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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一本在线免费视频,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英国一本在线免费视频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这段时期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且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非子。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赢的合法继承人。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赢只是一个卿大夫。那么,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周幽王烽火娱褒姒秦襄公勤王封诸侯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那么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这两个问卜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封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在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在其间,有三位周王应当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位就是周厉王。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和“国人”对立的是“野人”。因此,“国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面对“国人”的愤懑,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之无赦(以告,则杀之)。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能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会决堤的,恐怕那时悔改也来不及了。但是,周厉王还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压的效果中,对召穆公的谏言充耳不闻(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逃,流窜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穆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又过了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太子静被拥立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周厉王出逃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第二位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宣王。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穆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人危机。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强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卞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正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王弗听)。曾经有所作为的宣王没能担当起重振周室的大任,反而因不听劝谏而使兵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第三位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幽王。周幽王是怎样摧毁了西周的呢?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被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侯、犬戎,对西周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看到镐京的烽火,却鲜有诸侯率兵勤生(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结果,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对之进行征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无人勤王呢?这件事其实是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又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一。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周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周幽王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姐做王后,并且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位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褒姒好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会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当各地勤主的诸侯赶至京城时,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幽王说之),很有成就感。然而,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因为镐京并无凶险,也没有外敌来犯,幽王举烽火不过是为了博得美人莞尔一笑。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幽王的昏庸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数举烽火”便一发而不可收。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周幽王此时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赶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就是这一“点”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完了。申后的太子被废,这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增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增、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充足的兵力保卫镐京,只好远离犬戎。公元前770年,他将周王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令河南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东周时代,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就成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向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导致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当时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这位率兵勤王之人是谁呢?他就是秦始皇之前第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因为他明白,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而且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第一次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西戎之地)赏给了秦襄公。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与誓,封爵之)。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经营西戎。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开始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被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侯多年的齐、楚、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能与原来的诸侯国势力均衡了。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并无资格与关东诸侯平起平坐,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再说经营西戎。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一个族群,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虽然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但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秦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也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别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酉戎作战的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对于逐步崛起的秦国来说,秦襄公无疑是第一座巍巍丰碑。我们用较多篇幅来讲述西周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抓住了秦国兴盛的机遇。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秦襄公直至战死疆场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亡由余戎王纳女乐霸西戎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跟西戎打,一直到最后战死、都没能把西戎之地夺过来。秦襄公战死之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近一百七十年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才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能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就得到了呢?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这个人叫由余。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价值连城的大量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夸富、炫耀。但是,由余参观完之后却淡淡地说了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的,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夸富非常可笑。由余的回答使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可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扰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听了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英国一本在线免费视频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我谢谢她愿意与凯瑟琳、迈尔斯合作,也谢谢她为其他人做了一次良好的融合示范。“安正在融入我,”卡伦说,“我不太舒服……她全部进来了……西德尼再也看不到她了……安很冷静……我得到她的某些想法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很期待外甥女的受洗仪式。”卡伦陷入沉默,我给她一点时间,慢慢接受安。她突然向前靠近。“就这样?”西德尼问道,“没什么大不了嘛!我还以为会很像被吸进吸尘器什么的一样。”“你看见什么了吗?”我问。“安本来很真实,然后突然开始扭曲,像鬼魂一样,然后就听到一声‘噗’,不见了。”“你怎么看这个过程?”“万一我想跟安说话怎么办?以前我们习惯走进每个人的房间,一一跟他们说话;现在有几间房已经没人住了。我要怎么找她?”“现在安是卡伦的一部分了;她还在这里,只是看不见而已。”我尝试解释这无法解释的概念。“你永远都可以找卡伦说话,安会听见的。你愿不愿意告诉卡尔今天看到的事?”西德尼回去了。卡伦说,她觉得很平静,但光线再次变得过分明亮,声音也变得震耳欲聋。这回她离开时,比较不像前几次那样蹒跚、不舒服了。1996年10月20日与安融合1996年10月17日,我与安融合。这次融合并不会令我心烦意乱,但似乎更强烈、更热情;我想,安的记忆将影响我整个人、我的一切。前去你办公室的路上,我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与安融合。我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因为那些关于撒旦、关于邪恶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又给自己找麻烦了。然而,当安开始融入我,我才知道她的记忆跟别人完全相反。安不曾面临棘手的困境,不曾遭受虐待,她甚至从未参与我的身体活动(像是走路、找东西、去某个地方等等)。安的记忆、想法、人生观不断在我内心奔腾活跃;也许下一次我就能清楚说明这种感觉了。●大家都喜欢安。安开朗、机敏、乐于助人。她认为我们能找到你,而且你还相信我们,这真是个奇迹。●安认为我们有某种天赋。神赋予我们自我分裂的能力,让我们帮助自己应付神无法阻止的难题。●安觉得我们并非自愿受虐。她无时无刻不为我们祈祷。●安一直很想把我们的故事公之于世,希望能对其他人有所帮助。●安隐藏我们受虐的证据。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的身份撼动不了施虐者的地位。●安负责处理紧急状况。一旦发生意外状况,安会立刻让卡伦睡着,协调其他人出来接手。●安相信,等我们全部合而为一,再度与神和好,我们将重获自由。※※※※1996年万圣节,卡伦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最近她想起一位警官——伯特警官——自杀的回忆。伯特是经常虐待她的人之一。她想起伯特曾向她道歉,表示他没想到会变得这么离谱,而他再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说他知道自己将受地狱之火焚烧,他很抱歉。他站在壁炉前,举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她还记得他的手在镜子上留下血痕。他的那番话一直在她脑中徘徊不去。催眠后,卡尔出来了。他固执地认为卡伦根本不需要想起这些事。他越来越难为她抵挡不舒服的记忆了。他说,这些记忆是毒药,很邪恶,绝不能让她知道!他急坏了。霍尔顿频频压制卡尔,他不想让卡尔继续伤害大家,也不认为卡尔有继续出现的必要。霍尔顿想安排他融合,但是他太愤怒了。他必须像迈尔斯一样,先冷静下来才行。我向霍尔顿致意,表示我会多花时间跟卡尔相处。我察觉卡尔心底有股深切的悲哀。好吧,不是他就是我,因为我的离婚申请在前一天生效了;但我仍假设这股悲哀部分属于卡尔。于是,我刻意忽略卡尔怒气冲冲的斥责,着重处理悲伤的部分;假如我的方向正确,他会更强烈地亲近我,响应我的同理心。这有助于拉近他和我的距离,就像迈尔斯一样。“卡尔,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他看着我,吓了一跳。但态度仍相当谨慎。“我不喜欢有人篡改我的工作成果。”他仍相当抗拒,但与过去相比,程度稍微减轻了些。“我承认你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你们的变化也可能让你非常生气。假如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处理方式,说不定你就能继续保有你的工作噢。”“你在说什么?”他的态度依然谨慎,但也露出兴趣。“卡伦必须一点一滴,慢慢输入这些新的记忆,而非全部吃下来。每次融合之后,她几乎完全招架不住。也许你可以考虑先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先让我知道该怎么开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什么时候让卡伦知道。”“嗯,这个……好吧。”他仍犹豫不决,但部分的他渴望跟我合作,卸下重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这是哪里?”西娅问我。西娅用手遮住脸,掌心朝向我,感觉惊讶,不可思议却又相当迷人。“我的办公室,”我说。“我刚才还在医院里,光线很刺眼。我去医院好多次了。儿童纪念医院、圣安东尼医院、仁慈医院、圣十字医院……”西娅陷入沉思。“你在医院?怎么了?”“噢,我记得我躺在一张桌子上,旁边有好几百个医生正在看一张胶片……我头上长的那块东西。卡伦的爸爸也常用很强的光替我检查,检查这里。”她低头看看自己。“卡伦做直肠检查时会让你想起这件事吗?”“会啊,卡伦检查的时候,医生不会笑。我想我的下面一定受伤了。医生绝对看得出来。”“你以前似乎受到很恐怖的虐待,”我说。“噢,我不会痛,但我总是待在医院里。我生来就是要接受这些检查的。”“你看过很多医生吗?”“对。而且医生都很坏。有个医生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给我打一针,害我变得很累,没有力气。每次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受伤以后,隔天都会上医院去。医生会替我检查,然后给我打针止痛。”西娅不说话,看着窗外。“我好孤单。里面都没人了。”“你愿意融入卡伦,跟其他人在一起吗?”我问她,让她开始朝这方向思考。“可是我还得照顾宝宝。”似乎已经有人告诉西娅了,所以我想趁此机会问几个我百思不解的问题。“噢,宝宝几岁了?”我问。“不到2岁。她几乎不太能走。”“宝宝是为了什么诞生的?”“她跟霍尔顿还有凯瑟琳同时出生。他们一分为三。只要卡伦一哭,她的爸妈就会使劲摇她、甩她,这些都由卡伦博来承受。卡伦从来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这里没有一个叫卡伦的主体。”“那么,等你们全部融合之后,你们就会变成‘一个’人。你平常怎么打发时间?”“在里面的时候,我常常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要不就常常进出医院。我从来不睡觉。”我希望我能有更多时间好好跟西娅聊天,但今天的诊疗时间快用完了。我请她回去,顺便问问是否有其他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突然变了一个人。“假如我融合了,卡伦会开始偷东西吗?”西德尼问我。“我想不会的,西德尼。因为还有很多个卡伦不会偷东西呀,他们可以平衡你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你在担心什么,西德尼?”“我的记忆、我的感觉都不太好。万一我融合了,我怕我会伤害大家。”“可是,假如你不融合,他们会少了你的优点——你的幽默感。”他露出笑容。于是我们同意下一次来进行他的融合。霍尔顿短暂出现,告诉我卡尔试图干扰卡伦记录安的回忆。卡伦再次突然改变。“霍尔顿怎么知道是我?”卡尔挑衅地说。卡尔很愤怒,于是我们只好再次讨论他无法控制众人记忆的无力感。送卡尔回家前,我尽可能听他诉苦,理解他的感受。※※※※时间是1996年12月上旬,天气好冷,常常刮风。从我的窗子往外看,天空阴沉沉的,阳光在远处的密歇根湖畔微微露脸。卡伦已拖欠了5000美元的费用了。她无法按时支付账款,也没有能力凑出现金。我向她提起这件事,她一如往常、震惊得无以复加——每次我们讨论到钱,她总是有此反应。我告诉她,眼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不再索取费用,免费为她就诊。身为医生,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人们总以为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一旦不收取费用,医生可能再也无法以理性、超然的态度为病人服务。就卡伦的个案而言,我必须承认——确实如此。但是从道德、良知来看,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们已经一起努力8年了,光是建立信任就花了不少时间;我怎能在这个时候拋下她?我告诉她,未来有一天,假如她有能力偿还这些费用,我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先别管钱不钱的了,赶紧继续我们的工作才是。她很感激。我想卡伦和我应该都很高兴,咱们终于解决无法如期支付费用的问题了。我们再次将重点转回融合。这次轮到西德尼。“我出生时4岁,卡伦3岁,”西德尼说。“现在我5岁了。我出现是因为爸想要男孩。我喜欢爸要我喜欢的东西。棒球、跟狗玩、追农场养的鸡——我不在乎弄得脏兮兮的,但卡伦很介意。我会把爸偷的东西藏起来:盒式磁带录音机、手表之类的。他说我在这方面挺行的,我觉得很高兴。爸老是喜欢偷餐厅的银餐具。他说那是我们用小费买的。假如爸说他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得替他偷——否则他会伤害我们;可是得手之后,他又会为偷窃惩罚我。不过,比起我不愿动手所受到的惩罚,这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西德尼描述父亲惩罚他的各种方法。“我喜欢唬人。有时候我也会捉弄乔希。”“卡伦的丈夫?”“对。爸也常常恶作剧呀,不过他很恶劣。”“你准备好融入卡伦了吗?”我问。“嗯!咱们开始吧!”我引导卡伦进入催眠状态,一步一步指示她让我们进入小房间;然后我介绍西德尼。“西德尼看起来好滑稽哟,”卡伦说,“他想跟我融合。他想直接跳到我身上!”卡伦笑了,似乎觉得很有趣,但夹杂一点点担心。她向后仰,靠在椅背上。“他站在我面前,瞪着我看,一副‘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的样子。”“抱抱他?”我建议。“他正在告诉我什么东西放哪里。西德尼把竖笛藏起来了——我以为是女清洁工偷的,所以把她给开除了!他把它藏在露营用具底下。”卡伦停下来。“继续说,没关系,”我说。“他准备起跑……开始跑了……噢!他跳进来了!”她像西德尼一样往椅子上跳。“我可以感觉他在我身体里移动……噢!老天!我听见我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血正在流动!还有脑子里的血压,好痛!好刺眼!”她停下来,试着喘口气,“不过我不会不舒服,也不觉得有压力。我可以看见一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开车兜风,跟父亲说话……”卡伦稍微放松下来,“我想我不会有事的。”“你可能会接收不少关于你父亲的记忆,到时我们再好好谈谈。”“好。他们好幼稚哦,好像我小时候。西德尼喜欢作弄街坊邻居,他不明白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活在小男孩的世界里。”我引导卡伦回到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时候,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卡伦痛苦得立刻用手捂住耳朵。我让卡伦再休息一会儿,待她稍微恢复精神,自己搭电梯到楼下的咖啡店。她可以继续待在那儿,直到她准备好开车回家。1996年12月10日与西德尼融合1996年12月5日,西德尼融入我。一到你的办公室,我似乎就已经听见西德尼打算怎么融合了。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比以往更快地来到安全小窝。西德尼跟在你后面进来。我吓了一跳,因为门已经开了。这门通常是上锁的,很多道锁。西德尼早就准备好了,他看着你,等你允许他行动。然后他退回门边,开始跑步冲向我,最后他奋力一跳——我们融合了。我不记得最先进来的是哪一段记忆,但我把部分列出来给你看。离开你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渴望一些我不曾注意过的东西,像玩具、圣诞装饰之类的。想偷东西的欲望很强烈,但我还有办法控制自己。我爸跟我妈发生争执时,西德尼必须站在我爸那边。每当我爸殴打我妈,西德尼总是在一旁看着。我爸每每替自己辩解,所以西德尼相信是我妈罪有应得。我爸需要钱的时候,西德尼必须去找祖母要钱;如果她拒绝,他会直接偷她皮包里的钱。西德尼会把每年第一次的成绩单藏起来,谎称不见了,然后自行制作其他学期的成绩单,填上A或B,好避免遭父亲鞭打:B打一下,C打两下,D打3下,F打10下。西德尼的记忆还有很多,但我的手很痛,写字更痛。等我比较好了,我会再多写一些。※※※※圣诞节即将到来,因融合西德尼而产生的影响也消退了。这次消退的速度很快,卡伦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了。她说现在她多了一些坏习惯:她会偷喝别人的饮料,上完厕所不洗手;她以崭新的眼光看待店里的小东西,为之着迷。她好想偷圣诞装饰。她好爱好爱涂面包用的那种炒牛肉酱。我问她圣诞节有什么计划。她翻翻自己的记事本。我问她能不能借我瞧瞧。记事本的每一条项目字迹都一样(凯瑟琳写的?)。卡伦说她每天早上都会打开来看,确认当天该做哪些事。她说她母亲邀请他们去过圣诞夜。我警告她赴约的可能后果;卡伦同意我的看法,但她想见弟弟们。我与霍尔顿对谈。他说,自从朱莉和桑迪完成融合后,他们的血糖值恢复正常了。他想知道该怎么向洛申医生解释?我建议让卡伦再检查一次,然后让医生自己解释检查结果。我问霍尔顿下一次该选谁?他表示,融合年轻人似乎颇为顺利。他和凯瑟琳应该留到最后再融合。他说,下一个选西娅应该不错,而且她可能会带着卡伦博,詹森似乎也颇有兴趣;他们都在等待通知,等着轮到自己。卡尔仍在犹豫,不太愿意。我问卡尔手腕还好吗?卡伦一直抱怨手痛。“我会痛,”卡尔说,咬牙忍耐着,“但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其他人也一样。”“如果你跟卡伦融合,”我说,“她会拥有你忍耐疼痛的能力。”“假如我跟卡伦融合,我会死掉,”他说,心情沉重。“你不会死的,”我说,“你也不会消失。你会跟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我必须想办法让卡尔接受,他是抗拒程度最强烈的人格。“你的一切,你所有的力量,最后都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可是自从莎拉出生以后,我就没办法带走疼痛了,”卡尔反驳我,“我再也感觉不到卑鄙、恶劣,我很担心。”卡尔看起来很失落,很渺小。他的态度变得不一样,他软化了。“我头一次明白什么是‘送礼物’。我越来越常跟卡伦一起出来了。我甚至还寄圣诞卡给你,贝尔医生。”“你正在改变,卡尔,你长大了。等你融入卡伦,一定会成为卡伦重要的好帮手。祝你圣诞节快乐。”“谢谢。”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0章西娅与卡伦博“假如其他人格都不存在,我要怎么面对他们的朋友?”卡伦问道。现在是1月初,芝加哥冷得快结冰,大地一片雪白。卡伦正在承受人格融合带来的各种效应。我该给她什么建议?“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脑袋里确实有他们的印象,但我没有感觉,”她继续说,“他们让我很不自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维持这么多的人际关系。”“你没躲起来?”我探问。“你说对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建立你自己对这些朋友的观点了。”“还有,以前我每晚平均睡2到4个钟头,最近差不多是4到6个钟头。过去几个礼拜,我失去好多时间。我在毫无自觉的状况下替女儿粉刷房间。不过老实说,成果看起来还不错啦……”卡伦揉揉额头,笑了。※※※※“我真的被这里的人给惹毛了。大家一点都不团结,不好好相处。”凯瑟琳像个忿忿不平的学者,气得冒烟。“已经融合的部分很好——有问题的是还留在这里的人。他们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詹森一天到晚不按牌理出牌,有一天他竟然心血来潮,跑去粉刷房间!卡尔一直在生气。霍尔顿整天坐在他家,半点事也不做。西娅和宝宝越来越不安,得赶快安排她们融合。”“谁最会惹麻烦?”我问。“詹森、卡尔、卡伦2和爱丽丝。”凯瑟琳退回内在。

                        背叛我、羞辱我……”卡伦频频抽咽,努力调整情绪,“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信任的人。我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你……让你不能再治疗我,这点我能明白。真的。可是,如果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只是好害怕失去你。”好一场考验!我想,卡伦首次有机会感受到何谓“信任”。难怪她吓坏了。在此同时,我和卡伦的治疗关系可能因某些改变而产生变化:我应征了三所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的职位,有的在城里,有的在郊区。我不管接下哪份工作都能继续卡伦的治疗,但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在哪一区落脚,我担心如此变动会扰乱她的情绪。我不知道我的面试结果将对卡伦造成何种影响,但除非我有了周密的计划,否则我不会泄露半点口风。根据她的遗失时间的病史与童年受虐经历,我汇总得到一个假设:卡伦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但究竟是哪个人格来见我,目前我并不清楚)。治疗期间,卡伦偶尔会提到其他受虐孩童,我怀疑他们可能都是她的分裂人格,各自拥有独立经历,但在卡伦的记忆中,她把他们都当成别人。又或者,这些记忆只是受虐或性受虐儿童衍生的某种想象(极具想象力的幻想),但受虐者本身却认知其为真实事件?尽管我理解这些故事很可能全是她捏造出来的(但我无法理解她如何想出如此性变态的情节?),但她在录音带中极具说服力的陈述方式仍深深影响了我的判断。虽然叙述过程令她极不自在,她还是竭尽所能描述记忆中的一切。我告诉卡伦,我听了录音带,也了解她受创的严重性。我并未要求她详加描述任一特定事件,因为我不想让她以为我对某一受虐事件特别有兴趣,并借此催促她提供更多细节。在这关键时刻,我最不想做的就是直接告诉她该往哪儿走。我总是希望她能领头带路,自己决定方向。不幸的是,卡伦给我这盒录音带后就一直想自杀。我们每两天通一次电话,每周见面治疗一次,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如何进行危机处理这两件事情上。有一天,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录音带上说的全是真的,那么也许她不止计划自杀,也打算杀我灭口——她曾受过警告:不得泄密。“你有想过必须连我也一起杀掉吗?”某次治疗时,我问卡伦。她似乎吓了一大跳,好像做坏事被逮到了。“有人警告过我,如果我把秘密告诉别人,就得把那人给杀了。我还记得他们曾经教我怎么做,”卡伦浑身发抖,极度恐惧,“这让我害怕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想都不敢想。”她停下来,然后又继续,“我从来没有真的……我是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常常想,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我真的说出来了——那么我会自杀。反正我原本就该死。”“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提醒她,“尽管这些感觉仍然鲜明,像刚发生过一样,但它们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叫你必须杀掉我,杀死你自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好让这些恐怖的秘密活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但是,你把秘密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承担你的秘密,并不会让你遭遇危险。”卡伦弯下身子,低头掩面哭泣,长久以来无法说出口的重担,此刻终于卸下来了。第二部分身第9章克莱尔的信时间是1993年10月初,厚厚的云雾覆盖整座城市,遮蔽了视线,于是湖滨大道的车流与几艘停在门罗港上下飘动的船只全都看不见了。卡伦意兴阑珊地出现,直接走向椅子,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察觉有事不对劲,但她等了好几分钟才开口说话。有些时候,我必须等很久才能盼到一句话。若在这时出手帮她,反倒可能害她偏离原本令她挣扎的主题。看神情,卡伦似乎有话想告诉我;她开口,又突然陷入沉默,望向窗外。最后,她终于说话了:“我一直在……发作……我都说这是‘转换’。”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两眼仍盯着窗外。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继续往下说。“我常想不起来某些时段发生过什么事……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月都有,长短不一,”她再次停顿,“比方说……我不记得我曾经跟我丈夫有过性关系。”卡伦羞红了脸,但表情困惑,“我知道一定有。孩子都生两个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卡伦终于转头看我,“我几乎没有性的感觉。”“发生‘转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很高兴她终于提起这件事了。但我必须让她以自己的步调,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说。“唔,我的时间不见了。我记得,刚开始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很虚弱,接下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待我回过神,我会很累,全身仿佛被抽干一样,等这种感觉过去,我就恢复正常了。大概是这样。”我想,卡伦经历的正是“分离”或“神游”状态——两者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上都是类似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而她也不会记得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问题是,在卡伦毫无记忆的这段时间内,她做了什么?我很惊讶她很少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种状况肯定让她苦恼又迷惑。但我认为,她必须信任我到某种程度,才可能把秘密说出来。卡伦自己对“转换”一事似乎也不甚了解,至少不比她告诉我的多多少。然而,她却有办法通过其他特殊方式,告诉我更多她自己并不知道的过去。到了11月,卡伦开始间接地透露她不为人知的内在生命。她在一封日期为1993年11月7日的信上,记述了一场梦境。我在跟你通电话。我们决定找一天带我妈一起来。走进电梯,我开始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这些人也跟我一起进了你的办公室。你开门让我和我妈进去,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让这群人也进了办公室,却不跟他们说话?然后,你开始跟我妈说话,但我记不得半个字——因为我忙着(简直忙昏头了)注意屋里的其他人。有个男孩站在你旁边,对我妈吐舌头,有个女孩窝在你腿上,渐渐睡着了。两个10来岁的孩子吵着谁要先跟你说话,还有个小宝宝蜷曲在办公桌旁。一个女人骂我妈是婊子,一个女人坐在你的办公桌上,嘲弄我妈说的每一句话,还有一个女人在打扫、整理你的办公室。这次治疗感觉乱哄哄的。但是听他们说话时,我觉得自己早就认识这些人了。你的镇静令我吃惊,你竟然完全不受他们的吵闹干扰。我不记得这个梦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但是,当我从梦里醒来,我觉得好安详,我甚至咯咯笑了起来。“当你回忆起这个梦,”我问,“你会想到什么?”卡伦耸耸肩说不知道,但她觉得这些人很好玩,而且感觉一点都不陌生。“我认为,屋里的人代表不同面的你,还有你对我和你母亲不同的感觉。”我怀疑,当卡伦“遗失时间”或发生“转换”时,她会以另一个人格出现。我不太想告诉卡伦我真正的想法——梦里出现的人代表她的不同人格,以及,我为她下的诊断是“多重人格障碍”;但我认为这一天就快到了,因为卡伦自己在治疗时提起这些影像和她的“伙伴们”。她正推着我们前进。隔天,我收到一封信。邮戳日期是1993年11月5日——卡伦做梦前两天,而我收到信的日期是11月7日。信封上的寄件地址是卡伦家的地址,信纸是普通三孔活页纸,内容以铅笔写就。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克莱尔。我7岁。我住在卡伦里面,可是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我想跟你说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我跟詹姆斯、莎拉一起玩游戏,也会唱歌。我不想死。你可以帮我绑鞋带吗?克莱尔我并未立刻打电话给卡伦,同她讨论。我等了好几天,整日苦思该如何向她提起这件事。卡伦有办法一次消化这么多信息吗?毕竟她每天都想自杀,状况已极为严重。我担心这是否已超过卡伦能承受的程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克莱尔,卡伦还有多少不同的人格?我必须把焦点集中在卡伦身上,注意她的反应、她的问题、她的行为举止,还有她的安全。我搜集多重人格障碍的资料已有好一段时间,论文、专题研究、教科书、会议摘要等无一放过,几乎摆满一整个书架。在这些数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是弗兰克·W·普特南医生所写的《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1]。书中写道,引发多重人格障碍最普遍的原因是童年遭受性虐待,其中以施虐过程残暴,施虐者以物体、捆绑、烧伤、割伤等方式凌辱受虐者,或逼迫其参与“黑弥撒”[2]者为主。这些描述符合卡伦的状况。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也常表现自杀与自残倾向,另外还有头痛、晕眩,以及无知觉、失去听觉等歇斯底里症状。在卡伦的个案中,双腿曾经受缚、受鞭打部位出现莫名疼痛也属症状之一。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及症状,各路作者们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普特南在书中记述,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不会轻易表现症状,因为他们害怕被贴上“疯子”的标签,但其中一名人格可能挺身而出,借由写信等各种方法与治疗者联系。另外他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若不同人格之间提出要求或疑问,尽可能不要为任何一方保守秘密。克莱尔的信即是所谓的秘密。卡伦再度踏进诊所时,我已准备好让她看那封信了。我决定在治疗咨询一开始就切入重点,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处理信件的问题。“我一直在想你之前曾告诉我,你脑袋里会出现不同声音,”我说,“尤其是晚上上床前特别严重。还有上次你提到好几个人跟你一起来我办公室的那个梦。我在想,你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我们并未意识到的状况?”我尽可能小心翼翼提起这个话题,但卡伦似乎渐渐明白事有蹊跷。她看起来很不自在,忧心忡忡,但我仍硬着头皮说下去。“我收到一封信,想拿给你看。”卡伦僵住,神情惊恐。“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小心地把信和信封递给她。卡伦读信,再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她的脸越来越苍白,闪过一抹恶心作呕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快昏倒了。“这封信或许是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长久以来困扰你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试图让她知道,我是真心想跟她一起面对、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思考了好一阵子,我认为你得的是一种叫‘多重人格障碍’的问题,”我说。既然我说了,她也别无选择,只得明明白白听我说个清楚。“根据你遗失时间的经历,还有你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曾写过这封信——你的表情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好了,现在该我闭上嘴,换卡伦上场了。卡伦在发抖,她看着大门,似乎随时准备夺门而出。她的脸色苍白,闪过好几种情绪——困惑、恐惧、屈服。慢慢地,她开始放松,原本惊慌、恶心的神情转为悲伤与接受。“我没料到会是这样,我没有心理准备,”终于,她轻声开口。“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帮你准备好面对答案,”我说,“但我认为这封信是个明显征兆,显示部分的你想公开这种状况。”“我了解,”卡伦说。我再次坐好,等待。“过去我总以为这些声音是我想象中的朋友,”她停下来,然后更轻更柔地说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不太确定她这句话的意思。“你听过这个病名吗?你看过《心魔劫》这部电影吗?”“没看过,但我听过片名。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避开这种类型的电影。”卡伦一副感觉自己被剖开、暴露在众人前的模样。她扭过头望向窗外,我看不见她的脸;良久之后,她转回来看着我,苦恼且心灰意冷。“你能帮助我吗?”卡伦终于问道,“还是我已经没救了?”“我非常想尽一切力量帮你,”我设法清楚、直截了当地表明我的心意。卡伦闭上眼睛,大大吐出一口气。“每个人都有几种不同的性格面向。但是在你身上,这些性格各自独立,分属不同部分的你,而且他们并未完全意识到彼此存在。”卡伦认真思索我的话,然后抬头看我。“我总觉得纳闷,为什么我常常没有感觉?”“也许某些事件或线索能解释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个部分,”我说。我想尽可能常用“我们”、“一起”这些字眼,强化卡伦“她有我这个伙伴”、“我会坚定支持她”的印象。“我很高兴我们能讨论这件事,”她柔柔地说。咨询时间结束,但我仍担心这次谈话对她造成的冲击。“你可以自己回家吗?”“我想应该可以。”我请她晚上打电话给我。我担心——超过我平常担心她的程度——她会再度伤害自己。她茫然、颤抖地离开。希望一切渐入佳境,我想。※※※※自克莱尔的信曝光以来,卡伦似乎更加意识到其他部分的自己,傍晚和夜间尤其明显。卡伦说她偶尔能察觉不同部分的她会用不同方式来扮演她的角色。她能感觉到意念转换的瞬间,现在她甚至偶尔能旁观自己如何行事。她说除了想伤害自己的那个部分之外,这种感觉其实不会太吓人。昨晚,她听见(或感觉到)一个男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叫她不要再跟我说话,否则她会受到伤害。当她开始生气——这很少见——她听见同一个声音教她如何生气。每到晚上,她会听见许多声音七嘴八舌讨论当天的事件,其中有些她甚至毫无印象;这种讨论似乎是让“大家”同步更新信息的方法。“这种感觉就像,”她试着解释给我听,“我上床睡觉,换其他人出来活动。甚至连白天的例行家务——像煮晚餐、打扫、开车送小孩上学——感觉也很陌生,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其他部分的我’替我完成的。我知道这些事我已经做过好几千次,但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曾真正做过这些事情。”卡伦讲得很快,身体前倾,指手画脚,跟我分享这一切似乎令她颇为宽心。“你还感觉到什么吗?”“我可以同时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不同的我可以各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她停下来,表情变得有些悲伤。“有时候,我觉得以前告诉你的那些虐待事件其实不曾发生过。我可以把记忆告诉你,但与这些记忆相关的感觉却不属于我,属于其他部分的我。”卡伦望着窗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最近你觉得怎么样?”她回过头说,“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但我认为应该不是真的有问题。”她停下来,头偏向一边,仿佛正在听人说话。“我脑袋里的婴儿哭声消失了。”“婴儿的声音?你听见几种不同的声音?”“我想大概有6种吧。”“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试图掩盖我的恼怒。但失败了。“我怕你会觉得我疯了,怕你会放弃我。”她抱歉地抬抬肩膀,怯懦地微笑。6种声音。谁的声音?我纳闷。早在专业训练初期,我曾见过为数不多的几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卡伦是我自己遇到的第一个。我意识到我有多兴奋(我竟能遇到这种病患),但我必须自我克制,集中精神,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她,否则我很可能搞砸整个治疗过程。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并不打算改变做法。我不会因为她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就偏离标准精神治疗技术。话说回来,这些声音说了些什么?6个!真的只有6个吗?※※※※有一天,卡伦问我万一她在咨询时发生遗失时间的事情,让我看见,并且和不同的她说话,届时我会怎么办?卡伦为此踌躇不定。尽管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做,但这种可能性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坦白说,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我并不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读过多重人格障碍的相关资料,也上过催眠课,然而我不曾在这类个案中用过催眠术。卡伦温顺、有礼又勤恳,总是带着歉意,但其他人格是否也如此安静受制,我没半点把握。到目前为止,每次我都遵照一套名为“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的标准技术为卡伦进行治疗。这套技术将我放在“接受者”的位置——无论卡伦提到什么我都照单全收,不能指引她朝任何特定方向联想。因此她说的每一件事发自内心,我也能借此接近导致她痛苦的潜意识中心。如果让病人随心所欲,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能下意识地描绘出自我治愈的最佳途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能成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然而,借由催眠方式与卡伦体内的“其他人”对谈,则将我带进一个全新的领域。下次见面时,卡伦给我几张纸,上头列出

                        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英国一本在线免费视频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英国一本在线免费视频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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