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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高中生强奷系列在线播放

                      来源:欧洲人妻丰满av无码久久不卡 发布时间:2024-01-30 15: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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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高中生强奷系列在线播放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的林岳,等不及让他开口说话,我一把把他拉进了卧室。“老凡,别看了,我知道嫂子肯定会这样的。”林岳看到面色苍白的晖儿后,一脸凝重地说道,“我这么急着赶来也就是为了这事,现在也只有你能救嫂子了。”我还来不及发问,又是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林岳撇下楞在那里的我,敏捷地蹿了出去,不一会S便出现在卧室的门口。“晖儿怎么样了?”S一阵风地来到床前,看了看昏睡中的晖儿,“这里交给我,你俩赶快去想办法。”“是我打电话叫S过来照看嫂子的。”林岳把我拉出卧室说道,“嫂子的病和那几个死亡的病人是同一种病,因为他们全都是在同一个别墅园区的人。”我心中一惊,林岳此刻的话等同于给晖儿判了一个死缓。“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差点就做了盗墓贼。所有的病人都来自那个别墅园区,从尸体上来看,死亡的原因是肌体供血不足,最诡异的是……”林岳的语声嘎然而止,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身后的吧台,嗓音变得阴沉起来,“我在每个死者残存的血液里都发现了彼岸花的花粉。”“彼岸花?!”我忽然想起晖儿公司门前那大片血红的彼岸花,“晖儿的公司门前就种着大片的彼岸花,难道这种花会有问题?”“对,就是这种白色的彼岸花,我取对的花粉样本和死者血液中的完全吻合。”林岳显然是一夜没合眼,但是他的话却丝毫没有令我有如何的感动,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一种电击般的感觉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疯狂地抓起吧台上的彼岸花丢在了地上,狠狠地将这些妖艳的花朵尽数跺烂。“发生什么事……”S闻声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脚下的残花不由失声道,“啊,这么洁白无暇的蔓珠莎华,你简直是暴殄天物。”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下,我一语不发地从书房里拿出《闻风拾水录》,翻到一页,恨声读道:“彼岸血莲,火荣水枯,滋人血而养,故其色如血,生于幽冥,其形如彼岸之花,丛生者如疫祸人。”“老凡,你早就看到这……”林岳拍了下我的肩膀,硬生生地咽下了下半句话。“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你们看到的都是白色的彼岸花,而我却是看到红色的彼岸血莲!”我一把甩开林岳的手臂,狂躁地叫道,“那些彼岸花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其他花草,是‘虚’花!”“啪”,一阵热辣的感觉自脸颊传来,S挥手间在我脸上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是男人你就别在这里鬼哭狼嚎的,赶紧想办法救你老婆!晖儿有个三长两短,小心我叫你陪葬!”望着S微微闪动泪光的眼睛,我的心情忽地平静了下来,抚了抚发烫的脸颊沉声道:“我绝不会让晖儿有事!”“火荣水枯”,从字面上很容易就能看出彼岸血莲是火性的诡异植物,照之前对付应蚺的经验,只要能找出一种受控的水性“虚”就能够解决。经过一阵分析翻查,在《闻风拾水录》记载的众多资料中,我和林岳选中了其中最适合的夫诸。“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林岳念经似地复述着书上的语句,“这太简单了,牵只夫诸去别墅区,直接啃光那片彼岸血莲。”“简单?!”我愣了一下,“难不成你那里也存着夫诸的捕捉方法?”“呃……”林岳像被骨头噎住了似的,“我哪有啊?这又不是中药!”“那就别跟我急着打岔!”我一脸的阴沉,幽幽地说道,“就算上野生动物园,两只角的白鹿都找不到几只,更不要说四只角的夫诸了。”“那嫂子不就……”说了一半,林岳下意识地闭上了嘴。“看来只能赌一赌了。”不管怎样,我必须救晖儿,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天罡七印,只有用书上记载的天罡七印印法来想法克制彼岸血莲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唉~~”林岳挠了挠头发,一脸无奈地说道,“反正我这回是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咯。”“那些病人发病以后坚持了多长时间才死亡的?”我盯着林岳问道。“多的一周,少的三到四天。”林岳像似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准备天罡七印需要多久?”“只要一天时间。”我坚定地说道,“我也只会用一天的时间去准备。”六、黄泉车子飞一般地在车流中穿行着,由于车身的颠簸,尾箱内传来一阵轻微的碰撞声。“老凡,你开慢点行不?我可是十代单传啊。”林岳抓着胸口的安全带叫道。“怕撞死你就下车,我没时间和你啰唆。”我铁青着脸说道。“得,得,那你就为尾箱里那些漆的安全着想一下。”林岳死性不改地贫道,“我死了不值钱,但要是漆洒了,那可就毁大咯。”我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稍许放慢了车子的行进速度。“赤漆为火,橙漆为电,黄漆为土,绿漆为木,青漆为风,蓝漆为水,紫漆为金。”按照《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料绘出的七色篆印,可以起到类似道家符咒的作用。天罡七印的运用大致是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用适当的篆印可以克制对应的“虚”,同时也可以辅助相关的篆印。虽然我对天罡七印的变幻运用还没有尽数吃透,但目前的状况下也唯有放手一搏才能挽救晖儿的性命了。“林岳……”车子缓缓地停在了晖儿公司的门前,“要是失败了,你不用管我,自己先跑,记得把我和晖儿的骨灰放在一起。”林岳吃惊地望着我,随即笑了笑,锤了我一拳:“终于轮到我骂你一句乌鸦嘴了!真要失败的话,我能跑得了吗?赶快开工吧!”我也锤了林岳一拳,鼻子不由得有些微微发酸,正想说些什么,却发现林岳的身体僵在半开的车门外。“我靠!谁这么快的手脚?!这里的彼岸花全被铲掉了!”我闻声下车,楼前的土地显然被人粗暴地翻整过,满地的黄土零散不堪,但那一片妖冶的彼岸血莲依旧舒展着条状的花瓣在风中婀娜地摇曳着,比之前看到时候更为茂盛。“真能铲掉就不是彼岸血莲了。”打开车尾箱,我拎出一箱色漆,“哐”地丢在了地上,“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些虚花统统送下黄泉!”别墅内,七张雪白的A4复印纸一字排开地铺在了地上。在电筒微弱的照明下,我挑出一块事先在刻字社定制的镂空塑板盖在纸上,用蘸着蓝漆的刷子仔细地涂抹着。不久,七张蓝色的“弱水印”便呈现在了面前。“到房子北面的位置,把弱水印按天罡北斗的形状布好,接下来就该看造化了。”我低声对林岳道,“一会帮我看着点,别让人中途打断我。”“这会一定没人来烦你,那晚我来采样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保安夜里都不敢出来的,估计给吓怕了。”林岳大大咧咧地说着用手拉了拉毛衣领子,“这房子装了暖气片还是怎么着,热的我不行。”“是彼岸血莲在作怪,看来我们要抓紧了。”同样的燥热也袭击着我,窗外的花朵渐渐泛出一片血红的光芒。屋子北侧,我麻利地排列好弱水印的方位,割破左右手的中指,将血滴在首尾两张印纸上。接着用牙齿咬破舌尖,“啐”地将一口血痰吐在了正中的印纸上。一股幽蓝的光影自印阵中升起,慢慢地扩散开来,瞬间便包围了屋外的整片空地。彼岸血莲在光影下无风自动了起来,血红的光芒忽强忽弱地频频闪动着,耳边传来阵阵水火交融时的“嗤嗤”声。我脱下外套,穿着单薄的衣衫,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场景。身旁的林岳则早已脱得只剩一件衬衫,狭长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细缝,目不转睛地盯着现形了的彼岸血莲。夜间的低温中我俩丝毫没有任何的寒冷,身体仿佛浸入了火海中,口舌焦躁间似乎连体内的血液都已经开始接近沸腾。“呼”地一声,印阵里的蓝色印纸纷纷飞起,转眼间化作片片焦灰漫空落下。一时间眼前的血色光芒猛然盛起,骤升的高温几乎令我俩窒息。“不行!”林岳一把拉着我逃进了别墅,我疯狂地冲到水斗前,一脚踢飞了曲形水喉,一阵冰凉的水珠暂时让我俩喘过了气来。“老凡,弱水印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林岳满脸通红地喘道。“不知道……”燥热中大脑愈加混乱。刚上阵便一败涂地,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而言,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办法?!窗外的光芒更显强烈,一片血色冲天而起,整个别墅仿佛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恍惚间我甚至看到了我俩被焚为飞灰的幻象。“哗”,一片冰冷从天而降,林岳喘息着将脸盆丢在了地下,浑身湿漉得像刚从水中捞起似的。“老凡,你就打算坐以待毙了?”林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满脑的空洞和茫然。“记得你曾经说过,这天罡七印应该是彼此呼应的。”林岳喘了口气艰难地说道,“既然遵循五行风雷相生相克的原理,你能不能找出辅助弱水印的法子来啊?!”辅助弱水印?!金生水!脑中灵光一闪,我踉跄着撑起身子,走向放着色漆白纸的地方。在林岳的帮助下,我重新刷制了七张蓝色的弱水印,同时也刷制了七张紫色的锐金印!在屋子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排好弱水、锐金二印后,我依法再次启动了印阵。倏然间,只见一片淡金的光辉闪动着冲进了弱水印阵,数倍于先前的幽蓝光影暴涨起数十米之高,耳畔竟响起了汩汩的水动声。又是一阵响动,血色光芒陡然暗淡了下来,外围的部分彼岸血莲开始渐渐地枯萎消失,身上那燥热不堪的感觉也渐渐地退却了下去。“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想不到用锐金印来辅助弱水印的印阵之势!”我汗颜地对林岳说道。林岳满不在乎地笑了笑,刚想答话,忽然脚下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两人险些摔倒。眼前那片彼岸血莲慢慢分开,下面的地面竟生生地裂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裂缝!“我靠,玩什么花样呢?!”林岳好不容易站稳身子,望着裂缝不禁瞠目结舌道。裂缝间斜斜地延伸出一条小径,惨白的月光映在遍布的彼岸血莲上,更衬出了一抹血一般的腥红。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置身茫茫血海,不知何时何地的万千记忆尽数自血海中浮出,潮水般地袭来,脚下不由自主地走向那有如恶魔巨嘴般入口。彼岸血莲渐渐地铺就了一条血色红毯,慢慢延伸向裂缝中那血海的深处,在那尽头隐约有着一座古朴的石桥,我依稀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上向我挥手。晖儿!那温柔而熟悉的微笑正是我的晖儿,我成功了!我一个箭步正要向前冲去,却被林岳自背后死死地抱住。“老凡,你疯啦?!”林岳怒吼着将我摔倒在地,“嫂子在家和S在一起,平白无故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他妈想下去找死啊?!”我一下惊醒了过来,在虚兽虚花不现形的情况下林岳是看不到的,现在连林岳都能看到,也就是彼岸血莲已经现形全力反击了,而刚才我看到的情景就是彼岸血莲对我造成的幻象。“你看到的是不是嫂子在和你招手?”林岳寒寒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点纳闷,难道林岳也看到了晖儿?“得了吧,我又没暗恋嫂子。”林岳呲牙笑道,“我看到的是S在桥上冲我微笑着招手,可惜啊,这彼岸血莲根本不能理解,S那丫头能给个好脸色我就烧高香了,笑得那么甜蜜温柔的,那不是幻象难道还会是现实啊?!”“哦,那你是承认你暗恋S咯?”我打趣着林岳,心中却一阵担忧,现在的印阵能够抵御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吗?思量间,身边的燥热感又加剧了起来,我抬头竟发现弱水印那幽蓝的光影已不如先前那样高涨,看来在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下印阵的印阵的力量正在渐渐地耗尽!金生水,火克金,难道是彼岸血莲的火性无形中克制消耗了锐金印的力量?大脑下意识地飞速运转起来,土生金,再加上“浩土印”的印阵应该足以对付彼岸血莲的诡异力量了。正在我打算冲向别墅门口的时候,背后忽然被人拉了一下。“我是去拿新的印阵,不是去送死。”林岳这小子估计是犯糊涂了,“你别拉着我,耽误不得。”“老凡,我没拉你,是它拉的。”林岳用一种活见大头鬼的声音答道。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头一人多高的白鹿。它嘴上正衔着我背后的衣衫轻轻地拉动着,一身雪白的皮毛闪烁着柔和的白光,好漂亮的一头白鹿。在月光下,我清晰地看到在它的头顶上枝丫错综地长着高耸的鹿角,但与别的鹿类不同,那角竟是四只!“夫诸!”我和林岳异口同声地叫道,夫诸似乎听懂了我们在叫它,放开口中的衣衫,晃动了一下脑袋,昂首发出一声悠悠的鹿鸣。“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让我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大救星现在居然奇迹般地站在了面前,这简直就是一个扭转性的变化。夫诸用温和的眼睛看了看我,向前走了两步,冲我和林岳轻轻地摆了摆头,似乎示意我俩让开一些,我识趣地拉了一把林岳,两人退在了夫诸的身后。“呦~~”夫诸再次昂首,口中发出的鹿鸣比刚才强了数十倍,震得我两耳鸣响连连。随着夫诸的叫声,一片蓝白相交的光影自地面蓬然而起,直冲半空。彼岸血莲被这片光影困在中央,强盛的血色光芒猛地闪动数下,慢慢无力地暗了下去。但不多时,脚下便传来一阵更为剧烈的震动,那裂缝嘎嘎地裂开了两米之多,一片血光自裂缝中射出,狂怒地在蓝白光影中穿刺着,似乎要夺路而出。夫诸再次长鸣一声,身上柔和的白光顿时变得刺目无比,蓝白光影波动着扩张开去,隐约间传来阵阵波涛的隆隆声。只见它抬起右蹄,在地上跺了跺,轰然一声巨震,漫天的蓝白光影全数落下,满地的彼岸血莲在这巨震中瞬时飞上了半空。夫诸欣然地甩动了一下头部,张口作势,空中的彼岸血莲在蓝白光影的夹杂下化作点点红光全部吸入了它的口中。目睹如此震撼的场景,我惊骇不已,脚下不由自主地走了上前。原本遍布彼岸血莲的地面此刻只剩下了遍地的黄土,就连方才的那个巨大裂缝也早已不知去向,四周静静的,仿佛这一切只是我的一个梦境。夫诸满意地左右跳动了两下,转身走到我的跟前,亲昵地用嘴在我的肩上摩挲了几下,温和的眼睛竟调皮地冲我眨眨。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它的脊背,柔软的皮毛感觉真实的自手中传来,看来它此刻是现形的,不然林岳也不可能看到。“牛逼……牛逼……”林岳兴奋地连家乡方言的粗口都用上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超级高压水枪,干脆给我牵回去养起来算了,以后绝对不怕火灾啥的。”夫诸听着摆了摆头,调转身,冲着林岳直接尥了一蹶子,吓得他连蹿带跳地躲开老远。“呵呵,它可是听得懂人话的,你这家伙别狗嘴里不吐象牙。”我拍了拍夫诸的背脊,对着林岳笑骂道,“夫诸在虚兽中列神品,就等于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让你一个黄毛小子拉回去当骡子当马的养着,它不踢你才怪。”夫诸抬头望着我,眼中竟似充满笑意,随即又转头冲着林岳低沉地短鸣了两声。那小子条件反射地逃到了我的身后,捂住嘴巴,伸头望着它不敢出声。我摇摇头,刚想宽慰林岳两句,一阵夜风徐徐吹来,有东西正在背后窥视着我们!古怪的感觉在脑中闪过,眼前呈现出一个淡淡的灰色身影,刹那间便倏然消失。“小心身后。”我小声地向林岳示警道,“有东西在监视着我们,但不知道是人还是虚兽。”“唔……”林岳会意的回了我一个鼻音,毫无预兆地猛然转身,我借着林岳的动作从他肩上望去,只见到几幢别墅间晃动的树影,却丝毫觉察不到刚才的那种气息。腾地身后有了一阵微微空气波动,我返身一看,原本好端端站在那里的夫诸此刻早已不知去向,四周变得死一般地寂静,一切回归了原样。“还是先离开这里为妙。”我拉了拉林岳,进别墅收拾了一下,便发动车子径直离开了别墅园区。“放心,晖儿的烧退了。”手机里传来S疲倦但不失兴奋的声音,“你们两个家伙还算靠得住,那边都摆平了吧?”“连根拔起。”大战后的疲倦让我觉得连说话都累,“我们马上回来,见面再说。”回到家里,S被我俩的狼狈样吓了一跳,但又马上恢复了常态,像幼儿园阿姨般地命令我们换下湿漉脏乱的衣服,逐一洗了个热水澡,看到林岳穿着我小一号的衣服时,免不了对他又是一番嘲笑。林岳无奈地冲我耸了耸肩,指了指自己的双眼,我知道他是想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女高中生强奷系列在线播放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件事上,她只会让他高兴。在我们考虑所有的事情时,我们都要想到最终的目标。而在这里,最终的目标是在天堂中再加上一个座位,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提莫提欧神甫看着马基雅维里,没有做出回答。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神甫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神甫将视线移开,眼光落在了桌上的那包金币上。“我现在确信,执政团派你出使晋见公爵,真是没有选错人。大人。”他最后回答道。“我也许要谴责你的意图,但却不能不佩服你的老练。”“你过奖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你应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神甫大人,相信第一感觉是对的。不过我要失陪一下,我要去院子里方便一下。你们这里的葡萄酒看来有些利尿的功效,我琢磨着。”当马基雅维里回来后,神甫还是端坐在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桌上的那袋金币已经不见了。“卡特琳娜女士星期五会带她的女儿来做忏悔。”神甫说道,一边看着他自己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手。“当奥莱莉娅女士在忏悔室里时,你会有机会向卡特琳娜女士说话。”[1]Vitale一词含有活力,生命力的意思。第十九章不久一个令人高兴的机会出现,让马基雅维里能够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般说来,除非有必要,他并不早起。和提莫提欧神甫谈过话的第二天早晨,他翻身下床然后开始穿衣服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走进厨房,用了塞拉菲娜给他预备的简单的早餐,然后就走进了院子,从井里打了一些水上来。哆嗦着把手和脸洗了一下。然后他上楼去取一些他所需要的文件。他打开窗户,准备看一下天气,忽然看到尼娜,那个女仆,带了一张椅子和一只搁脚板凳上了巴托罗缪家的屋顶。这些天以来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间歇还会有阵雨。但是这天早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他猜想尼娜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上了屋顶,身上裹了一件绗缝被,手里拿着一顶硕大的草帽。马基雅维里猜对了,奥莱莉娅是要趁着天好,晒干她刚刚洗好的头发。她坐在椅子上,女仆将她的长发穿过这顶只有硕大边檐,但是没有顶的帽子,将草帽安放在奥莱莉娅的头上,然后将头发散在草帽的边檐上,这样阳光就可以晒到这些头发上面了,而刚刚染上的金色也就更加明艳。马基雅维里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将文件的阅读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候。他取了自己的鲁特琴,上楼走进了塞拉菲娜房子二层楼俯临庭院的走廊。当他走上去的时候,女仆已经忙活自己的事去了,奥莱莉娅一个人在屋顶上。草帽巨大的边檐挡住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完全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另一方面,奥莱莉娅也确实专注于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好好地晾晒一下,也没顾得上想其他的事。但是当她听到他开始歌唱的时候,吃惊之下,她抬起帽檐,视线穿过两座紧挨着的房子之间那十分有限的空间,向马基雅维里这里望来。还没等马基雅维里和她目光对接,她立刻就低下了头。马基雅维里好像是在自娱自乐一样地唱着一首爱情歌曲。按照当时的风尚,歌曲的主题是丘比特和他的爱情之箭,他那些被所爱的女郎的眼神所带来的残酷的伤口;以及那些他如果可以不去想念心上人时他内心的快乐。马基雅维里把奥莱莉娅搞得进退两难。因为害羞她也许希望能够赶快离开,但是她又确实需要太阳光把她头发新染的色染牢固。马基雅维里觉得,一个女人是不会为了美德而牺牲自己的容貌的,如果在这之前奥莱莉娅还不敢太肯定马基雅维里对她的感觉的话,现在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觉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所以他想再努把力,使奥莱莉娅能够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他曾经谱写过一首献给一位叫费尼切的女人的小夜曲,开头是这样的:“你好,姑娘,你超凡脱俗。”然后歌词开始叙述她是一个如何如何罕见的美人,有着万般可爱的美丽灵魂,在这里,把歌词中的“哦,只有费尼切”改成“哦,只有奥莱莉娅”非常容易,而且一点也不破坏韵律。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他用一种叙唱调的方式念出这些词句,调子里不乏某种柔美的意味。奥莱莉娅静静地坐着,她的脸隐藏在草帽底下,但是马基雅维里有一种感觉,觉得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这正是他所要的。不过他刚刚唱完两段,奥莱莉娅摇了一下她随身带来的小铃铛,叫来了她的女仆。尼娜上来后,奥莱莉娅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来。尼娜随后搬起奥莱莉娅坐过的椅子,挪到了屋顶的另外一个地方。奥莱莉娅走了过去,坐了下来。两女人开始说起话来。马基雅维里猜想奥莱莉娅是想把尼娜留在身边,直到走开为止。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他那锁着文件的箱子中取出文件,不一会他就全神贯注地撰写起给执政团的报告了。到目前为止结果还不错。第二十章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星期五那天,他一直等到晚祷结束,会众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才进入那座神圣的殿堂。他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提莫提欧神甫正进入忏悔间。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随着神甫走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小礼拜堂中间。马基雅维里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看到他时并没有显出惊讶的神色,马基雅维里心想,估计神甫已经向她打过招呼,她早就在等着他了。然而马基雅维里觉得没有兜圈子的必要——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女儿,请她在她女儿面前为他转达爱意,为他穿针引线。卡特琳娜对马基雅维里的这番表白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有些被逗乐的感觉。她告诉他,他并不是第一个打她女儿主意的人,但是先前的那些人都没能成功。“我一直非常严格地把她带大,尼科洛大人。从我把她以处子之身送到巴托罗缪大人的婚床上的那个晚上开始,她就一直是一个忠实和尽责的妻子。”“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她之所以如此,也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卡特琳娜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带有些淫荡意味的笑声。“尼科洛大人,你阅历丰富,应该明白一个妻子如果想欺骗她的丈夫的话,他是没办法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的。”“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你是对的,卡特琳娜女士。而且,听你的口气,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人。”她将她的头侧了过来,认真地看着马基雅维里。“尼科洛大人,我这辈子经受了太多的不幸。我历尽惊涛骇浪,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可以休息,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我很能理解这些。但是你有把握说你的锚很稳固,系船的桩子足够结实吗?”卡特琳娜没有回答。马基雅维里从她的沉默中感到,她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如果奥莱莉娅女士不能很快地为巴托罗缪生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继承人的话,他会考虑收养康司坦扎女士的两个儿子。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吗?”卡特琳娜又一次沉默着没有回答。“你久经世故,太太,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你和你女儿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两行眼泪从卡特琳娜的脸上流下。马基雅维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手背。“绝望的处境需要绝望的解决办法。”她意气消沉地耸了一下肩膀。“虽说我能够帮助奥莱莉娅克服恐惧,但是这种机会并不会有。”“你的女儿讨厌我吗?”“你能引她发笑,”卡特琳娜笑着说,“一句玩笑话也能获取女人的欢心,其效果不亚于一副英俊的面孔。”“太太,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毫无危险地实施我们的愿望,我能够指望你的帮助吗?”“不光是要克服我女儿的恐惧,而且还要帮助她克服她的顾忌。”“这些靠你的常识所不能够驱散的顾忌,让我们留给我们杰出的提莫提欧神甫去处理好了。他可不喜欢多明我会的修士。”卡特琳娜又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你是一个吸引人的男人,尼科洛大人。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姿色,而你也看得上的话,我不会拒绝你的。”“老母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着。但是他还是按住了她的手,响亮地回答道,“如果我不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的女儿,我一定恭敬不如从命。”“奥莱莉娅来了。”“我要告辞了。”溜出了教堂之后,马基雅维里进了一间银匠铺子。在那里他买了一条银项链,因为他也没有买金项链的钱,但是这条银项链做工很精美。第二天早晨他让皮埃罗去买了一篮子饱满的无花果。卡特琳娜曾经告诉过他,说她是如何地喜欢无花果。马基雅维里将银项链放在篮子的底部,告诉皮埃罗将篮子给卡特琳娜送去。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对卡特琳娜说,这些无花果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并且要补充说明,在无花果下面是一件马基雅维里要恳请卡特琳娜收下的东西,这件物品代表着他对她的敬意。他觉得他和卡特琳娜之间有着充分的相互理解,但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会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够确认这种相互理解。第二十一章几天以后巴托罗缪提议他们再举行一次宴会,因为上一次的夜宴既有歌唱,又有欢笑,大伙都挺尽兴,巴托罗缪觉得应该再来一次。于是他们就开了第二次宴会。宴会的展开一如上一次,有着愉快的交谈和优美的音乐。奥莱莉娅本来就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这次更是沉默。但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当他与其他人轻快地交谈时,奥莱莉娅带着一种鉴定般的目光看着他。他很肯定她和她的母亲已经就他本人和他所表达的欲望做过讨论,这些探询的目光表明她正在琢磨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情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吸引女人,不是因为他的出众的外表,而是因为他令人愉快的谈吐,他的机智和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他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知道,女人们并不欣赏讽刺和挖苦,他们欣赏的是一些小小的玩笑和有趣的故事。在这两个方面他哪个都不缺。他的俏皮话所惹来的笑声使他倍感兴奋,他不禁得意地想,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逗人开心。不过他还是很小心地显示出,他不仅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人们容易信任和喜爱的人。时不时地,他在奥莱莉娅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笑盈盈的温柔的意思,他觉得那似乎在暗示说,她对他也有些意思。不过,这是不是他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像呢?对于这种目光的意思,曾几何时也在其他女人那里见过。女人们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一定要以情感为先导,不知疲倦地将仁慈的上帝为了补偿驱逐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而赐予人类的快乐搞得十分复杂。不过有的时候这种缺点也会带来些好处。他脑海里闪过了玛丽埃塔。她奉父母之命和他结了婚,现在她是如此地溺爱他,以至于她都舍不得让他离开。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他对她也有着真正的感情,但是她也无法指望她能够将他拴在她的围裙的带子上。马基雅维里的外交事务一度变得十分繁忙,以至于有好几天时间他不得不将他的全部时间用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通过皮埃罗,他向奥莱莉娅送了一长颈瓶的玫瑰油,这是他从一位刚从中东回到本地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价格之高,他简直有些吃不消。奥莱莉娅没有拒绝,他觉得是个好兆头。他称赞了皮埃罗,夸奖他有谋略,有技巧,将礼物送了过去,但是没有招惹到任何人的注意。他给了皮埃罗一块银币,以便他可以去追求尼娜。“你和她处得怎么样了,我的孩子?”他问道。“我不认为她讨厌我,”皮埃罗说道。“她一直很恐惧他们家的一个仆人。他是她的情人。”“我很怀疑这一点:但是不要泄气。如果她还是要你的话,她还是能找到办法来安排事情的。”接下来是一个下雨的下午。巴托罗缪派人来找马基雅维里,请他去巴托罗缪家里下棋。马基雅维里觉得手头上的事可以暂时放一下,就过去了。巴托罗缪在自己的书房里见了他。房间里虽说没有壁炉,但是有着一盆火,房间里也不冷。“我们在这里下棋,比旁边有几个说话的女人更方便一些。”巴托罗缪说道。马基雅维里抱着能够见到奥莱莉娅的想法去了巴托罗缪的家,听了这话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还是十分礼貌地回答说:“女人总是要说话的,而象棋是一种需要全神贯注的活动。”他们开始下棋。也许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注意力分散了,巴托罗缪欣喜地发现,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马基雅维里。他叫仆人拿酒来。当酒端上来以后,马基雅维里已经将棋盘重新摆好,准备开始新的一局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开口说:“亲爱的尼科洛,我叫你来不光是为了和你下棋消遣。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愿意效劳。”“你听说过圣·维塔里这个人吗?”一丝轻微的满意之色滑过马基雅维里的嘴边。提莫提欧神甫没有辜负他的委托。“非常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你是在说拉维纳的那座教堂吗?这位圣徒的遗骨埋在那里。佛罗伦萨的每一个人不久以前都在谈论着他。”“关于哪个方面?”“人类的愚蠢有时简直没个尽头。就拿我们佛罗伦萨人来说吧,他们一向以自己活跃的才智而自豪,但有时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看到巴托罗缪的脸上露出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于是他心想,我要好好地吊一吊他的胃口。“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如此荒谬,我都不好意思讲。在我们神圣的教会确定的范围内,我的那些共和国的公民伙伴们,有着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对于那些他们看不到,闻不着,摸不到的事物一般不会相信。”“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好的生意人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但是时不时他们会受到那些最疯狂的迷信的蛊惑,实在是令人惊讶!实话告诉你,我实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将那些佛罗伦萨人置于可笑境地的故事。”“我自己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了,如果我听不到这个故事,我会坐立不安。听你讲故事总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在这样一个毫无意趣的日子,开怀大笑一下也是好的。”“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是一个有钱的佛罗伦萨的公民。他春秋正盛,在市里有一处不错的房产,另外他也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太太。他本来应该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没有子嗣,这对他来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不和,所以他一想到这个人和他那一窝嚎哭着的小家伙将来有一天会继承他的遗产,他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带他的妻子去洗温泉浴,去许多神圣的地方朝圣,他咨询过许多医生,还走访了一些号称拥有使妇女怀孕的秘方的老妇人,结果没有一件事有效果。”巴托罗缪喘着粗气,注意地听着,心急火燎般地,好像他的性命全在这上面。“后来他碰到一个曾经去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僧侣,那个人告诉他,在他回来的路上,在拉维纳做了停留,那里有座叫圣·维塔里的教堂,这个教堂供奉的圣徒有着让不育男人重新获得生育能力的神奇功力。朱利亚诺听说此事后心动了,虽然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相信,他还是坚持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圣地。你可以想像一下,当他终于出发时,周围的人是怎么笑话他的。讽刺他的小文章被人写了出来,传来传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人们必须避开他,以免当着他的面大笑出来。然而,当他回来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的太太生了一个九磅重的儿子。结果是朱利亚诺笑到了最后。佛罗伦萨的人都大惑不解,而那些虔诚的人则大声疾呼,这是个神迹。”巴托罗缪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水。“这如果不是奇迹那又能是什么呢?”“我的朋友,让我们关起门来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孽,我们已经配不上神迹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件事还是对我震动挺大。我想我只能重复一下你的评论,如果这不是神迹,又能是什么呢?我已经给你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该由你来提出你的看法了。”巴托罗缪举起酒杯,一口气喝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女高中生强奷系列在线播放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责问抱怨的众人都不由一愣。“屋子的水缸里……”晖儿被问得有些莫名,伸手指了下屋角的那口大缸。我急步走到缸边,双手探入水里搅动了几下,之前闪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似乎比先前清晰了许多,但依旧是一些残缺的画面片断。那悉窣的耳语声已渐渐能够分辨,汉人、别动、小心……“缸里的水是从水池取来的。”莫炎明白了我的行为,“拾水的话你该去楼下。”楼前的水池边,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我将双手缓缓伸入水中,搅动中静心搜寻着那些画面和声音的信息……似曾相识的夕阳,楼前一片树林茂密,四个装束各异的男子在林中聚集。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不同的几个民族,但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油腻痕迹,头上裹着各色宽大头巾,垂下的巾脚遮去了大半个面孔。曼林!其中一个侗族打扮的男子正是曼林,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正在向他说着什么,言语间曼林不住点头。我极力看去,却无法窥见瘦小男子的样貌,于是只得仔细分辨那细微的语声。渐渐地,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晰了起来。“你盯好那四个汉人,弄点麻烦拖住他们。”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大,四个汉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今晚我就弄了他们的脑袋。”曼林满是不适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最近没弄到新鲜人头,只能顶着猪头混日子,神蚕开始不听话了。”“那两个汉人男子不是寻常人,凭你是动不得的,一切小心为上。”沙哑的声音继续道。“哦,属下明白。”曼林的声音有些不快。“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连我的话也敢阳奉阴违。”沙哑的声音有些怒意,“是不是想我灭了你的神蚕?!”曼林一时慌了神,声音变得卑下异常:“老大,属下不敢,属下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沙哑的声音似乎十分满意,语气缓和了不少:“你一向机灵,知道该怎么去做。竹楼上有三个人头可以选,就是别动那四个汉人。”曼林连声应承,那沙哑的声音又道:“务必将他们拖延到戌时,我们先回天……”话语突然中断,景物和语声一片晃动,完全模糊扭曲开来。一切再度平静时,眼前却是我掬水畅饮的画面,耳畔尽是S和晖儿的对话声。该死,看来是我自身的影响过于强大,干扰驱散了原本承载在水中的信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我抽回双手,原原本本地将所得到的信息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众人各自沉思了起来。“那个沙哑声音的瘦小男子应该就是刑天营头目。”S挠头道,“它们藏身的地方肯定是天字打头的地方。”“说得很对。”莫炎点了下头,又摇了下头,“地球人都知道。”S被他抢白得一阵语塞,气鼓鼓地坐到一边和晖儿商议去了。“为什么会特别注意我们四个?”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点。“也许它们害怕。”莫炎看了下手掌,“也许是想利用我们。”“两位兄弟,老汉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咯。”老田在一旁说道。“老田,你说吧。”局外人的看法有时最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应该是午时的样子咯,那些搬头尸戌时才会过来地。”老田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挤作一团,“不如先做好准备哈,对付了搬头尸再找答案也不迟咯。”莫炎和我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一齐同意了老田的说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搬头尸,至于那些疑问也只能等到之后再说了。曼林和岩虎的尸体早已处理干净,竹楼上的血迹被清水冲刷清除,完成了一系列的扫尾工作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安排着下一步的行动。鬼丝蚕制造的越人鬼丝必须通过人的口鼻才能进行传染寄生,莫炎的灵火可以有效地融解鬼丝,因此它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很大。刑天营出身的搬头尸狡诈阴狠,而且身手间异常敏捷,又具备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小心戒备防范之下,我和莫炎再加上三把猎枪应该可以对付它们。可现在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1+1>2的理论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任凭怎么推敲思考,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我烦躁地走出楼门,点上了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大脑不觉有些晕胀,我放眼望向四周的山石树木,分散着自己的意识,借此缓解压力和不适的感觉。竹楼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四面山丘环抱的平地,竹林树木错落有致地在周围成片生长。突兀群起的山石遍布整个地区,但在平地间却多出了许多土壤。这些土壤的质地松软得宜,行进时脚下的感觉很是舒适,云南少数民族居民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开垦田地,播种一些适宜的农作物。这里的条件照理应该符合,却似乎没有被利用起来。心中一时好奇,在竹楼上观望一阵后我来到了楼前的平地,阳光透过树梢竹楼缕缕投下光影,竹楼所处之外的地面在树荫的作用下阴凉舒适。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脚步惊动了树荫中的什么东西,悉窣声接连响起,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壳的长翅膀的,大大小小的昆虫四散逃窜,这里的虫子还真多。环视周围的植物,冷杉、红松、巨龙竹……居然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疯长植物!“山石如龟甲,黄土嵌中生。丛荫似绿被,谷粟总无存。”原来是荫生虫豸局,这里犯了农垦风水的大忌,四周的植物遮阳蔽日滋生虫豸,加上山石困扰无法彻底清除这些植物,所以也就无法将此地作为农垦之处了。虫豸?我呆滞了一下,虫豸局是百虫会聚之局,百虫共存则彼此互相钳制,其中必有虫豸之首!欣喜间立刻叫来莫炎,将这里的局势理解和他解说了一下,莫炎听后没有言语,转身立即钻进了身边的林子。“庄稼稻谷最怕这山沟沟里的虫子咯。”老田看着地上爬动的昆虫道,“六八年的时候,就闹过几次虫灾,哈尼的追玛说是树妖作怪咯,砍了几片林子才搞好的哈。”看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云南的一些地域肯定也与这里类似。枝叶晃动中,莫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伸至面前的手掌完全摊开着,指间夹着三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好大的蜘蛛~~”S一脸恐怖的闪在了晖儿身后,后者的脸色也不好看。“虫豸局百虫共存,这就很容易造成某种昆虫的霸主地位。”我看了看他手中的蜘蛛,“这和原始的养蛊原理相同,所以虫豸之首或许可以作为蛊虫的克星。”“运气不错。”莫炎接道,“这里的虫豸之首是蜘蛛。”“怎么说?”他是虚灵和生物方面的大行家,这话里似乎另有深意。“这种狼蛛喜欢捕食软体虫。”莫炎在狼蛛的尾部拉了一下。“它可以对付鬼丝蚕?”虽然有些振奋,但我心中却也不住担忧。莫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老田:“山上哪里蜘蛛网多?”老田眯眼想了会,伸手在蜘蛛的尾部摸了几下,两指夹着拉出一截蛛丝,细看了一会之后眉头一展,似乎想到了什么。“要这种蛛丝哈?有得好多咧。”老田咧嘴笑道,“老汉认识山边边的苦聪人咯。”“苦聪蛛衣?”莫炎语气间有些舒缓,“那更好,现在就去。”两人回屋收拾了一下行囊,在和我对过手表之后,莫炎便跟着老田向西侧的山边出发了。留守在竹楼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用驭金能力做出了一些锯齿钩链埋在了竹楼周围,又在竹楼的地板和墙壁缝隙间藏下了几十条金属丝,接着我和晖儿、S又做了些尖头的短木棍布在了四周。一般活尸性属土,以木克制它们是最好的方法,搬头尸或许会例外,但至少能够给它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威胁。就在我们将一切布置停当的时候,莫炎和老田已赶回了竹楼。老田笑呵呵地从背囊里拿出了两件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误认为是土纺的毛衣,做工虽然粗糙简陋,但却致密地看不出任何的缝隙。莫炎解开手中的一个小袋子,几十只狼蛛从袋子里冒了出来,纷纷爬上他的手臂。一片柔和的火光在他身体上泛出,那些狼蛛都是一抖,转而安静地伏在了他的衣服上。莫炎轻嘘一声,狼蛛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各自迅速爬下地面,一部分隐藏在了屋子的四角,其余的则沿墙而上用蛛丝将自己吊在了屋顶的角落。“蛛衣你我各穿一件。”莫炎丢过一件蛛衣给我,“鬼丝射出时用身体去挡。”接过蛛衣我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那就是我们俩做诱饵抽取鬼丝。”“还要你转的快才行。”莫炎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公孙、晖儿和老田和尸獾坐在炉边。”五只灵巧的尸獾已完全现身在众人面前,乖巧机灵地在晖儿等人身边蹲伏了下来,看样子它们准备和这三人形影不离了。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时间已是傍晚时分,莫炎到围炉边上点起炉火,双手搓动几下直接伸入燃烧的火焰中。一股乌色的火焰隐约地在熊熊炉火中晃动了两下,渐渐隐入围炉的木炭里。莫炎又拿出了一些干粮和食水分给大家,估计是对屋里的食物有些不放心。老田不知从哪里弄了些草来,又从草叶的中心部分摘下了一些圆粒状的东西,逐一递给大家。“坐拿草的草心,这东西可是黑曼陀罗的克星咯。”老田笑着将一颗草心丢入口中。我试着也吃了一颗草心,那股苦涩酸麻的味道直冲大脑,整个脑部立刻处于兴奋状态,四肢间有些轻微的麻痹,但很快就觉得手脚灵活了许多。“这东西也有麻痹作用。”莫炎提醒道,“不要多吃,闻到花香后再吃一颗。”中药药性,我最头痛的东西,如果林岳在的话估计又能给解释上半天了。想起这小子,好像最近一直没有来电话骚扰我和S,难道他转性了?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和莫炎不住地警惕着周围的变化;S和晖儿填好子弹,将短柄猎枪放在身旁隐蔽的位置;老田则向我讨去了巴查的砍刀,铜炮子猎枪也已掖在了屁股下面。一阵奇诡的闪动在眼前飘过,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聆听,屋外的树丛中蹲伏着五个诡异的身影,彼此没有交谈,只是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瘦小的身影挥了下手臂,其中两个猿猴般地爬上了楼旁的大树,余下三个则悄悄地钻进了竹楼的下部。我一边聆听,一边轻声向众人说明了情况,S和晖儿小心地端起短柄猎枪注视着地板,老田则仰头观察屋顶的变化。猫腰起身,我正想发难,却被身旁的莫炎一把拉了回来。“屋顶那两个是新鲜脑袋。”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柔和的笑容。十一、饬金之灾自从在家里见过这种笑容之后,莫炎便一直没有笑过,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居然笑了出来,难道是有什么发现?“老田和王亦凡对付屋顶上的两个。”莫炎快速吩咐道,“记得要打烂头部。”接着他示意晖儿和S用枪瞄准地板上的两个位置,自己则盯住了第三个方位。“鬼丝蚕喜欢新鲜人脑。”莫炎用胳膊碰了我一下,低声道,“别发愣,先解决两个。”原来他嗅出了屋顶两具搬头尸的头颅是新鲜的,之前曼林刚换上岩虎的头颅时,那条鬼丝蚕就是在头颅里的。一股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味道十分地轻柔,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睡意。众人立刻又吃了一颗坐拿草心,这帮搬头尸应该准备动手了。心念一转,屋顶的锯齿钩链突地飞出,蛇行盘绕下遍布倒刺的链条将两具搬头尸瞬间捆住,链条上锐利的勾尖死死嵌入它们的身体。钩链牵动猛拉,几下便将搬头尸勒切成了数块,两具没了双手的上半截尸身被拉下房顶掉在了地板上。轰地一声,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开了火,喷射的弹药将尸身头部轰成了血团。两块金属片悄无声息地包裹住了尸身,咯咯扭响中,将它们扭碎挤压成了肉沫。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的情况下,楼顶的两具搬头尸就这么被解决了。我心头涌上一阵喜悦,正想转身去帮晖儿,却看到竹楼的地下突突几声破开了三个大洞。三道人影从洞中飞射入竹楼,身形轻巧怪异,衣衫飘然有如鬼魅。这帮家伙还练过轻功?心下不及多想,锯齿钩链立刻缠绕了上去。“不对!”莫炎脱口叫道,“别打……”我一愣神,钩链却已飞速收缩绞动,接着砰砰几声枪响,晖儿和S也相继击中了人影。撕裂声下,衣服的碎片落了一地,许多黑褐色的碎块夹杂其中,耳边则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是虎头毒蜂!”莫炎冲我吼道,“小心毒刺,蜇上就死!”这种毒蜂的大名早有耳闻,台湾曾经震惊一时的登山者毒蜂事件就是这群小煞星干的,中毒的人救治不及会因肾衰竭而迅速死亡。当时只是数百只便摆平了十多人,而现在屋内黑压压的足足聚集了上千只。竹楼间埋藏的金属细丝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我的控制下,众人身旁围起了一道交错的金属细网,凶猛而来的虎头毒蜂被挡在外面,黑压压地蒙了厚厚的一层。金属细网的网格虽然很小,但那些虎头毒蜂却拼足了劲儿地往里挤,那种疯狂的攻击欲不禁让人骇然。必须速战速决,心念一定金属细网闪电般地反向包裹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虎头毒蜂严严实实地被网了起来。我双手虚抓一拉一拧,金属细网顿时拉长扭动,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噗噗声,上千只毒蜂变成了无数的碎片掉落一地。毒蜂尽灭,我刚喘口气,耳边却传来两声枪响,子弹在脚下激起一片竹子碎屑。抬眼间,晖儿和S正忙不迭地填装弹药,脚下有古怪?身子向前一滚,我头也不回地闪到一边,与此同时脚下原本站立的地面喀嚓一声碎开了一个大洞。四周一阵死寂,除了围炉中细微的噼啪声和众人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暗暗咬牙,这帮搬头尸简直就是偷袭的祖宗,什么阴损招数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一击不成便销声匿迹,让人防不胜防。莫炎一直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两脚跪伏,双臂下垂,食指中指支出,抵在地上。方才的攻击是他查觉叫破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冷冷的脸上已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窗棂一翻,两个紧身短打扮的男子自两侧掠入屋内,落地一滚,身躯有如弹簧一般反弹跃起,空中交错间彼此单手对抓,一个回旋将对方反抛出去。杂技般的高难度动作在几秒内完成,我来不及惊叹对方身手的敏捷,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牵拉着的绳索。两人落地时借力猛拽,楼顶一抖发出阵阵怪响,想拆楼顶混水摸鱼?我不由冷笑,嗖嗖几声,惯用的半月弯刀飞斩绳索。绳索应声而断,两人一个趔趄跌了出去,就地一滚翻出了窗外。铜炮子猎枪轰然开火,骨肉撞击声中一个人影飞撞在墙上,倒地呻吟间却是一旁看守地板洞口的老田。其余三人一下没了动静,回望间一个瘦小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晖儿与S的中间,双手各持一支尖竹,环扣在两人的脖子上,尖端直直抵住她俩的咽喉。“两位聪明的就别动。”瘦小男子阴笑道,“我胆小,受了惊吓手会不听使唤。”晖儿和S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莫炎则一动不动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五只尸獾围在瘦小男子的身边,浑身毛发立起,却不敢近前半步。“挟持她们有意思吗?”我心中一震,脸上却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别无聊了,有种放马过来较量一下。”“嘿嘿,阁下还不是很清楚形势嘛。”瘦小男子继续阴笑,手下用力,殷红的血痕顿时出现。“住手!”我立刻软了下来,这家伙的确不好缠,“听你的就是。”瘦小男子口中呼哨一声,方才两名男子狸猫般地窜入竹楼,一左一右地挟在了我的两侧。抽勒几下,一根坚韧富有弹性的绳索捆住了我的双手。看来是早有准备,连牛筋绳都用上了。“这位怎么一直跪着不动啊?”瘦小男子怪声道,“别想玩什么花样。”莫炎依旧不动,抬头望了望他:“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身边两名男子立即闪了过去,瘦小男子一副猥亵的样子:“你就不怕我杀了这俩小妞?”“杀就杀,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朋友。”莫炎居然悠然了起来,“和我有什么相干。”瘦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嘴上阴笑不止,摆头示意两名男子制服莫炎。那两名男子似乎对莫炎有所顾忌,在身旁迟迟没有动作,只是不住发抖。我这才发现,围炉的火焰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紫色,几道火焰沿着地面蜿蜒地形成了一组奇怪的环状图形,而那两名男子的脚下正踏在环状火焰中。瘦小男子查觉有异,面色一寒,手中尖竹正要刺穿晖儿和S的咽喉,却不知为何手软了下来,晖儿和S趁机掰开他的手臂,快速逃离。惊讶中他发现了脚下盘绕的火环,怪叫着试图挣扎,但却丝毫不起作用。莫炎的渐渐直起女高中生强奷系列在线播放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苏州码示意图
                          (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何秉钧书法作品一何先生那年病愈出院之后,便每日以书画尤其是满、汉两种文字的书法自娱,8年来不仅乐在其中而且颇有成就,还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我为他身体的康复、精神的充沛而高兴,并将他近年用满、汉文撰写的两篇书法作品附在书中,以示我的祝福。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何秉钧书法作品二

                          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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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

                          ,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次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周海婴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1.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说:这是一起由电影胶片起火导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锁了其中一扇门(反锁原因不详)。可是,她又担心影响中苏关系,因而不敢深入追究。2.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问过(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沈醉否定了“国民党暗杀冯玉祥”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周海婴的说法,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女士以下这一句话,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这段话是否暗示着苏联人也有放火暗杀冯玉祥的嫌疑?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在这篇文章中,冯弗伐是这样说的:“……关于父亲(冯玉祥)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冯弗伐的说法,总结如下:1.(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否认“国民党暗杀说”。2.李德全对火灾有疑问,但是没有提出过调查的要求。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说:苏联调查结果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火灾(谁调查的?哪个报告?没有交代)。我们再来听听冯玉祥四女儿冯理达的说法。冯理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没回来……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冯理达的证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舱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似乎并非是封闭的。除此之外,冯理达在《文学报》总第1325期中提供的说法如下:“……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这是我党为迎接我父亲拨专款给苏联的。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冯理达的说法,总结要点如下:1.冯玉祥是在烟火中窒息死亡的。2.轮船起火看似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但是冯理达存疑。3.冯理达认为有人蓄意放火暗杀冯玉祥,但是不知道谁是凶手。我们继续听冯玉祥其他子女的说法。冯玉祥的三子冯洪达,描述其父冯玉祥死亡一案是这样说的:“……(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冯玉祥)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冯洪达采取了“中性说”,没有指控任何人。(冯洪达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69页。)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1948年9月8日,冯玉祥遇难的一个礼拜之后,(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公布了以下的死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今忽遭此意外,实在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同时,中共发布了冯玉祥的官方略历如下:“……8月31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上述的这些电报,也出自《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资料。我们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认为:冯玉祥是死于失火事故,并非死于谋杀。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是这样说的。这里请读者注意一点: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公共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势力暗杀,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借此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心。假如中共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中共不应该放过这个攻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绝佳机会。这艘船是苏联的船,因此,我们来看看苏联的说法:冯玉祥逝世之后,苏联“塔斯社”于1948年9月4日发电称:“……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可见,当时苏联公开的说法也是“意外事故”一说。我们对冯玉祥之死一事的各种说法,作一个总结如下:1.遗孀李德全:怀疑有内幕,但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敢追究。2.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高层人物沈醉:不可能是国民党所为。3.次女冯弗伐:一直在追问,但是不知道真相。4.秘书赖亚力:苏联调查说是爆炸物起火(调查报告出处未交代)。5.四女冯理达:怀疑“胶片起火说”,认为是暗杀,但凶手不明。6.三子冯洪达: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7.中共:轮船“失火”,属于意外事故。8.苏联:“影片起火”,属于意外事故。至此,我们综合各方的说法,似乎可以大致确定以下两点关键事实:1.轮船起火,涌出浓烟。2.冯玉祥受浓烟窒息而死。显然,本案破案的关键在于是失火,还是蓄意放火?如果是蓄意放火,那么是谁放的火?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嫌疑人一:“中共”。但是,冯玉祥亲共,冯玉祥死亡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作案动机很难成立。嫌疑人二:美国人。但是,美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暗杀亲共人士的记录。嫌疑人三:苏联特工。但是,冯玉祥亲苏,冯玉祥死亡似乎也不太符合苏联的利益,作案动机似乎不明。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作案代价明显过高。嫌疑人四:国民党特工。但是,李德全说“国民党特工”已经在岸上被甩掉了。再者,国民党特工放一把火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是否玩得太大?当然,毋庸讳言,我依据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冯玉祥的命案,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李德全“为了不影响中苏关系”,而不敢追问冯玉祥之死的具体内幕。我想,这一条信息,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是毕竟目前的史料又不足。恐怕这个案件,要等到“克格勃”相关档案公开之时,才能进一步探讨了。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在1946年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一场阴险的政治谋杀呢……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的一座小山上坠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场身亡。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闻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我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而戴笠所乘坐的第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除了天气恶劣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党空军腐败的因素。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他是怎么说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戴笠乘坐的,是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1946年3月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就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预备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过云层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这份证言所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戴笠不是死于暗杀。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蒋介石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蒋介石的这话说明: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蒋介石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蒋介石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凹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像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战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虐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何等迂腐!公元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大举进攻中原的邢国。据春秋时期的史料记载,狄人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分布地域很广,进攻邢国的狄人部落当属赤狄。管仲对齐桓公分析说:“戎、狄均是豺狼之辈,贪欲难以满足。中原各国,多为近亲,同根同种,不可见死不救。宴饮娱乐,有如鸩毒,不可以留恋。诗经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请您立刻响应简书,发兵救援邢国。”所谓简书,是当年各诸侯国之间传递外族入侵信息的告急文书。因军情紧急,求援的书信写得很潦草,甚至来不及用绳子将竹简穿起来就送出去了,所以叫做简书。邢国有没有向齐国发送简书,史料并无记载。但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马上动员部队前去救援邢国。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齐国军队赶到之前,已经将邢国劫掠一番,转而进攻卫国。这是典型的流窜作案,破坏性极大,很难对付。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懿公。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因为谋杀兄长急子和寿的罪行,于公元前696年被赶下台,逃到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七年之后,齐襄公联合鲁、宋、陈、蔡等国,出兵讨伐卫国,帮助卫惠公重新夺回政权。但是,这个在列强刺刀的扶持下粉墨登台的复辟政权,一直没有被卫国人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据《史记》记载,直到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卫国的大臣和百姓对这一家子仍然不感冒,而且“常欲败之”。但是,这位生来不被国人拥戴的卫懿公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是献给卫国的子民,而是献给他的宠物——鹤。鹤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神态飘逸,能鸣善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都写下了关于鹤的美好篇章,松鹤延年更是中国水墨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宋朝有个叫林逋的人,甚至将鹤视为自己的儿子,同时将梅花视为自己的老婆,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传为千古美谈。一个国君喜欢鹤,很正常,人们最多说他附庸风雅。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也正常,人们最多说他奢侈浪费。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就有点问题,人们会说他不务正业。要命的是,这位卫懿公不但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而且,他将养鹤和朝政混为一谈,给鹤定等级、封官位。地位最高者,享受大夫待遇,可以乘轩(大夫专用之车)招摇过市,卫人戏称“鹤将军”。当时卫懿公听说狄人入侵,十分紧张,连忙下令动员部队,整顿军备,准备迎战。他自己也顶盔贯甲,手持祖传的宝剑,带着几位大夫站在校场的检阅台上。没想到站了一上午,准备好的演讲稿在肚子里都烂了几回,各支部队才稀稀拉拉来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人呢?——报告主公,大伙听说狄人打来了,全都跑到城外山上的树林里去了。——咳,这都什么世道?外敌入侵,当兵的不打仗,跑到山上去当土匪哇?——报告主公,大伙说,打仗这事不靠他们。——不靠他们,那靠谁?——大伙说,您不是有鹤将军吗,请叫鹤将军去迎敌!我们这些草民,不敢和鹤将军争功。“这……”卫懿公尴尬地朝左右挤出一点笑,“这些人也真是,我就那么点爱好嘛,再说,我这爱好没妨碍别人嘛,没妨碍别人……”他的爱好确实没妨碍别人。可是,既然身为国君,就应当知道当国君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即使有点正当的个人爱好,都最好藏着掖着,不要让人家看到,君不见,当年鲁隐公跑到棠地去看鱼,都被臧僖伯叽叽歪歪说了一大通?哪有像他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国家公器的?卫懿公站在检阅台上发了好久愣,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方,宫中传来阵阵鹤鸣,那些清灵钟秀的羽族之物,想必正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他长叹一声,将大夫石祁子和宁庄子叫到身边:“留守国都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他将自己佩带的玉玦交给石祁子,意思是让石祁子临危决断;又将一支箭矢交给宁庄子,意思是请他像利箭一样保卫国都。这两个人默默地接受了任务。卫懿公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出城迎击狄人。据《左传》记载,卫懿公摆出的阵容是:渠孔驾驶戎车,子伯站在车右担任护卫,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后。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毫无疑问,卫懿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但他这一刻的举动,多少为他洗刷了一丝耻辱。那些躲在山林中的卫国丁壮,纵使有一万种理由不为卫懿公作战,但是将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狄人劫掠,又于心何忍呢?卫国军队与狄军在荧泽相遇,卫军惨败。渠孔与子伯请卫懿公拔去戎车上的大旗,微服逃跑,万念俱灰的卫懿公长叹道:“我就算逃回去,又有何面目见百姓?”卫懿公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自己当做活靶子吸引狄军的注意力,君臣几人最终全部战死。卫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成为狄人的俘虏。狄人一看这两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带回去的话,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养马,只能吃饭,当场就要把他们杀掉。两个老家伙也不慌张,砍刀架到脖子上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们,杀不得。”据两个老家伙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卫国的“大史”。那个年代,大史不光写历史,还要负责国家的祭祀工作。“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得不到卫国。”两个老家伙一本正经地说。就这样,狄人把他们两个给放回去了,要他们赶快向神祷告,保佑狄人得到卫国,并且说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城里,见到守城的石祁子和宁庄子,就说了两个字:“快走。”从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狄人完全占据优势,卫军弃城而走,不失为自我保全之策。到了夜里,卫国人偷偷打开城门,全体将士百姓倾城而出。狄人得到了一座空城。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女人、壮丁、金银财宝,而不是城池。如果没有掳获到足够的俘虏和财物,这一趟就等于白跑。因此,狄人又追踪上去,在黄河边将卫国人大杀了一阵,这才满载而归。狄人对卫国的入侵引发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宋国首先派部队渡过黄河,趁着黑夜迎接幸存的卫国子民。这个时候清点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在齐桓公和宋桓公的主持下,从共、滕两邑抽调居民四千余人,与卫国遗民凑足五千人之数,迅速开始了重建卫国的计划。前面说过,齐僖公的女儿、齐桓公的姐姐宣姜本来要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这条老淫虫捷足先登,成为了卫宣公的夫人。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寿被刺客杀死。卫宣公死后,小儿子朔则即位为君,也就是卫惠公。后来卫惠公被赶下台,逃到齐国避难七年。在这期间,宣姜又与卫宣公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生了一堆儿女。关系虽然很乱,生下的这堆儿女现在却可以派上用场了。老大是个女儿,嫁给舅舅齐桓公做小妾,被称为齐子,也就是齐国的长卫姬,深受齐桓公宠爱。齐桓公如此仗义地帮助卫国重建,很难说有没有被吹过枕边风。老二公子申,在卫国重建的计划中,被任命为新一任卫国君主,也就是戴公。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借曹国的地盘为戴公修筑宫殿和城池。可惜,戴公无福消受,不久就去世。老三继承了老二戴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卫文公。老四是个女儿,嫁给了宋桓公,成为宋桓公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宋襄公的母亲。宋桓公积极派部队迎接卫人,参与卫国重建,多半也与这位夫人有关。老五也是个女儿,嫁给了许穆公,在《左传》上被称为许穆夫人。在齐国、宋国热火朝天地帮助卫国重建的时候,许国却一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表示。对此,许穆夫人非常郁闷,作了一首《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bì)。陟彼阿丘,言采其蝱(máng)。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péng)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有我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中之意,既痛心于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相比齐桓公、宋桓公两位姑爷的阔绰,这位许穆公实在是寒碜了点,也难怪老婆抱怨。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许国的实际情况,他不参加卫国重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许国国小,人少,还有过一段被郑国统治的经历(郑庄公死后,郑国军队如约撤离许国,恢复了许国的独立),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哪有银两去支援卫国建设?这事给男人们一个教训,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娶老婆之前最好先看看老婆的姐妹嫁得好不好,如果遇上一两位财大气粗又出手大方的连襟,这辈子都别想在老婆面前抬起头来了。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保护卫国的新朝廷,赠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还有建筑材料一批,连卫国国君一家穿的衣服、布料甚至连女眷乘坐的车马都一一馈赠。老三卫文公倒是很对得起两位姐夫的照顾,他穿着粗布短衣,与五千子民同甘共苦;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供优惠政策,搞活经济;尊师重道,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大胆任用贤能之士,同心同德,共建卫国的未来。短短两三年,卫国的实力大增,从重建之初的革车三十乘,突飞猛进地发展到三百乘。狄人在卫国尝到了甜头,不愿意回到北方的严寒之地,稍事休整之后,于公元前659年再一次入侵邢国。齐、宋、曹三国军队开到邢国的聂北,一方面是为邢国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则是审时度势,以待战机。但是没想到,邢国人在狄人面前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崩溃,邢国人纷纷跑到聂北投靠联军。不难发现,齐桓公作为当时天下的霸主,面对狄人的入侵,虽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自始至终,齐国的军队没有一次和狄人正面交锋的经历。公元前661年救邢,齐人慢半拍,狄人已经横扫而去;公元前660年救卫,还是慢半拍,卫懿公战死,卫都沦陷;这一次再救邢,三国联军作壁上观,直到邢国崩溃,狄人劫掠一空,才象征性地追击了一阵。齐桓公为什么始终不愿与狄人交锋?笔者在此大胆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极强,大部队交锋的话,中原军队胜算不大。回想当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僖公还向远在河南的郑国求援,畏敌之深,可见一斑;而郑庄公派了世子忽带兵前往,斩首三百,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一年前狄人入侵卫国,不但突入卫国首都,更将其国民杀得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宋桓公派兵渡河迎接卫国遗民,也只敢在夜里偷偷行动,生怕狄人发觉。以现在齐国军队的实力,不至于害怕与狄人交战,但绝无完胜的把握,齐桓公和管仲不想打无把握的仗,所以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战略。第二,狄人来去如风,目的不是攻占城池,而是劫掠人口与财物。齐桓公率领的中原联军即使有把握一战,也不一定能求战得战,狄人很可能避其锋芒,等联军退后再卷土重来。往复数次,则中原疲惫,而狄患犹存。所以,齐桓公组织中原诸国救援邢国,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团结抗战的姿态,既提高了齐国的威望,又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狄人。当然,作壁上观不等于袖手旁观。经过狄人的扫荡之后,邢国国都一片断壁残垣,惨不忍睹。齐桓公再一次扮演了战后重建者的角色,协调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在夷仪为邢国建立新的城池。与此同时,诸侯为卫国新建的都城楚丘也接近完工。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带领子民迁入楚丘,结束了流亡生涯。据冯梦龙说,卫文公重新立国,对齐桓公这位舅舅加姐夫(这都什么关系)十分感激,写了一首《木瓜》之诗相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木瓜》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如果用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未免太肉酸。还是那句话,有没有这回事,咱们姑妄听之。《左传》记载齐桓公帮助邢、卫复国的事:“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思是说,邢国人迁到夷仪,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开心;而卫国人进入楚丘,如同没有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帮人帮到这个份上,无论如何值得表扬一下。【什么风都不如枕边风】周,原来只是商朝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小诸侯国,或者说一个小部落也未尝不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年代,周通过“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等手段,励精图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终于联合其他诸侯与部落,在牧野一举打败商朝大军,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国的共主。但是,必须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打败商纣王,是依靠了诸多受商朝压榨的诸侯部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即位的第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商量讨伐商朝的大计,与会诸侯多达八百人。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单靠周的力量,完全不可能与商朝抗衡。牧野一战无疑奠定了商朝灭亡的基础。但是,牧野之战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仅仅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战定胜负,虽然简单快捷,但也意味着,商朝虽然灭亡,它的贵族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伤,对于周政权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周王室除了分封了一大批同姓诸侯国,还将一批异姓贵族分封到新的土地上,用以加强对商朝遗民的监控。对于投降的商朝贵族,周王室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是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宋国国君,使其仍然祭祀商朝的祖先,以安抚商朝遗民;二是将商朝的士族交由姬姓诸侯带到封国去,使其成为这些诸侯国的“国人”,甚至卿大夫阶层。这样既可以消除他

                          女高中生强奷系列在线播放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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