先在清水河右岸布下伏兵,然后领兵迎战刘守文。双方刚一交兵,汴州军队在李思安的带领下,佯装败退逃走。刘守文不知是计,带领人马在后追赶,在追到内黄时,李思安突然掉头迎战,幽州军队猝不及防,单可及战死。此时葛从周带领八百骑兵赶来增援,大败幽州军队,接连攻克八寨,而后向刘仁恭中军大营发起了强劲的攻击,面对来势凶猛的汴州军队,刘仁恭父子烧营而逃,很多士兵来不及逃跑,只得跳入永济渠中求生。据史料记载,当时魏州至沧州的五百里间“僵尸相枕”。刘仁恭此次出兵河朔,倒是为朱全忠继续扩张地盘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欲乘大败刘仁恭之际,出兵征讨李克用,派部将葛从周和氏叔琮分兵进攻河东。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首先迎战自马岭进兵而来的氏叔琮,这一战氏叔琮打得并不顺利,手下部将陈章被斩杀,而且损失了三千人,氏叔琮弃营而逃,葛从周闻讯也急忙撤兵而走。这次征讨李克用失败,让朱全忠明白了虽然李克用实力已经下降,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征服的,他现在所要做的是继续扩大地盘,争取灭掉除李克用之外的所有藩镇,所以他将目光继续瞄向了幽州的刘仁恭。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郓、滑、魏四镇联军十万人攻打幽州。刘仁恭被迫硬着头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的忘恩负义,拒绝出兵救援。不过其子李存勖却建议李克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振军威,因为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一家独大,如果再失去刘仁恭,朱全忠将会继续做大做强。李克用听从了李存勖的建议,派大将周德威领兵五千前去救援,六月间刘仁恭领兵五万抢攻沧州,葛从周在老鹀堤进行阻击,打败刘仁恭,斩杀三万人,刘仁恭被迫退守瓦桥。刘仁恭在汴州军队的两次重创下,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出兵中原。于是,朱全忠将兵锋指向了镇州的王镕,借口是镇州与河东素有往来。在朱全忠的指挥下,汴州军队很快攻克临城,并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当时朱全忠也亲临前线,驻扎在元氏,王镕自知抵挡不住汴军,便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那里请和。以前朱全忠多次向王镕示好,王镕全都置之不理,所以这一次朱全忠拒绝了王镕的请和。不过,周式为朱全忠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认为镇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王镕主动请和,是为了百姓着想,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式的霸业,不可以一味地穷兵黩武,况且王镕家族在镇州已经经营了五代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人人愿意为其效命,如果朱全忠执意攻打镇州,恐怕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日本黄频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都城。但是,曲沃桓叔这一支因实力强大最终夺权成功。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曲沃武公汲取了周天子两次出兵干预的教训,一方面杀死晋侯缗,一方面派人送给周釐(xǐ,喜)王大量“宝器”,公开对天子行贿。这一招还真灵,有钱能使鬼推磨。周釐主这次一反常态,不但不派兵征讨曲沃武公,反而封武公为晋国国君,使小宗的曲沃武公代替了大宗的晋侯缗成为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晋国国君。其实,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亦是无奈之举,并不仅仅是行贿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曲沃武公都已凭借实力掌控了晋国,而他的承认只能表明东周的宗法制社会正处于走向全面崩溃的窘境。但是,周天子的这种做派等于是把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秩序规则整个给废掉了。如果上帝死了,任何作为都可以被允许。如果维持秩序的权威失灵了,整个天下就会陷入一场大乱。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可以继承晋国君位,就突破了整个天下政治伦理秩序的底线。今后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只要你有实力。规则是人定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曲沃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文侯的弟弟,这一支属于普国公族的小宗,本没有资格继承国君宝座。但是,他们这支小宗凭借实力击败了作为国君的大宗,夺得了整个晋国,这叫做大宗财产来历不明罪。但是晋文侯的嫡系子孙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公子,在宗室和大臣中很有威望。由于晋献公这支小宗是靠武力夺得君位,所以他非常害怕晋文侯后世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八年,他的大臣就劝他诛杀群公子以保住君位(乃使尽杀诸公子)。晋献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乃大开杀戒,晋国的公族遭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从此,晋无公族。那么,晋无公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异姓贵族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公族是最显赫的贵族,他们总是霸占着最有权势跟油水最丰厚的官职,他们的存在对异姓贵族的升迁跟势力壮大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晋无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就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献公幸骊姬废嫡立庶子晋国的宗族内部发生了内乱,小宗灭掉了大宗,夺取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晋献公时期,又对大宗的公族进行了屠杀。这样,晋国大宗的公族势力开始衰落,但晋国小宗的公族势力还在。然而,晋献公又做了一件大损晋国公族的事情,使晋国小宗也开始衰落,最终导致了晋国整个公族势力的衰落。那么,晋献公到底做了什么呢?晋献公五年,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战败,将一对姐妹花当作礼品奉献出来,用这种性贿赂奉迎晋献公。这对姐妹花是一对绝色美女,晋献公一见这对姐妹花,奋不顾身地就陷了进去(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关于晋献公与骊姬的宠昵关系,《国语·晋语一》中记录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细节。有一次,晋献公失眠没睡好觉,转天对一个大臣说了。大臣很奇怪,问:“您夜里没休息好吧,是不是骊姬没有陪着您?”(床第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羊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当时晋献公的确离不开骊姬。七年之后,即献公十二年,骊姬生了一个儿子奚齐。骊姬的妹妹也很争气,也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悼子(一作卓子,又作倬子)。晋献公在接受骊姬这对姐妹花之前已经有了太子申生,申生的母亲死得早;他还有两个非常贤能的兄弟:重耳和夷吾。献公十二年,晋献公最宠爱的骊姬生了儿子奚齐,晋献公太喜欢骊姬了,所以萌生了要废黜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但是,奚齐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母亲骊姬怀奚齐的时候,没有像钩弋夫人怀汉昭帝一样,怀了十四个月;也没有像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怀汉武帝一样,梦日入怀,引得汉景帝记住了这个儿子。骊姬、奚齐都没有过人之处,那要怎么名正言顺地把奚齐送上太子宝座呢?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如果只剩下奚齐一个公子,那太子还不稳稳当当就是他吗?既然如此,那就设法干掉晋献公的其他儿子。晋献公有八个儿子,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三位:太子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把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私下告诉骊姬,骊姬听后,流着眼泪说,这可使不得啊,立太子一事诸侯们都知道,而且,太子屡次带兵,百姓也都拥戴他。如果因为我而废嫡立庶,我马上就自杀(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太会表演了,她这一招欲擒故纵,让晋献公大喜,心中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他宠爱的骊姬不仅仅是貌若天仙、体贴入微,而且还如此“深明大义”。奚齐虽然平庸,可他有个不平庸的母亲。骊姬有她的一套,她虽然不直接走到前台,但她会找人帮忙,她会假他人之手成己之美,这是骊姬的高明之处。晋献公有两个宠幸的大夫,骊姬通过他俩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先君宗庙的所在地,蒲邑和屈邑都是边疆重镇,不能不派得力之人去镇守。一番话提醒了晋献公,晋献公非常高兴,立即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公子重耳派到蒲邑,夷吾派到屈邑。这样,晋献公身边只留下了骊姬和她的妹妹的两个儿子奚齐、悼子。把太子申生派往曲沃并不等于干掉申生,骊姬明白,要想搞定太子申生还得下狠招。于是,骊姬派人告诉申生,说昨天晚上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所以要申生赶快去祭奠他的母亲。申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夺命阴招,听了庶母的话,反而异常感动。于是,申生在曲沃祭奠母亲,并且按照规定把祭祀求福的福肉带回来送给父亲晋献公。送来的时候,适逢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就派人在福肉里下了毒药。两天以后,献公打猎回宫,厨师把福肉呈给献公,献公正想吃,骊姬劝他说:福肉从远方送来,还是尝尝再用。厨师把福肉倒在地上,地面立刻隆起来了;厨师把福肉扔给狗,狗吃后立即死了;厨师把福肉给一个宦臣吃,宦臣立即倒地死了。意料之中的骊姬一看,立即来了精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太子怎么这么狠呢!连自己的亲爹都要杀,这么急着抢班夺权。大王已经年迈了,还能活几天?太子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杀您!太子这样做,都是因为我和奚齐。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其他国家,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母子被太子杀害。当初您想废他,我还反对;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全错了。骊姬这套欲擒故纵的忽悠把戏,确实练得炉火纯青,这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有水平有感情有智慧,把晋献公忽悠得肝肠欲断,晋献公能不勃然大怒?太子申生听到宫中发生的这件事情,吓得赴决逃到新城。晋献公非常生气,处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原款。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告诉太子:把毒药放到福肉里的是骊姬,太子为什么不亲自去跟你老爹说清楚呢?太子说:我爹老了,没有骊姬,他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假使我说明白了,我爹一定会非常生气,这太伤身,我就成了个不孝之子。有人劝太子:既然你没法说清楚,那你赶快逃吧。太子说:身负杀父的罪名,谁还敢收留我?我自杀算了。于是,太子申生就在新城自杀了。骊姬的阴谋取得了突破性的阶段成果,可是,太子申生是自杀了,他还有两个非常有实力的兄弟,他们完全有可能填补申生留下的位子,怎么办?恰逢重耳和夷吾来向晋献公汇报工作。有人给骊姬打小报告说,这两位公子对你杀死太子很是不满。骊姬听了非常害怕,立即行动起来,跑到晋献公那里调唆道:申生下毒的事,您那两个宝贝儿子事前也都知道。重耳、夷吾听说这个话,知道大事不好,不辞而别,分别匆忙返回自己的边城基地。晋献公闻讯,更觉得这两个儿子心里有鬼,出兵讨伐。重耳吓得跳墙逃跑,逃跑时袖子都被追杀者砍断了。从此,重耳开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献公又派人讨伐屈,屈城人全力防守,城池未被攻下,夷吾得以幸免。骊姬反对晋献公赤裸裸地废嫡立庶,因为她不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身边的戚夫人,只会哭,结果事给办砸了,还搭上了自己和儿子两条命。骊姬主动在晋献公的面前说太子申一生的好话,把晋献公哄得蹓蹓转,简直找不着北了。其实,骊姬是个非常阴险毒辣的女人,她对太子申生采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招,而不是赤裸裸地迫害。晋献公并不笨,但是,他经不住骊姬的忽悠。一个再聪明的人,被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忽悠,也一定会晕头转向,不辨是非。正如后人诗云:“不知尤物能为祸,却为骊姬寝食安。”公元前651年,当了二十六年国君的晋献公去世,骊姬的儿子奚齐继位。但骊姬万万没想到的是,奚齐的王位还没有捂热,就被大臣里克给做掉了。接着又有人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悼子继位,又被里克杀死。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相继被晋国大臣所杀,证明了晋国正统的宗法势力并不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虽然晋国的宗法势力不能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但是,晋献公专宠骊姬,诛杀诸公子,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了严重打击。晋献公对晋国宗法制的破坏给了异姓卿族势力一个发展机遇。晋国异姓卿族势力大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曾经强大的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后期的战国七雄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王嬴政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韩国第一个被灭掉,说明了它的弱小。那么,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遭侮辱卻克记恨鞌之战韩厥升卿异姓贵族在晋国公族不断遭到重创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韩、赵、魏三家。我们先说韩氏。韩氏先祖本姓姬,是周天子的同姓。后来,因为事奉晋国有功,被封到韩原(今陕西韩城),于是,被封到韩原的韩武子开始用封地为姓,改姓韩。韩国立国的道路上第一位突出贡献者是韩厥。韩厥在韩国建国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参与了一场战争,并且因这次战争的战功被任命为晋国的六卿之一。晋国有上中下三军,每军有正副两个统帅,这样上中下三军就有了六位统帅,这六位统帅就是晋国的六卿。由于晋国六卿掌管着晋国的军队,所以,六卿的地位非常重要。那么,韩厥是怎么当上六卿之一的呢?韩厥的升迁缘于晋国和齐国之间的一场大战。韩厥之世,中原主要是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由于争霸,晋楚之间爆发过两次大战,第一次是晋国大败楚国,第二次是楚国大败晋国。此后,楚国势力进入中原,晋国处境艰难。中原霸主齐国在齐桓公以后就丧失了霸权,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齐国在晋、楚、秦三强之外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次晋楚大战晋国失败后,实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齐国此时萌发了和晋国一争高下的野心。周定王十五年(前592),晋景公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参加会盟。郤克虽然是晋国的大夫,但却是一个残疾人,是个瘸子,齐顷公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找了一个非常正点的瘸子为郤克带路。同时上殿的还有曹国使者曹公子首,说来也巧,曹公子首是个罗锅,驼背,为他领路的也是一个罗锅,两个罗锅一前一后,也上了大殿。再接下来,卫国大夫孙良夫来了,孙良夫有一只眼失明,齐顷公也专门安排了一位独眼龙为他领路。齐顷公在三国使者上殿之前,特意安排他的母后在大殿的后面观看,齐顷公的母亲看见两个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上台阶,已经是乐不可支;又看见两个罗锅、两个独眼龙依次上殿,她再也控制不住兴奋,狂笑不止。郤克刚开始并没有在意由一位瘸子引导他上殿,等他看到一对罗锅、一对独眼龙依次上殿,又听见殿后传来女人大笑不止的声音,这才意识到齐顷公是有意戏弄自己和另外两位使者,他非常恼火,发誓要报此仇。回国后郤克就要求晋国讨伐齐国,但是,晋国国君说:你一个人的恩怨,怎么能让国家卷入呢(子之怨,安足以烦国)?郤克无奈,只好把仇恨记在心里。齐顷公戏弄三国使者,特别是戏弄晋国使者,表明他已经不再把晋国看成中原的霸主,而晋国方面的不做回应,更刺激了齐国的野心。齐国跃跃欲试,准备进一步试探晋国的底线。周定王十八年(前589)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卫国救援鲁国,被齐军打败。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中军主帅郤克力主攻打齐国。晋景公为了防止楚、齐联盟,决定伐齐,由中军元帅都克统帅晋军,韩厥作为司马,率八百辆战车,救援鲁、卫。六月十六日,晋军追到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和齐军对峙。普、齐两军在鞌(在今济南市西偏)开战。战斗一打响,野心膨胀而自负的齐顷公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先灭了这伙晋军再吃早饭(吾姑翦灭此而朝食)!说完,连马身上的铠甲都没有披就冲了上去。晋军主帅邵克一开战就受了伤,血流到鞋上,但是,郤克早就憋了一口怨气,想报出使齐国受到羞辱的仇恨。所以,尽管他受了伤,手中的鼓褪始终都没有停。最后,郤克实在坚持不住了,对他的副手说,我坚持不住了。他的副手说,将军的战鼓就是我们晋军的冲锋号,将军的战旗就是我军的标志,我们晋军的进退都服从将军的号令。主将的军车,只要有一个人在,就可以完成国君的重托。将军怎么能够因为受伤就坏了国君的大事呢?上了战场,就只能想到为国牺牲,只要还有一口气,将军就要坚持。于是,郤克的副手用一只手挽住两根车辔,一只手接过郤克的鼓褪,不停地击鼓。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主帅都克的战车一路领先,整个晋军一拥而上,齐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溃不成军。韩厥这次参战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明早赶车时,避开左右两边(旦辟左右)。所以,他站在车的中间驾车,紧紧追赶齐顷公。齐顷公的警卫对齐顷公说,射后面晋军车上那个驾车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君子。齐顷公说,称人家是君子还射不符合礼法。于是,齐顷公的警卫就瞄着韩厥的左边一箭,右边一箭,韩厥的左右全被射倒在车中。眼看韩厥穷追不舍就要追上,齐顷公焦急万分,但是,他的警卫逢丑父很镇静,他趁韩厥俯身去扶被射倒在战车上的警卫的时机,来了一个掉包计——自己和齐顷公换了一下位置。此时的战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人警卫,另一位是主帅。主帅坐在车后,警卫站在车的右边。这一换位置,齐顷公站到右边,逢丑父坐到了齐顷公的位置上。跑着跑着,齐顷公的战车被树桩挂住,韩厥趁机赶了上来。在这危急关头,坐在车后边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让冒充警卫的齐顷公下车打水,韩厥不认识齐顷公,还以为他是个警卫,所以,对齐顷公下车打水也没管。这样,齐顷公利用下车打水的机会,上了另一辆齐军的战车,逃了出来。韩厥将抓捕的“齐顷公”作为俘虏交给主帅郤克,郤克弄明白真相后,勃然大怒,要杀逢丑父。逢丑父大喊:杀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代替自己的国君承担责任了。我这么一个敢于拿自己生命拯救国君的人,还要被杀(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克听了逢丑父的一番话,大受感动,就把他放了。这一仗,虽然韩厥没有抓住齐顷公,但只是因为被齐顷公的警卫逢丑父临场掉包,真正的齐顷公才得以脱身;不过,这次的经历已经足够让齐顷公难以忘怀了。回国之后,韩厥就被晋升为六军的统帅之一。韩厥从此成为掌握晋国军权之人,这是韩氏建国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六军统帅,打仗是统帅,不打仗是卿,权力非常大。韩厥担任六卿之一,标志着韩氏卿族在晋国已经开始发展壮大,强大的韩氏卿族又是怎样建立起韩国的呢?韩国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16章三家分晋晋献公之后,晋国的公族势力遭到重创,卿族势,力恶性膨胀。同时,卿族势力之间也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结果最有势力的卿族由六家变成了四家: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四家之中以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分消遣的心态。他毫不怀疑,整个事情不过是一出排练好的戏,不过他尽量不显出他的这个想法。他心里很清楚,瓦伦丁诺公爵是绝对没有胆子去吊死两个法国国王的士兵的。也许他们现在早就被释放了,并且拿了一笔用来补偿他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些麻烦的赏钱。第二天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加斯孔部队了。马基雅维里猜想,这出戏事先就安排好了,因而他可以向执政团报告,公爵对于他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是多么地有效率。尤其值得报告的是,方才公爵无意之间提到的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地方。公爵关于部队可能会开拨到这个地区的暗示,实际上是个隐隐约约的威胁。对于一个头脑诡谲如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房间里一阵沉默。公爵一边轻轻地捋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感到,公爵是在琢磨这个佛罗伦萨政府派来与他谈判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基雅维里不想与公爵对视,于是低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在思忖指甲是否应该修剪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而处于困惑的状态是不舒服的。因为正是他负责处理了当年那件公案,最后导致保罗·维泰利的处决。意识到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后,他曾经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他的那些紧张又迟疑的上级,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正是他,命令专员从重从快地办理案子。也正是他,在维泰洛佐逃跑之后,仍然敦促对维泰利处以死刑。但是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不能确定公爵到底了解多少。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公爵谈论那件事不理想的结局,不过是想显示他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且幸灾乐祸地向马基雅维里当面指出,他当年的措置并不显得称职。但是公爵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如果他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佛罗伦萨的使节了解他对共和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更加有可能的动机是想借此动摇马基雅维里的信心,从而使他能够俯首贴耳。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看了公爵一眼。看来公爵正在等待着与他的目光对接,然后再开口讲话。“书记官大人,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活人。”“你要我走开一会吗,表哥?”红衣主教问道。“不需要。我相信你的谨慎,就像我相信书记官大人的一样。”马基雅维里合上了嘴,目光注视着公爵,等待着公爵开口。“渥西尼几乎是跪着求我去攻打佛罗伦萨。我对于你们的城邦完全没有恶意,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贵国政府的先生们如果要和我修好的话,他们必须在我和渥西尼弥补分歧之前有所作为。我们都是法国国王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必要彼此也成为朋友。我们两国的领土接壤,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让对方处处方便,也可以使对方处处不方便。你们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雇佣军将领所率领的雇佣军,而我这边却有着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并且,我的将领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你的那些将领并不见得比我们的更可靠,阁下。”马基雅维里冷淡地回答着。“我有另外的,对我来说忠诚可靠的将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阴谋推翻我的蠢货是哪些人——帕格洛·渥西尼,一个蠢人而已;那个认为我对博洛尼亚有企图的本蒂沃留;那个唯恐我夺取佩鲁贾地方的巴利昂尼;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还有那个染上了梅毒,成了废人的维泰洛佐。”“他们势力强大,而且阴谋作乱”。“他们所有的动作我全都知道。条件成熟时我会果断出手。请相信我,在那些人的脚底下,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要扑灭这燃烧着的火,所需要的水比他们拥有的人更多。请您理性一些,书记官大人。厄比诺目前在我手上,等于是我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是我的朋友,教皇打算将他的外甥女安吉拉·博尔贾嫁给基多巴尔多的继承人和侄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城邦对我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我永远也不会攻打他。我必须拥有这块地方以便我能够执行我的计划。我不会感情用事而坏了我的大计。我能够向你们提供安全保证,使你们免于敌人的威胁。如果我们可以步调一致,依靠我的部队和你们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加上教皇作为精神领袖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力量。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不用向法国国王缴纳大量的硬通货来换取他的保护,而且法国人会把我们看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力量。现在是你我两方建立同盟关系的时候了。”马基雅维里非常吃惊。但是他还是语气委婉地回答说:“我看到阁下议论之力量。没有人可以将这些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和更有说服力了。很难见到像阁下您这样一位行动果断的将军,而且思维缜密,口才出众。”公爵微微一笑,作了一个稍带否定意味的手势。马基雅维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话不是公爵所想听的,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了下去。“我会写报告给执政团,向他们汇报您方才告诉我的这一切。”“你这是什么意思?”公爵大声说道。“事情非常紧急,必须立刻决定。”“我没有权力来签订协议。”公爵一下子站了起来。“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正在这时,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不过进来的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他完成了公爵交待办理的事情以后回来了。不过房门一下子被突然打开还是让马基雅维里受了些惊吓。马基雅维里不是神经紧张的人,但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我来阁下这里是因为阁下请求我国政府派人来与阁下洽商。”“但我要的是具备充分授权的使节。”到目前为止,公爵对马基雅维里还是待之以起码的礼节,但是现在,他两眼冒火,大步走向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团是在耍我。他们派你来,正是因为你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他们这种改不了的逡巡不决使我非常恼火。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们打算试探我的耐心到什么程度?”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红衣主教,说了一句打圆场的话,公爵粗鲁地告诉他,让他住嘴。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他用词刻薄,粗暴,并且充满嘲讽。他看上去完全失控了。马基雅维里则是无动于衷,他毫无惧怕,带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公爵。最后公爵又重新坐回了他的椅子。“告诉你的政府,他们大大地冒犯了我。”“我国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阁下您。他们指示我向您转告,您手下那些叛乱分子请求我们的支援,我们已经严词拒绝了。”“在我看来,这不过就是和平常一样,骑墙观望而已。”这句话说得并不错。但是在马基雅维里听来,觉得不甚愉快。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国政府并不喜欢渥西尼和维泰洛佐。我国政府争于和阁下您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必须敦促您说得更详细一些。最低限度,我必须告诉我国政府您盼望看到的协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会谈就到此为止吧。你们逼我和叛乱分子谈条件。如果我同意渥西尼的建议,一起攻打佛罗伦萨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使他们俯首贴耳。”“佛罗伦萨正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马基雅维里尖锐地指出说。“他向我们保证,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四百名枪骑兵和足够数量的步兵。”“法国人许诺时很慷慨,为的是要换取他们不断索取的金钱。钱一到手,他们则是很少兑现诺言。”马基雅维里知道这话说得也不错。佛罗伦萨人受够了国王路易的贪得无厌和两面三刀。他有好几次在收了钱以后,迟迟不派部队。再三拖延之后,最后只派出了原先所许诺的部队数量的一半。公爵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佛罗伦萨人必须接受公爵开出的结盟的条件(但是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公爵是个毫无信义的人),否则的话,他就要和那些企图造反推翻他的雇佣军将领们联合起来攻打佛罗伦萨。讹诈!情况是紧急的。马基雅维里在沮丧中,想找出一两句话来讲,以便给后面的谈判留条后路。但是公爵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你还在等什么,书记官大人?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他甚至没有对马基雅维里的鞠躬告辞有任何表示。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着使节下了楼。“阁下是个急性子的人,不习惯被人顶撞。”他说道。“确实如此。我总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吧。”马基雅维里尖刻回答着。第六章皮埃罗和信使已经在警卫室里等着了。当大门准时地打开后,三个人出了大院,走进了广场。照料马基雅维里的仆役把他带到了金狮饭店。他们再三向饭店打招呼,告诉他们这顿饭是特别用来招待佛罗伦萨来的使节的。而这位使节一向胃口不错,对吃也很讲究。酒是当地农村自制的,虽然不能跟托斯卡纳地区的酒相比,但是颇有酒劲,马基雅维里于是乎放开怀来,喝了个痛快。他回头思考着今天他和公爵的一番交锋,他认为,总的说来,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好。瓦伦丁诺公爵的怒气似乎暗示着他有些紧张,而他坚持要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立刻建立联盟关系又预示着他明了他目前的处境危险。马基雅维里对于整个接见过程欠缺礼仪一事颇无所谓。从他接受使命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不能奢望别人对他礼若上宾。吃饱喝足,打了几个饱嗝之后,他让信使告诉他去下榻的修道院的路该怎么走。有鉴于他的重要身份,修道院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皮埃罗和信使就只好在走廊上铺着的一块草垫子上将就着睡了。和他们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的还有其他一些暂住的客人。他们对于不用露天睡觉这一点好处,已经是谢天谢地,非常满意了。但在上床休息之前,马基雅维里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信里面他介绍了今晚和公爵见面的一些情况。信使将在明天破晓之际将信带回佛罗伦萨。“你最好写封信给比亚乔,以便他能够转告你的母亲,你已经顺利抵达了。”他向皮埃罗吩咐道。“还有,让他给我寄一本普鲁塔克的著作来。”马基雅维里随身带了一本但丁的诗集,此外就只有一本李维的《罗马史》了。皮埃罗写完信之后,马基雅维里不由分说就取了过来,开始读信:“尼科洛大人整个上午都没怎么说话。我想他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打搅他。但是当他吃完晚饭后,他说起话来是那样机智,清晰和富于哲理,我都几乎以为我们还在斯卡佩里亚,还没到伊莫拉呢。他认为我嗓子很好。我希望下次信使能把我的笛子带来,如果可能的话。”“写得不错。”马基雅维里说道。“你让比亚乔传递给你母亲的口信十分得体。现在,辛劳了一整天,让我们抓住机会睡个当之无愧的觉吧。”第七章马基雅维里需要的睡眠时间并不多。所以天一亮他就醒了。他把皮埃罗叫过来,帮他穿好衣服。他的旅行用的装束被折叠好了放进了鞍囊之中。他穿上了一件平时常穿的、黑色的衣服。他不打算在这个修道院里就这样住下来,因为他需要一个能让他在必要的时候秘密会见客人的居所,而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的访客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十分地引人注目。信使已经在回佛罗伦萨的路上了。马基雅维里由皮埃罗陪着,向金狮饭店走去。伊莫拉是个阳光明媚的小城市,没有一丝痕迹显示出这个城市刚刚换了主人。当他们穿过狭窄曲折的街巷时,他们经过了许多正在张罗忙活各自生意的商贩,这些商贩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你获得了一个印象,即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时不时行人们必须为一个骑着马的人,或一队驮着柴火的驴子让出路来。一个男人牵着几头母驴慢慢地行进,用一种习惯性的叫卖声叫卖着对孕妇有好处的驴奶。一个干瘪的老太婆从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叫住了这个驴奶贩子。不一会老太婆就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了个大杯子。一个叫卖针头线脑的小贩,用刺耳的声音叫卖着走过。金狮饭店所在的那条街有着好几间店铺。马鞍铺子里有一个客人,理发店里有个男人正在理发,鞋店里一个女人正在试穿鞋子。所有的这一切透露着一股兴旺,不是奢华繁荣,而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小康景象。另外,街上完全没有乞丐。他们走进了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给他自己和皮埃罗叫了一些面包和葡萄酒。他们将面包在酒里蘸一下,让面包有些味道,然后将面包吃下,将剩下的酒喝完。就这样填饱了肚子,他们来到一家理发店。马基雅维里修了一下面。理发师用掺了香精的,散发着浓烈香气的水喷洒在他的黑色短发上,然后进行梳理。与此同时皮埃罗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我想我也需要修个面,尼科洛大人。”他说。“还可以再等上几个星期。”马基雅维里回答道,带着浅浅的笑容。然后他转头向理发师说道,“给他头上洒点香水,然后梳理一番。”他们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了。马基雅维里于是和理发师询问,他想要拜访的、一个叫巴托罗缪·马泰利的先生的寓所在哪里。理发师告诉他们该怎么走,但是他给出的指南实在是太复杂了,马基雅维里于是乎问他,可不可以麻烦他给找个向导,领他们前往。理发师于是走到他的店铺门口,喊了一个正在街上玩的淘气的小男孩,让他给马基雅维里他们带路。他们穿过了一个主广场,广场的一侧是公爵所占据的王宫大院。因为今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所以广场上挤满了农民的摊位,他们带来了各种水果蔬菜,鸡,肉类和乳酪。还有那些出售铜器,铁器,布料,旧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商贩的摊位。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或讨价还价,或正在交易,或只是走马观花而已。集市上一片喧哗嘈杂之声。这是一派十月的蓝天之下的,快乐的熙熙攘攘的景象。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广场,他们听到一阵铜号声,顿时喧闹的声音平息了不少。“这是发布消息的人,”小男孩激动地叫嚷着,他抓着马基雅维里的手就开始跑,“我还没有听到他要宣布的消息呢。”有几个人向前拥了过去。马基雅维里沿着他们前往的方向放眼望去,在广场的另一侧,他看到了一个绞刑架,有两个人给吊在上面。但这并不是马基雅维里所愿意关心的,所以他就从那带路男孩那里抽回了他的手。那个带路的男孩完全忘记了他应该做的事,撒腿就朝他的兴趣所在奔了过去。消息发布员开始大声宣告他要讲的事,但是他距离马基雅维里太远了,以至于马基雅维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于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向一个正在站着看护着自己摊位的胖大女人。“出了什么事?”他向她问道。“那个消息发布员在说些什么?”她耸了耸自己的肩膀。“不过是两个小偷,被吊死了而已。根据公爵的命令,到今天中午之前,每过半个小时来一趟。他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被吊死,是因为偷盗了公民的财物。这两个人是法国士兵,他们说。”马基雅维里差点流露出震惊的神色,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必须眼见为实才行。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从人堆里挤了过去,他推挤着人,也被人推挤着,但是两只眼睛却死盯着绞刑架上的两具尸体。消息发布员说完了他要宣布的事,从竖着绞刑架的平台上走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慢步走开了。人群散开了一些,马基雅维里终于可以靠近了些。终于没有疑问了——尽管他们的面孔被绞绳可怕地扭曲了,这两个人确实就是那两个加斯孔士兵。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被带到公爵面前,由他审讯并给予了判决。那个年长一点的就是当晚那个皱着眉头,脸上有一道疤痕的人。那个年轻的就是那个曾经有着惊恐游移目光的士兵。事实证明这不是他原来所想像的一出喜剧而已。马基雅维里顿时僵站在那里,沮丧地看着这一幕景象。这时,他的小向导拍了拍他的手臂。小男孩懊悔地说道,“我真希望他们送这两个人上绞架的时候我正好在这里。等大伙听到消息时,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不是给小孩子们看的。”马基雅维里魂不守舍地回答了一句。他的心思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被吊死,”

                        嘴。胖子殷勤地头前带路,那夸张的体形却不影响他的行动,举手投足间竟似十分灵活。“他就是老夫子。”莫炎悄声低语,那微弱的语声也只有我的听力才可辨别。这胖子就是在电话里和莫炎通话的老夫子,东三爷此刻在温泉里等着张禾,我只要找准机会下手制服东三爷,后面问口供的事情莫炎应该比较拿手。思索间,胖子将莫炎带到了一个温泉浴所前,我紧贴着莫炎的后背跟了进去。这间温泉浴所并不太大,因为被东三爷包了场,除了服务人员和五个壮汉外,就只有胖子和莫炎。更衣后,他俩围着宽大的浴巾走进了一处温泉,弥漫的烟雾热气中,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温泉的一侧静静地待着。“三爷,禾哥来了~~”胖子恭敬道。“三爷~~”莫炎也恭敬地躬了躬身,瘦小身影摆了摆手,示意莫炎过去,胖子则识相地退在一边垂手站立。沿着温泉边我凑近那个瘦小的身影,原来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满头白发,皮肤惨白,相貌倒也温和,只是那个硕大的鹰钩鼻子隐隐透出一丝阴狠。“禾子,你跟了我多久了?”东三爷懒懒地说道,一句常用的上下级话语,却成了莫炎的难题。“三爷,俺不记得跟了您多久了。”莫炎的话出口吓了我一跳,接着又道,“俺只知道这辈子跟定三爷了。”我暗松一口气,不禁暗笑,莫炎的马屁功夫倒也一流,巧妙的绕过了难题,还顺便捧了下东三爷。“嗯,好小子。”东三爷睁开原本闭着的双眼,露出欣慰的笑容,“三爷我没白疼你。”老头说着伸手在莫炎的下身拧了一把,脸上渐渐显得猥亵起来,莫炎猝不及防,身子下意识地退了一下。“三爷……”莫炎佯装不解,但似乎已明白了些什么,脸上开始有些挂不住了。“哈哈~~”东三爷仰头一阵狂笑,笑声中,身边的景物忽地变幻了起来,原本的建筑设施顷刻消失。噗通,我脚下一空,落入一片水中,滚烫的水温竟似接近沸点,如果不是随意念而来的黄土快速保护着我,只怕此刻已经煲做一锅人肉鲜汤了。“两位艺高人胆大,连我东三爷也敢动,实在佩服。”东三爷的声音传来,却不见人影,“你们把张禾交出来,自挖双眼,我答应放你们一条活路。”“三爷也是高人,废话就不必多说了。”从黄土堆上跃出水外,我环转一圈,“我们有些事情想问三爷,如果合作的话,倒是可以考虑让您安享晚年。”故意口出狂言拖延时间,我尽力搜索着失去踪影的莫炎,这里肯定是预先设好的圈套,莫炎刚才正好身处水中,此刻也是凶吉难测。“哈哈~~”又是一阵狂笑,东三爷似乎并没有被我的话语所激怒:“听风、饲虚,后辈余孽,米粒之珠也放光华?!”“米粒也是珠,光华不在大小。”一团火光包裹着莫炎从水中升起,一身的伪装脱落殆尽,怒射的灵火将他冷冷的面容映得诡异而凶悍。光亮中我发现热水来自于身边的一个八角形的池子,那汩汩的水流竟似烧开的滚水,一处竖着块石牌,上面清楚地写着三个字“大滚锅”。“好,也算硬点子,可惜三爷没空陪你们这些晚辈。”东三爷的身影出现在水边,身周隐隐闪动着一种奇异的光芒,“赤魑、红魅、橙魍、黄魉,大滚锅就在边上,好好烧碗汤。”东三爷的身影倏然消失在黑暗中,赤红橙黄四团火光在周围亮起,每团火光中都有着一只奇丑无比的东西,那模样就像是剥去皮毛的山魈,口中不住发出凄厉的怪叫,听得我一阵心血翻涌。“阴火四妖!”莫炎几乎目眦迸裂,口中狂吼道,“你怎么会懂饲虚五杀阵!”二十二、草木皆兵魑魅魍魉,自古便被人们作为妖魔鬼怪的代名词,照古书记载来看多数指的是山泽之精、木石之怪。眼前的四只怪物却被莫炎称之为“阴火四妖”,饲虚五杀阵应该是饲虚一派的阵法。我不由得被弄糊涂了,这个东三爷究竟什么来历。东三爷身影隐入黑暗后便没有再出现,四色火光中的魑魅魍魉一阵怪叫后却忽然平静了下来。“这东三爷用饲虚一派的阵法对付你,大概是昏头了。”我看了看伏在那里的怪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兵法也不是他这么用的。”“这阵我不会破。”莫炎的声音就像是地下发出的一般,“千年之前就是派内的禁术了。”“你不会……”还没来得及惊讶,赤色的火焰突地大亮起来,一道粗大的电流如闪电般直蹿空中,喀喇一声反射向我们立足的地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拉开,但我的鞋子还是擦着了电流,一股震撼的力量顿时传遍了全身,神经系统几乎在瞬间麻痹。紧接着红色、橙色、黄色,火焰不断亮起,高频的怪音刺入耳中,眩目火球频频闪动,更要命的是,一股几乎能融化一切的热浪迅速将我们包围了起来。“你们先祖是学物理出身的吗?!都是些什么混蛋招式?!”我直着嗓子吼道,耳畔已是一片嗡嗡声。莫炎不紧不慢地掏出一副墨镜架在鼻梁上,双手拂动下一层厚重的黑色火焰包围了我们,怪异的攻击立刻被阻挡了下来,四只怪物在火焰外上蹿下跳地不敢接近。“声、光、电、热。”莫炎摘下眼镜道,“你物理学得好就能对付。”我揉了揉发花的双眼,后悔没有给自己也带上一副墨镜备用。那墨镜原本是伪装张禾时用的道具,这会却正好给莫炎派上了用场。“阴火四妖不畏五行雷电。”莫炎的眼中露出一丝凝重,“尤其更不怕虚灵。”不畏五行雷电和虚灵!脑子里一阵发炸,对付这类东西是我最为头痛的,无论是风水格局还是虚灵都有法则原理可依,唯独这种什么都不怕的根本无迹可寻。我和莫炎即便将自身的能力发挥得通天彻地,也不能对它们造成什么伤害。“飞火印阳极,狂龙诀阴极。”莫炎双手捻起诀印,“我们用阴阳之火,试试这魑魅魍魉!”在他说出前半句的时候,我已翻手拿出一叠飞火印纸,但后半句话却让我脑中闪了一下!“这东西是真的魑魅魍魉?”眼看四个怪物的攻击开始撼动黑色火焰,我却发起问来。“如假包换。”莫炎手中作势聚力,被我这一问间愣了一下,火焰的控制松懈了下来,四周的黑色火焰势头猛地一弱。四只怪物见火势减弱,兴奋地怪叫连连,张牙舞爪地各显其能,攻击的势头愈发猛烈。“你能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声音吧?”我继续问道,“龙吟会不会模仿?”说话间,面前缓缓浮起一个硕大的金属喇叭,莫炎眼中由疑惑转为惊喜,鼓气开声间一声悠长的龙吟自口中高亢而起。龙吟声即刻被金属喇叭放大,气势滔天地在空中散播开去。四只怪物先是一愣,紧接着浑身颤抖了起来,双爪抱头疯狂地跳动着,那表情似乎惊恐之极。形势直下翻转,莫炎口中龙吟不停,鼻息猛地增强,不可思议地倒灌了一大口气息,小腹鼓动,那龙吟声猛地又高了几度,清越洪亮直入云霄。“噗噗”一串连续的爆裂,四色火光像烟火般炸开,溅出无数火星,魑魅魍魉的身影顷刻化为乌有,只留下之前火光在我眼中的残影。“物理方面学的比较烂。”我冲莫炎灿烂地一笑,“不过古史文化倒是比较熟悉。”莫炎并没笑,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古语精辟,臭味相投。”“哈哈~~”东三爷的身影在狂笑声下再次浮现,身边居然笼罩着先前莫炎所施放的黑色火焰,所不同的是,他的火焰来得相较稀薄。“有一套,年轻人不容小觑啊~~”东三爷倚老卖老道,“不过也是投机取巧,三爷今天让你们开开眼。”话语中,东三爷的脸色诡异一变,面目顿时狰狞无比,尖瘦的脸庞在黑色火焰中有如夜叉罗刹,口中露出两排锐齿,那金黄闪亮的感觉竟似是黄金锻造。“极炎化土,魔性顿生。”东三爷的声音有如从地狱中传来。地下的泥土无声地翻滚起来,我清晰地听到一种野兽饿极的喘息声。汹涌的泥土中,一个灰色的东西拱出了地面。那是个兽类的头部,圆眼吊睛,头部峥嵘地分作三个突起,一对硕大的羊角盘曲在两侧,口中不住滴落着涎液,一付穷凶极恶的样子。这只是个头部,也只有个头部,下面根本没有身躯和脚爪!强悍奇特的样貌让我和莫炎都是一凛,这东西该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著名的兽类“饿死鬼”吧?“饕餮何在?!”东三爷厉吼一声,“血食送到,速速享用!”那东西张嘴发出一阵嚎叫,嘶哑的声音有如裂帛,硕大的兽头原地一转,弹起数尺猛扑向我和莫炎。这只奇诡的东西正是传说中的上古四凶之一——饕餮,一只饿死鬼投胎似的怪物,只有脑袋没有身子,永远无法满足食欲和兽欲的魔兽!“这家伙是什么人?连饕餮都受他控制!”我闪身射出一排金属箭镞,在饕餮的身后与莫炎再次靠肩并立。“五行幻兽术。”莫炎撇了一眼火焰中作势操控的东三爷,“不是真的饕餮。”一听这话,我放心了许多,眼前这只饕餮只是用泥土幻化的,那威力便不可能抵得上真家伙。就在我放松的那一刹那,饕餮转了过来,晃动中脑袋增大了数十倍,口里猛地发出巨大的吸力,我们脚下不住打滑,身体渐渐被它吸了过去。“对付你们用不着大手笔,幻兽足矣。”东三爷冷笑着,双手相抵击入地下,一蓬火焰在饕餮周围亮起,它口中的吸力又是一阵剧增。莫炎反手一挥,灵火喷射而出,凶猛的火舌扑卷着化为两股,分别袭向东三爷和饕餮。东三爷并不躲闪,手下催动火焰腾升,饕餮嘶吼一声口中吸力竟分作了两股,莫炎的灵火莫名地被它吸入了口中。之后无论是我用金、土化形,还是莫炎的灵火攻势,都被饕餮一一化解,而方法居然都是张口一吸。“不是真的饕餮也能那么厉害,你有没有法子对付?”我知道这也许是句废话,但却还是向莫炎问道。“他玩花样,土里有古怪。”莫炎眸子一翻,双手叠起击地,“灵火入地诀!”火光一闪而过,地下投射出隐隐的火焰,东三爷和饕餮所处的地面下顿时喷出两股淡色火焰,那是一种接近极限高温的色泽。饕餮在火焰中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口里的吸力稍稍减弱。东三爷反掌迎着火焰按下,我突然发现,他的手掌竟然是淡金色的。“反五行。”莫炎不由变色道,“听风饲虚两派合一。”东三爷掌上的淡金色是锐金印造成的一种特质,我曾在《闻风拾水录》中见到过将天罡七印附在掌中,以自身力量催动的作法,但一直无法参透其中的奥妙。火本克金,这种做法等于是用金性激发火性的威势,同时辅土性虚灵。火生土,土生金,一个三角循环之下力量源源不断,这便造成了我和莫炎的金、火、土三行攻击无效的局面。更为可观的是,这只饕餮是由土幻化出来的,我和莫炎的金、火、土三行攻击等同于增加它的力量!一惊之下,我和莫炎的攻势便停了下来,东三爷瞅准时机,手中捻住莫炎激发的灵火反击向地面,饕餮身周的火焰又是一片高涨,口中的吸力疯狂袭来。“这才是真正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们俩也算死得其所了,哈哈~~”东三爷狂笑声中,我们已离饕餮不足两米。“老耗子,你丫尽会瞎忽悠~~”一个怪腔怪调的声音传来,那声音飘动在周围的树木间,竟无法辨别来源。东三爷一愣,鼻尖抽动了几下,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还没回过神来,地上神奇地长出数棵一人多高的树来,树杈上面挂满了柚子大小的金黄色果实,密集的树木刚好将饕餮围在了当中。饕餮转动脑袋,大大咧咧地照单全收,狂吸之下,树上那些金黄色的果实率先落入了它的口中。“蓬蓬”一串闷响接二连三地传来,饕餮的头部开始出现裂纹,喀喳……自它的头顶冒出一些枝干来,那果实竟然在饕餮的头颅里疯长,不一会树杈上又挂满了金黄色果实。但这时那些果实可不壁先前那么老实了,长到柚子大小便自动爆炸,那威力可以比得上手榴弹了。我俩躲在刚刚聚起的金属盾牌后面叹为观止,那些坚硬的果壳将饕餮的头部击得四分五裂,方才还在作威作福的家伙顷刻便只剩下了一堆碎屑。东三爷那里也不好受,五棵长着细长叶子的大树莫名其妙地在他身边长了出来,那叶子的长度足足有七八尺长,正戏弄似地抽打着东三爷的身体,他的脸颊已被叶片刮出了数条血痕。更为奇妙的是,树叶间不断喷洒着白色液体泡沫,东三爷手中和身边的火焰被弄得熄灭殆尽,满头满脸的白沫显得狼狈异常。“布荫一派的小兔崽子,缺德无赖不成体统……”东三爷满嘴骂骂咧咧地翻手掏出一个黄色的物件,刚要施展,却不料脚下一滑,跌翻在了地上。“陈子浩!你居然没死?!”莫炎突然大叫一声,“三十年前的血案和你什么关系?!”东三爷闻声不由得一抖,脸上一阵抽搐扭曲,整个身子缩在树丛中萎作了一团。东三爷手中的黄色物件跌落在地上,那是一个用陶土做成的老鼠,后来莫炎告诉我,这东西叫“遁地鼠器”,可以用来施展土遁,当年是陈子浩专门弄来盗墓钻穴的宝贝。大金牙、遁地鼠器,眼前这个瘦小枯干的东三爷居然就是三十年前被认为死于非命的陈子浩,难怪他懂得饲虚一派的那么多绝技。“都说他是只老耗子了~~”随着话音,一张四条眉毛的脸出现在面前,“老凡,那么久没见,你也没出息多少,还得劳烦我来收拾这烂摊子。”这四条眉毛我再熟悉不过了,但却没想到在这里居然会见到他,更没想到他居然是什么布荫一派的传人。这个让我熟悉而又意想不到的家伙就是——林岳。“刚才你说谁臭味相投来着?”林岳一脸不爽地看着莫炎,“我和老凡那叫日久同好。”“你小子瞒了我那么久!”我大笑着捶了他一下,“什么时候变布荫一派的传人了?”“刚才怎么没见你那么大力气~~”林岳苦着脸摸了下被我捶痛的肩膀,“别急着盘根问底,我知道你是听风后人的时候吃惊不比你小。”“别寒暄了。”莫炎冷声道,“陈子浩溜了。”就在几句话的功夫间,被树干包围的陈子浩已失去了踪迹,那掉落在他不远处的“遁地鼠器”也不见了。“我靠,这只老耗子溜得还真快。”林岳跌脚道,“早知道就用樟柯树和吃人树的变种粘死老小子了。”“他应该没逃远。”莫炎嗅了嗅转身循迹道,“现在追还能赶上。”“走……”我刚要跟上莫炎,却被林岳一把拉住。他的左手中捻着一个蒲公英的飞种,那飞种的个头比一般的要大了两三倍,此时林岳正若有所思地盯着飞种,嘴里念念有词,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赶快回旅店去。”林岳突然道,“小潇那边估计要出事。”“什么?”我心里一惊。“来不及和你解释,快走就是。”林岳估计是惦记着S,那样子真急了,“那边去的是笑面虎,留守的那仨可都是老弱妇孺啊。”“是韩笑?!快走!”莫炎也是一惊,一拍我的肩膀,转身飞奔山下。“等等我~~下面租了车的,唉,放着现代化工具不用……”林岳跟在背后大叫道。……腾冲市内,我们下榻的旅店。时间已是半夜了,旅店内的住客都已熄灯休息,四处已无人走动。一个人影慢步走进了店内的院子,那是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和一贯风纪严谨的警察不同,他的样子显得十分懒散,嘴里叼着烟卷。走进院子后,男子靠在了一棵树边,身子恰好隐在了树干的阴影中。他不住地吸着烟卷,顶端那闪动的火光在黑暗中照亮了他的脸庞,这是一张还透着几分稚气的脸,上翘的嘴角带着一种懒懒的笑容。此刻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二楼的一个依旧亮着灯的窗口,仔细看去会发现有人影不时地走来走去,那是我们租下的房间之一。这男子便是之前在沾益天坑阻扰我们的警察,莫炎的师侄,林岳口中的笑面虎,他的名字叫韩笑。二楼楼道的栏杆边不知何时放上了一排花盆,盆内的种着半人多高的植物,茎上绽放的花朵足有海碗大小,在夜风的拂动下微微摇晃着。韩笑的目光从窗口转向了这些花盆,眼中跳动着奇怪的光芒。手指夹下口中的烟卷,轻轻地抽了下鼻子,嘴角的笑容变得调皮起来。捻灭烟卷,韩笑猫一般地来到楼下,腾身一跃,双手勾住二层的边沿,臂部发力,身子一个倒翻,双脚稳稳地落在了楼道间,竟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应该说他没有发出人类能辨别的声响。因为就在他双脚落地的时候,楼道边那排半人高的植物忽地摇曳了起来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日本黄频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的思考方式被彻底改变了!”我默不作声。“我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我知道好多各式各样、我以前不知道的小事情,但我却还没完整接收她所有的记忆!比方说,我去买凯瑟琳单子上的某样东西,我很清楚它摆在哪家店的哪个地方,但我却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模样。还有,我在衣柜里找到用塑料袋套起来的衣服,上头标着‘凯瑟琳’。早上我几乎是不打扮的。我受不了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我的长相应该不是这样;凯瑟琳不是笨重壮硕型的,但我觉得我真的好胖。凯瑟琳也把账单逐一分类,弄得井井有条,好像她即将离开人世。”“她做事非常有条理。”“对。你知道吗,跟其他人融合开始令我有点沮丧了。”“为什么?”“我在消失。随着每一次融合,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这次我很明显地注意到了。”“我懂你的意思。你得到的越来越多,却越变越不一样,不像你。”“对。感觉好奇怪。”※※※※“我已经很少出来了,”霍尔顿说。“你在里头怎么打发时间?”“维持日常生活,跟其他人说话,确定大家平安无事。詹森仍犹豫要不要融合,他想做自己。詹森想创造点作品给你,但他没有时间,因为跟凯瑟琳融合耗掉卡伦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凯瑟琳融合后,这里起了很大的改变。卡伦很紧张,压力很大——这次融合是目前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但她处理得非常好。等凯瑟琳融合完成,下一个该轮到朱莉安了。自从凯瑟琳融入之后,卡伦也越来越有自信了。”“真高兴听你这么说,”我说。“等詹森有时间画画,凯瑟琳造成的冲击也平息之后,应该就是融合朱莉安的最佳时机了。”“听来还不错,”霍尔顿说。※※※※时间是1997年5月初,公园再次一片翠绿;春天的空气微寒,清风越过湖面、轻轻吹送过来。卡伦身穿薄夹克,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挺直腰杆,上身微微前倾,斜倚着扶手;这姿势有凯瑟琳的影子。“我不确定凯瑟琳是否真的觉得我有能力,”卡伦说,“我担心我会辜负她的期望。”“怎么说?”“她的电话簿写得满满的!我该怎么办?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说‘哈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去探望凯瑟琳的朋友,克里斯蒂娜,凯瑟琳帮她一起照顾临终的母亲。我知道怎么去她家。我走进屋子里,看见那位老太太,但我想不起任何曾经有过的对话。我代凯瑟琳去找杰里米神父,感觉也很怪。我以前就认得他,但现在我跟他的相处模式完全不一样。我认得凯瑟琳朋友的长相,却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以及我们之间的互动或对话。我已经取得她的情绪和影像记忆,但谈话与声音记忆才刚开始输入。这个礼拜,我脱口而出‘坦白说’这3个字——这是凯瑟琳才会用的词汇,我根本不曾说过。我的脑袋浮现许许多多字句,但我却很不习惯使用它们。”“你似乎还没完全取得凯瑟琳这个身份的所有权。”“对,正好相反。”“这么说来,我想你可能还需要好几个礼拜解决这件事。”※※※※进入催眠状态后,说话轻声细语、有着少女纤细气质的朱莉安现身。她告诉我,她很气卡伦不多写一点与凯瑟琳融合的记录。她把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掏出几张纸给我;她还说她得通知我一声:詹森拿到他的画具了。※※※※与凯瑟琳融合1997年4月15日,礼拜二,凯瑟琳融入我了。这次融合可说是最累人的一次。我一到家,问题就开始了:我找到好多计划表、笔记和各种指示,到处都是;我只不过简单浏览一遍,情绪就开始低落。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接替凯瑟琳的工作吧。第一天,我累坏了。隔天我待在家里没出去,因为精明的凯瑟琳没替我安排任何约会或工作。那天,我接收到许多凯瑟琳的记忆:她极度迷恋有条有理的生活方式。现在,我喜欢准时赴约,凡事作计划,但以前我只要一紧张,一觉得仓促,就会遗失时间。凯瑟琳早就计划好自己的融合了。她把一大堆文件、物品整理好,用塑料袋包起来。虽然她留给我各式文件记录,我发现我很难维系跟“新朋友”的关系。他们都是凯瑟琳的朋友,我觉得我不适合继续与他们交往。我觉得我好像悄悄钻进别人的人生,并且背叛了这些人,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当时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慢慢调整适应,渐渐的,我发现我能跟上凯瑟琳的进度了。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她不断把她自己、她的人生交付给我。我会尽力承担这些责任,尽可能坚持下去。我发现,我还真的蛮喜欢她的某些喜好和朋友。※※※※“哈罗!好久没跟你说话了!”先不论这是哪一部分的卡伦,她的心情一定很不错。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话说得飞快,一边动嘴巴、一边环顾屋里的环境。“嗯,”我支吾其词,“最近过得好吗?”我的行为与某个时候的卡伦如出一辙——她遇见某人,对方认识她,她却对此人毫无印象。“我很好呀!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我得说,我对其他人很失望。他们很难过。我自己就从来不觉得难过。新闻说机场的飞机失火,大家都很生气,但我说‘干吗这么小题大做?没事,没事的。就算真的有事,也不关我们的事呀!’他们每个人都闷闷不乐的,只有我会陪莎拉一起做好玩的事。”“你很有精神,神采奕奕!”我决定灌点迷汤,“等你融合了,这种特质一定可以帮大伙儿很多忙,而他们也会非常感激你的。”“嗯,在男人方面,我确实可以帮帮卡伦。刚嫁给乔希的时候,我们处得还不错。”哦,我想她是卡伦2。“我爱他爱了好一阵子。可惜他没办法适应我们的系统。但我不怪他,真的。如果我融合了,我会帮助卡伦拥有健康的浪漫关系。”“你还不确定要不要融合?”我问。“别开玩笑了!真扫兴!不过,这儿也没什么人能跟我说话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想死了。现在她希望她不会死。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大进步呀!”※※※※“我几天前就开始画了,”詹森说,“不过大概还要一两个礼拜才会完成。我想让你看看我们的房间。砖墙已经拆掉了,那些墙都是我砌的。以前我们各自拥有独立的房间,现在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大房间里;不过,每个人还是有属于自己的角落。还有,最近我在考虑融合。”“这样很好,詹森。正好我也想多了解你。你几岁?”“11岁,不过我觉得应该再大一点。大家都不把我当小孩看。凯瑟琳不会像照顾其他孩子那样照顾我。或许因为我是黑人。有时候,我担心那些小孩会对我有成见。但我好想念他们。”“我好期待看到你的作品。”※※※※“这里还有一些跟凯瑟琳有关的事,”卡伦递给我四张笔记纸,“真不可思议!凯瑟琳做了好多事,我还在继续发现中。”她给我一张名片。其实这只是张简单的卡片,不过却连卡伦的中间名都印出来了。凯瑟琳就是这么贴心。卡片上还有她的地址和联络电话;不但方便老朋友联络,认识新朋友时也一样派得上用场。“我找到她买给我儿子的毕业礼服。我不记得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事。”“还有呢?”“有人说我变得很差劲,讨人厌。”“恭喜你!”我立刻响应。卡伦试着挤出笑容,旋即摇摇头。“这是好事吗?”卡伦不明白,“我的弟媳常打电话指使我,叫我帮她买这个买那个,一句招呼都不打,但现在我不会接到这种电话了。我告诉我弟弟,如果他要来我家,态度给我好一点,跟我打电话时口气也好一点。我们全家都不正常。我真不明白,以前我身上的其他人怎么可能应付这一切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大多没办法应付,”我说,“他们只是忍耐。”看得出来,卡伦新生的自信与魄力稍为削弱了些。“桑迪只能顺着你妈,”我继续说,“她很不舒服,很痛苦,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有些人格只想伤害你,因为受虐令他们愤怒。现在的你日趋完整,你可以善用其他人赋予你的经验和力量,开始改变应付的方式,用其他方法面对你身边这些不正常的人。你的家人一定会抗拒变化,因为他们比较喜欢以前那个任他们索取、不在乎自己伤得多重的你。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融入你,你也变得更坚强;历尽千辛万苦,你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我确实更坚强了,我甚至拒绝帮我丈夫跑腿买香烟。我既不自责,也不觉得有罪恶感。”“真有趣。虽然这次融入你的人是凯瑟琳,但我在你身上看见好多迈尔斯的个性。”“凯瑟琳融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其他人也变得更坚强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4章朱莉安与卡伦3“整个礼拜天都是我在外面。不过你可别告诉卡伦,她会气死!”现在我能分辨卡伦2的语气了。“我跑去看成人用品的宣传展——情趣用品、按摩棒、色情录像带,好好玩哟!过去有一阵子,我还蛮喜欢这些玩意儿的。后来我和一帮高中死党办了一场性爱派对,还找了脱衣舞男来哦!他是警察呢!另外还有情趣用品店的老板娘,她把她的‘宝贝儿’全都带来给在场的女士们看。晚上我留下来看公牛队比赛。那警察或许会让卡伦很不舒服,不过我无法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不曾被虐待过。等我融合以后,我想我会很乐意把记忆送给卡伦,只是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呢!至少,等我融入她,她就不会这么无趣啦!”我心想:卡伦“现在”就已过得很“精彩”,用不着等到以后了。※※※※“我准备好进行融合了,”朱莉安以她一贯的呢哝软语说道。“我很冷静,我想卡伦应该会需要我的冷静。她把自己弄得太忙、太紧张了,以致没办法好好记下心里的感觉。我想我可以帮助她,以前负责写日记的可是我哦!”※※※※“我想念转换人格的日子,”卡伦皱着眉头,下巴靠在手背上。“有时我希望自己能多遗失一点时间。一直待在外面让我觉得好累。”“你现在还会遗失时间吗?”“嗯,几乎都在晚上。我只能接受,别无选择。比方说,晚上11点我在看电视;但是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是清晨5点了。电视还在播,门口出现报纸……然后我开始一天的生活。”“今天是预定融合朱莉安的日子。”“我知道,我准备好了。”卡伦完全提不起劲。我无法想象这些内在改变究竟让她承受多大的负担,但是除了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小心引导她进入内心深处。第一个现身的是詹森。“我一直在画画。我们的每一张图都是我画的。”我想起他画的心灵之屋。“我融合以后,卡伦也会画画吗?”“应该会吧,不过看起来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到时候就不只你一个人在画了。画画不只靠你的个人技巧,大家的想法也很重要。”“那我想在融合之前先把一些东西画出来。”“我明白了。你先继续完成吧。朱莉安在吗?”詹森退回,换朱莉安现身。“朱莉安,我该怎么向卡伦描述你,以及你存在的目的?”“嗯,我生于1970年,出生时13岁。当时卡伦11岁,她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角色。我成长至15岁,这也是我现在的岁数。我没长大多少。卡伦从11岁起开始记录受虐过程。我生来就是为了担任这个团体的记录者。我写下好多父亲做过的事。祖母有个旧五斗橱,我会把我的笔记放进去藏起来。几年后,母亲发现这些笔记,把它们全给扔了。”“我懂了。真是好大的损失。你对融合有任何疑虑吗?”“只有一件事令我困扰:我还没彻底完成我想做的事。我想把融合过程写下来,证明它真的发生过。”“或许等你融合后,卡伦可以取得你的记忆,这样你就能重建部分过程了。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离开,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进来。”“好。”卡伦口中的朱莉安有一头金红色长发,还有一对很绿、很绿的眸子。她很年轻,有着少女的青春气息。我把朱莉安的背景告诉卡伦,还有她想写下自己故事的愿望。“朱莉安坐在我右边,眼眶微湿,”卡伦说,“她握着我的手,有点犹豫。我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告诉我,她把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放在记忆里了。”卡伦停下来。“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许你可以帮帮她。”“我伸手环抱她。她亲吻我的脸颊……拥抱我。她向你道别。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会知道她还在这里,没有走远。”“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她的心,”卡伦继续,“我听见你在纸上写字的声音,好大声。小房间好明亮。她完全进来了,不在小房间里了。我感觉她在我心里。”我引领卡伦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抖,视线变得很模糊。与朱莉安融合似乎令她感到惊讶,她深深影响她。“或许你该写下来,”我建议卡伦。1997年7月11日与朱莉安融合1997年6月17日,我和朱莉安融合。这似乎是最复杂的一次融合。朱莉安带给我极大的冲击,使我在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办法提笔写下来。朱莉安融入后,我开始真正感到完整;我终于接受其他人已经融入我的事实。融合后第一天,我开始想起一页又一页、日记般的记忆。我必须趁我还记得的时候赶快写下来。然而,我不可能将这么多年的日记重写一遍,所以我只写了一部分。书写过程中,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觉我的人生再真实不过了。虽然朱莉安只有15岁,但她在这个内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写日记。她把所有的记忆分门别类处理好,等我准备好之后,再帮助我填补记忆之间的空白。我的人生拼图终于再次组合起来,这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的畅快。最近这几个礼拜,我都在哀悼失去的童年。由于失去的片段逐渐拼凑成完整的记忆,我开始忘记每一个内在人格的特征了(至少已融合的部分是真的忘了)。这让我感觉很糟。他们帮助我这么多,我应该要永远记得他们才对呀!可是不知怎么着,朱莉安一融入我,让我想起她的日记之后,其他人存在的目的就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好伤心,我甚至希望他们不曾融入我。我真的记得他们所有的遭遇,但就是想不起来哪个人做了哪些事。我怎么能忘记他们38年来的恩情?失落感彻底压垮了我。我挣扎,想弄清楚我究竟是谁。也许,等我完全融合,我就能开始变成我自己;但现在,我只能试着不去改变外在——尽管我的内在已完全不同了。我曾想过:融合完成后,我可能会突然变成另一种人,既然如此,我又何苦不接受每次融合造成的改变,让我慢慢变成“自己”呢?我到底是谁?!朱莉安的融合留给我许多疑问。我感觉到证明一切的需要,所以我接受了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然而从现实来看,也许我根本无法证明任何一件事,因为这些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我知道朱莉安不会写下谎言骗我,但我确实必须放手,放下想找到那些人、那些地方的强烈欲望。卡伦交给我好几张笔记。那是她根据朱莉安的记忆而重写的日记。她说,像这样的日记至少有好几十本,只可惜都被扔掉了。我看她写的第一页。午夜:在祖父母家,睡不着凌晨1:05:保安公司打电话来,说出了点状况。卡伦没睡,祖父叫醒她;他问:“想不想出去兜风?”卡伦别无选择,只好跟他走。(召唤爱丽丝、迈尔斯和卡尔现身保护)凌晨1:40:抵达化学工厂(中途停车买冰淇淋),乘电梯下楼。施虐者已等候多时。凌晨1:55:仪式开始。克莱尔现身。凌晨2:16:克莱尔退场,迈尔斯现身。凌晨3:20:迈尔斯退场,卡尔现身。凌晨3:50:卡尔退场。卡尔消除记忆。凌晨3:55:爱丽丝现身,于黑暗房间梳洗清理,准备回家。凌晨4:15:爱丽丝退场,卡伦现身。凌晨4:20:卡伦回家。凌晨4:35:卡伦入睡。清晨6:45:卡伦睡醒,爱丽丝现身吃早餐。早上7:15:爱丽丝退场,西德尼现身看早晨卡通节目。早上9:00:西德尼退场,卡伦现身。下午1:00:卡伦严重头疼,凯瑟琳请求内部协助;克莱尔自愿现身,承受痛苦。下午2:20:克莱尔退场,卡伦的母亲出门工作。下午2:30:凯瑟琳现身,整理家务,照顾卡伦的弟弟,做晚餐。下午4:30:

                      关键词 >> 日本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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